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 土
我姓赵，名甡。“甡”字疏臻切，读莘。《诗·大雅·桑柔》有“甡甡其鹿”之句，《注疏》说，众多也；又说，聚貌。窥察父亲命名之意，也许是要我儿女众多；也许是要我事业昌盛、有所著述吧。字俪生，也是父亲起的，这也不过将“名”拆开来而已。有些朋友往往将单立人旁省掉，我很不喜欢。我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农历四月廿五日（阳历6月14日）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东村。安丘，是我的籍贯；景芝镇东村，是我的出生地，在这块地方我只住到十岁就离开了，所以我对乡土的感情不是多么浓厚。67岁上回乡乘吉普车到处跑了几天，再翻翻志书，才所知略多。
安丘，现在是潍坊市属下一个不大的县。它北邻潍县，南邻诸城，东邻高密，西邻临朐，东北邻昌邑，西北邻昌乐，东南邻莒县，西南邻沂水，八县环围，是山东半岛中部偏南的平原地区，以盛产小麦、黄豆、烟叶、高梁著称。郑板桥诗云“走遍青山是潍县，过了潍县又青山”，就是说，独独我们家乡一带缺乏山峦之美。苏东坡从杭州调到密州（诸城），在文章里说“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这“桑麻之野”四个字，我认为是对我的故乡最好的描写。不过，安丘虽无名山，但其西部邻近临朐一带，是有层层的台地的。
《左传》成公八年(公元前583)，晋国派遣楚国的叛臣巫臣绕道到吴国去，路过渠丘，据说这是莒国属下的一个小封地，城池很破败，所以巫臣才有“城已恶矣”的话。这个小封地可能在偏南的地方，与后来的安丘城原本对不上号。可是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的，“渠丘”却成了安丘的古名。在考古发掘方面则有更远古的资料，自景芝镇西门外浯河崖上发掘到的黑陶高脚杯和白陶鬻是大汶口文化的最精品，至今展览在北京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里，这就比公元前583年更早得多了。这说明，我们家乡在远古时候，是东夷人聚居繁衍的地方。
安丘的水，大体说是四条。头等河一条，叫潍水。从县的东沿自南而北，流到渤海里去了。潍水俗名淮河，“潍”音是怎么与“淮”音发生误讹和粘连的，顾炎武在他的《谲觚十事》中争辩过。二等河一条，叫汶水，自县的西南向东北流，入潍水。这是安丘县具有代表性的一条水，其与潍水交汇处是古斟鄩、淳于、营陵（缘陵）、杞诸邦国的所在地或其附近地带，是一个古老的文化区。第三、四条水叫渠水和浯水，都流入潍水。我的出生地即在浯水之东。
安丘基本上没有山，但沂蒙山的最东余脉伸到了安丘的西部。沂蒙山对山东半岛来说，像一条脊梁骨，脊梁骨以北的水，向北流，脊梁骨以南的水，如沂水和沭水，则向南流。我的家乡，则恰好处在沂蒙山这个躺卧着的巨人头向西南脚向东北态势下伸出来的脚丫子底下。
至于政治区划，则历朝历代，情况十分复杂，一会儿划到了这边，一会儿又划到了那边。以我来说，我把西汉划的郡国认为是最有权威的，它把安丘列在北海郡，缘陵是首县，安丘是次县；而南沿就是琅琊郡。试想，北海和琅琊是两个名郡，历来出了不少人才。我以自己能在这两大名郡的边缘上出生而感到骄傲。
2．身 世
安丘巨族，首推张、马、曹、刘。有几句民语说， “张、马、曹、刘、赵，江、海、河、汉、尿”。试看人家把赵氏家族只不过比做一股尿水。当然，这也许是大族与大族间互相倾轧的一种诬蔑之辞。
赵氏家族来自河北枣强，这是有资料根据的。时间是元顺帝至正年间，公元14世纪中段距明朝开国为时已不远。他们在枣强，本是打铁户，可也偶尔有念书的，中了秀才，就放了山东安丘的县令。要在北宋初，进士们在翰林院进修几年，才可以得到“权知某县事”的任命。元朝末年兵荒马乱，徐达的兵快打过来了，所以秀才也可做县官。此人叫赵太平，是我们的始祖。他在赴任途中，在今淄博市以东的金岭镇病故了。二世公据说会看风水，就扶柩将他老人家安葬在景芝镇保元门内。这地方，后人叫“老林埠”。土改中，凡有需执行死刑之赵姓男女，多于老林埠执行之，似寓有“厌胜”之意，就是说，让恶霸地主们到阴间里也祖祖孙孙不得翻身。
这个家族本来并无恶霸的意味，是做豆油和白干酒生意的大商人地主。据说他们在胶州麻湾包有300只南船，将大篓大篓的豆油和白干酒运往海州，甚至扬州，这自然要发家致富。可是清同治初年，阶级斗争激烈化了。捻军到了山东，剿捻的淮军也到了山东，传说捻军指挥官任化邦（任柱）和淮军指挥官刘铭传前后都曾驻扎在我们村里，指挥官就住在我家的高房里。阶级斗争一激化，官军不够用，就自然而然叫地主们组织“联庄会”，形成一个个土围子。地主们手里一旦掌握了一点兵权，恶霸的味道就自然而然地滋生了。我有一位叔曾祖父的神主楼子旁边就吊有龙头拐杖一根，说是刘铭传军门赏下来的。
可我们这一支系不搞武装，以读书科举为业，所以到我身上还能有一点积累下来的痕迹。我不认为遗传会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起一定的作用还是应该承认的吧。因此，在这里，我准备对我的曾祖父、祖父、外祖父、伯外祖父和我父亲，作出一些描述。
曾祖父叫赵鹤立，是一个颇有毅力的人。他是大商人地主的过继儿子，“长毛”来了，将他父亲杀害，他在搏斗中也受了重伤。后来他考科举，秀才已经中了，但“书办”来索取贿金，他拒绝付给，“书办”们回去在卷子上挑个什么毛病：革掉了。报中和报革的两次报子都报到村里，我自幼就熟悉这段故事。他发奋走“捐班”道路，户部铨发他四川仁寿县知县，“书办”又来了，索贿300两，他不但拒绝，又打了人家耳光。“书办”们回去，将四川仁寿调成云南恩安。“万里云南”，亲友们都劝他莫去，他坚持去了，干了12年，从恩安县知县调镇南州知州，再调回昭通府知府，然后告老回家。
有一年在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请吃饭，我问：“你们云南可有个恩安县？”他说：“你怎么知道有个恩安县的？这个建置早撤销了，它就是我们昭通的附郭县。”我说：“家曾祖在同治年间当过恩安县知县署理昭通府知府。”他说：“哎呀呀，是我的父母官呀。”
又有一年去大理参观。去程在楚雄打尖，返程在南华打尖。在南华县招待所里招待我们的，是县文史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南华县清朝叫镇南州。我马上问：“同治六、七年可有个知州叫赵鹤立的？”他们说他们正修这一段，确有赵鹤立这么一位知州，山东安丘人，临去职老百姓还送了“万民伞”。我出到街上看看，这县坐落在一片贫瘠的小坝子上，少数民族很多，汉民很少。
我这位曾祖公是一位遭遇坎坷时能够坚持挣扎的人。我在心里想：我是不是有一点他的遗传？
我的祖父是另外一种人。他叫赵尔瑨，字晋玉。他考山东乡试，中了举人，进京当了一名内阁中书，长年在午门楼上缮写上谕、诏诰等文件。光绪十五年(1889)当了一次北闱乡试同考官。“红灯照”进京前一年，他46岁就死了。他死之年距我出生之年25年，我是他身后的幼孙，无由得知他的形貌和性情了。他留下十几大本日记，都是用铺子里的账本记的，记载着他购进青铜器、甲骨、宋明人字画的项目、价款、来往有关的知会。我看到的账本也不全，当时分家风俗是什么都要分，四吊子画每家一吊，十几本账每家三四本，我只能看“二份”的那个部分。
我也曾和别人讨论过。有一次由乌鲁木齐乘车与周绍良先生同包厢，我问他：“一个内阁中书怎么有那么多钱买古董字画？”他答：“我曾祖父周馥是两广总督，回北京每天黎明前要上朝时，先称出300两银子（约合18斤多一点）一包的‘红包’若干包，去送科、房里的中书们。这不算行贿，只是委托中书们遇有重要上谕及早抄寄的一种预付的酬劳金而已。试想，全国多少巡抚总督，每人一包，买字画古董不是蛮够了吗？”
可是这些珍藏，在运柩的途路上全部被窃劫了。父亲告诉我说，从宣武门外住宅准备启行时，车户们请示太太，道路不靖，箱笼轻重要有个区别。当时继祖母可能考虑到车户们与黑道多有勾连，问这话可能是探路的，于是回答说：“一个穷中书，有什么轻的重的，不过一堆破烂罢了。”车过黄村，车尾绑箱粗绳被斩断，青铜器、字画于是荡然无存。呜呼！
我三四十岁时，也曾一度迷于收购字画。我想：这是不是也受祖父的影响？
现在，该来说说我外祖父兄弟二人。哥哥叫郭金篆，字芝农；弟弟叫郭金范，字心亭。二人都是举人，都未再考会试，是诸城城内金家巷子的人。我赵家的曾祖和祖父没有著作，仅以仕宦传世；外祖父兄弟都有著作，所以带有学者的身份。67岁那年，我和我妻在诸城九曲巷（金家巷子故址）伫立一大阵，以表示对外祖家的怀念。在诸城博物馆找到两位外祖替别人著作写的《序》，而且是石印原迹，可以看到在书法上，大外祖写孙过庭，嫡外祖开始写颜体，后来转学何绍基的。这和赵家不同，我祖父和父亲都从欧体写起，参些赵予昂，更接近“馆阁体”的要求。两位外祖父为人写序的书，都是关于文字学和篆刻学的，所以其中一种是由西湖西泠印社印行。这一带是有这种传统，例如文字音韵学家许瀚（印林）和丁以此，就都是他们同时代邻县的日照人。我遇见一位与我同龄的老者赵子封，他是县政协的副主席，他对我说，他孩童时随他祖父去拜望郭大先生，未入门即遥闻丝竹管弦之声，原来大先生酷爱昆曲与京戏，家里经常有梨园中人前来演习，兼作相互间的观摩。传说京剧《击鼓骂曹》的道白和唱词，其初稿是郭大先生撰写的。二先生才华可能没有大先生那么大，他一生仅以教家馆为业，据说他教的学生考中进士的居多，故他的聘金较一般优厚一倍至数倍。晚年，他受聘替族伯赵孝陆（名录绩）做我村馆师，此家有地产30顷（即3000亩）。我父家贫，寄学此家，外祖赏识我父才华，就将其长女许配了，这就是我母亲与父亲相隔百余里能够结婚的机缘。
我平生爱写字，也喜欢看京剧与昆曲。有人告诉我，大外祖父身高一米八以上。做东昌府教谕时，他黎明前到资料室一条一条查阅、翻检资料。我心里想：我明显不就是他老人家的再版吗？
该说说我的父亲了。他叫赵录斌，字仲全，似乎是取“文武双全”的意思，其实他半点也不“武”，纯而又纯的“文”。古文功底很深，什么时候积累下的，他未曾谈过。据我推测，是在北京宣武门外法源寺做中书公的二少爷时，在自己家馆或寄学别人家馆时用功积累下来的。他中了秀才，补了廪生，清朝的科举就停止了。当时提倡赴日本留学，他堂兄弟八人，五个去了，他不去。他很早就沾染了鸦片烟嗜好，生活日渐疏懒，当中学堂教习要按钟点上下班，他办不到，所以连中学堂教习的职业也维持不下去，就日渐穷途潦倒了。
他酷爱填词。当时清末民初，词学界人多走“二窗”的路子，即吴梦窗（文英）和周草窗（密），都是南宋词人。词又叫“长短句”，不限五言七言，可长可短。而南宋词人弃长偏短，二字句、三字句偏多，读起来气韵狭促，有亡国之音。清朝快亡时，词人又抬出“二窗”来，这很不正常。我父亲不走“二窗”路子，但也不喜欢苏、辛“铁板铜琶”的派头，他独爱周邦彦（美成），说只有周才是词学的正宗。我，作为他的儿子，就不完全同意。周上承婉约派，下启“二窗”，专写儿女情怀，专尚雕琢辞藻，似乎也说不上正宗。当时我不满15岁，就辑了一部词选叫《词钞》，大量选人苏东坡、陈同甫、辛稼轩、姜尧章的词，拿给父亲看。他用朱笔圈点了，对有关观点却一声没吭，他已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完全可能和老子观点不同。
他52岁就故去了，留下《秋籁集》诗词四卷。稿经我亲自抄为两份：一在清华园，一在高密乡下姐姐处，遭遇日本侵略，统统毁了。
我的母亲是个文盲，但她对我的教育是身教不是言教。记得一个严冬的清早，家里要摊煎饼，需要推水磨。母亲轻轻离开热炕头，到村中邻人家借驴，牵了回来。当时积雪成冰，驴脚上是铁掌，母亲穿的是木头底小脚鞋，于是连人带驴一起摔倒了。但母亲不慌不忙，不惊叫，不呼助，自己慢慢爬起，再慢慢将驴拽起，慢慢套上水磨，磨起糊糊来。那时我才六七岁，是从纸窗上糊的一块巴掌大的玻璃里窥见的。母亲这种坚毅承担生活的精神在我一生中起着一种强烈的感召作用，每当在生活中感到泄劲时，我一想到母亲和驴一起摔倒、一起爬起的景象，就重新鼓起一股劲头，去承担不管是多么沉重、多么残酷、多么屈辱的担子了。
以上就是我的幼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这些环境条件影响我、制约我，使我走上了以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