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兴，又名郑汉卿，1885年出生，山东省博山县五福峪村人。兄弟姊妹五人，他是老大，个子不高，四方脸，刚健开朗，英俊威武。一家人以种田、放羊谋生，郑兴幼年时曾在当地读过私塾。在他18岁那年，按旧的婚姻习俗，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托媒人为他找了一农家姑娘作媳妇。从小脾气倔犟的郑兴，对这门亲事不满，被祖父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他一赌气，离家出走，孤身一人下了“关东”。
一
1903年，郑兴离开家乡只身一人来到了东北——奉天。从小没出过远门，人生地不熟，年仅18岁的山村孩子在外谋生，茫茫人海举目无亲，只好凭着自己的一身力气出卖苦力来维持生计。后来经过当地的山东老乡介绍，在电话局当了一名电话工，后又当了邮差，成了一名邮递员，走街串巷，把邮件、信函、包裹送到千家万户。这期间，通过和社会各阶层的接触了解，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生活道路上的酸、甜、苦、辣。不想卖一辈子苦力的他，不久又从奉天来到了吉林——长春，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山东老乡叫孙墨佛，孙先生有学问，擅书法。郑兴因在家时上过私塾，有文化底子，就跟着孙先生开始钻研学问。1921年，他考取了张作霖的吉林警官学校，毕业后，于1925年被派往中朝边境图们江边二道沟警察署担任外事警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磨炼，由于他办事干练，处事果断，忠于职守，被上司看中，提升为该警察署署长。
此时，早已超过谈婚论嫁年龄尚未成家的郑兴，在友人的关心帮助下，与在铜佛寺小学担任教员、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学校的满族姑娘常泽敏相识并一见钟情。1915年，30岁的郑兴与27岁的常泽敏结为夫妇。
二
1926年，发生了“马鞍子”外交事件。延吉二道沟位于中朝边境，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双方正式设立了警察署。一个是中国管辖的中方警察署，郑兴担任署长。另一个是朝鲜警察署，所长由金瞎子（朝鲜人）担任。日寇侵略朝鲜后，操纵所长“金瞎子”向中国方面经常制造摩擦，挑起事端。郑兴对这种野蛮的行为，十分反感和警惕。在他任署长期间，调进了部分山东老乡当巡官。其中有一位巡官叫柴世荣，此人像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一样嫉恶如仇，对日、朝警方多次制造摩擦，柴世荣多数都在现场，对方很少占到便宜。有一次，“金瞎子”的马鞍子在中朝边界巡逻时丢失，就诬陷是被中国人偷了，通知中方为其查找。几天后，恰巧一位中国农民在山沟里拾到了一个“马鞍子”，便交给了中方警署。中方通知朝方前来认领，“金瞎子”却硬说他的“马鞍子”是用“金票子”制做的，是被中国人偷走的，必须给予赔偿。他的蛮横无理，导致发生争执，动起手来，将椅子摔坏，郑兴一看拂袖而去，柴世荣等警佐便把“金瞎子”和随从一起给教训了一顿，导致了这场“外交”事件。日本和“朝鲜”当局与当时的中国东北政府的张作霖交涉，要求“严惩肇事者”，郑兴被撤职，调往珲春东沟（中俄边境）任警察署长。这是一个只有几人的小警察署，但此处与苏联接境，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的新制度传播过来，更激发了郑兴的爱国进步思想。期间，他还结识了当地的律师李延禄和驻扎在延吉的山东老乡王德林。在珲春东沟任职一段时间后， 1929年便辞去官职到汪清县小城子赋闲。
小城子，当时是逃荒到“关东”的山东人集中地之一，山东人在此垦荒的较多。当地地主、土豪劣绅经常欺负山东来的外来户，不发给他们“地照”，使他们辛辛苦苦垦荒的土地被霸占。一次，山东农民与当地地主豪绅李二横子发生冲突，垦荒农民登门找郑兴想法子，帮着打“官司”，为山东老乡出口气。郑兴将事情的原委调查了解清楚后，找上当地有名气且有正义感的律师李延禄（共产党员、后为东北抗联四军军长）帮忙助一臂之力，两人以警官和律师身份，为山东垦荒农民与当地地主豪绅李二横子打“官司”。经多方奔波，在中共延边地下县委的积极支持下，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李二横子被国民政府司法机关判了刑，狠狠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正义。
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不久，李延禄同志受党的委派到王德林部队中去工作。王德林是山东人，有爱国思想，在苏联淘金时参加过苏联红军，并曾参加过苏联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回国当了张作霖的警卫营长。我党通过多方做争取工作，使他带领的国民党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七团三营正式打出“东北抗日救国军”的旗帜。王德林对郑兴的学识和才能颇为推崇，应李延禄和王德林的邀请，郑兴出任东北抗日救国军军法官兼第五旅旅长，为东北抗日救国军整顿军纪，筹集粮饷做了积极的贡献。为支持我党在东北抗日救国军中的工作，他和东北抗日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二人到宁安县城筹款。两人经过千辛万苦，在宁安县城与伪县长、伪税务局长、伪公安局长和伪教育局长及农会会长等斗智斗勇，终于筹集到了9万元现金，及时解决了抗日救国军万名将士吃饭、寒衣的燃眉之急。
1932年，抗日救国军左路总指挥马宪章密谋投靠日本人，抓捕杀害我穆棱抗日会会长等干部群众多人。不久，在召开的抗日救国军首脑“秘密会议”上，郑兴揭发了马宪章的种种罪行，在他和参谋长李延禄的极力主张下，会议决定由第四旅旅长刘万奎部解除马宪章的武装。同年9月，刘万奎在犁树镇处决了刽子手马宪章。
这年的冬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围剿下，自卫军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在绥芬河投降日寇，护路军首领丁超乘机飞抵长春，认贼作父。王德林率部与日寇遭遇，在日寇强大兵力的残酷围剿下，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最后不得已郑兴随王德林他们退到了苏联境内。
四
1935年，郑兴由苏联回国后，因东北沦陷，他被日本关东军通辑捉拿，无法在此安身，被迫离开，先到了青岛又从内地化装去北京山东公馆。不久，妻子常泽敏也绕道回国，乘船到达天津塘沽。尔后，他们全家一起返回原籍博山五福峪村。
在家赋闲不长时间，便听到了“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呼吁抗战，国民党军队抵抗不力，溃退千里，到底抗日救国的出路在哪里？他不甘心俯首当亡国奴，思想极端苦闷。便同返乡结识的挚友、博山县政府联庄会训练大队大队长徐化鲁彻夜畅谈，欲发挥各人社交能力，广泛联络原联庄会训练骨干和五福峪村及周围热血青年，准备建立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博山特支负责人张敬焘来到五福峪村，找到了正在徘徊思忖的徐化鲁和郑兴，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他们同中共一起合作，公开建立一支抗日武装，由党组织领导。这时省委又派谭克平前来协助，俩人共同做郑、徐的工作，郑兴和徐化鲁欣然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的意见，春节后把组织起来的人带到莱芜县常庄一带集合，部队大部分和总队部驻到了莱芜常庄响水湾的三官庙小学。部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定名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番号，这支部队编为第一总队，徐化鲁任总队长，郑兴任参谋长，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张敬焘任副主任。到3月间部队发展到300多人。在联合各军攻打博山城之后，党组织及时识破并粉碎了李兴唐等的阴谋诡计，由徐化鲁、张敬焘率部200余人编人四支队。郑兴闻知徐、张的动向后，也率部100余人投奔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兴被任命为三支队参谋长，从此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革命征程。
1939年9月，三支队奉命开辟清河根据地，部队向高苑、小清河一带挺进。为继续保持与鲁中部队的联系和筹办军需物资等，在博山建立了办事处，由吕建东、张仲i负责。支队司令杨国夫和政委徐斌洲等支队首长确定由郑兴和三支队驻博办事处主任张仲三带一连武装，在鲁中山区的莱芜、沂源、博山五福峪和淄川、益都一带活动，为三支队筹集物资。他们一行深入山村百姓之间宣传动员，耐心做群众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敌占区驴驮、人担，运了很多粮食、鞋袜、电池、药品和物资；郑兴还通过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在博山太河、池上和口头等地设立了给养筹备处，为三支队征集了大批的被服给养；通过博山城里的上层社会爱国人士筹集了一批款项，使三支队在日寇残酷围剿和严密封锁下，开辟和巩固清河平原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还曾只身一人到敌占区，为三支队的兵工厂购买了大批的钢材，通过地下关系运往我兵工厂供部队使用，为对日作战创造了条件。
1940年春天，一天，郑兴与警卫员王京亭俩人准备从池上去郭庄筹集给养，因为是夜间走羊肠小道，山路凸凹不平，又加上郑兴这一年已55岁，不慎一脚踏空，从山上滚人山沟，将腿部摔伤。经组织批准，郑兴回到五福峪的家中养伤。为了使郑兴安心养伤，警卫员王京亭将其悄悄地从家里转移到山上一个场院的小草房子里住。郑兴的伤势也一天天的好转。此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鲁中区党委准备调郑兴回区机关工作。这年四月的一天黄昏，郑兴正在场院小屋里披着上衣，坐着一把旧椅子，在一张破桌子上面写什么……，突然来人找郑兴同志，警卫员当时在场院草屋后面，忽然听到一声枪响，立即跑过来一看郑兴已倒下，回头看时，来人已消失在黑暗中……。后来得知，由于当时环境恶化，派去的人员和他发生误会，不幸中弹身亡。值得庆幸的是，在郑兴蒙冤遇害近40年后，经中共山东省委派员认真调查核实，于1979年2月12日作出决定：“为郑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其事迹载入《淄博市著名烈士英名录》及《八路军山东纵队史》和1995年省、市政协编纂出版的《山东抗日英烈》和《淄博抗日英烈》。沧海横流，山河作证。历史终于还原了这位从“九·一八”后便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抗日英雄本色。
（郑良琛口述王济世、蒋衍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