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浪花文艺社
北京人有句话，“动真格的”。这话的用场很广泛，若干凶暴、邪恶的场合都用得上。可我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小学，我没有动真格的；上初中，我也没有动真格的；上高中了，我才动了真格的。换句话说，这时候不动点真格的，也不中了，即所谓“形势所迫”。
什么形势所迫呢？有外的，也有内的。也就是说，有环境上的，有自身的。1931年暑假，父亲死了。假如暂时游离开儒家的“孝”道，那么，父亲的死是替我们这个贫民窟中的家庭卸掉了一个包袱。我住校了，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姐姐。她们又换到一家叫英美烟草公司做工，将轮带上的烟卷装进小包，或者将轮带上的小包装成大包。年底发个双薪。她们搬到胶东路二楼的一间租房里，显得比以前整洁得多了。可是我也是十五六岁的半大人了，我也懂得该想一想啦。父亲死后，派出所将户口板上的家主改成我的名字。家主，家主，我主了个什么呢？家庭的负担全在姐姐身上，她们晚婚对她们自己是一种牺牲。我无论如何要锻炼本事，早日把奉养老娘的责任承担过来。初中毕业时，父亲的意思是叫我到报馆排字房中学个排字工人，母亲坚决反对。看起来，母亲想“放长线，钓大鱼”，可我究竟会是多么大的一条鱼呢？
就我自身来说，初中混混还可以勉强混过去，高中再混怕是混不过去了。科学有连续性：第一个环节没弄好，第二个环节就失灵；第二个环节失灵，到第三个环节上就更糟糕——这个我懂得。初中毕业数学45分，这说明小代数、平面几何没有学好；那么进高中怎么学大代数、解析几何呢？于是，我下决心追补。
追补数学的事，容我在下节中详述。这里还需穿插另一桩事，即了结一桩新文艺社团的公案。
原来在初三年级时，我曾组织过一个新文艺团体，取名“浪花文艺社”。社员七人，丁原颐、王心正、丁蕙田、朱启明、赵君颖、王贻官和我。人家叫我们“浪花七君子”。我们在《胶济日报》上每周出半版文艺专版，有新诗、散文、杂文、短小说和短译文。这个刊物办了半年多，平平稳稳，虽也没有多少人夸奖，但也没见谁挑过什么岔子。可是突然的事发生了。我们浪花社的顾问、国文老师孙绍梁把我叫去了，问丁原颐开学报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孙老师说：“铁路党部要抓他，赶快设法通知他，叫他回日照老家躲藏一阵为好。”我们赶快到小港小火轮码头，果然丁从小火轮上下来，我们通知他转移了。但风声一天比一天大，浪花社分裂了：王贻官在校内贴告示声明退出；丁蕙田在报上登广告，声明“年幼无知”、“误入歧途”；朱启明因眼底有黑痣一颗，回济南动手术去了。“七君子”剩了三个，我们夜夜躺在四方铁中宿舍二楼的双架床上，遥看从市内开来汽车的灯光：听候被捕。白天，同学们侧目而视，小声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咬住牙，熬过半个学期，竟然风平浪静，安然无事。
50年后的80年代，有青岛铁路局党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的人为党史资料来向我调查，才告知我，孙绍梁老师和丁原颐同学当时确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那次的情报还是相当准确的，可能是地下工作中出了叛徒。
2.对数学的追补
“追补”这件事，我一辈子经常思考。这个方法，我一辈子经常使用。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根底薄。而这个“根底薄”，指的方面很多，如数理根底薄，外语根底薄，汉语文字学根底薄，经学根底薄，哲学基础根底薄，等等。当然，所谓“薄”，也是相对而言。不少人比我们还薄，但这些人已不在学术界活动了，没有追补的必要。我呢，一辈子总在这块水潭里游泳，摸不透水底下那是不行的。
“薄”的对立面是“厚”。怎样算“厚”？比如说，郭沫若少年时代在乐山，先秦诸子和四书五经已经读熟；而童书业，你拿《左传》提一段头，他就会哇啦哇啦背出来，不许有错的。这是什么？这就叫根底厚。再打一个也许比拟不伦的比方，你到一个大院找一个朋友，你只知道他住在大院，其余不清楚，那你就麻烦了，“这里有×××吗？”“对不起。”一个开始做学问的人，很多精神都花在这方面去了，古人叫做“困学”。可是，这个大院的居民委员会和民警办公室就不同了，“有个×××吗？”“噢，在×栋×门×楼。”这是专家，他们对于这个大院来说，叫做根底雄厚。难道我们在我们所处理的学术部门和课题范围内，就不能达到居民委员会和民警办公室的水平吗？回答是，一开始不能，最终慢慢接近。“人定胜天”，由根底浅薄到根底雄厚，是一个人为争取的过程，这就是我一生不断执行“追补”的思想根源。
我在初中阶段，数理功课极差。这原因很多，家庭生活极度贫穷、碌乱，是一个因素；个人头脑还没有发展到理性应有的幅度，是又一个因素。那时的景况是很狼狈的，老师要缴算草，而自己不会，就去巴结数学好的同学，他算毕了借我抄抄。而老师也很机灵，立刻指出你是抄的某某的，因为他演算错了的你也跟着错了。有时，老师又提四个学生到黑板上来演算，人家都演算好下去了，只我站在那里，老师不叫下去也不敢下去，这叫“站堂”，是一种示众。初中三年就是这么狼狈度过的。
现在，人已十五六岁了，父亲已经死了，派出所把我派成家主了，三年过后不考大学则已，考大学是要考数理的，怎么办？“形势逼人”，“逼上梁山”，这追补的决心是逼出来的。这时母亲和姐姐扶柩回籍尚未回到青岛，我突然跑到中山路劈柴院门洞里一次买了十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下决心把小代数、平面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一锅下”。别人晚自习大约最多算30道题，我至少要算90道题，算不完不睡觉。遇到难题，请教班上的数学尖子，再不然去找老师。这样坚持不到一年，“立竿见影”，我的数学分数上升到90分以上，有时考100分。
这虽是件小事，但对我一生作用很大。我的毅力，经过这次考验，使我信得过了。我偷偷地想，曾祖父在云南坚持12年，我追补数理化才不到3年，算什么呢？！村里人说，曾祖父考秀才回来，他一位叔父说“报子插上又拔出来啦”。等从云南坚持12年回乡，又遇上那位叔父，我曾祖父说“这一回再也拔不出来了”。我也对自己说，我这一辈子再不借抄人家的算草，再不在黑板前“站堂”了。
就从业务本身说，给我的体会也很深。在初等数学范围内，数是常数，点是点，线是线，面是面，体是体，这都在形式逻辑范畴之内。可是一进高等数学，数可以是常数，也可以是变数；点可以运动，它的运动就形成轨迹，可以成为直线，也可以成为曲线；并且这些都能用高等数学加以计算。后来我想，这不就是大自然中的辩证法吗？而从演算实践中学来的辩证法，要比从政治课本中学来的辩证法更加叫人信服。
这个“追补”，自从追补数学有效以后，我在一生中不断推广使用。举两个例子。
追补法文。我的英文不算多么好，但还够用。法文只在大学三年级时按规定必修。教师是一位未婚的mademoiselle（小姐），当时我参与“一二·九”运动，校外活动多，有时来不及上课。后来又去上，她就用英语说：“我当你死了呢，你还活着来上课呀。”我认为是一种侮辱。老师可以训诲学生，但不能侮辱学生。我耽误功课不对，但是为了救国，又不是逛八大胡同去了。一怒之下，我到注册课把法语停修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军工宣队动员退职（实际是被清洗），在贵州女儿家闲居两年，就决意追补法语。两年过去了，虽然口语不会多好(因为法语中有连读liaison)，但阅读力进步较大，我在原订阅的英文《北京周报》之外，又加订一份法文的，先读法文版，再拿英文版对照，发现阅读力误差不大。
另一个例子，是追补“十三经”。前面我说过，我的旧学根底只不过《孟子》七篇中的五篇，可怜得很。可是谁会晓得，自己后来自愿投身到史学方面来了。开始先搞明、清，后来转治北朝，最后竞到先秦段上。先秦历史岂是胡乱弄得的吗？以陈寅恪之渊博，尚且说“寅恪平生不敢读先秦、两汉之书”，而况我乎？！但世界上的事，本来就是各走各的路。我决心追补“十三经”。“十三经”的重要性也是不齐的。我按轻重分先后。首先是《周易》、<尚书》、《诗》，其次是《礼记》和《周礼>，再其次是《春秋》和“三传”。每种典籍弄起来也分先后，先独立地搞“白文”，因为独立地搞“白文”，是求其不受“注”、“疏”的影响；然后搞“注”、“疏”，把自己独立弄不明白的，借“注”、“疏”弄明白，同时，必须随时警惕会被“注”、“疏”引到烂泥塘里去；最后拿《皇清经解》来找补找补——这个“追补”，就是这样地在完成着。需要添加说，这个工程比较起追补代数、几何的工程来，其工作量要大得多了。不过又需添加说，追补数学只是高二、高三年级间的事，追补先秦根底则是绵亘于50岁至70岁之间二十余年间的事。当然，之所以有勇气追补“十三经”，其动力和耐力，还是从追补代数、几何那里来的。
3．翻 译
我从16岁开始到24岁转入史学研究，这八年中主要以翻译为自己的业余事业。为什么选择了翻译呢？当时在高中阶段，自己是这样想的：老师们说，我的国文学得可以，我的英文学得也可以，二者接合起来，不就是翻译吗？搞翻译，既可以考验一个人对外语作品理解的准确度、深度和精度，又可以锻炼一个人中文的表达能力。此外，借翻译，一个人还可以通晓若干异邦异国人们的心灵和才智。
记得我译的第一篇是华兹华斯( W. Wordsworth)的一首诗《我们是七个》。这诗写一个淳朴的乡间女孩，她不懂得死，把死了的和活着的一样看待。她有六个兄弟姐妹，连她七个，可是两个死了，两个迁徙了，家里只剩三个了，她却一直犟着说还是七个。这首诗我先用白话诗译过一遍，又试验着用旧体五言古诗译过一遍。我连这个诗题都爱。直到晚年，我还在心里设计着要写一部以此诗题为名的长篇小说呢。
翻译诱导着人去寻觅翻译的素材，这样就不知不觉多读许多书。记得最早的两本：一本是《王尔德童话集》，另一本是毛德夫妇译的托尔斯泰的《二十三篇故事》。我一辈子爱这两本书。其中有些篇章如《夜莺与玫瑰》、《小汉斯的故事》（即《忠诚的朋友》）、《一个人需要多少地？》、《上帝看到了真实，但仍须等待》，我几乎终生诵读不厌。
为了使有关“翻译”的内容叙述得圆满，我不得不暂时摆脱“高中”的年代框框，提前地涉及一点大学里的情况。那座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一间极大的西文阅览室，它的一端是期刊室。外国杂志，琳琅满目。期刊室的主任，是一位自学成材的作家——毕树棠先生，他允许借给我我所需要的合订本。这样，我的翻译素材的来源就拓宽了若干倍。记得我经常借阅的，有《莫斯科新闻报》、美国<新群众》、英国《伦敦水星》以及《斯洛文尼亚评论》等。第三国际的《国际文学》，图书馆按校务会的意旨不订。我只好到城里喜雀胡同白俄教授柏烈伟家中去买。随着翻译素材的拓展，我的译文量较高中时大大增加，我感到自己对外文的理解较前精细并精致化了，也感到自己的中文表达能力也较前伶俐得多了。译出来的东西，投寄到《大公报》、《益世报》、《国闻周报》、《时事类编》去，发表后还可得到不能算少的稿酬，这对于我这穷学生来说，实在是不无小补。我的这些译文发表时，多用“冯夷”这个笔名。
回想起来，高中阶段的大事就是如上叙述的三件。一、结束了“浪花文艺社”，懂得了政治会对它所不喜欢的东西加以迫害；二、从对代数、几何两门功课的追补中，开启了个人一生对根底薄处进行不懈追补的极好，并且极有益的经验和实践；三、开始了译述生活，并且对之津津有味。
但是，还该有点别的。我的意思是说，旅游。这对一个少年的身心也是有很大益处的。初中毕业时，由学校发起、由老师领导，我们乘坐胶济火车到省会济南做了一次旅游，欣赏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大明湖风光。又一次，由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邀请，临届高中入学生乘坐“海琛”号军舰到崂山旅游，观览了下清官、上清官和华岩寺，亲眼见到了那棵叫做“绛雪”的耐冬。一转眼，三年过去了，我们面对会考。所谓会考，意思是不让一个学校自己主办毕业考试，要由市教育局总办，市中、铁中、礼贤、圣功、文德等校用统一试题集中考试。考试结果，在铁中内部我仍考第七名，在全市范围近三百人中我考第十三名。当时天津大陆银行给发奖金，十名以内奖给大洋20元，二十名以内奖给10元。在我那个家庭里，十个大洋是罕见的。当时毕业同学发起聚餐一次并摄影，要缴将近两块半。我以5元到亨得利配近视镜一副。剩下的钱，全缴给母亲了。我一生戴眼镜，盖自此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