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生涯回忆(五) 蒙冤二十四年革命干劲不减

下马庄de 发表于2020-01-08 15:56:49

    1954年,我在莱阳专署工作,当时山东省开展“反向明富农路线”,莱阳地委是重点,地委书记怕运动搞到自己头上,就拿我和辛瑞亭同志作重点,借题发挥,无中生有,转移视线,解脱自己。把我正确用人做特情工作,说成是包庇反革命,给了我个撤消地委委员的处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通过刘永秋用李新春(李新春是刘永秋的朋友,国民党员)到青岛做特情工作,了解胶东国民党头子赵国栋和林鸣九在青岛的活动情况,了解莱西国民党是否与他们有联系;了解青岛国民党部队的部署情况。用他的时候专署公安处进行了备案、登记,是公安处副处长张学清同志亲自办的。李新春去青岛后,向莱西县汇报了几次情况。1949年国民党军队从青岛逃跑后,李新春就回了莱西,莱西县公安局长辛日中对其进行了审查,没查出什么问题,县委就把李新春安排到义谭店中学教学去了。1954年,莱阳地委清查“向明富农路线”,地委领导同志对我说,李新春在1947年敌人进攻莱西时,曾回过家,他村里(水集二村)死了两个人,他是杀人后台。”我说:“这个情况当时没有查到,即使情况是真的,也是属于我的工作问题,不是包庇反革命o"地委领导同志审查了我一年多,最后还是决定我是包庇反革命。我觉得,这个决定总有一天要平反。1956年,我要求调走。随后,把我调到山东省林业厅工作。我到省后,就去问省纪委书记周星夫同志,我说:“莱阳地委给我下了包庇反革命结论对吗?”他说:“地委领导没说你是有意识包庇反革命。”我说:“没有意识包庇反革命,为什么要作包庇反革命的结论呢?”周星夫同志笑而不答01957年的春天,我的老伴到北京去参观,也到中央林业部反映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1957年我到林业厅任财政科长。省委组织工作组让我们到菏泽小留区进行社教,工作组由我任组长,肖焕章任副组长。社教中除了对党员上党课外,我们注重发动群众搞生产,当地风沙很大,麦苗受到损伤,小麦的收成一般,夏粮及时播种,秋季获得了丰收。在搞社教时,发现当地的妇女每逢集日经常带着一家人到集上吃喝,就是不愿参加会议,经过我们的这一段社教工作,改变了她们不参加会议的习惯。当时我们工作组还注重搞副业,发动群众养羊卖羊皮挣钱,羊肉也卖钱。

  在1957年我任财政科长时,有人说我降职了。我干革命从来不为官不为财,15年没有发工资,特别是抗日八年,我做党的地下工作经常从家里拿吃的拿穿的。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上级让我任县委副书记,我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有这个能力,觉得还是在小学当个教师吧!”最后,领导还是决定让我当县委副书记。

    1958年,我代理厅长带领莱西建设科长李国兴,蒙阴县农村工作部长等六七个人到中央林学院学习林业知识。在运动会上,罗玉川讲了林业的重要性,他说:“植树造林不但直接增加财富,还能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护鸟兽、使生态平衡,中央领导很重视植树造林,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我们主要学习了森林学、造林学、防治病虫害学、保持水土等学科。我非常认真积极地接受这些新知识,并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每个星期除了学习、观赏名胜古迹外,还去参观林场苗圃。如到距市较远的西山大鹫峰林场苗圃。学习结束后,又去河南参观黄河故道造林,在浙江参观了杭州市园林化、新华的杉木林、竹林等地。新华的毛竹由于南方气候湿润,土壤适合,长得很好,这在北方是看不到的。参观后,我们的北京学习就结束了。以后我们也往山东引进过杉树和毛竹,但只有个别的适合该树种的地方存活下来了。我们到东北引进的人参种子,在泰山试种失败了。1960年任林业厅办公室主任。

  1958-1959年,任农林厅特产局局长,1960年任林业厅办公室主任。在1958年底,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滕县郭家庄做救灾工作。过春节时,村里每户分到三两羊肉,两颗大白菜,半斤点心,村民们都到地里去捡地瓜。村干部郭祥令、郭祥平告诉我今年亩产1188斤。我查了一下帐目,并在春节晚上,我与他们开了个座谈会,我对他们说:“亩产1188斤,怎么会没有饭吃?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你们若是不说实话,饿死人我可不负责任。”他们又说:“其实亩产不到五百斤,说亩产1188斤是县里农村工作部长定的。”正月初四那天,我把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而县委书记在大会却批评我是在刮低产风。散会后,我又把情况向大组长周南(驻在济宁地委)同志汇报了,周南派了两位同志到郭家庄了解实际情况,我如实向工作组做了汇报,后来周南同志又亲自到县里了解了一下。他说:“工作组对县委有意见,要向省委反映;县委对工作组有意见,也要向省委反映。县委与工作组团结起来才能做好救灾工作,并说服县委发了些救济粮。这样,郭家庄救灾工作就胜利完成了。工作组结束后,滕县县委还是向省委告了我一状,我回到厅里后,厅长把情况告诉了我。因为滕县告发的情况是虚假的,所以省委没有处分我。

  1963冬,我在济南西郊大金庄公社进行四清试点,主要经验是,村干部的出身成分是好的,对党很热爱,就是文化水平低点,工作能力差,主要是教育问题,没有搞出其它严重问题来。

    1965年我到曲阜搞四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中王村工作时,支部书记仇恩祥和其它支部委员工作积极热情,但生活很困难,因为任支部书记就会影响干家里的活,老婆孩子经常吵他。村里有个小卖部,帐目也没有问题。此时,岳家村开万人大会斗村支书陈秃同志,大会后要求每村都要斗村干部,我跟孙沸说:“我们村干部勤劳,工作认真,帐目没有问题,不能斗他们”,这样中王村就没有斗村干部,当时领队的同志说:“农村干部百分之六十是不好的,不斗就不够格的。”我并不赞成他的观点,我说:“既然有那么多不够格的,工作还能干得这么好?”但我并没有公开这样讲。岳家村的领导就派人到我所住的中王村来察问为什么没有斗。我说:“村中小卖部帐目上没有问题,干部工作积极,为了实事求是,为了不顶上级,我说等再查一次小卖部的帐,若有问题再斗。”过了不几天,毛主席在一文件中批评所谓“村干部百分之六十不是好干部”的言论,这样中王村就始终没有斗村干部。

    1966年春,派我到山东省林校进行“四清”工作,当时杨厅长告诉我,山东省准备在泰安林校办个劳动大学,包括泰安林校、泰安林场、山东林科所、泰安果科所四个单位。这次你到泰安林校任四清工作组组长兼校长,邱恩鸿任副组长o"“四清”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校有个副书记,他是泰安造反派三个主要领导人之一。造反派在林校揪出了三十多个“黑帮”o把我定为“走资派”、“保皇派”、“黑帮头子”,对这些“黑帮”实行了严刑拷打、劳动改造。我在牛棚里住了四个月,直到济南打倒王效禹后,才解放出来。造反大队到处打、砸、抢,打遍了全泰城,也曾几次到济南来找省委,造反派上泰山破坏古文物,把铜佛像砸成了碎片,因为破坏古文物,那位副书记被叛八年徒刑。1973年林校又重新开学了,我在林校教了五年学,一直到1977年我因有病回到济南。在林校教学时,为了教好学生,我经常到教室听其他教师讲课,看其他教师讲课情况和学生的听课情况,我也经常跟着学生到县里去实习。如到德州、临邑、聊城、泰安去轮流实习。教师讲物理化学课,都有仪器,讲生物学有标本,如张厚兴夫妇二人,讲得非常生动,与实物结合的很好,易学易懂;李法曾、梁树斌经常带学生到山上采集标本,实地讲解,使学生很容易明白;姜传彦、郭永远经常到下边村庄里的果园里修剪果树和植树造林;刘仕儒讲林业病虫害,到现场对照实物讲;贾象斌到下边讲土壤学,这些教师讲课时都能与实物结合,教师讲得清楚,学生听得明白,易学易懂易记。这批好老师培养出了一批好学生,给山东省培养了大批林业干部。王寅轩和我教的这五年(1973-1977年),是林校取得成绩最好的一段时间。

  我在杨云阶厅长的领导下工作10年,我认为杨云阶是个好党员,好厅长。他为人正直,对上级不阿臾奉承,认真执行上级指示,能团结同志,正派、公正、宽怀、厚道,爱护关心下级工作人员,除了对于部加强教育,对犯错误的同志,既按原则处理,又有达到对他们进行教育的目的。他为官清廉,在工作上发扬“先坡后窝”的精神,宁可让职工住的差一点,也要把山东的林业搞好。如在开全省林业干部会议时,请费县的县长作造林典型报告,不用公费吃饭,对我说:“咱们大家一起凑钱请他吃饭吧。咱们不要借请县长吃饭占公家的便宜。”我打趣地说:“咱们共产党员既不当老虎也不做虱子、跳蚤占公家的便宜。”农展馆撤消后,我们领导干部每人分了一条茧绸裤子,我们都照价付了钱。打长途电话先写好稿子,免得说闲话浪费钱。杨厅长主持工作期间,政绩突出,为山东林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徂徕山、泰山、沂山、蒙山,人工造林都是这一阶段造起来的,崂山林场也造了一部分。兖州县、冠县林网化,荷泽市桐粮间作,烟台、威海的沿海防护林,也都是在这时开展起来的。

    1978年,山东省农办调我到农业展览任馆长兼书记,副馆长张兆先、崔广彩,任务是按上级拨款100万的要求扩建农展馆,后因上级未拨款便停止了078、79这两年在展览馆期间,共办了两三次农业展览,有丰产的照片、实物。农民带着路费到济南参观农业展览很少,不如在农村就地看丰产典型,农业展览参观者以城市人口为主。在这两年还到北京农展馆、南京农展馆、江西农展馆等地参观。他们办的与山东无大差别,农民参观者也不多01980年我的冤案昭雪,调到省林业厅。

  在这24年冤案在身的日子里,在思想上,我一直忠于党的事业,没有因冤案而影响工作情绪。在工作中,我积极肯干,艰苦奋斗、认真负责,实践了我入党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也就是我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誓言。也实践了入党时服从组织分配的誓言,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到哪里。我这一段工作中接受了1952年“三反打老虎”的教训,特别注意实事求是。关于辛瑞亭同志的冤案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找到原在莱阳地委和我一块工作的陈同志,我问他:“为什么整辛瑞亭?”他说有三条理由:一条是“哥尔洛夫”;第二条是搞宗派,我说:“他跟谁搞宗派?有证据吗?”他说不出来;第三条是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他所说的不三不四的人,就是指做地下党工作时用的特情人员,和特情人员来往,现在解放了,这些人来看他。我对他说:“你这三条理由太不充分了,他是抗日战争前的老党员,你们这样整他对吗?”辛瑞亭同志不能接受这种结论。1956年莱阳地委撤消,合并到烟台市,听说他找到二十六军的负责同志,反映过这冤案情况,有关领导同志也向当时烟台地委领导反映过这个情况,也没起到什么作用。以后原烟台地委做了决定。将辛瑞亭由行政十二级降到十八级,分配他到一个小工厂里当厂长,辛瑞亭同志不服这个决定,没有去上任。接着因病去世了。他的老伴到处为他申诉。1979年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关怀下,才彻底给他平反。所谓我包庇的“反革命分子”李新春,于1979年也给平反了,平反后他从青海回到了山东。1980年,我第一次平反,赛风部长对我说:“你不是包庇反革命。”我说:“我本来就不认为我是包庇反革命,那我在莱阳工作时的问题呢?”他说还没研究。不久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武开章说:“你的问题不是包庇反革命,你现在老了不能干厅长了,干个顾问吧!”我在莱阳的职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的心理感到不平衡。我向中央组织部申诉,组织部说:“中央组织部只管省级干部,不管厅级干部,你到省委去解决吧!”我又到省委组织部申诉。省委组织部根据前莱阳地委书记王建明1952年说的,我到莱阳是副专员代理专员和周总理的委任,将我的问题全部平反了。从第一次平反到最后一次,三次平反历时20年,这说明了,冤案平反不容易啊!第二次平反决定我任林业厅顾问,享受副厅级待遇,到厅后工作二年,主要到沂蒙山区参观林业造林典型和林业丰产典型,准备上报中央林业部或开全省林业会使用。1982年林业厅党组动员我离休,我就欣然接受了,我从来都是听从组织分配的。

    至于我的诗歌,是2000年国家林业局要求老干部写诗词时,我把多年来写的诗歌,从中摘取了一部分寄了去。有些战友说,我的诗歌可以附在回忆录上,我又作了几首新诗,一同附在了回忆录上。我的诗是为了记事、寄情、宣传中华文化的。严格地讲,有的不符合诗词的规格。至于我写的毛笔字,是为了修身养性,锻炼身体的,真正做到老有所为。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对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吃透,运用好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共产党员,还必须坚持真理,不怕打击报复,不怕穿小鞋,有为坚持真理不怕牺牲的精神。若做不到实事求是,就会影响共产党的形象,破坏党的凝聚力,就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文人常有岁月悠悠,往事如烟的感慨,但我却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刻骨难忘。现年逾古稀,历历往事每萦怀在脑海中时,心情总是激动不已。每到此时,总是深切感激党对我的培育教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指明了方向,使我走上了革命的征程,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和生死关头,我都坚持着入党时的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革命征程中虽有挫折,但我仍然坚守信念,不气馁,不灰心,努力工作,心怀坦荡,坦然对待挫折。

    今天,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正确领导,已建设得繁荣富强,生机勃勃,以雄伟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当国家盛典奏起雄壮的国歌时,我都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使我更加怀念在硝烟战火时代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现在回忆起来,就常常怀念胶东区党政军领导对我的帮助指导,特别是许世友、林浩、聂凤智等几位老首长,他们对地方上的同志和工作都十分关心,要求也很严格,能及时指出我们工作上的问题,使工作能顺利开展,遵照他们的指示精神,工作就能很快打开局面。他们对地方上同志们的生活工作都很关心,总是很体谅地方上的困难,常送我们一些战利品,如枪械、子弹之类的物资。马连庄战役后,聂凤智将军将缴获的一架旧照像机送给了我,战争年代生活紧张,我用的很少,后来就把它交公了。

  我更感激胶东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对我的支持。我们应当永远牢记,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事业的胜利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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