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9年4月南下渡江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供给处副处长，我带5位同志，渡江打前站。于4月下旬一天，由扬州乘汽车到镇江， 再由镇江北岸夜坐轮船渡江，刚上轮船即逢敌人飞机空袭，轮船立即熄灯，敌机未发现攻击目标，即离镇江，我们安全到达镇江南岸。黎明前敌机又来镇江市丢炸 弹，打中了美孚公司的露天仓库煤油大铁桶，随着油桶的爆炸，煤油从桶中流出，燃烧起来，成了一片火海，我带警卫员站在马路上，观察动静，看到人民解放军用 高射机枪、机枪和步枪，对空射击敌机，敌机不敢低飞，在高空盲目向镇江扫射并乱投炸弹。镇江的消防队，沉着勇敢，冒着生命危险从火海中把未燃烧的煤油桶， 一桶一桶地从火海中抢救出来，他们不愧为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翁。
我们打前站的同志在镇江接到第三支队6000多干部后，移防进驻镇江东南方向的村 庄休整。次晨即奉中央军委电令：杭州即将解放，你们的任务是从速赶到杭州参加杭州军管。这时我直接联系工作的是三支队副政委周贯五。到杭州后，我把三支队 南下的帐，经他审查签字，我即前往纵队供给部报销。三支队党委决定，前往杭州参加军管的财政、银行和工商干部约500多人，成立临时党委，张蓬任书记，刘 准和我任委员。由临时党委负责带领这批干部，赶往杭州，参加军管。当时只分配给我们一辆汽车，显然全部人马，不能全坐汽车。临时党委决定，由张蓬、刘准带 领一部分工商、银行干部，乘坐汽车先往杭州，其余人马（有马50多匹）由我带领前往杭州。我带这批干部先从镇江坐火车到无锡，再由无锡换汽艇，由运河夜渡 太湖赶往杭州。船开出太湖时，约上午九时左右，敌机发现我们是运兵汽艇，即低飞向我们汽艇射击，我们艇上的干部大部分沉着应战，少数同志跳人河中分散，敌 机扫射，把汽艇机器打坏了，除汽艇上艇长的妇人孩子，跳入运河，经营救上艇，其余未有损失。我的警卫员小胡同志，手持匣枪，子弹上膛，严阵以待，观察敌 情。肖振华同志劝他到船舱隐蔽，他坚不入舱，因为他原任新四军排长，屡经战场考验，有一定战斗经验，能沉着应战，毫不畏惧。我们的部队另换汽艇赶往杭州。 我委任我的饲养员张德为骑兵排长，带50多名饲养员和50多匹马，顺利到达杭州。我带领的干部到达杭州，由湖墅区运河上岸时，是5月5日上午，在岸上看到 敌机向梅花碑一带扫射机枪。敌机逃走后，我经湖滨到解放路官巷口信托公司，向杭州市军管会财经部副部长任一力报了到，完成了我带领干部到杭的任务。财经部 任命我为财政处长，到惠民街保险公司办公楼办公。大约在此工作十天左右，杭州市军管会派军事代表，分头前往国民党政府机关，派陈士林接管国民党财政厅、派 我接管国民党财政局，我带领高燦章、张金声、张镜秀、刘玉兰、刘淑波、阎毓秀等同志，前往中山中路四明银行办公楼楼上，接管了国民党财政局。局长吴益逊是 中共杭州地下党争取团结的对象，他对国民党财政局的档案财产保管较好，交代清楚，因此我们接管后，对他留用，尚未明确他的职位时，他要求到《当代日报》曹 湘渠处工作，经请示市人事处同意，他即到《当代日报》去工作了。我任财政局军代表，大约十天左右，市府公布我任财政局长。现将我自1949年到1950年 底，在工作中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回忆撰写于下：
一、征收营业税的办法
杭州解放时，国家尚未公布征收营业税的办法。只内部指示，实行民主评 议的办法征收。我南下前在渤海行署财政处工作，分工负责制定财政税收征收办法，德州解放后，曾起草了一个德州民主评议征收营业税办法。我根据带来的这份草 稿，结合杭州市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杭州市征收工商营业税民主评议办法，并公布试行，顺利完成了征收任务。因为试行这个办法，在江南解放城市里是较早的，所 以在上海华东一份刊物上，曾登载介绍了这一征税办法。
二、组织动员职工护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杭州市成立了工商联合会，汤元炳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市工商联成立了工商企业职工护税委员会，市工商联所属各行各业成立了职工护税分会。工商企业的员工，尽了国家主人翁的责任，对企业依法交税，保证完成财政收人任务，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市财政局机关和所属机关单位，编制人员少，任务重，因此，在1949年冬季，从杭州市工商联各行各业中，招收护税积极分子和社会进步青年200人,进行培训，增强了干部力量。招收的这批青年，多数成了业务骨干，后来分布到杭州市各行各业中，成了革命接班人的后起之秀。
三、配合打击银元贩子和抬高米价的奸商杭州解放后，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安定。特别是米价的飞涨，是根据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而随之上涨的。那时杭州市财政局机关，在租用的四明银行楼上办公。银元贩子，在楼下马路上，敲打银元，进行交易。这使财政局享受薪金制的职工，心惊肉跳，坐立不安，每月发了工资后，职工先到楼下，从银元贩子手中将人民币换成银元，才安心办公。
杭州市军管会决心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银元贩子。银行和财税机关密切配合，财税机关部门对政府查获的银元贩子，不仅限期令其交清欠税，并依法从严加收滞纳金和罚款。
1949年下半年，米价天天涨价，严重影响到市民生活安定。杭州市府采取经济措施，从江西购买大量大米，降价销售，压低米价，稳定民心。市府还派李松楠等二位科长，到市财政局工作，主要经管米商生意。米商得知政府廉价销售大米，就前来大量抢购。待他们买走第一批大米后，政府再降低销售第二批大米，他们又来大量抢购。这样数次后，他们再无力抢购，此时我们的财税部门，就限期他们交清欠税，并依法从严加收滞纳金和罚款。银行则令他们限期交清贷款，加上他们怕政府再降低米价，即开始廉价销售他们抢购的大米，回笼货币，偿还银行贷款。这样做的结果，达到了降低米价，稳定市民生活的良好效果。
四、配合打击潜伏的武装匪特和流氓分子，稳定社会秩序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杭州市解放后，从1949年到1950年底，国民党潜伏匪特流氓分子，兴风作浪，活动频繁，影响社会安定。1949年年前一个晚上，浙江省税务局副局长杨擎宇（他由温州军分区参谋长转业到省税局）由省税务局机关湖滨路六公园附近的红楼散会回宿舍，走到都锦生丝织厂北边的马路时。国民党匪特向他开枪射击，他闻及枪响，就地卧倒，开枪还击，匪特逃跑，他亦未受伤。
国民党潜伏的匪特，到劳动路一家饭店，将店主的儿子架走，送信给店主要持多少钞票，在哪一天什么时间，到万松岭山头上，将他的儿子赎回来。这家饭店的店主，是市财政局施锦标的表哥，施锦标对我说，他表哥要求解放军将匪特捉获，将他的儿子营救回来。我就把警卫员叫来商定，由他换便衣，驳壳枪插在腰里，陪店主持款，按时一同前往万松岭山上。对面来的一人，刚接头未讲话，也未交款，即将他押送公安部门去了。公安部门对他审讯，他拒不招供。另一方面，匪特又送信给这个店主说，你叫解放军抓我们，要钱不给，我们已将你的儿子杀死丢到西湖中了。店主到西湖中将他儿子的尸体捞回来了。
杭州市的流氓，成群结队，兴风作乱。1949年下半年，中山中路五联布店南邻电影院的负责人，到市财政局对我说，每天下午，电影院观众进场时，一群流氓在电影院门口，调戏侮辱妇女，影响到观众逐日减少，造成营业清淡，所以我们交纳娱乐税也日渐减少了。他要求解放军和政府，对这伙流氓采取措施，恢复正常营业，增加营业税收人。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把警卫员小胡叫来商定，警卫员换上便衣，匣子枪子弹上膛，插在腰里并由施锦标陪同前往，捉拿这些流氓。同一天下午，电影院观众入场时，这伙流氓正在调戏侮辱妇女，施锦标暗指那些是流氓，警卫员向前对他们进行训斥。他们说，你管得着吗？警卫员从腰中拿出匣子枪指着他们说，我们共产党解放军不管谁管，老老实实跟着我走。这伙流氓老实了，就被警卫员押送到财政局。警卫员对我说，我把这群流氓都带来了，我对他们进行训斥，你们调戏侮辱妇女，影响到电影院营业，就影响到娱乐税国家财政收入，人民政府要依法惩处你们。他们就软了，低头认罪，并说坚决改正错误，不再重犯，要求取保释放。我即叫他们写清楚要求保释他们的人的姓名、地址，由财政局派人把信送去，果然各行各业工商联的负责人来保他们，我只留一名流氓头子，不给取保释放，其余流氓都取保释放了。财政局又与市公安局局长电话联系，告诉他当天下午，闹电影院的流氓头子，由财政局派人将他带到局里来了，问局长将他送到何处审讯处理，公安局长答复，将他送到监狱去，我通知他们接收。财政局即派人将这个流氓头子于当晚送到监狱去了。经多日管押审讯，他表示改邪归正，永不重犯，要求取保释放，于是就将他取保释放了。他说，如果今后他这伙流氓再兴风作浪，由他负责。果然从此全市电影院的营业恢复正常，国家娱乐税财政收入也比较稳定了。
①原载于《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浙江（杭州）卷，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②宋德甫，山东广饶人，南下前任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供给处副处长。南下后为首任杭州市税务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