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在莱阳专署工作，当时山东省开展“反向明富农路线”，莱阳地委是重点，地委书记怕运动搞到自己头上，就拿我和辛瑞亭同志作重点，借题发挥，无中生有，转移视线，解脱自己。把我正确用人做特情工作，说成是包庇反革命，给了我个撤消地委委员的处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通过刘永秋用李新春（李新春是刘永秋的朋友，国民党员）到青岛做特情工作，了解胶东国民党头子赵国栋和林鸣九在青岛的活动情况，了解莱西国民党是否与他们有联系；了解青岛国民党部队的部署情况。用他的时候专署公安处进行了备案、登记，是公安处副处长张学清同志亲自办的。李新春去青岛后，向莱西县汇报了几次情况。1949年国民党军队从青岛逃跑后，李新春就回了莱西，莱西县公安局长辛日中对其进行了审查，没查出什么问题，县委就把李新春安排到义谭店中学教学去了。1954年，莱阳地委清查“向明富农路线”，地委领导同志对我说，李新春在1947年敌人进攻莱西时，曾回过家，他村里（水集二村）死了两个人，他是杀人后台。”我说：“这个情况当时没有查到，即使情况是真的，也是属于我的工作问题，不是包庇反革命o"地委领导同志审查了我一年多，最后还是决定我是包庇反革命。我觉得，这个决定总有一天要平反。1956年，我要求调走。随后，把我调到山东省林业厅工作。我到省后，就去问省纪委书记周星夫同志，我说：“莱阳地委给我下了包庇反革命结论对吗？”他说：“地委领导没说你是有意识包庇反革命。”我说：“没有意识包庇反革命，为什么要作包庇反革命的结论呢？”周星夫同志笑而不答01957年的春天，我的老伴到北京去参观，也到中央林业部反映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1957年我到林业厅任财政科长。省委组织工作组让我们到菏泽小留区进行社教，工作组由我任组长，肖焕章任副组长。社教中除了对党员上党课外，我们注重发动群众搞生产，当地风沙很大，麦苗受到损伤，小麦的收成一般，夏粮及时播种，秋季获得了丰收。在搞社教时，发现当地的妇女每逢集日经常带着一家人到集上吃喝，就是不愿参加会议，经过我们的这一段社教工作，改变了她们不参加会议的习惯。当时我们工作组还注重搞副业，发动群众养羊卖羊皮挣钱，羊肉也卖钱。
在1957年我任财政科长时，有人说我降职了。我干革命从来不为官不为财，15年没有发工资，特别是抗日八年，我做党的地下工作经常从家里拿吃的拿穿的。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上级让我任县委副书记，我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有这个能力，觉得还是在小学当个教师吧！”最后，领导还是决定让我当县委副书记。
1958年，我代理厅长带领莱西建设科长李国兴，蒙阴县农村工作部长等六七个人到中央林学院学习林业知识。在运动会上，罗玉川讲了林业的重要性，他说：“植树造林不但直接增加财富，还能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护鸟兽、使生态平衡，中央领导很重视植树造林，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我们主要学习了森林学、造林学、防治病虫害学、保持水土等学科。我非常认真积极地接受这些新知识，并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每个星期除了学习、观赏名胜古迹外，还去参观林场苗圃。如到距市较远的西山大鹫峰林场苗圃。学习结束后，又去河南参观黄河故道造林，在浙江参观了杭州市园林化、新华的杉木林、竹林等地。新华的毛竹由于南方气候湿润，土壤适合，长得很好，这在北方是看不到的。参观后，我们的北京学习就结束了。以后我们也往山东引进过杉树和毛竹，但只有个别的适合该树种的地方存活下来了。我们到东北引进的人参种子，在泰山试种失败了。1960年任林业厅办公室主任。
1958-1959年，任农林厅特产局局长，1960年任林业厅办公室主任。在1958年底，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滕县郭家庄做救灾工作。过春节时，村里每户分到三两羊肉，两颗大白菜，半斤点心，村民们都到地里去捡地瓜。村干部郭祥令、郭祥平告诉我今年亩产1188斤。我查了一下帐目，并在春节晚上，我与他们开了个座谈会，我对他们说：“亩产1188斤，怎么会没有饭吃？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你们若是不说实话，饿死人我可不负责任。”他们又说：“其实亩产不到五百斤，说亩产1188斤是县里农村工作部长定的。”正月初四那天，我把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而县委书记在大会却批评我是在刮低产风。散会后，我又把情况向大组长周南（驻在济宁地委）同志汇报了，周南派了两位同志到郭家庄了解实际情况，我如实向工作组做了汇报，后来周南同志又亲自到县里了解了一下。他说：“工作组对县委有意见，要向省委反映；县委对工作组有意见，也要向省委反映。县委与工作组团结起来才能做好救灾工作，并说服县委发了些救济粮。这样，郭家庄救灾工作就胜利完成了。工作组结束后，滕县县委还是向省委告了我一状，我回到厅里后，厅长把情况告诉了我。因为滕县告发的情况是虚假的，所以省委没有处分我。
1963冬，我在济南西郊大金庄公社进行四清试点，主要经验是，村干部的出身成分是好的，对党很热爱，就是文化水平低点，工作能力差，主要是教育问题，没有搞出其它严重问题来。
1965年我到曲阜搞四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中王村工作时，支部书记仇恩祥和其它支部委员工作积极热情，但生活很困难，因为任支部书记就会影响干家里的活，老婆孩子经常吵他。村里有个小卖部，帐目也没有问题。此时，岳家村开万人大会斗村支书陈秃同志，大会后要求每村都要斗村干部，我跟孙沸说：“我们村干部勤劳，工作认真，帐目没有问题，不能斗他们”，这样中王村就没有斗村干部，当时领队的同志说：“农村干部百分之六十是不好的，不斗就不够格的。”我并不赞成他的观点，我说：“既然有那么多不够格的，工作还能干得这么好？”但我并没有公开这样讲。岳家村的领导就派人到我所住的中王村来察问为什么没有斗。我说：“村中小卖部帐目上没有问题，干部工作积极，为了实事求是，为了不顶上级，我说等再查一次小卖部的帐，若有问题再斗。”过了不几天，毛主席在一文件中批评所谓“村干部百分之六十不是好干部”的言论，这样中王村就始终没有斗村干部。
1966年春，派我到山东省林校进行“四清”工作，当时杨厅长告诉我，山东省准备在泰安林校办个劳动大学，包括泰安林校、泰安林场、山东林科所、泰安果科所四个单位。这次你到泰安林校任四清工作组组长兼校长，邱恩鸿任副组长o"“四清”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校有个副书记，他是泰安造反派三个主要领导人之一。造反派在林校揪出了三十多个“黑帮”o把我定为“走资派”、“保皇派”、“黑帮头子”，对这些“黑帮”实行了严刑拷打、劳动改造。我在牛棚里住了四个月，直到济南打倒王效禹后，才解放出来。造反大队到处打、砸、抢，打遍了全泰城，也曾几次到济南来找省委，造反派上泰山破坏古文物，把铜佛像砸成了碎片，因为破坏古文物，那位副书记被叛八年徒刑。1973年林校又重新开学了，我在林校教了五年学，一直到1977年我因有病回到济南。在林校教学时，为了教好学生，我经常到教室听其他教师讲课，看其他教师讲课情况和学生的听课情况，我也经常跟着学生到县里去实习。如到德州、临邑、聊城、泰安去轮流实习。教师讲物理化学课，都有仪器，讲生物学有标本，如张厚兴夫妇二人，讲得非常生动，与实物结合的很好，易学易懂；李法曾、梁树斌经常带学生到山上采集标本，实地讲解，使学生很容易明白；姜传彦、郭永远经常到下边村庄里的果园里修剪果树和植树造林；刘仕儒讲林业病虫害，到现场对照实物讲；贾象斌到下边讲土壤学，这些教师讲课时都能与实物结合，教师讲得清楚，学生听得明白，易学易懂易记。这批好老师培养出了一批好学生，给山东省培养了大批林业干部。王寅轩和我教的这五年（1973-1977年），是林校取得成绩最好的一段时间。
我在杨云阶厅长的领导下工作10年，我认为杨云阶是个好党员，好厅长。他为人正直，对上级不阿臾奉承，认真执行上级指示，能团结同志，正派、公正、宽怀、厚道，爱护关心下级工作人员，除了对于部加强教育，对犯错误的同志，既按原则处理，又有达到对他们进行教育的目的。他为官清廉，在工作上发扬“先坡后窝”的精神，宁可让职工住的差一点，也要把山东的林业搞好。如在开全省林业干部会议时，请费县的县长作造林典型报告，不用公费吃饭，对我说：“咱们大家一起凑钱请他吃饭吧。咱们不要借请县长吃饭占公家的便宜。”我打趣地说：“咱们共产党员既不当老虎也不做虱子、跳蚤占公家的便宜。”农展馆撤消后，我们领导干部每人分了一条茧绸裤子，我们都照价付了钱。打长途电话先写好稿子，免得说闲话浪费钱。杨厅长主持工作期间，政绩突出，为山东林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徂徕山、泰山、沂山、蒙山，人工造林都是这一阶段造起来的，崂山林场也造了一部分。兖州县、冠县林网化，荷泽市桐粮间作，烟台、威海的沿海防护林，也都是在这时开展起来的。
1978年，山东省农办调我到农业展览任馆长兼书记，副馆长张兆先、崔广彩，任务是按上级拨款100万的要求扩建农展馆，后因上级未拨款便停止了078、79这两年在展览馆期间，共办了两三次农业展览，有丰产的照片、实物。农民带着路费到济南参观农业展览很少，不如在农村就地看丰产典型，农业展览参观者以城市人口为主。在这两年还到北京农展馆、南京农展馆、江西农展馆等地参观。他们办的与山东无大差别，农民参观者也不多01980年我的冤案昭雪，调到省林业厅。
在这24年冤案在身的日子里，在思想上，我一直忠于党的事业，没有因冤案而影响工作情绪。在工作中，我积极肯干，艰苦奋斗、认真负责，实践了我入党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也就是我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誓言。也实践了入党时服从组织分配的誓言，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到哪里。我这一段工作中接受了1952年“三反打老虎”的教训，特别注意实事求是。关于辛瑞亭同志的冤案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找到原在莱阳地委和我一块工作的陈同志，我问他：“为什么整辛瑞亭？”他说有三条理由：一条是“哥尔洛夫”；第二条是搞宗派，我说：“他跟谁搞宗派？有证据吗？”他说不出来；第三条是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他所说的不三不四的人，就是指做地下党工作时用的特情人员，和特情人员来往，现在解放了，这些人来看他。我对他说：“你这三条理由太不充分了，他是抗日战争前的老党员，你们这样整他对吗？”辛瑞亭同志不能接受这种结论。1956年莱阳地委撤消，合并到烟台市，听说他找到二十六军的负责同志，反映过这冤案情况，有关领导同志也向当时烟台地委领导反映过这个情况，也没起到什么作用。以后原烟台地委做了决定。将辛瑞亭由行政十二级降到十八级，分配他到一个小工厂里当厂长，辛瑞亭同志不服这个决定，没有去上任。接着因病去世了。他的老伴到处为他申诉。1979年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关怀下，才彻底给他平反。所谓我包庇的“反革命分子”李新春，于1979年也给平反了，平反后他从青海回到了山东。1980年，我第一次平反，赛风部长对我说：“你不是包庇反革命。”我说：“我本来就不认为我是包庇反革命，那我在莱阳工作时的问题呢？”他说还没研究。不久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武开章说：“你的问题不是包庇反革命，你现在老了不能干厅长了，干个顾问吧！”我在莱阳的职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的心理感到不平衡。我向中央组织部申诉，组织部说：“中央组织部只管省级干部，不管厅级干部，你到省委去解决吧！”我又到省委组织部申诉。省委组织部根据前莱阳地委书记王建明1952年说的，我到莱阳是副专员代理专员和周总理的委任，将我的问题全部平反了。从第一次平反到最后一次，三次平反历时20年，这说明了，冤案平反不容易啊！第二次平反决定我任林业厅顾问，享受副厅级待遇，到厅后工作二年，主要到沂蒙山区参观林业造林典型和林业丰产典型，准备上报中央林业部或开全省林业会使用。1982年林业厅党组动员我离休，我就欣然接受了，我从来都是听从组织分配的。
至于我的诗歌，是2000年国家林业局要求老干部写诗词时，我把多年来写的诗歌，从中摘取了一部分寄了去。有些战友说，我的诗歌可以附在回忆录上，我又作了几首新诗，一同附在了回忆录上。我的诗是为了记事、寄情、宣传中华文化的。严格地讲，有的不符合诗词的规格。至于我写的毛笔字，是为了修身养性，锻炼身体的，真正做到老有所为。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对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吃透，运用好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共产党员，还必须坚持真理，不怕打击报复，不怕穿小鞋，有为坚持真理不怕牺牲的精神。若做不到实事求是，就会影响共产党的形象，破坏党的凝聚力，就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文人常有岁月悠悠，往事如烟的感慨，但我却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刻骨难忘。现年逾古稀，历历往事每萦怀在脑海中时，心情总是激动不已。每到此时，总是深切感激党对我的培育教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指明了方向，使我走上了革命的征程，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和生死关头，我都坚持着入党时的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革命征程中虽有挫折，但我仍然坚守信念，不气馁，不灰心，努力工作，心怀坦荡，坦然对待挫折。
今天，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正确领导，已建设得繁荣富强，生机勃勃，以雄伟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当国家盛典奏起雄壮的国歌时，我都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使我更加怀念在硝烟战火时代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现在回忆起来，就常常怀念胶东区党政军领导对我的帮助指导，特别是许世友、林浩、聂凤智等几位老首长，他们对地方上的同志和工作都十分关心，要求也很严格，能及时指出我们工作上的问题，使工作能顺利开展，遵照他们的指示精神，工作就能很快打开局面。他们对地方上同志们的生活工作都很关心，总是很体谅地方上的困难，常送我们一些战利品，如枪械、子弹之类的物资。马连庄战役后，聂凤智将军将缴获的一架旧照像机送给了我，战争年代生活紧张，我用的很少，后来就把它交公了。
我更感激胶东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对我的支持。我们应当永远牢记，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事业的胜利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