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新，原名任尊三，曾用名马昕。1918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夏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37年参加革命。离休前为长春市第六届政协主席。
马鸿新的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写有一手好字，在当地小有名气。家里只有祖上留下的四分山地，和几间破草房。马鸿新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老小。
因家境十分困苦。为此父亲曾两次闯关东“卖苦力”，累出一身病，却未挣到钱。他的母亲，性格倔强又勤劳朴实，起早贪黑地劳作，却仍然无法改变家庭的境况。为了全家人的吃饭，马鸿新的三个哥哥租了地主家十余间空房，开起面食店。白天做面条、烙饼、蒸馒头卖，晚上又办成小客店，接待推小车运煤、运瓷器的过往人员，全家老少勉强度日。
马鸿新自小懂事，勤劳能干，年满七岁后，父亲将其送入本村小学读书。1931年，马鸿新经过6年的苦读，读完了高小。1931年秋季，马鸿新参加了考试，被颜山中学录取。1934年，马鸿新初中毕业又考上了高中。这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家庭的贫困没有力量供他上高中了。为此，他苦恼而愁闷。这时候，一位中学进步青年教师为他指出一条新的求学道路一到临县的益都师范去读书。因为那里不收学费，每月还发五元钱的助学金。马鸿新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经过考试他又被录取。
益都师范学校很早就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在马鸿新的同学中，就有抗日救国会成员，他们经常向马鸿新介绍一些进步书刊，向他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日救国思想。在抗日救国会的帮助影响下，马鸿新的认识和觉悟都有很大提高，并加入救国会。他们平时读书、唱歌、上军事课，假日下乡宣传抗日，国民党县长也不得不口头鼓励他们。，马鸿新很快成为一个活动积极分子：
1935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益都师范地下党立即组织学生游行示威。马鸿新高举大旗走在队伍前面：学生们还用演活报剧、口头演讲、贴标语……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国民党益都县长和县党部命令学校提前放假，勒令学生一律回家。
1936年春，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抗击日军，收复了百灵庙失地。救国会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和募捐慰问抗战将士。行人和商店纷纷捐钱捐物，唯独和国民党县党部有亲戚关系的一家当铺，不但一毛不拔还辱骂学生。马鸿新和同学们在愤怒之下，把当铺的招牌打下来，扔到北大桥下的河中。这件事对一些大商号震动很大，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捣乱了。学校的大部分教师是同情学生行动的，迫使国民党派来的校长也表示赞同学生和救国会的行动，并劝告学生“要好好读书，不要越轨”。马鸿新在师范学习时，酷爱数学，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在毕业全省会考时获得了前18名的好成绩。
“一二九”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吸收青年学生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3月，经共产党员李志韶介绍，马鸿新参加了“民先”组织。从此，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个战斗成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规模侵占我华北；9月，日军侵入山东，国民党守军望风而逃。马鸿新已从益都师范学校毕业，“民先”分配给他的任务就是组建抗日武装，准备在敌后打游击战。马鸿新与其发展的10多名“民先”队员，通过说服教育很快搜集了10多支枪，后来搜集枪支的任务越来越难。因为当地有一股封建道会门组织——堂天道，他们也以“打日本替天行道”的名义搜集民间枪支。博山县委（当时用“八路军驻博山办事处”的名义）决定，争取改造他们站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马鸿新和王子虹奉命打入堂天道内部。王子虹被封为“副道长”，马鸿新被封为“参谋”。后来堂天道被中共博山县委和八路军四支队改造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正式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1939年1月，马鸿新被安排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到校不久，他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政治班的班长。4月，学习期满被留校任助教和指导员。为了尽快适应助教的工作，马鸿新阅读了大量的理论书籍。在教学实践中，边学边讲，使教学质量步步提高。抗日战争时期，敌我斗争残酷，有一次学校在转移时路过沂水河，遇上山洪暴发，马鸿新和10多名男同志跳入洪水中搭成人桥，让病号和女同志通过，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次行动，没有丢一枪一人，受到了省委的表扬。
1940年底，马鸿新被调到泰山地委任地委秘书、训练班教务主任。不久，又调任泰山地委统战科长。次年春天，马鸿新到博山县边沿地区检查工作，住在郭庄村公所被一股外出抢粮的伪军抓去。敌人见他着装不像农民，就严刑审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八路军”。马鸿新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承认。地委闻讯后，立即组织营救。他们以翟县长的名义警告敌镇长一定要把马鸿新保出来，否则“拿他和伪军头子抵命”。这一下，敌人只得把马鸿新放了出来。党组织于当日下午即宣布恢复他的党籍。马鸿新在泰山地委工作期间，为了反击敌人的扫荡，泰山地委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县领导开展工作。11月，马鸿新和博山独立营一部在下庄一带活动，一天早上与敌人遭遇。在万分紧急时刻，马鸿新和独立营邹营长商议：立即派人向地委机关报告，让他们转移；同时组织部队分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我地委机关在独立营掩护下，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马鸿新和两名地方干部、一名伤员隐蔽在山洞中也作出了最坏的打算。由于邹营长突围吸引，敌人没有来搜山，马鸿新和战友们顺利回到地委机关。
1943年春，中共泰山地委决定，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马鸿新任委员，并兼任博山县鲁村区区委书记。马鸿新到任后，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制订了三项斗争措施：第一，整顿群众组织；第二，在一些有条件的村庄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第三，开展对敌斗争，瓦解敌军，打击死硬分子。在开展对敌工作中，马鸿新和区中队对日伪军吴化文部队内部开展瓦解工作。经过工作，吴伪二营营长杨凤武开始给我们送情报，又在一次运粮时把伪军引进我军伏击圈，一举被我击毙16人，生俘300余人。还有一个排长，率领31人起义投诚。我区中队还经常到敌伪炮楼附近喊话、散发传单、寄送“通行证”……，使伪军惶惶不可终日。
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同志说：“鲁村区委的工作是出色的，是打不垮、砸不烂的！”
1944年秋，马鸿新调任中共博山县委宣传部长。这期间，他还曾代理了半年的县委书记，并兼管过组织工作。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马鸿新带领大家日夜奔忙，先后输送7个连的兵源到我主力部队。同时，在农村全面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保证了抗日物资和兵源供应。另外，马鸿新还抓了普及村办小学和成人识字班工作；县委也办起了初级党校、训练班，成立了县剧团和小乐队，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上级通知马鸿新到鲁中区接受新的任务，到东北去，与东北人民一起创建革命根据地。
我华东、华中、华北、中原、西北等解放区，抽调党政军干部和各种技术人员进入东北。其中仅山东一地就抽调主力部队7万人，地方干部4千余人。山东鲁中地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委指示于1945年9月至10月，抽调了500余名优秀干部奔赴东北的路上组编了一个大队、五个小队。泰安地委书记刘莱夫任大队党委书记、于杰任大队长，并由刘莱夫、于杰、张烈、郑学孔、刘采芹、韩信斋、马鸿新等7人组成了党的委员会，马鸿新任第一小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不几日后开始了身背行李长途跋涉的生活，当时步行速度定为日行70华里。从泰山地区的新泰县到胶东北海区黄县的龙口港整整走了半个多月。八、九月份天气炎热，常常是汗流浃背，喝不上水，但都是按计划行走着，无人叫苦和抱怨。
在龙口等船时，曾两次被东北逆风刮了回去，第三次才得以启程。一周的等船期间，还组织队员进行了行船纪律教育：一切行动听指挥，注意安全；尊重船老大；不准乱说，乱走动；遇敌情不慌张，遇事大家商量处理等，要求党员带头遵守。大家都精神十足的等待渡海，当真要渡海时，不少人特别是女同志，产生故土难离的情绪，有的还流下了眼泪。但还是互相安慰着愉快地登船了。
马鸿新带领的一小队，坐的是小汽船，一路上大家忍受着颠簸带来的呕吐，互相照顾，还好赶上顺风，用了6天的时间，比较顺利的先期达到目的地——大连附近的皮口港。五小队的100多人的风船作为领队，除五小队的全体队员外，还有大队部的领导，结果遇上暗礁和逆风，在海上整整漂了半个多月才到达。
大家在皮口港休整了三天后，又背着行李出发来到普兰店，原计划乘火车北上，队伍到了车站，绝大多数同志第一次见到火车，感到新鲜，有的坐上平板车，有的上了装牲口的闷罐车厢，上车之后，等到快十二点车还不开，这时又被苏联红军赶下车，大伙都饿着肚子，穿的又薄，大家生气地埋怨红军老大哥不够朋友。无奈之下，只好步行经大石桥、海城到辽阳，才乘上火车到达辽宁省本溪市东北局所在地。
在东北局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后，对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东北局还为每个同志发放了日用品和经费。同时，宣布留下于杰、张烈、刘采芹等30余名干部，在东北局、南满分局工作。刘莱夫、马鸿新、张健彪、郑学礼等继续北上。
大队在1945年底到达抚顺，并在东北抚顺第一次过新年。马鸿新在新年联欢晚会上演出了自编自演的快板，逗得同志们哈哈大笑。
新年后，大队继续北上。这时，东北已进入严冬，大雪足有一尺多厚，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队员们穿的棉衣比较薄，冻得发抖，病号也多了起来。好在到了吉林省磐石县，见到了解放军纵队司令员万毅和政委周赤萍，给每人发了一件军大衣，解了燃眉之急。万毅和周赤萍还带给大家一些好消息：肖华带山东军区机关1000多人到达丹东；罗荣桓带山东军区4000多人到辽宁；罗舜初带鲁中部队9000多人到鞍山地区等等，大家听了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非常高兴。
此时，马鸿新已担任了副大队长，仍负责帮助一小队的工作。他从东北老乡那里学会了好多御寒办法，教同志们乌拉鞋怎么穿法，并讲了乌拉鞋的民间故事。
大队北上来到松花江边乌拉街。这里是满族发源地之一，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那年天冷得早，江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渡船早已停运。怎么办？冰面上忽然出现一个推着小木爬犁过河的人。马鸿新眼睛一亮，立即布置大家钉小爬犁。另外还买了一条长长的绳子，以防万一。准备就绪，马鸿新领着一小队的人员先渡，紧跟着又一个小队过去了……，大家顺利踏渡成功。
从乌拉街启程，原打算一周内到达中共北满分局——通河，哪知越向前走困难越多，首先是国民党土匪的干扰，其次是百姓对我们不了解，行进中找个向导都困难，老百姓见了我们就跑。
部队到达榆树县，路上打了两次仗。下一站是五常县，听说五常又被土匪占领了，大队只好根据地图判断方位前进，穿过了百里方圆的原始森林，又踏着厚厚积雪，一路上还不时遇到冷枪骚扰。马鸿新带领前导小队，边搜索边前进，到达了黑龙江省中共北满分局驻地。东北局副书记陈云接见了他们，并详细谈了东北地区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干部大队听了报告，又进行了详细讨论。经过认真地准备后，他们分头先做调查研究工作。马鸿新和刘莱夫率领97人的工作队到木兰县做调查研究工作，直接为中共北满领导机关提供第一手经验材料。马鸿新带领工作队员，做了月余的调研工作，向中共北满分局做了详细汇报后，于1946年4月被正式分配到木兰县任县委书记。一同来木兰县的97个山东干部，仅留下12人，其他的由刘莱夫同志全部带走开辟新地区工作。留下的12人有4人在县机关，分别任县大队长、财粮科长、办公室主任、民运部长，县长和公安局长是部队留下的，其余都被派到各区任区委书记（当时叫指导员）。马鸿新和县长张明伦带领这十几个关里来的干部开展木兰县的全面工作。当时县委班子只有五个人组成，除他之外，还有县长彭影（即张明伦），民运部长张彦胜，公安局长周嘉庆。木兰县在哈尔滨市东北部，是松花江畔北满铁路两厢的一块宝地。这里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政治形势却非常复杂。历史上哈尔滨、牡丹江等大城市的职业盗匪，作案后就逃到这里躲避销赃。日本人来了，他们当汉奸；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成了“先遣军”。他们和当地的地主奸商沆瀣一气，大肆掠夺民财，无恶不作。这些人把木兰看做是他们的天下，和共产党是死对头。当时人民群众对我们并不了解，对八路军能否站住脚有怀疑。县委经过研究，认为首先还要解决群众最迫切的问题，即土地问题。经过试点，县委分成若干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农民把土地看成是命根子，当他们把黑油油的田地分到手时，心里乐开了花。
在土地改革的同时，还在城镇进行了减租减息工作。在一些工矿企业，为T人们增加了T资，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让他们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
农民得到土地后，最关心的事，是如何保住胜利果实，不再受二茬罪。木兰县委根据群众要求，提出了“武装起来，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很快形成了新的群众运动。
首先，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有的叫自卫团）。村村有民兵站岗放哨，对敌人破坏活动起了强大的威慑作用。
其次，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木兰县掀起了参军热潮。广大农村青年，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仅1946年至1947年两年间，木兰县就先后向主力部队输送了3000人。另外还组织了1000多人的担架队，随野战军南下作战。
国民党残匪把木兰县看成眼中钉，多次组织武装骚扰，阴谋杀害我地方干部和群众骨干分子，推翻人民政府。
东北民谚说“江北的胡子——不开面”。意思是说，黑龙江一带的胡子多的没法算，坏的忒蝎虎。木兰县也有政治土匪，一个叫张玉书，一个叫王光宇。前者是日伪村长，后者是日伪警察所长。张玉书被国民党封为“上校团长”，王光宇被封为师参谋长，他们企图摧垮木兰县人民政权。
当时木兰县有位名叫隋殿俊的区政府工作人员。6月11日，敌人向他实施策反后，他立即将实情向上级作了汇报。县委获悉后，马鸿新和县长张明伦当即决定“将计就计”，令隋殿俊打入敌人内部，摸清敌人的行动计划。为了提高隋殿俊的身份筹码，特意宣布他为县大队参谋。张玉书等人，如获至宝，很快宣布隋殿俊为校级军官，并吸收他参加敌人的秘密会议。6月13日，县委得到隋殿俊的报告，敌人已在大贵区中队拉拢了一批人“下水”。他们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准备在15日举行大暴动，摧垮我县区两级政权，代号“六一五”行动。
马鸿新接到报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他们一方面向上级报告。一方面派出公安员吴明远，带一个排去大贵区，先把敌人的枪缴下来。在派人平叛的同时，决定：立即逮捕木兰县大队的“内奸”，一个姓吴的排长，还有另外几个人。挖掉了国民党在我内部的眼线。各区也分别逮捕了一批通敌分子和内奸。木兰县的剿匪行动有节奏地运转起来。
陆续传来消息：
……到大贵区的一个排没有完成任务。大贵区中队副中队长也投敌叛变了，还打死了公安员吴明远，绑架了区委书记戴青元和农会会长等人。
……匪徒们集中到元宝山屯一带，并在元宝山大庙前拜了军旅和大帮头。匪徒番号是国民党八十八师八零四团，张玉书是上校团长，王光宇是八十八师参谋长，共有200多人，半数没有枪。这时相邻的东兴县发生反革命暴乱，县城被张玉书等部匪徒攻占。匪徒们砸了监狱，放走犯人，洗劫仓库、贸易公司和部分居民。另外，他们成立了维持会，在城区修飞机场，准备迎接国民党中央大员到来。这时，敌人的总数是547名，为了防止我军反攻，匪首张玉书安排各城门加岗加哨，严加防守。6月17日，木兰县县大队配合兄弟部队对东兴县城展开了围攻。开始，匪徒火力比较集中，我军未能一举攻人城内。后来，我军集中兵力攻打西门，一匪营长被我打死。在城西北的我部占领一处高地，居高临下猛攻敌人，打进了城内。匪首张玉书慌了神，决定向城东南大青山逃跑，各城门的防守匪徒也狼狈而逃。至此，东兴县重新回到人民手中。随后，马鸿新与县委班子决定，立即组织县大队和部分区中队兵力，乘胜追击，经过数次小规模战斗，敌大部被歼，剿匪平叛取得了胜利。
松江省委、省军区，表扬了木兰县委和县大队。人民群众在平叛中，也接受了经验教训。他们除进一步加强自卫团民兵的力量外，还对一些通敌分子和暗藏的敌人进行了检举和逮捕。经县人民政府批准，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木兰县的政权更巩固，人民的生活也更加安定了。1947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城工会议提出，人民解放军在夏、秋季和冬季攻势中，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独霸东北的妄想，迫使国民党军队退守锦州、沈阳、长春几座孤城，人民解放军已处于主动反攻的优势。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把城工工作摆到第一线，才能适应和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就是要在解放长春战斗中，建立中共长春工作委员会（简称“长春工委”）以配合军队攻城、发动和宣传组织群众，以及长春解放后进行的城市建设任务。
1948年1月，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在哈尔滨找到担任过九台县委书记的杨实人和木兰县委书记的马鸿新，进行了3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张秀山向他俩详细讲述了建立长春工委的意义、任务，并具体交待了工作的细节。确定由杨实人担任工委书记，由东北局组织部调来赵东黎任组织部长，马鸿新任宣传部长（后又兼任民运部长），陈少中任武装部长，另有松江省委社会部负责人陈泊、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独立七师政委邱子明、独立九师政委钟民工为工委委员。在围困长春过程中，工委组成人员随着形势发展，曾不断有所调整，只有马鸿新一直担任着工委宣传部长兼民运部长。张秀山还告诉他们，长春工委先由东北局城工委和松江省委双重领导，以后，由吉林省委领导。
1948年2月上旬，春节后的两三天，长春工委的干部在工委书记杨实人带领下到达九台。3月22日，长春工委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陈光也到会指导。会议决定：配合围城部队封锁长春，为最后接收长春做好一切准备。
按照会议决定，工委所属各部立刻开始行动。宣传部长马鸿新和武装部长陈少中，立即动手组建起长春工委工作队。这支工作队，有从黑龙江农村抽调的土改运动农民积极分子和少数基层干部，也有从长春学院抽调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学员，还有些是部队的随军工作团人员，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大后方和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人员，最多时达到150余人。陈少中任大队长，马鸿新任党委书记。大队建立之初为四个中队，下设有分队和若干个小组。后来，根据工作和形势特点，将原来的四个中队，又合并划分为长东和长南两个工作队，进驻长春以东和长春以南近郊一带活动。
战争时期的宣传，对己方，鼓舞斗志；对敌，涣散其军心。马鸿新作为长春工委宣传部长，在围困长春10个月的战斗中，利用宣传这个阵地，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工委宣传部在马鸿新的领导下，通过印刷标语、宣传单等方式，一是通过内线和出入长春市的可靠市民秘密携带、散发宣传品；二是在靠近长春市边沿区的村屯群众建立点线关系，通过点线在市内散发宣传品；三是通过在市的地工关系，造舆论，撒传单，写标语；四是向市内发射宣传弹。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前后散发宣传品40余种，数十万份。敌人对如此强大的宣传攻势，惊恐万状。一次通过内线竟将宣传品直接送到了国民党新七军军长李鸿之手。在国民党60军起义前，我们的宣传品在该军中达到了半公开传播的程度。而许多宣传品和传单的组稿，大多出自马鸿新之手。据统计，从1948年6月25日至7月31日，我军平均每天收容投诚或逃兵152名，8月份平均每天收容193名。而且，大部分投诚者和逃兵手中，都有我们散发的宣传单或通行证。马鸿新在实际工作中，善于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他在与不同阶层的群众接触中，感觉到群众由于长期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对解放军，对共产党，还程度不同地存着各种各样的模糊认识和思想负担。为此，他及时写出《半个月新区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如实地将存在于人民群众中的模糊认识和思想负担归纳为“8怕15怀疑”，对产生这8怕15怀疑的原因和条件作了深入分析，以引起领导机关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关注，还提出建议和意见，在得到上级批准后，组织工作队，深入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各项工作蓬勃发展。在接手长春前，他提前做准备，组织人员印制了《告长春蒋方人员书》和《告国民党警察特务宪兵情报人员书》之后，又为进城部队和城工人员草拟了布告与有关纪律的初稿，为解放初期的长春安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都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1948年6月，我军正式包围长春之后，原来的游击区变为解放区，大部分土匪、还乡团被消灭，但仍有一些顽固不化的残余在负隅顽抗。他们常常化整为零，进行暗地破坏。在围城作战中，承担着发动群众、巩固后方任务的长春工委，和它领导下的工作队、武工队，只能更加提高警惕，防匪防奸，支援作战。
在围困长春过程中，在经历了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发动群众和对敌斗争之后，马鸿新想得最多的却是如何让群众都行动起来，待长春解放的时候，目前在长春四周地区的群众，就是比之城内早解放了几个月的人，应当比城内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过来的人更有觉悟。因此，他作为一位长春工委宣传部长、民运部长，又是T作队的党委书记，有责任带领工作队员，向这新解放区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从而，他除了按照惯例，通过工作队教唱一些革命歌曲，组织群众性的联防自卫队、民兵，还普遍成立了儿童团、妇女会等组织，组织他们在路口设卡、路障，盘查来往行人，检查路条，封锁进城的一切道路，使这块新解放区，不论男女老少都积极行动起来，才能有效支援围城部队，早一天解放长春。
长春围城取得了重大突破。1948年10月16日，国民党第60军宣布起义，蒋军嫡系的新七军，选择了放下武器退出内战的投诚道路。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战争已近尾声，马鸿新受命随军入城，开始了接收长春，建设长春的新征途。
1948年10月中旬，马鸿新受命担任长春市和顺区（即现今的二道区）区委副书记兼区长，随军进入长春市。当时长春为特别市建制，城区各区主要领导均由有资历的抗战老干部担任。和顺区区委最初由于瑞英、马鸿新、方杰几位抗战时期的老同志为核心组成。马鸿新一班人进城后，迅速组建了区政府和区的公安机关等政权机构。刚刚解放的长春，面临着大量的繁杂工作。恢复交通、供水、供电。长期因缺乏粮食而挣扎的百姓，都需要新的民主政府给予救济。市委、市政府和军管会，及时从外地解放区调运了足够的粮食和煤炭。而数日造成的饿殍，散落在城市的四处，尤以当时作为进出卡哨必经的和顺区为多。这对一区之长的马鸿新来说，更觉肩上担子的沉重。为完成这一“救生埋死”的任务，马鸿新和区委一班人，组织发动区街干部和积极群众，迅速展开工作。当时区里对“救生”的任务是繁杂的，而“埋死”的任务更是艰巨。城市里尸体遍地，加之冬季马上到来，必须赶在地面封冻之前完成，困难重重。马鸿新组织带领部分区街干部，深入居民家中，逐户动员。为调动群众对这项工作的积极性，还采取了用粮米抵工钱的做法，每个市民，出工埋一天尸体，就发给5斤高粱米。但是有些居民封建迷信思想作怪，加上一些死者都是饥饿毙命，形象难看，有人不愿上手接触。也有一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参加这项工作。一对夫妻的情况，就很典型。这对夫妻原来是做小生意的，长春围困之前，俩人用高粱米面炸丸子卖，在全城普遍缺粮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挨饿，长春解放时，仍有存粮，于是继续作炸丸子生意。男的经一番考虑，打算出来参加“埋死”的活，这样一天可以挣5斤高粱米，以积累些卖丸子的原料。可女的坚决不同意，担心沾上腥臭怪味。马鸿新觉得这不是个例，于是特意上门对那对夫妇做了思想工作，使他们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项工作。女的不但同意男人拿上铁锹参加“埋死”的丁作，而且还逢人就讲还是共产党的官好，没有官架子，而且动员了几个邻居出来。通过这些细致有效的群众工作，“埋死”的工作进展顺利起来。据有关材料记载，仅10月29日这天，就组织670多人参加埋葬工作，当天掩埋尸体3606具。确保了封冻前完成任务的要求，而且达到了远埋、深埋、埋好的标准。
在抓“救生埋死”的同时，马鸿新还积极抓了全区恢复生产的工作。当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许多人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怕“露富”，怕工人不听话等，顾虑重重，对恢复生产持消极态度。面对这种情况，马鸿新反复告诫干部，做好这项工作一定要从宣传好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人手，既要多接触T人群众，也要积极接触私营业主，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深入细致的逐个逐店做好思想工作，使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安下心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经过深入动员，典型带动，政府扶植，多方面艰苦工作，全区开工的业户逐渐增多，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区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复工，恢复了生产。可是，在这种繁杂的情况下，马鸿新这位体魄健壮的山东硬汉，却因为得不到充分休息，患了严重感冒发高烧还坚持工作，没得到及时治疗，病倒了。当他生病，需要注射盘尼西林，当时属于奇缺药品。为了救治他的病，最后是他妻子边清，跑了一趟哈尔滨，找到松江省政府的一位老同志帮助买回急需的药品，才治好了马鸿新的病。马鸿新疾病初愈，本该再休息一段时间，才可以工作，可是，形势发展却不允许，马鸿新又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一切T作逐步走上正轨，并逐步趋于完善。长春市人民政府于10月份成立劳动局，马鸿新被任命为首任局长。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马鸿新先后历任市计委副主任、中共长春市委常委、财贸部长、副市长、市商业组副组长、市革委副主任兼财委主任，中共吉林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兼商业厅厅长，省财贸部长兼财委主任，省外经委主任，省物委主任，长春市第六届政协主席等职。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马鸿新心中始终装着百姓，始终以一名老战士的高尚品德和情操，保持了旺盛的革命精神。1985年4月，马鸿新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仍然继续关心着党的事业，关心着长春市的建设，始终不渝地尽着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责任。1997年8月8日，因病在长春逝世，终年79岁。
（摘自《马鸿新的人生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