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 学
初等小学就在本村里，距家不过两百步之遥。
让我先来描写一下我的家。那是游离开那些砖瓦高屋建筑群，位置在一片片菜圃中间的一个用黄泥坯做墙、麦秆做房顶的院落。院落中北房五间、南房五间，没有厢房。北房五间，最西一间是储藏室，余四间相通。正中是过往间，盘两盘锅灶，有大风箱，烧豆秸做饭，火力可通往毗连房间的炕洞里，积蓄一点暖气。东间由父母住，父亲长年不在家，就由母亲带着我住。西间由四个姐姐住；后来二姐出嫁了，死了，就由三个姐姐住；后来大姐姐又病死了，就由两个小姐姐住。东间还有一个套间，仿佛是一间读书的“静室”，墙上挂着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我四叔写的我父亲最得意的《莺啼序》词，词四阕，字也恰好是四吊子。外有大香几一架，上置木盒装粉纸精印的《御批通鉴辑览》-部。我当时压根儿没想到后来竟会学了历史，所以这部书我连一动也未动过。
南房五间，最东一间是大门道，最西两间是磨房和厕所（濠湾）。余两间似乎空着。院中有桃树、杏树、扁桃树、枣树，有葡萄一大架，葱韭七八畦。南房外面还有菜畦十二三畦。记得张宗昌准许种罂粟，我家也种过两畦，罂粟花实在美丽，妖冶多姿。
当初分家时，我父抓阄的结果是分到昭通公的老宅，一挂砖瓦，前后有月台，左右有厢房。可是父亲非要卖掉不可（卖给他的四叔，昭通公的幼子），新盖了这么一处土房，麻雀将房顶抽成洞，涝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记得小时经常拿洗脸铜盆接雨水，以免淋湿了被褥。家的四周还有四五棵桑树，母亲带着姐姐们养蚕，就把这东套间当结茧室，很清洁也很神秘，不准看，不准动，不准进门。茧结好，缫成丝，拿到街上去卖。我上小学的几年，家里一亩地也没有了，就靠养鸡卖蛋、养蚕卖丝去弄一点活便钱。我67岁那年回家，一位族兄带着我和妻站在一块石条（这石条是中书公中举所竖一对旗杆的石础中的一片）上，向南望着一片绿绿的麦田说：“那就是你故居的所在呀。”
现在来说小学。这小学叫私立育才小学。别看是私立，还蒙徐世昌大总统挂过一块大匾额。学校分三个院，最东一院面积最大，原是昭通公和中书公的祠堂，祭祀时设上祭桌，安上牌位；祭祀过后，将牌位等包好吊在房顶上，底下上课。这是高小部分。中间一院，是一位叔祖的客厅，也让出来做初小男生部分。最西一院，是另一位叔祖的客厅，这家更有钱些，院子更精致些，做了女生部分。不知怎么安排的，我编在女生部读书，一同上学的不是我的姐姐，便是我的姑姑，男孩子只我一个。院中有一巨株海棠，花开得真繁盛，真漂亮。桃杏花瓣薄，里外一个颜色；海棠里色淡红，外色呈朱砂色，宋朝工笔花卉中有这种颜色的记录。学校三部，除东院配老师二人外，余两院各配一人。女生院配的教师是我的嫡亲伯父，此人经常用竹板子打女学生手心，还用铜戒尺打学生的后脑勺，所以学生非常恨他，在鹅卵石上写上“赵硕卿”名字，在花坛边挖坑埋上，还吩咐我跪着哭，以示诅咒。
我常常这样想，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发育、发展来说，高中阶段应该是最关键的年头，这时人们的心扉（脑子）逐渐开窍了，或者说大大地开窍了。理科功课使他们有了最初步的逻辑能力，当数学从初等数学进入高等数学时，他们又会朦胧地感受一点辩证思维的影响；文科功课使他们除开白话，更多地接触到古文字和古文学，受这些积累的影响，他们已不满足于“作文”那样的模拟行为，他们个别的已经有某些最原始的创作冲动了；兼以羼进来外语，一方面增加了繁难，但另一方面又增进了新鲜和对比的感受；随着体育课的训练，生理发育了，训育员在检查宿舍时会在被褥上遇到遗精之类的痕迹；男学生开始莫名其妙地给女生写什么“情书”，而收信者于惊慌、恼怒之余，也会有了某些遐想和怡兴产生出来；有些人想当个头头了；有些人爱议论国家大事了；有些人酝酿着要组织个什么小团体了。以我个人说，这些变化都是在高中、更准确些说是在高中二年级，也就是说，十五六岁时发生或遇到的。而这些变化，对于一个人的一辈子说，实在是关系极为重大。
可是在小学时，一个人不过六七岁、七八岁、八九岁，真所谓浑浑噩噩。按最好的情况说，也不过按时上学，按时下学，不迟到不早退，在卷子上多得圈圈少得叉叉而已。其余时间就是玩、玩、玩，一玩到底。玩中不免要打架。大不了就是这些事。所以我说，小学阶段是一个人不能不经历的阶段，不能超越的阶段，是打造最初基础的阶段，但也是一个令人回忆不起什么关键性变化的阶段。
转眼三年过去了。初小要四年，但不知何故，我只上了三年就叫我毕业了，名次是第一名。这使我在村中小有名气。育才有高小，但家里人叫我到三里外景芝镇上去走读高小。这家学校设在景芝镇后疃区的北阁子（玉皇大帝庙）的前边，门口挂方牌两面，各有红、黄、蓝、白、黑国旗两幅交叉，下书“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字样。校名写在竖牌上，是“安丘县立第八模范小学校”，这是公立的学校了。
高小生活，还是使我想不起有什么关键性的事迹。唯一的是大学生欺侮小学生。与我来去做伴的是我的两名族叔，比我大四岁、五岁。他们家里有钱，午饭在铺子里吃。我是由母亲炒一个鸡蛋、卷两卷饼，用蒸笼布包好带在书包里，由学校老师灶上的工役老宫夹带在老师蒸笼里馏热了吃。早晚往返三里，夏季有暴雨炸雷，冬季有厚雪薄冰，半途小村庄中还有凶狠的恶狗，追咬过路之人。我这两位族叔，不但不帮我防卫，反而把狗惹怒，让它扑我，有一次就将我的棉裤撕开一个大口子，棉絮绽了出来。过小河，他们一跳过去了，我跳不过去，只好踏冰，而冰不厚，承担不起我的体重，结果冰破了，我一只脚陷入水中，棉鞋陷入水底。我只好穿着一只鞋、光着一只脚去上一天学。最严重的一次是表演“枪毙人”。那是趁老师们中午到菜馆雅集去了，二位族叔将我五花大绑起来，颈后插纸招，上书“枪决考第一学生赵甡一名”，用红笔点了点、画了叉，将我拉到操场，叫其他同学列队聚观，个别学生还吹号擂鼓，用大爆竹一枚权当枪声，还将我压在地上，叫我来个“嘴抢地”，这才完毕。晚上回去报告母亲，母亲火了：“欺侮人哪有欺侮到这种田地？！”她去找了那两位族叔的父母，那两家父母似乎也觉得不像话，也惩办了各自的儿子两下，此后他们稍稍收敛了一些。
在这两年高小的学程中，我也没感到有什么心得，受到什么启发。只是当时北洋军阀恢复读经，在毕业的一年添了《孟子》-课，而老师也不过胡乱教，“《孟子》者，七篇止”，老师只教了五篇就说“算了”。现在我老了，懂得多些了，才知道《孟子》七篇最难讲的是第七篇《尽心》，次难讲的是第六篇<告子》，因为其中有不少微妙的哲学思辨，连历代注释家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小学教师怎么能啃动这些东西呢？他的任务不过叫我们认认字、顺顺句、背下来就行了。
1927年冬天，我母亲毅然决然用一把大锁锁上了北屋四间的总房门，带领三女一儿像逃荒一样到青岛另找活路去了。如许大一个村庄，如许大一个家族，我们临行时不见一个送行之人，没有听到谁说过一句温暖的慰藉的话，也没见哪一家送来哪怕一点点路上吃的东西。所以我常说，我们一家是被“赶”出来的。这也是我对老家缺乏感情的原因之一。
2．初 中
我的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全是在青岛度过的（学校叫胶济铁路中学）。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青岛。
青岛是一个滨海城市，是德、日两代的殖民地，对于一个刚从封建农村自然经济环境中出来的我说，纯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十分陌生，十分不自然。有些街道，如广西路，就纯是德国味的；有些街道，如市场三路，就纯是日本味的。而且日本昧不只从市场三路的菜市场表现出来，几乎处处弥漫，公园里的樱花，私人家庭院落杆子上飘浮的绸袋鱼，到处可以听到的木屐声，街上精致的日本商店，特别是文具店，等等。公道地说，少数日本男人的确是极其凶残的，但日本妇女、老人和小孩都是很好的，跟他们做邻居有时会使人产生比和中国人做邻居还安详的感觉。日本话已经渗透到中国话里来了，随便就可以举一些例子，如卖花的走街串巷，喊的是“哈那”、“希来以哈那”；卖冰淇淋的喊的是“亚斯古梨”；太平路三间大饭店上写的是日文（即Grand Hotel，大饭店）。这就是说，青岛这块地面虽然政治上刚刚收回来了，但文化上还是殖民地的。
这时，青岛叫胶澳商埠，市政府叫胶澳商埠局，驻军是张宗昌的部队，在街上走过时高唱“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这样的歌曲。从家乡初到青岛，头一个感受就是贫富悬殊。老家也有富户和贫户，但并不那么悬殊，并且有些悬殊之际多半隐蔽着，不十分暴露。青岛不然了，有钱人、外国人住在“东山”一带，花园洋房，灯红酒绿；穷人住在台西镇、台东镇那些肮脏的聚居区，啼饥号寒。鸦片馆、吗啡馆、妓院、当铺、治花柳的诊所，比比皆是，统统暴露着，毫不隐蔽。这就使我幼小的心里，懂得资本主义虽然比封建社会进步，它的科技（当时叫“声、光、电、化”）虽然发达，而且越来越发达，但在贫富这个问题上它解决不了，因而它总是一个不稳妥的社会。我每走在山本路（后来叫中山路）就总是不愉快，这跟十余年后我每走在上海南京路就总是不愉快是同一种感情，同一种心理。
我的这个家，也是飘零沦落得不像个样子，因此我初中三年的学并没有好好上，也不可能好好上。以父亲来说吧，他是“一家之主”，词填得那么棒，怎么对自己的妻子儿女竟是冷漠到如此地步了呢？固然，他当时在失业，腹中如许古文化才学，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卖不出一个大钱，他自己心里也痛苦，他有词句说：“中夜彷徨拭宝刀，斑斓血泪溅征袍，此非吴市怎吹箫？！”他整天手里拿着《聊斋志异》，读《叶生》篇的“异史氏日”中的一段“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他这种心情，我这做儿子的虽仅十一二岁，但已经懂得了。但我们一家五口，究竟是你的骨肉呀！但他既不张罗住处，又不接站，让我们娘儿五个滚着爬着好容易找到在铁路局做事的堂兄的家，在人家只有一间租房的家里，人家三口睡床上，我们五口在床下打地铺。而且我们到青岛一两个月，我们的父亲竟不曾来看望我们一次。
我经常对儿女们说，我吃过一种饭。那是在小港码头上卖给苦力(Coo-lie)吃的，原料是从轮船上卸下来的一桶一桶的剩饭剩菜剩汤，其中有面包块、肉骨头、鱼骨头、咬不动的菜根、通心面，等等。小贩把这一桶一桶的东西包买下来，支起锅灶，加热消毒，以一大枚铜板一碗的价钱出卖，而且生意兴隆。我有一两年时间就在下学后去吃这种饭。我对儿女们说，老来一想起这种饭，就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但当时没有办法：它便宜呀。
我还说过另一件事。上学要买练习簿，买练习簿要钱，可我那个家哪里来的钱呢？于是自己开辟财源，星期天到海边礁石上去打海蛎子。海蛎子，更堂皇的名字叫牡蛎。一番海潮过去，海蛎子就把自己的壳牢牢地贴在礁石上。我设法找一具小铁凿、一具小铁锤，拾一个别人遗弃的罐头筒，系上铁丝，以便手提。星期天一整天，星期六半天，就全在团岛的礁石上度过。海蛎予壳一被凿开，海蛎子本身就像一摊鼻涕样流出来，赶快收到筒里。一天或半天过去，就可以有一筒或至少半筒海蛎子，于是提着在云南路的街道上、里份里，高声叫卖。一个周末可得3角到5角钱。中山路一日本老叟开一家文具店，物美价廉，这卖海蛎子的钱就都送到他的手中了。
至于我那个家，就只好由姐姐们出卖劳动力。最初，由老乡们介绍，她们到一家中国人办的鹤丰烟草公司当女工。这家公司资本小、条件差、剥削重。不久，我的大姐姐就因营养不良患鼻衄之疾死了。我母送大姐棺柩返回原籍埋葬，只身往返，她又一次表现出对生活的承担力和做母亲的责任心。剩下两个姐姐，改人日本人办的茂昌鸡蛋公司，工人们穿白大褂，将卵黄卵白分开，各装入大桶，冷冻出口，运到日本去。
至于我上的那家中学，正处在初创和不上轨道的阶段。铁路局在铁路小学毕业生的基础上，作为发展职工福利，草草办起了中学。房子是租来的，学生只上课不住宿，走读，这样生活管理和功课复习就无法保证。老师也是胡乱请来的。举几个例子。一个教《国文》课的七旬老叟，他对白话文学一窍不通，只会讲归有光的《项脊轩记》。一个教《英文》的自吹叫Dr. Liu（刘博士），其实是浸信会教堂里伺候洋牧师的。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西欧和东欧人为什么有姓Hans的呢？那是因为汉人随成吉思汗西征，把男人们杀光了，夜里就同人家的老婆睡觉，临别时老婆问，生了孩子叫什么？回答说，我是你的汉子，就叫‘汉子’好啦。”呜呼！当时的老师就拿这样一些既污辱中国人又污辱洋人的胡说八道，在课堂上误人子弟。
课堂上学不到东西，社会上看到的东西可不少。北伐军快到济南了，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制造“五三”惨案。日本军队自海上登陆，帐篷就扎在火车站前的广场里，到济南杀人放火之后，又回来乘军舰而去。当时，甲午海战中的清朝被俘军舰被改装了，换了名字，经常游弋在青岛的海湾里。这两只舰叫“逑磨”和“八云”。此外，他们的名牌旗舰“长门”和“陆奥”也经常在暑季前来青岛停泊，还邀请大、中、小学学生参观，其中所寓的威慑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当时的国民革命虽一度受阻，但终究是过来了。张宗昌军队逃往东北，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旗，孙中山先生的像章戴在学生们的左上口袋边。当时，中山先生刚刚逝世，大家臂戴黑纱，手提花圈，口中唱着“我们国父，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这样的歌曲。这“革命血如花”一句特别动人，人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边唱一边流眼泪。
新政治气氛过来了，跟着新文化气氛也冲过来，而且文化气氛比政治还更容易弥漫开。在青岛棠邑路上有个齐燕会馆，本是商人的联合会所，而今每夜上演田汉的《获虎之夜》。这个震动可真是巨大的，看到一个青年为了追求爱情被误中的猎虎毒箭射死，多少青年男女的心扉被煽动得呼呼价响呀！不少穿清朝紫背心的老者在会馆门口企图阻止自己的女儿或孙女，不让她们看这样“邪恶”的戏，但是徒劳的，那些女孩子偷偷从后门或侧门进去，早已入座了。书店里可以买到《呐喊》和《彷徨》，学生们在下课的路途上，边走边表演着赵太爷满脸溅沫、呵斥阿Q“你怎么配姓赵”，像念台词一样。他们背诵《阿Q正传》的劲头，远比在教室里被迫背诵古文的劲头要大得多。
关于共产党，当时已有所耳闻。我们训育处有个训育员姓王，当时有句通用话“一棍砸杀王小”，同学们就叫他王小，他的真名倒不显著了。同学们说，王小原是共产党，国民党清党时他叛投了南京方面，成了共产党的叛徒。他教我们《党义》，使用课本是周佛海著《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仿佛他还有一定的社会科学修养。另有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叫张维邦，上海人，父亲是广西路电报局局长。忽然，这个同学不来上学了，同学们说他是个共产党，被公安局捕去了。再有，有那么一天，中山路公园（这个公园后来被撤销拆除，建筑成大银行的高建筑群了）里有人被枪杀了，这件事很轰动，报纸上全登了，说是共产党叛徒。近年读山东的《党史》，得知确有其事，是王尽美时代出的一个叛徒。总之，共产党在我青年的脑海中已经影影绰绰形成一个影子。具体怎样尚不清楚，那要再等几年，头脑更成熟些，生活领域更宽广些，再去具体地接触了。
铁路中学再这样不死不活地办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了。铁路局头头似乎也觉察到这一点。他们要邀请办学专家。1930年冬，专家请来了，他叫宋还吾，曹州府城武县人，北大毕业，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他在曲阜担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任内，带领男女学生在孔林内演出话剧《子见南子》，对孔子不免有些丑化。这件事轰动了全国，由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和衍圣公孔德成联名控告。这事后来虽然不了了之，但宋还吾还是离职了，胶济铁路局趁机将他聘了来。他高高的个儿，蓄一撮浓浓的上须，西装笔挺，携一根stick（手杖）。他不仅一个人来，还带来了一大批受五四影响、具有新思想的老师。当时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也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这样，大学、中学，串联兼课，新风气一下子就捅开了。
1931年（“九一八”那一年）夏7月，我初中毕业，名列班中第七，并且还留下一个疤疤：数学45分，不及格18月份，父亲死去，一家人扶柩回籍。9月份，我只身回到青岛，到新建在四方区的校址报到。从此，我进入了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