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仲，字仲甫，1897年古历12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七区小口头村（现属淄川区）的农民家庭。幼年时期体弱多病，父母为其以后生计，节衣缩食勉强供他读完了高小，而他的哥哥们却一天学也未上过（共有兄妹4人）。
受辛亥革命影响，他自小崇拜孙中山，立志做一个革命者，辛亥革命胜利后，全村人中他第一个剪掉辫子，受到乡亲们的关注。
辍学后，他白天务农，晚上在油灯下苦读。当时本地群众有病靠求神、拜佛、喝香灰……，常有人为此丧命，使他下决心从医。由于勤奋，苦读医书，广采民间偏方良剂，反复实践，他尝百草、上山采药、送医上门，当起了乡间郎中。他服务周到热情，收费低廉，还能对无钱者免费送医送药，且医术好，日益受到乡邻们的拥戴。
几年行医的实践，他认识到民众精神上的愚昧，更甚于身体疾患，便下决心将主要精力投于平民的启蒙教育事业上——办学。他与乡里几个志同道合者把村庙改成学校。由于缺少经费、桌椅等办学物品，他们将庙里的几株百年古树锯倒用于办学，因此触动了周围的封建势力，说什么“这是破坏风水，将会遭受不测之灾……”。然后将这一事件告上了公堂。但由于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他们最终硬是办起了这周围十几个山村的第一所学校。
学校办成。他倡导女童上学，男女同校，并首先让自己的女儿张国锋与亲戚的女孩成为学校里的第一批女学生。他反对妇女缠足，不理会别人的讥讽，率先让自己的女儿放足。
他竭力宣传革命思想，充分利用饭桌、课堂、集市等场所，不遗余力地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自己的住房里挂满了孙中山名言的条幅，院内照壁上的“福”字被醒目的四个大字“唤起民众”所代替。为了提高教学水平，他报名考取了博山师范举办的师资短训班（每期三个月）。结业后，主动到贫困山区教学，将进步的思想文化传播到乡间民众心中……1937年卢沟桥抗日的炮声传来，以张敬焘、蒋方宇等为首的中共博山工委组织到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张仲甫初步接触到了共产党组织，了解了党的主张，并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随后，他与同期的党员张富堂、董日升、张国锋等组建了淄博地区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小口头村党支部，董日升任书记。从此，张仲甫由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自1937年秋天开始，张仲甫就利用小口头村自己家的地理优势建成了博山县委的秘密联络站。村支部会、区委会，甚至县委的部分会议经常在这里举行，张敬焘、蒋方宇等成了家里的常客。仲甫一家人承担起了同志们（包括过往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的食宿和保卫工作。全家每一个人都被动员起来，推磨、烧火、做饭、站岗放哨，还负责带领大家转移……，当家里断粮时，还要及时到亲友家去借。
1939年夏，组织派他到博山县的三区开展工作，他是带病赴任的。两年艰苦的对敌斗争，严重损坏了他的健康，白天坚持教学，晚上发动群众做抗战工作，过度劳累，他患上了肠胃疾病。在到三区的路上，要借道莱芜，路上遇到连续几天的大暴雨，吃不上饭，又患上重感冒，终于病倒。无奈之下，张仲甫只好回家治病。不料小口头村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顽匪秦启荣部下翟汝鉴等300余人分布在村周围，不时进行搜捕围剿，张仲甫的家是敌人破坏的重点。东西早被抢光，仲甫的亲属、村干部和甲长（基本群众）也被吊在树上拷打、审问，索要钱粮，追问仲甫及女儿张国锋的下落。
此时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张仲甫就藏在家中柴房内的柴草中。这个季节正值酷暑，闷热潮湿，蚊叮虫咬，缺医少药。张仲甫心中牵挂转移出去的同志和女儿的安全，耳闻并忍受着敌人对同志及亲属的百般侮辱和严刑拷打，几次要冲出去与敌人拼命，不想还刚抬起身，人便昏迷过去……正值壮年的张仲甫，带着伤病及对敌人的无比仇恨离开了人世，年仅42岁。
（黄力田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