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949年初，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广饶县的动员参军工作刚刚结束，县委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组织县、区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要求大家汲取一个农民因怜惜一条冻僵的毒蛇反而被咬伤致死的惨痛教训，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同时在总结动参及学习的基础上，部署各区从速内部拟定南下干部的名单。
2月25日，县委在广饶城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报名大会，县委书记宋立言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面临解放的大好形势，阐明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抽调5.3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工作的重要意义，并表示干部南下后如果家中遇到困难，一概由县委、县府负责帮助解决，所以希望南下的同志们一定要放心。会议开了三天，其中两天半讨论宋书记的报告，到会同志踊跃发言，争相报名，最后半天宣布南下干部名单，共180余人。会后，准备南下的干部迅速返回原单位交接工作，同时回家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
起初，南下干部家属的思想波动很大，做父母的都不愿意让孩子离开这么远，有的还说“到了苏杭，忘了爹娘，过了江^犹把我们给忘了”等等。经过反复做思想工作，大家都认识到，过去已经为战争付出了很大代价，真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一切都是为了抗战胜利，如今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随军南下接管新区工作，作为家属也应感到十分光荣。最后，都纷纷表示拥护和支持自己的亲人随军南下，并像参军参战热潮一样涌现出了很多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事迹。有个叫郭锡祥的同志母亲病故了，他顾不得送葬就按时到县城集中了。
3月3日，全县南下干部准时到县城集中。4日上午，县委召开欢送大会，还请剧团为南下干部进行了慰问演出，并赠送两面锦旗，上面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和“光荣南下，接管全国”。临行前，每班发一个搪瓷菜盆，每人发一条米袋，并装足了八斤小米、一斤芝麻和一斤食盐。当时发的东西虽少，但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县委事事关心革命干部，还是让大家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这些东西在后来的行军中也的确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下午，开始组建队伍。全县南下干部成立1个中队，施东昌（原副县长）任中队长，万景亮（原县委副书记）任指导员；下设16个班，包括1个通讯班和1个炊事班，由各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任各班的正副班长。经县委研究，南下行军党支部由万景亮、施东昌、徐田村、马千俊、冯士明等五位同志组成，万景亮任书记，马千俊任组织委员，徐田村任宣传委员，施东昌、冯士明为委员，各班亦建立党小组，由班长兼任党小组长。
3月5日，全体南下干部从广饶城出发，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县委书记宋立言同志手执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为南下干部送行；欢送的群众成群结队挤满了大街小巷；青年男女化妆表演、载歌载舞；新参军的战士们也沿途整装列队，高呼“你们前面走，我们随后跟”的响亮口号，以示热烈欢送。
在万景亮、施东昌同志的带领下，广饶县180多名南下干部于当天下午到达索镇（三地委驻地）西北的刘家村住下。第二天，班长从队部领来了“干部登记表”，每人填写三份，填好后以班为单位交给队部。3月7日，队伍到达五里店，全专区的南下干部都在这里集中开大会。地委副书记、南下干部政委王乐三同志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并宣布了全专区南下干部的编队组织。广饶县的南下干部编为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军分区的冯司令员在会上介绍了行军常识。当天下午赶到长山县卢家庄宿营。第二天继续行军。当途经邹平县城时，全县机关干部都热情迎送。下午，经章丘县城宿营在城西马家庄，晚上招待吃水饺。9日上午集合开大会，王乐三同志作报告，对几天来的行军情况作了总结，并鼓励大家继续前进。下午，经李官庄到了历城县的西梁村，在皮家营子住宿。
3月10日，由皮家营子行军到大辛庄住下待命。不久接到通知，到黄台车站乘火车。消息传来，同志们都喜笑颜开高兴极了。因为多数同志都没有坐过火车，有的连见都没有见过。当天夜里，我们便登上火车，虽然是坐在刚装运过牛、马、驴，鲜粪还没有清扫干净的货车车厢里。但大家仍感到，能乘上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人民火车，多亏在前线英勇杀敌的人民解放军，因而不管车厢多么赃，也不在乎。
夜里12点，汽笛鸣叫，车轮滚滚，我们出发了。后经泰安、大汶口、兖州，于3月11日下午到达沙沟车站。下车后，队伍稍停即向东北方向步行，至大柳村安营扎寨，一共住了18天。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按大队党委的统一部署进行整训。这次整训，组织全体同志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听取了华东局领导同志关于当前形势和南下任务的报告。通过学习，同志们普遍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而要避免因为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警惕进城后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实践证明，这次学习不仅保证了南下行军的顺利进行，而且对同志们以后的工作、生活也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整训期间，还调整了班队组织。由于广饶县南下干部较多，大队决定从广饶县的干部中划出四个班，与益寿县的干部组成一个中队，由朱贞颜同志（原临淄县副县长）任中队长、孙兴国同志（原益寿县委副书记）任指导员。广饶县的四个班分别是：广饶一区一个班，班长宋孟璧（宋子良），副班长马次云（马金标）；三区一个班，班长张家声，副班长盖茂棠；五区一个班，班长马增祥，副班长李曰德；淄东区一个班，班长耿鹤亭，副班长薛保友。
3月26日，上级为我们发了新军装，每人两套（一套粗布、一套细布），还发了衬衣、短裤、军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符号、“八一”帽徽等，另外每个班还发了两支步枪、80发子弹。为进一步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大队领导还宣布，南下干部的家属将同时享受军属待遇。故此，大家都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也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
3月29日，我们从沙沟乘火车向南进发。途中因淮河铁路桥被炸及未修复，到徐州后又转入陇海铁路向东行驶。至新沂下车后，暂在铁路以北的红花埠（时属山东省郯城县）休息五天。期间，为做好从新沂至长江边的行军准备，各班都订立了行军计划，同志们也纷纷表示行军中要互相帮助，不使一名同志掉队。
从4月4日开始，我们沿着古运河公路又向南行军。为了避免敌机空袭，每天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夜间行军。这次长途行军，对每个同志都是一次艰苦的锻炼和考验。当时我们随身带的东西有米袋、背包、衣物及水壶等，每人负重达三四十斤，每天都要行六七十里路，急行军时甚至达百余里路。途中住下时，各班还要自己做饭。不论在夜间或在烈日下行军，身体强的同志总是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帮助体弱的女同志及病号背背包、背米袋等，以便减轻他们的负担。当步行至淮安县城时，在城北关又住了几天。这时从广饶带来的小米已经吃完，我们就开始吃大米。从淮安出发后经宝应县，至4月15日在该县上元桥住下待命。当时上级指示我们，要等解放军过江后才能继续前进。在上元桥总共住了12天，主要任务是学习党对新区工作的指示、人城守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进一步做好过江的准备工作。上级作报告时说过，我们南下工作的目的地就是京、沪、杭三角地区。当时同志们还风趣地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这些土包子也要上天堂了。”
渡过扬子江接管京沪杭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23日即解放南京。
大家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心情万分激动，都想早曰过江投入新的战斗。26日，我们终于接到了限期过江的命令。从4月27日开始，我们连续步行三天，经高邮、邵伯，后于29曰黄昏在扬州城一南的花园桥（离江边约2O里）一带住下待命。但仅休息了一天，又接到命令，要求我们必须在5月1日下午过江。
这天早饭后，我们走了十多里路，在一个小村住下吃午饭。饭后向江边靠拢，因怕敌机袭击，在江边分散隐蔽。下午4时左右，从六圩渡口过江，在船上看到不远的江中躺着一艘半没的军舰，听说那就是被我军击沉的“紫石号”英舰。过江后，前面就是镇江。据说此地曾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首都，久负盛名的金山寺、甘露寺就在此地。到了镇江天已经黑了，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只能在街上就地休息，吃了点干粮即起程继续行军。晚上，天下起了一阵小雨，因为天黑路滑，又是半山间的小路高低不平，再加上日夜行军同志们都感到有些疲劳，行军中不时有人摔倒。这夜行军又饿又累，后来听说是向导带错r路，害得我们走了不少冤枉路。经过一夜行军，天亮时到了丹徒县的北吕村住下。5月9日，我们来到丹阳县许岗村（当时华东局驻在丹阳县城）。这时华东局向渤海纵队第三大队要干部，说是去华东局财办搞支前。三大队就将益寿、高青、齐东三个县的干部组成一个大队、三个中队，由王靖宇（原齐东县县长）任大队长、胡维新任大队政委，直属华东局财办领导。我们广饶县先前划出的这四个班也随之编入该队，并从此与三大队分离。5月10日，全体干部开会，胡维新同志讲话，强调支前工作是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求大家服从调动。
5月19日，我们新组成的这支南下队伍，沿着无沪公路步行35华里到达新安镇附近的倪桥街住下待命，并在此听取了华东局领导同志的报告，学习了约法八章、城市接管工作提纲、人城纪律、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文件，各班还发了《上海市概况》，做了接管上海市的准备工作。
5月25日，解放军从市郊攻人市区。前方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同志们喜悦的心情也是难以言表。这时，上级又指示我们，要组织两个梯队进入上海，有接管重工业的，有接管轻工业的，还有接管农村处等单位的。5月27日，中外闻名的大城市上海解放了。消息传到我们驻地，同志们都欣喜若狂、手舞足蹈，说“我们就要进入上海工作了”。5月29日，上级通知第一梯队进驻上海，广饶县的四个班去了两个班和另外两个班的正副班长。其中，马增祥班有李曰德、李庆文、宋同德、李德新、高延选、孟昭海、郝有声同志；薛保友班有耿鹤亭、延相铎、廷慈亮、延秀英、郭锡祥同志；另两个班的正副班长是宋孟璧、马次云、张家声、盖茂棠四位同志，总共是22人。进入上海后，先到一个橡胶厂住了一夜，后到百老汇大厦住下。当时不少同志都想到街上看看，但纪律规定不得随意外出，因为上海刚解放，有些国民党的残兵尚未彻底消灭，街上还不时能听到枪声。在百老汇大厦住了六天，就分配到各单位去接管工作。薛保友、延秀英、盖茂裳等同志到财办的农林牧场；孟昭海、郝有声同志到复兴岛（该岛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事仓库，存放有很多军事物资）。6月22日，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接到通知，要求回百老汇大厦待命。27日，到同济大学集中。三天后，又转到交通大学集中学习。据中队领导人孙兴国同志传达，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决定我们高青、齐东、益寿（包括在无锡的同志）三个中队跟随十兵团进军福建。当时听说福建山区雨多雾大、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水土不服容易生病，方言复杂工作难以开展，条件远不如上海、苏杭地区，而且离家更远，因而许多同志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是前进还是后退？严酷的现实考验着每一个同志。我们广饶同志的思想情绪当时还算比较稳定。针对同志们存在的各种思想，上级领导反复介绍了福建的真实情况，并一再强调去福建工作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党的号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要有组织性、纪律性，应当服从组织决定。通过学习讨论和思想教育，同志们都表示服从革命需要，继续南下福建。
进军福建的干部从上海、苏杭地区共分两路南下。
我们这一路是渤海区在无锡的三个中队（包括去上海的同志），组成第七大队，由王靖宇任大队长，胡维新任大队政委。
7月13日起程，经苏州步行至嘉兴。17日下午1点多，从嘉兴乘火车，途中3点钟左右突遭国民党飞机袭击。停车后，遵照大队命令，我们迅速疏散隐蔽。后来听说有2人牺牲、4人受伤。敌机飞走后，火车继续行驶。我们到江山县火车站下车，步行至淤头镇待命，共住了15天。8月4日，大队召集各班长开会，部署下一步的行军准备工作：（1)从江山到福州主要靠步行，而且多为爬山越岭；（2)因逢盛夏天气炎热，每天改为从午夜2点开始行军，要求尽量轻装；（3)要提高警惕，因行军途中土匪不时还在捣乱破坏。
8月9日，到达仙霞岭。此岭上下各四十里，是浙江到福建的天然屏障。国民党溃败后，蒋介石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曾指使特务头子毛人凤笼络千余土匪武装，依靠这一天然屏障，不时残害人民和袭击我南下干部及服务团。因此，大队提出必须在一天之内攀越此岭。为加强防备，决定每个中队配两个武装班，每班抽调两名身强力壮的同志各佩一支七九步枪和40发子弹，每个大队由解放军一个连队护送，要求每个同志都要跟上不准掉队，不论出现任何情况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按照上级的部署，各班都进行了讨论，使每个同志都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下半夜3点，吃过早饭即按班次列队开始上山。同志们都发扬了互助友爱的精神，强帮弱、男帮女、青帮老，胜利完成了上下80华里艰巨危险的攀越任务。当下山步入山涧公路时，只见前方左右两山对峙，巅峰刺天，巍然屹立，悬崖峭壁欲坠，使人望而生畏，脚下高低不平的公路往复盘绕山间，路边乱石中流水潺潺、时隐时现，并数次见到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伤员死在路边，尸体有的已经腐烂，还有辆破军车躺在路旁。为了尽快走出险地，前面不时传来“跟上、跟上”的催促声。同志们边擦汗水边向前奔走，终于在当天下午五点钟左右走出仙霞岭山路。在山脚下休息片刻，再走十余里到福建省浦城县住下。同志们都感到这天的行军是过江后最累的一天。第二天，大队通知到一所学校开会，对这段行军情况进行了小结，表扬了好人好事和同志们服从组织决定、克服困难、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会后，要各班安排三至五人，由当地派人带领到离城关20多里路的乡村补充粮食，以便做好下一步行军的准备。这里南浦溪的水特别凉，大队强调不能喝冷水，开水还要加生姜，以免喝了会腹泻。
8月13日，继续行军。后经临江、石陂、马岚，到达建阳县城。这里盛产莲子，遍布各地的莲花池景色秀美，荷花开得正旺，好似大花园一般。在建阳城休息两天又继续行军，后途经乐丰、徐敦到达建瓯县。该县竹木茂盛，商业繁华，土特产有笋干和香菇。8月31日，到了南平县。当时由于气候炎热，同志们行军中翻山越岭行军出汗多，每个人的体力消耗都很大，再加上饮食不周、水土不服，多数同志都患了痢疾。福建省委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野战医院派来医护人员帮助治疗，不久即痊愈。9月9日凌晨四时，我们从南平乘汽船出发，当日到达福州闽江码头，下船时只见万家灯火通明。在福建省委派来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到文庙住宿。第二天又通知转移，到福州东门外马安山附近的马王庙住宿休整。
另一路从上海出发的同志，先到复旦大学将军政大学招收的800多名学生组成南下服务团，后带领他们一道向福建进发。8月3日，他们乘火车从上海至松江县时，也遭到一次国民党飞机的袭击，还打坏了火车头，牺牲了几名同志，另外还些同志因躲避飞机扫射慌忙跳车而摔伤。后来，他们改乘汽船和步行到艮山关火车站，然后乘火车至上饶，下车后又步行至铅山县。在铅山休整了几天，便开始攀登分水关。这座高山上下有60多华里，
下山后即进人福建的崇安县。那些生长在平原的同志初次攀登这样的高山感到很吃力，腿疼、腰酸、满身汗，口干、舌燥、喘吁吁，但同志们的互相帮助下，还是都顺利爬过了这座高山。此前他们已听说，此地不但山高，而且土匪活动也十分猖獗。在淤头镇一带，果然有一股土匪企图想消灭他们这支缺枪少弹的队伍，结果反被我解放军击溃。南下服务团的一批后勤人员，在闽江水口一带也遭到土匪攻击，所乘的汽船被迫退回到水口住了一夜。两路人马都经历了艰难险阻才到了福建南平，之后从南平再乘舟就到了福州。
9月30日，接到福建省委通知，知道第七大队已被编为省委工作队，由王靖宇、胡维新二同志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原中队负责人任中心组长，原正副班长任正副组长。广饶来的34位同志除部分留中队学习外，其余均被分配到福州市郊的恒屿、朱屿、西豹、静平四个乡协助工作，其中心任务是帮助组织农会和发动群众开展减租、支前和征（借）粮等项工作。后经近三个月的工作，胜利完成了省委交给的各项任务，还受到省委的表扬。这一段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福建农村的政治、经济、阶级关系、风土人情等情况却有了初步的了解，为做好下一步新区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2月28日下午，各中队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由中队领导孙兴国同志对前面三个月的农村工作做了小结，会后又留下党员开支部大会，给预备党员举行了转正仪式。30日晚，为庆祝元旦举办加菜会餐。
1950年1月2日，我们步行到福州市郊的松鼓乡嘉阳保住下待命。1月13日上午8时，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同志带领部分军队转业干部来到嘉阳保，参加了七大队召开的全体干部大会并讲话。张鼎丞书记首先介绍了部队转业干部的负责同志，希望地方同志和转业干部能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搞好工作，同时也对永安专区的接管工作作出了指示和部署，最后宣布了专区和各县领导干部名单。地委书记是部队转业的王敬群同志，副书记是地下党的左丰美同志，专员是闽西北地下党的林志群同志，副专员是南下干部王靖宇同志，地委组织部长是胡维新同志。会上，王敬群和林志群同志也分别讲了话，表示要团结一致，共同搞好永安地区的接管工作。会后，同志们有的找来了地图，査看永安专区的地理位置，有的谈论到工作岗位后如何开展工作。但普遍感到，虽然到山区工作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但因为福建是老区，永安专区也是老区，都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群众也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只要紧紧依靠党、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把工作搞好。下午5时，我们从闽江码头出发，次日上午抵达南平。17日，沿南永公路行进，经过西芹、青州、髙沙，于19日到达沙县。此时林志群、蒋荣德等同志已在等候，迎接我们这些南下干部和部队转业干部，这就是难忘的沙县会师。在沙县，听取了地委领导同志关于幵展农村工作的报告，学习了《福建省征借粮草办法》以及怎样开展接管工作、怎样利用保甲制和减租减息等有关文件政策。期间共开了4次大会。
1月22日，大队通知全体干部在沙县师范学校礼堂开会。会议开始时，先由大队长王靖宇代表南下同志向在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们表示敬意，然后由王敬群和林志群同志分别讲话，鼓励全体干部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共同搞好工作。24日上午，又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林志群同志首先介绍了永安地区的情况，然后由大队领导宣布去各县干部的名单。
从沙县向永安县进军
1月28日早饭后，以县为单位列队从沙县向永安县进军。
由于前面的三元县尚未解放，前一天我们派出代表与国民党三元县长和自卫大队长谈判，力求以和平方式解放三元县，但未谈成功。这天我们同部队一起进军三元，上午即解放了三元县城。分配在三元县工作的同志随即进行了紧张的接管工作，有的进驻县机关接管伪县府，有的上街张贴布告，有的走门串户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政策，消除群众的顾虑和误解。广饶县分配在三元县工作的共有6位同志：张大林、宋嘉昙在县委组织部，李素梅在县妇联，司象鼎在县司法科，刘奎元在三区，李长寿在二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借粮，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恢复生产等。这6位同志在各项工作中都很勇敢、积极、热情、吃苦耐劳，多次受到县委的记功和表扬。
1月30日继续行军，下午到达永安，晚上住在永安师范学校。2月1日，乘汽车（货车）到达大田县城。该县是地下党游击队于去年9月解放的，解放后县、乡两级都临时成立了维持会，管理日常事务。至此，我们近一年的南下行军生活就胜利结束了。
2月2日，由李孟春、王鲁卿等同志把写好的五张布告张贴
出去，就宣告大田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下午，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县委宣布了去各区的领导人和干部名单。2月5日，县长蒋荣德等接见了我们南下和部队转业的同志，要求我们到新工作岗位过春节。在县城住了6天。2月8日，同志们带着已印好的大田县行政区划布告下到各区，临行前县委给每个区的同志发了三块银元（当时人民币尚未通行）。广饶来的2O位同志，留在县机关工作的有贾宗修、成文友、孟昭海、赵子贞、延秀英、李良民等6位同志；担任一区区委书记的是耿鹤亭同志，组织委员是李保邦，宣传委员是延相铎，财粮是贾廷庚、郭锡祥、延慈亮。在一区工作的同志因驻在城关条件较优越，年三十晚上还加了几个菜，年初一吃了一顿水饺，其他区就没有这个条件。春节前都没有开展工作，只是了解情况，初一去军烈属家拜年，也走访了一些群众。春节过后召开了各界代会、保长训话会，开展了借粮等工作。
去三、四区的同志有：三区区委书记马增祥，组织委员宋同德，宣传委员李庆文，财粮郝有声；四区区委书记马次云，宣传委员王鲁卿，农会李茂山。去这两个区的同志是由原地下党陈文生、郑呈友同志带路，冒着细雨行军，因山高路滑，一天只走了30华里，当晚住在魁城。第二天到太华，吃了午饭后继续步行到汤泉（三区区公所驻地）住下。去四区的同志到文江住了两天，与乡维持会主席廖龙光交待工作（即如何安排群众过好春节），后继续步行到广平（四区区公所驻地），与乡维持会主席林葆光研究安排工作。又过了几天，春节来临，家在本乡的同志回家过年。除夕晚上，广饶南下到四区的三位同志，围着由广饶带来的搪瓷盆，装上木炭，一边烤火、烤地瓜吃，一边谈论着春节后如何开展工作，这真是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革命化春节。年初,乡维持会的几位同志分头带我们去军人、干部家中拜年。初二、初三召开军人、干部家属座谈会，并通过保长召开保民大会，宣传党的政策，讲明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保护人民利益的，从而消除了群众疑虑，稳定了群众情绪。接着召开保长会议，向他们讲明改恶从善，立功补过，既往不咎，过去从宽、继续作恶从严的政策，利用他们将工作逐步过渡到民主建政。
去五区工作的同志有：区委书记张家声，宣传委员李孟春。第一天步行至湖美住宿，晚上即遇到土匪打枪骚扰。第二天到梅山。春节时，维持会的人员都回家了，只留下南下的同志在一起买了二斤猪肉过年。春节过后才开展工作。
3月上旬，各区都先后召开了干部（南下干部、部队转业干部、地方维持会骨干）会议，并以南下干部和转业干部为骨干，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及维持会人员共同组成了政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同时，建立了区党委会，部署了征粮、运粮、减租等项工作。在这个时期，各区都接管了维持会工作。当时正值春耕时节来临，为解决贫雇农缺粮、缺种子问题，各区都召开了首届贫雇农代表会议，发动群众当家作主，自己的事靠自己办，组织农民协会，领导群众减租反霸。通过减租反霸，提高了群众觉悟，培养了积极分子，也打下了民主建政的基础。4月份，各乡、村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结束了维持会的工作。1950年冬，开始进行土改试点。1951年，大范围分批开展土地改革。这时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土匪活动也随着猖狂起来，杀害我区、乡、村干部，袭击我区、乡政府，延慈亮、李保邦两同志就是在这场斗争中牺牲的。为了确保土改成果，其间我们配合解放军，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先后开展了剿匪和镇反运动，从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总之，30多年来，我们绝大多数南下的同志都经受住了考验，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尽管各人的情况不同，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经历的道路有的平坦些、有的曲折些，但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努力为福建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39年前我们从广饶出发，行军途中与县中队分离后，我们四个班的37位同志，因实际困难返回广饶的有4位，去外省工作的有1位，牺牲和病逝的有8位，目前仍健在的24位同志也已大部分离休。当年的年轻人现在都已年过花甲。同志们离休后都向往着自己的家乡，愿意回到生养我们的地方去安度晚年，可是由于岁月的迁移和人生的变迁，回去定居也有一定的困难，为此大部分同志已就地定居了。在这工作了一生的地方，党组织对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十分关心，对我们做了妥善的安置，有的还批给土地建房，拨给建房补助费，还修建了老人憩园供我们娱乐活动。我们要在这有生之年发挥余热，再次贡献出我们微薄的力量。
上述是广饶县南下福建的老同志共同回忆的资料。因年长曰久，有些情况已记得不尽完善，甚至可能有出入，还望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