我叫丁深耕，原名丁慎经，1926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池上镇西池村，贫农出身，小学四年文化，1939年参加革命队伍，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离休。现住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海军干休所。
1938年，日本侵略军入侵我村，杀人放火，暴行累累，罪恶滔天，令人发指。在我幼小年龄的心目中，激起了极大的仇恨。下定了杀敌复仇的决心，萌生了当八路军，上前线、杀鬼子的强烈愿望。“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做亡国奴。”当时，就是抱着这种复仇的心情和气概投奔了八路军。1939年2月，我仅14岁，我村有一位早已参加八路军四支队的鹿林文回家过春节。值此良机，我，还有同村的另外三人，一致要求他带领我们入伍当兵，上前线杀敌人。林文同志说：你们都才十四五岁，年龄太小，入伍到八路军主力部队行军作战有困难，部队不一定接收你们。这样吧，我带你们去八路军的一座兵工厂制造武器，同样也是参加抗战嘛。
就这样，春节过后（1939年2月），我们四人在他带领下，到了鲁山南边的蒙阴县朱窝村旁的千人洞，以简陋落后的手工业方式，生产手榴弹和刺刀产品。厂长是孙世铭，没有政治委员。生产场地和宿舍都在洞里，条件很差。
记得在此地呆了不到三个月，在1939年4月还是5月（记不清了）的一天，就转移到了南边的织女洞。洞附近的半山上，有一宽敞的寺庙，房子不少。在这里生活条件大大地改善了，一是有房子住，二是发了军装（兵工厂是军事化管理，和部队战士一样），也换了新的领导，有两位厂长：周国资、何凤鸣，还从延安来了一位杨政委，从山东纵队来了一位郑指导员。工厂也有了警卫部队，记不得是一个连还是一个排。
同年6月，日寇对我驻地进行大扫荡，我们又向南转移，转移的过程中，与敌遭遇。当时，工人并未受到太大的伤亡，而警卫部队却伤亡惨重，杨政委、郑指导员也壮烈牺牲。剩下的工人集合在一个山头上，厂长讲话，决定当夜向北转移，找部队去。行军一夜，次日到博山县的瓦泉村，找到八路军独立团，政委是霍士廉，稍住几日，正在端午节之日，又赶上敌人扫荡。初在瓦泉南山，当晚跟随部队夜行军向东走，次日经过博山陈疃停留少时，又南下沂水，1939年12月又北上到了博山县李家庄乡的南峪村。1940年初，又转移到莱芜常庄。以后又南下到蒙阴县野店附近一村住下。
从1939年2月，我入伍到兵工厂，到1945年日寇投降前后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归属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兵工厂，八路军四支队、一旅、四旅兵工厂，八路军山东一、四、五军分区兵工厂。在这些单位，我是一名普通的工人（战士）。从1946年初到1948年8月，我们又归属为山东军工局，我在一下属一分厂任弹药装配组组长（手榴弹厂），后任文化干事。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6月，我们又归属为华东军工局，我在局党委职工科当干事。
此后不久，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化，部队作战所用之武器主要是取之于敌，军工局似乎已无存在之必要了。军工局机关及下属各分厂陆续进行了合并和撤销。工人复员还乡，干部另行分配工作。1949年7月，我到北京中央团校学习。
从1949年7月至1950年4月，我在北京中央团校学习。5月初毕业后回到山东淄博，我学习前住在石马的军工局也不复存在。即又分配到山东铝厂（南定），任青年团委副书记。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由于我长期做惯了军工系统工作，初到地方企业很不适应，工作就不安心，不满意，总想离开。
1950年11月，淄博青年团委发出号召动员工厂青年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我同山东铝厂的几名青年响应号召入伍准备赴朝参战，没有入朝。而在12月到青岛市分配到海军第三海校时，学的专业是鱼雷快艇，1951年7月毕业。
1951年8月，三海校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海军塘沽水警区下属的21快艇大队（团级单位）政工办公室（相当政治处）任文书。年底部队开始正式定职，有关部门向淄博地委组织部发信询问我在地方一段任职时间属于何职何级？地委组织部出示证明我为正营职。据此正式定我为正营职干部。
1952年10月，我快艇大队由塘沽调至青岛准备赴朝作战。后又突然将部队调至华东海军（即东海舰队前身）舟山基地为快艇六支队建制。我留在了青岛。
1952年11月至1954年11月，我在海军青岛基地下属之高炮部队防空政治部任秘书，后任组织干事。
1954年12月至1970年2月，我又调到北京海军政治部政治工作研究处任干事，1960年始任副处长。
1970年3月，在海军政治部下属海军报社任副总编（副师级）。
1975年3月至1982年10月调至海军南海舰队海口水警区任副政委。
1982年11月离休（时年57岁），1983年从海口返回北京。1987年1月人住海军复兴路干休所。
1955年授衔时，我为大尉军衔，到1965年晋升为中校。
以上就是我的工作简历，写得太哕嗦了，但是我还是想将我在抗日战争中感触最深的几件事情谈一谈。
一、许姓三兄弟，相继阵亡，令我深为悲痛，至今仍难以忘怀，深切的怀念他们。
军工厂与主力部队相比，相对而言，稳定安全，伤亡很少。但在恶劣的战争环境里，并非绝对安全，仍时有伤亡的可能。这是因为，一是日寇对我根据地频繁而残酷的扫荡，军工工人又不配发武器，按照职责来讲，是一个没有战斗力的群体，被敌伤害的情况是难免的。二是兵工厂以简陋落后的手工业方式，在生产武器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起码的安全设施和措施，突发性事故的伤亡也时有发生。
许姓三兄弟，即许志义、许志和、许存志，是淄川区佛村人，也和我一样，差不多是一个时间入伍的。许志和、许存志是在生产中发生事故牺牲的。死得最惨的是许志义，他是在1941年秋蒙阴县大崮山战斗中牺牲的。大崮，是蒙阴县72崮之中面积最大的。当时崮上除了有我们兵工厂部分工人外，还有临时上崮的山东军区机关人员，还有原已在住的八路军第二团的一个营（也可能是一个连，记不清了）。上崮的唯一通道是南门。当时，最激烈的展开白刃战（拼刺刀）正是在南门二团的部队，我们则在崮上周边的战壕里间接的、零星的参加战斗。所用武器除了少数年龄较大的同志配发几枝步枪外，多数同志携带手榴弹。在战斗中，许志义同志是在被敌机的机枪射中腹部的情况下阵亡的。死得很惨，被敌击中腹部后，因疼痛难忍，一再呼喊要我们快给他一枪来加速他的死亡，免受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能忍心下这个手呢。在根本没有任何医治条件的情况下，他万分痛苦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如此情景，令人心碎，终身难忘。特别在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深切怀念他们，这里也包括我的指导员许杰，战友李东祚、陈书棠，他们也是在这次战斗中死于敌人的大扫荡。
二、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我经受了考验，接受了锻炼。
1939年2月，刚到千人洞兵工厂时，因无房屋住，而宿在洞内既黑暗又潮湿的地上，从生产场地的大洞口处，到处在深洞之内的住宿之地，要经过没有照明设备的一个大坑，从边缘的小道上，一不小心就会掉人坑内。在经过几十米沿坑小道时，是举着杆草点燃的火把作为照明的。当时，手电筒还是稀罕物。睡在铺着杆草的地铺旁边有木柴火堆，既是供取暖之用，又是为了照明，就这样合衣而睡。在家住惯了热炕的我，一时真是难以忍受，最担心的就是从大坑旁边走过时掉在坑里上不来了。
此外，吃饭也是一个大难题。1941年在蒙阴县时，是以地瓜干加少量黑豆混合蒸熟而作为充饥食品的，苦涩难咽。当时，我们每人每月发1.5元钱的津贴，每周一至两次到附近豆腐店大吃一顿，三五成群，乐哈哈地改善生活，颇有乐趣。1942年至1943年，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最困难的时候，以野菜加上点玉米面，蒸不成型一拿就散的窝窝头充饥。还曾吃过榨过油的花生饼，难啃又噎人，边吃边用玉米骨棒磨成面掺上野菜蒸熟的食物。不仅我在外生活苦，我的家乡更苦，当时池上是国民党军吴化文占领，在此大造无人区，人民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人们以玉米骨棒粉为食，多人因饥饿而毙命，我母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饿死的。那时，根据地的军民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坚持抗战的。
三、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培养和保持了人们的高度政治觉悟和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是1942年4月入党的，不满18岁。当时，党的组织生活很健全，也很严格。每周开小组会，内容丰富。正是由于严格的组织生活，才使自己养成严于律己的习惯，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始终保持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正是由于经常的政治教育和个人坚持政治学习和不断加强修养，才在残酷地对敌斗争的环境下，在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使人们始终保持饱满的政治热情，坚强的战斗意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战斗勇气，朝气蓬勃的上进精神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
在我们村里，我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我两个小学时期的同学丁慎勉、邢维邦，邢维邦听说是四十军军长，已病故；丁慎勉是国防科工委纪委的常务副书记。我从一个贫苦出身的农民，成为部队的一名中级干部，我要感谢党对我的培养，感谢上级领导和战友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作为一个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我是满足的、幸福的。
2010年11月7日于北京
我的革命生涯——丁深耕访谈录（采访/满山红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