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乐疃党支部(文/孙尚华)

乐疃de 发表于2019-12-27 21:25:28

    我是1924年古历7月出生,16岁入党,村里的小学教员孙克锋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39年,村里建立党组织以后,首先在男同志当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有孙即荣、孙即跃等,还成立了支部,孙即跃是支部书记,孙即荣是组织委员,还有一个是宣传委员。那时不发生横的关系,因此对他们不是很了解。1940年,又介绍我们几个女同志入

党,首先发展了我姐姐,她叫孙尚智,这是我们的入党介绍人孙克锋给我们起的名字,姊妹四人分别为孙尚智、孙尚诚、孙尚敬、孙尚华。

    孙克锋是莱芜光宇人,经常到县里去,找政委李东鲁联系,回来再跟我们联系。入党以后,俺们这里单独女的成立了一个组织,有我和我的两个姐姐,还有我姑姑,以后又发展了我表姐刘云程,他父亲刘康侯是我舅舅。我们在一块学习,主要进行气节教育,因为那时乐疃村是敌占区,鬼子在那里有个炮楼,经常有鬼子、汉奸去。刘云程的父亲是二区区长,以后到区里去了,她就在我家住着,住了一年多,以后敌人经常来搜查、扫荡,我母亲怕她出事,让她走了,以后她去泰山区,参加了鲁中区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在吉山战斗中牺牲了。我们村还有个叫孙兆起的,在吉山战斗中被敌人刺了一刀,躺在血水里装死,没被敌人发现,幸存下来了:孙克锋对我们帮助很大,经常给我们讲上级要求党员怎么保密。那时山上炮楼里的敌人经常下来骚扰群众,我们晚上开会怕有动静让敌人听见,就脱下鞋来,光着脚走。有时还躲在山上的山洞里或地窖里学习。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教育群众团结抗日。我们村那么大,一个去当伪军的也没有,有一个想着要去干,大家动员他,给他讲危害,做他的工作,最后没让他去成。

    我参加革命与家庭教育有关系,我父亲孙烈东是同盟会员,经常教我们唱爱国歌曲,讲革命道理。我们参加活动,别的家长有制止的,但是他很支持。他还经常与梁锡三等国民党员联系。我舅舅刘康侯在国民党清党的时候,还进过监狱,我父亲托了好多老同盟会员才把他保出来。刘康侯出狱后就去莱芜教书去了,事变以后又出来干革命。他家成分不大好,但全家抗战。他儿子刘博新,14岁时参加革命,敌人到村里扫荡,他往山上跑,被敌人一枪打中了腿,敌人把他抓到了博山宪兵队,后来因为他年纪小,放松了对他的看管,他就逃跑了。但是,腿上的伤现在走路还瘸着。

    当时有个叛徒叫刘生海,是马公祠村人,在原山区当通讯员,他在来回送信时掌握一些情况。有一次,我们去区里被他看见了,他认为我们是跟八路军有联系,立刻跑去报告了日本宪兵队。日军一听说有共产党,就赶快采取行动:那时我们都很警惕,一听到有汽车的声音,我和姐姐就赶快往山岭上跑,我们在山岭上看到敌人,到庄外就直接停下车到我们家去了,结果扑了个空。那时我二姐生病很厉害,我父母亲都到我二姐家去了,只有我和我大姐、三姐在家,我们跑到岭子上以后,家里没有人,敌人就找到我们的老家,逼着问我二大娘、三大娘说出我们家的人都到哪里去了,我三大娘说我们去上坡了,敌人逼着她们领着去找,她们不去,就把她们带到村上折磨了一顿就走了。第二天又去了,把我大姐抓住了,带去审问了好几次,还揍她。敌人看我大姐的模样,与报告人描述的不大一样,报告人说我大姐是大脚,留的是短发,结果我大姐是缠放脚,梳着根辫子,身体比较瘦弱。

    大姐被捕后,又把我母亲逮去了。家里为了把我大姐和母亲保出来,把家里的地都卖了,卖了三百块大洋。我的一个姑父是个矿主,认识好多人,他委托从朝鲜来的一个姓赵的翻译,把我大姐和母亲保出来,她俩一块被关了两个月。

    那个叛徒刘生海,后来一天夜里,区里派了两个人,在乐疃抓住了他,把他枪毙了。

    还有支部书记孙即跃也被捕了,营救出来也是找的我那个姑父。因为我姑姑家的大儿子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他在家的名字叫王树元,参加革命以后叫王恒,他和王瑞孚当时都是颜山中学的学生,他对我村的政治空气发挥了很大作用。还有李振,日本鬼子在1937年占领博山城里之后,许多进步青年都撤到山里参加抗日队伍了,李振、王瑞孚、王树元等,就到了我们村。我们一起到原山区去过,那时我年龄比较小,组织上想培养我们当卫生人员。但是,正遇上鬼子扫荡,鬼子这里也围住,那里也围住,到处出不去,当时是左希温领着我们在山上转,最后把我们送出去的。他们到我村以后,做了一些宣传工作。王瑞孚的姨是我的一个大娘,他住在她家里,我表哥王树元住在我家里,李振家不是这里,他就住在学校,晚上他就办夜校给大家讲课,主要讲日本鬼子统治东北以后,东北人民怎么反抗。去听课的人很多,院子里满满的,他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坚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也是受这些教育的影响,很激动,就想尽快参加革命。经过他们这样一宣传发动,就把全村的人都鼓动起来了,群众对抗日的意识就比较浓厚了。后来李振就走了,到池上去了。王树元是转过年来,洪涛参加完徂徕山起义之后,路过我们村,一路上北去了淄川马棚。那时我才14岁,爬到高山上,看到一大些人一起走,洪涛病了,被人抬着,听说好像是肺结核。王树元知道这事以后,就要求积极参加,跟着部队就走了。到了第二天我的一个堂哥,亲自到博山城里把王瑞孚叫到我们村,然后又把他送走了。王树元与王瑞孚是同学,关系很好,王树元家境富裕,王瑞孚上学时王树元接济他很多,两人感情非常好。王树元后来牺牲了,王瑞孚为了纪念他,改名叫了王纪元。1946年1月我也到博山城里去住了,后来我还与王纪元通了几次信。

    我大姐孙尚智解放后当过博山区第二届政协委员,让她当护士她不干,后来又回到了村里。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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