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孙兆兰，曾用名孙子衡。1919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樵岭前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读完小学即到陶镇山头窑场做窑工。在做工期间，他结识了在窑场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抗日战
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入党并坚持地下工作。后来又按照党组织安排，回村以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做地下工作。担任过村、乡党支部书记、武工队指导员，原山区公所财政助理员、副区长。淄博解放后，先后担任淄川城区区长、区委书记，洪山区区长、党组书记；市农林水利局副局长、市农业局局长；从1974年12月起，担任市农业供电管理局局长，直到1980年8月与市供电局合并。主动向组织提出离职回乡养病。1981年4月，省电业局批准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1989年12月病逝。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虽然从实际意义上说从未务过农，但却在走上革命道路后，一直从事与农民有关的工作，农林水、农电事业，甚至为建设太河水库而奔波。晚年离休后，又返回故乡发挥余热。他的一生离不开“农”字，也勤勤恳恳为全市农业发展，农民福祉服务了一辈子。他在临终前一年为樵岭前烈士碑竣工留下了“英雄热血洒青山”的诗句，现在看起来，这不仅仅是他对先烈的敬仰缅怀之情，亦抒发了他“热血洒青山，忠魂归故土”的人生感悟。
父亲出身农家，自幼聪明懂事，在村里读完小学便被送进博山城里学生意、当徒工，走上谋生之路。父亲在山头庄恒顺益号窑的作坊坯屋泥棚里干了13年。这期间，他没按长辈们所期望的那样安分守己地做工挣钱，养家糊口，而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黑暗中求解放的革命道路，并于1940年4月在孙即顺、王瑞五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窑工掩护，接受党组织交待的任务，搜集敌伪情报，宣传抗日，秘密做群众工作，经父亲引导和动员，先后有两名青年窑工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自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伪军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在城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革命队伍中少数人经不起白色恐怖的考验而叛变投敌，使我城乡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父亲与直接联系人和党组织失去联系。1942年秋，经多方努力重新接上关系，继续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为党工作。1945年2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辞去窑工，回村以教书先生为掩护做地下工作。樵岭前村虽地处深山，我党却早就在此建立组织，开展活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尽管村北的北大顶上有敌人的炮楼，但我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在村里坚持斗争，依然十分活跃。学校是党的地下交通站，我家自然就成了接待站。母亲常常起早贪黑操持家务、干农活、带孩子，同时还要为接待过往同志准备干粮、烧开水、准备给养，还要时刻应对敌人的袭扰，整天提心吊胆。曾有一次，水还没烧开，炮楼上的敌人就来了，同志们转移后，一大锅水引起敌人怀疑，一再追问“烧这么多水干什么？”母亲只好推说父亲生了疥疮需热水洗烫才搪塞过去。父亲在学校悄悄向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宣传抗日道理。经常给学生讲民族英雄岳飞抗击金兵的故事。还书写传单向敌炮楼散发，如“赶紧找后路，及早做盘算，鬼子滚了蛋，三本咋着办？”以此瓦解敌军。还编写民谣让学生演唱：“1937年，鬼子进中原。杀人又放火，坏事全干遍。好人去抗日，孬种当汉奸。大家要齐心，跟着八路干。准备大反攻，胜利在眼前！”
在教书期间，父亲还参与了村党支部的领导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组织村里的民兵武装，动员爱国青年参加八路军，发动妇女为部队做军鞋、送给养。村里的民兵组织在战争中多次配合我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攻打敌炮楼，伏击敌人。他还带队参加了禹王山、青州、淄川、莱芜和张店等战斗的支前工作。
日本投降后，父亲除担任教员外还先后任村和乡党支部书记、武工队指导员。后来到原山区担任财政助理员和副区长。原山区的范围就在博山城西南郊区，敌人的炮楼到处都是，环境复杂。我们的队伍整天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活动，父亲肩负的工作必须经常深入村里户下。一次他与孙兆厚同志去乐疃村，刚进村就看到一个拾粪的老乡，对着他认识的孙兆厚不住的打手势，意思是让他们快跑。两人觉察有敌情，立即撤出村，刚爬上后山，二十多个敌人就追出了村。有一次，父亲傍晚回家，母亲刚烧上水，准备给他泡个煎饼汤，就有人向敌人报告。敌人冲进天井就向屋内开了枪，父亲接过母亲急忙包好的煎饼，从后窗跳出去，爬上北山，敌人把我家团团围住，但是却扑了空。父亲在外工作，爷爷、奶奶、母亲他们整天提心吊胆，经常被敌人招去拷问，并捎信传话引诱威胁。但父亲毫不动摇，坚持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1946年4月，父亲参加了我鲁中行署首次“三模”（学习模范、支前模范和教育模范）会议，受到了表彰奖励。1948年被原山区委评为二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由于工作需要，调动频繁，先后在淄川县城区、洪山区和市直机关T作：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严于律己，深入基层、平易近人的T作作风没有变。建国初期，我家生活十分困难，有时父亲从乡下回来，一进门就是好几个人，母亲准备饭都来不及。但父亲总是宁可家里人饿肚子，也要照顾好来的人。虽然困难，从不沾公家的便宜。1958年3月，父亲调机关工作，搬家时，区机关同志从淄博矿务局借了辆卡车，要送我们到博山，父亲坚决不同意，以没什么东西可搬为由，自己雇了两辆小推车，把我们送到淄川火车站。他在洪山区任区长时，我家住在卫生所院内三间小屋里。当时卫生所用房紧张，他就让我们腾出一间给了卫生所使用，全家六口人挤在两间小屋里住了近三年。
父亲向来对自己、对家人要求十分严格。他从洪山区调市农林水利局工作，当时要求机关干部一般进城不带家属，能安排回农村的尽量回农村。父亲带头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回到了樵岭前村。母亲直到1986年才按有关政策由农村转为城市户口，这时她已经近七十岁了。大姐原在城里学校当教师，1963年政府号召下放，父亲动员她报了名，到张店房镇农村当了教师。二姐考上淄博建材工业学校，毕业本来可以在本省就业，国家号召支援三线，父亲动员她去贵州省水城一二五厂工作。1967年我初中毕业，父亲又让我回乡当了“知青”。尽管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不徇私情，但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生活上对子女依然十分关心，经常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干好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搞特殊，不谋私利。1969年我参军当了铁道兵，在内蒙古大青山里搞国防施工。他正在市直机关一零四干校劳动改造，得知我埋怨整天打坑道，生活艰苦，施工危险，想早退伍回家时，他写信告诫我：“部队条件艰苦，但能锻炼人，吃不了苦，今后也很难干好工作。”他还写信给连队领导，让他们做好我的思想工作，教育我安心在部队。
父亲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搞特殊。对下属、对同志却十分热情，格外关心。他在当农电局局长时，正赶上调资，由于名额少，人员多。他郑重提出领导干部让一般干部，干部让群众，机关让生产第一线的原则，并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调资。由于他以身作则，使调资工作顺利进行。他从1963年定为行政十五级，直到离休还是十五级，工资近二十年未动过。自1958年母亲回农村后，父亲一直是在机关住单身宿舍。直到后来机关分宿舍，他也以自己是单身，家属是农村户口为由谢绝大家的好意。一位老同志服从组织调到贵州工作后因病去世，老伴没有工作且患重病，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父亲知道后，帮助转回淄博安了家，又帮成人的孩子安排了工作。可二姐到贵州后，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手指和脚趾都变了形。也想让父亲出面联系把她调回淄博，父亲却劝她说：“人家困难，实在生活不下去，你还年青，先在那里干几年吧。”或许是二姐的抱怨埋在心里，以后从未再提调动之事，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把短暂的青春年华冻结在云贵高原上的水城水泥五厂，去世时年仅38岁。
父亲一门心思干工作，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他所热爱的农村建设事业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市组织力量进行太河水库建设会战，父亲担任副指挥，分管负责最棘手的移民动迁工作。按工程设计要求，水库将淹没太河、口头的13个村庄，还要按百年一遇洪水水位，对234米高程以下14个村、2300余户、上万口人做好动迁安置。这项关系国计民生的艰巨重担又压在父亲和移民办的同志肩上，父亲象革命战争年代走村串户动员群众支前一样，带领同志们风餐露宿，栉风沐雨，没白到黑地了解民情，调查研究，不厌其烦地做宣传动员工作。由于他们的艰苦努力，使移民工作按要求完成了任务。
父亲自从参加工作，“家”的概念对他来说非常淡漠。为了工作可以几个月甚至半年也难得回家一趟，以至于父亲在孩子的眼里既伟岸威严，又冷淡陌生。听母亲说，他在淄川工作时，我家住在中街两年多，直到搬家去洪山，房东老大爷也不认识我父亲。在市农业局工作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和下属单位，与基层同志实行“三同”，骑着自行车或步行奔波，很少在机关坐办公室。1964年他在周村参加“四清”工作时，到一个大队组织会议，有的同志不认识他，认为他还没到，实际上他早已和大队的同志交谈工作多时了。
三
1966年开始的“文革”，对国家和民族是浩劫，对个人而言既是灾难又是考验。父亲作为领导干部也毫不例外地被“罢官”，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变节分子的帽子进行反复批斗。常常是白天挨斗，强制劳动，晚上写检查。宿舍被抄，橱子和抽屉被贴上封条。宿舍走廊里、门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时一天被揪斗多次，机关斗了下属单位斗，还要陪领导挨斗。经常被斗得疲惫不堪，衣服上满是汗渍，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有时挂上牌子游街，不让喝水，不让吃饭。那个年代，只要错过了食堂开饭和打开水的时间，到了晚上，是没地方吃饭喝开水的，因此父亲经常是饿肚子，喝自来水。父亲为了工作也得罪过人，在批斗时不免有个别人动粗、动手现象。但大多数同事、下属表面上与父亲划清界线，却处处找机会给予关照。记得有一次一位叔叔嘱咐我：“你爸爸晚上回来，你准备点饭，多打两壶开水。”有时晚上父亲回来没饭吃、没水喝都是单位同志们给他送来。处于危难中的父亲也尽可能的关心帮助别的同志。他曾几次让我给单位另一位受批判的领导送过饭和开水。我们村与父亲同时参加革命的孙晓光，因为是市委常委，属于实权派，受批判更厉害，住的地方离父亲住处不远，父亲多次让我给他送去馒头和稀饭。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岁月里，自己在肉体上精神上受点折磨算不了什么，但最使父亲受不了的是奶奶在老家病重，不允许他探望。奶奶去世，也不让去奔丧，理由是怕父亲畏罪自杀、潜逃。父亲非常生气，愤怒地质问痛斥造反派：“我没有什么罪，我不会潜逃！也绝不会自杀！”
四
父亲一生坚持的原则就是相信党，服从组织。从来不给组织和别人添麻烦。1980年8月，他回到故乡安居。上级批准他享受厅局级交通医疗待遇。但他从来不用单位的车，有时去医院看病拿药，也坚持乘公交车，或搭村里的便车。他时刻关心和支持村里的经济发展，积极为发展经济献计献策，出主意想办法。向村领导提出利用山区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开发旅游业等方面建议。
父亲和家乡、人民有感情，他在外工作的岁月里，一直想着家乡，惦念着乡亲们。有时遇到本村人，家乡有人来找，不管有多忙，都留下吃饭帮助办事。他在周村参加“四清”工作时，想起本村的孙启广在旧社会家贫，曾将一个儿子送到周村一户人家。他就多方打听，费尽周折终于给找到了。他又在百忙之中陪孙启广与儿子见了面。回乡后，父亲和乡亲们相处融洽，乡亲们有什么困难，家里有什么事也爱跟他说。他常对家人说：“人家事，咱应尽力帮，帮不了大的帮小的，实在帮不了，帮着想想办法，甚至安慰安慰也可以。”特别是有一时困难借钱的，他很少推辞。有的数额小，干脆就不要了。他常说：“庄里乡亲谁用不着谁。”
樵岭前村是革命老区，许多在外工作的老同志，虽然都已离开工作岗位且年事已高，但都有帮助家乡经济发展的愿望。父亲多次建议村里，请他们回家探亲，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父亲还亲自写信向他们介绍村里发展情况。在父亲的热情感召下，许多老同志圆了为家乡经济发展出力的梦：战争年代，樵岭前村有一百多名志士为民族解放外出参加革命，有20多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继往开来，教育后代，父亲与老同志们建议修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于1988年7月1日耸立在了青山翠柏之中，“气壮山河”四个大字金光闪闪。那天父亲特别兴奋，在当日台历上庄重地写下了：“英雄热血洒青山，白骨散尽忠魂还。挥泪立碑慰英灵，烈士含笑卧九泉。”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留下的诗句，抒情言志，感悟人生。
（作者系孙兆兰次子，原博山区国税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