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考大学
从初中升入高中，人们在科学知识方面，开拓了一点眼界。等从高中考入大学，那就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方面了，而是上下古今，对政治、对社会、对人际、对世界，眼界都在开拓之中。所以我认为，开阔眼界是进大学的第一意义。
当时我们高中两个班，近八十个学生，报名考大学的二十几个，约占四分之一强。其余的大都在铁路上就业了，当个站务司事，月薪40元，渐增至60元，还有烧煤的补贴，小日子也就可以了。至于考大学的，大概具备这么一些条件：一是其家长在老家是地主，有租子收入，要么在城市机关里当公务员，有稳定的薪资；二是他们本人的功课大体名列前茅，至少数理化成绩不坏，自认为够得上被录取的标准；三是他们一般看不起40～60元薪资的职位，他们懂得大学毕业后无论当中学教员或见习工程师，薪资都不会低于100元。我们班上想当工程师的人特别多，我们就不叫他们名字，而呼之日engineer（工程师）。
我们组成团体，前往北平。事先由我们的数学老师—一他刚从北师大毕业不久，与母校尚保持联系一一代为洽准借给大教室一间，大家打地铺，可省住旅馆的破费。当时的北平很破烂，本来嘛，袁世凯折腾过了，北洋军阀折腾过了，而今日本人又伸过腿来，蒋介石只剩下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中南海里与日本人折冲樽俎，维持局面。我们背着行李，走过西河沿这条满是旅馆小店的街（这是我在北京走过的第一条街），到和平门外的北师大理学院安顿下来。
比起青岛来，北平又是另一番滋味了。假如青岛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北平就是封建的，当然封建中已处处埋藏着反封建的火种。北师大门口有很多黄包车，你一出到门口，马上一大堆光着膀子的黄包车夫就挤到跟前来兜生意，问“乃槐儿”。我们一惊，北京话不是标准国语吗，怎么“乃槐儿”我们竟不懂。日子久了，才熟悉“乃槐儿”是老北京人土语，意为“到哪儿去”。当你说出你要去的街名时，又马上伸出一大堆指头来抢生意，“五大枚”，“四大枚”，“您就干脆给三大枚得啦”。这使我们对北平产生一个印象：好便宜的劳动力呀！抢生意过程中经常还出现恶声的骂人话，“操你妈的”、“姐儿妹的”，等等。这又使人感到中国好落后呀，北平好落后呀。
对待考试，也分两派，沉潜派终日坐在地铺上拿着各名牌大学历届考试题目悉心揣摩，孜孜不倦，高明派只要踩清楚几个考试地点，像北大在北河沿三院，清华在宣武门内“大鸟笼”（民国议会），之后就是到处玩耍，游览名胜。我大概属于后者，我们的理由是，把脑子用得疲倦了，临场“抓瞎”，还不如叫脑子清朗清朗，临场好用。记得一次到北新华街一家电影院看新片子《渔光曲》，正看到得意之时，突然一声枪响，戏场里人乱了，事后知道是一场情杀。
在这里，有必要插进来叙一叙我的一位同学王承鸿。我俩初、高中同学六年，在班上总是他考第一，我考第七。他应付大小考试的方法很独特，他不死抱住课本或笔记本念或背，他只用一页不大的白纸在上面写些什么，贴在床头，他躺在枕上看着这张纸，有时口中念念有词，就凭这个考第一。大家奇怪，他纸上写的什么？原来是一些单词、公式、课文中的隽语以及一些像是哲学原理的东西。噢，这是逻辑概括呀。这一点，我学过来，直到中老年教课，我一不带课本二不带资料，只带一个小本。我的学生，无不熟悉我的“小本”，这就是我的逻辑概括，而这种方法从起源上说，是从王承鸿那里学来的。
王承鸿是山东平阴县人。《老残游记》里记老残在山中遇虎，又遇到一-位深通玄学的道门女子，就是在平阴。王的父亲和叔父都在铁路局文书课做事，一个是科员，一个是主任科员，收入也可以了。王的青春期比我来得早，看上了一个姓朱的女同学，可是人家不喜欢他，这样精神异常就发生了，而且这病跟了他一辈子。第一次异常是在高三第一学期，他忽然失踪了。原来他读一些虚无主义的书，助长了他的盲动。他想流浪，于是他偷偷离家，徒步在胶州、日照间乱闯，遭历了一些苦难，最后被他家里人寻觅回来。他落落大方，不拘小节。举一例。考北大和清华的试卷不同，使用文具也不同。清华试卷，无论文理，一律横行，自左而右，纸是洋纸，用钢笔书写。北大试卷，理科与清华同，文科用毛边纸，竖格，用毛笔小楷书写。王忽略了这一点，仍带自来水笔到北大应考，发现不对头，要求回去取毛笔墨盒，考场管理人员说，你的试卷作废了（我考北大考得很成功，列榜第八名，这是全国考试，这个名次很不容易了）。
但他还是考取了清华。入学后，我二人又同住一间宿舍。宿舍是平房，四人一间。东南角是我，东北角是王，西北角是任福善，西南角是周逵。他很瞧不上任，说他阴柔，是小人。王半夜到厕所解手，回房后照例来个“蝎子倒爬墙”，即以两手支在床上，两脚高伸贴在壁上，半小时后钻进被窝睡觉。他把这叫midnight sport（夜半运动）。这些动作，有时轻巧，有时就笨重，会影响同屋人睡眠。任福善向他提意见，他撸起拳头把任揍了。这影响很不好。他又精神异常了，不上课，终日捧一本安德列也夫的《沙宁》读。不久，他又失踪了。这次是到绥远的清水河、托克托一带流浪。未经人寻觅，自动返回，学了一点半半拉拉的蒙古话。我写这些的意思是说，弗洛伊德学说还是具有一定的真理价值的，一个人青春期的遭遇，会影响人一辈子。
当时考学中还有一个插曲。有几个岁数大的同学提议，到一趟北平，不可以不逛一次八大胡同。大家都去了，只我一人未去。当时为什么强犟地不去，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我至今说不明白。王去了，回来给我讲了许多新知识，说有“打茶围”，有“住局”，后者住宿，前者只是喝喝茶、嗑嗑瓜子而已。但我们班上有位个头最小的同学，在与一位“姑娘”恩爱中过头了，将精遗在了自己的裤子里，回来的路上两腿拉八拉八的，出了洋相。听说，此人后来是美国一个研究所的主任了。
2．清华大学（一）
清华，是被很多很多人艳羡的所在。北京的市语说，“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说的是丈母娘选女婿的标准。是的，历届清华学生是比较少年英俊些，风流倜傥些，但也肤浅些，或多或少带着一股洋味，更具体说——美国味。
当我作为一个从山东来的高中毕业的土包子学生前去报到时，我只有“高山仰止”的心情。特别是二十年代建成的四大建筑一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巍巍峨峨；清朝咸丰年间的古建筑一一工字厅、古月堂，古香古色，都使我仰慕不已。但很快这仰慕之心就复杂化起来，顶头碰到的一件事就是“拖尸”。
“拖尸”，自英文toss而来。toss，意为抖擞一下；具体说，是四个彪形大汉将报到新生的四肢各持一肢上下抖擞，然后猛然摔到草垫子上，给你这新来户(freshman.) -个下马威，叫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但请不要误以为“拖尸”仅仅是这么一摔而已，不是如此，它是被学校列入报到项目之一的一个整过程。所谓报到项目，如“到财务科缴费”，“到教务处注册”，“到校医院检查身体”等等，但还有一项“到体育馆检验身体”。好一个“检验”？！这个字眼带有蒙蔽性，翻译出来，就是叫你去接受“拖尸”，去接受自美国传播过来的风俗，由二年级学生组织起来对一年级学生进行的恶作剧。或者说严重一点，去接受一场侮辱。
先是“钻狗洞”。记得昆曲《燕子笺》中有“钻狗洞”一折，那个小生念道：“罢，到这般时候，也就顾不得了。”我们当时的心情，也正好如此。那是用军训用教育步枪穿插起的一条三角洞，步枪上装有刺刀，刺刀尖向着洞内，钻洞人必须蜿蜒着才能躲过刺刀尖，英文叫zigzag，爬出洞去。然后是“端木盘”，木盘无边缘，上置一圆木球，地板上用白油漆画着像解析几何里高次方程的曲线，叫你沿着曲线走，盘子里的球不能滑落，假如滑落
了，那位Sophomore（二年级生）先生就呵斥二声“Repeat!”（重来）……这样的程序大约有五六个，然后到最后一个程序，像“三堂会审”一样，三个凶神恶煞的“拖尸团”头头命令你躺到草垫子上，由四个彪形大汉将你用力上下颠簸，然后一摔。我想，有心脏病、高血压的就该去见上帝了。但这还没完，又听厉声吩咐你爬起来，到头头们面前的桌子跟前执行“盖章”。这“章”是专门到屠宰场仿制来的“验讫”二字，用紫印色打在你的额头上，或者腮帮上、脖子上。至于具体打在哪里，要按头头们的意向。他看你调皮，就打到脑门上；我大概由于老实，给我打在后脖梗儿上了。用衬衫领子一遮，可以躲过眼目。而打在额头上的呢？我见过，一走进大食堂，立刻惹起一片哄笑。我现在想起，觉得这“拖尸团”跟六十年代的“红卫兵”有某种类似，只是阶级属性不同，后者是“无产阶级”的，前者纯是美国牌资产阶级的罢了。
多少年来，我不断思考过这问题。这怕与清华的“前史”有关。在1925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以前，曾有过十四年“留美预备学堂（校）”的时期，输送了上千名具有高中水平的青少年赴美，这些青少年大都头脑简单，从极度落后愚昧的祖国走出去，接触“声、光、电、化”，先人为主，自然而然就崇洋了。其中一些人在返国之前就揭出“清华门罗主义”，倡言“清华者清华人之清华”的宗旨，这就树立下门户了。这些人回国，虽然《校歌》上说“中西文化，荟萃一堂”，而实际上是西多中少，西重中轻，并且二者间“荟萃”得也不和谐。当然，也有人会觉察到这一点。于是乎开办起“国学研究院”来，自1925年至1929年，招收过四班研究生，这些研究生普散到全国去，也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作用，但很快王国维大师投湖自尽了，梁启超本身是一半政客一半学者，也病故了。清华的文科，也只剩下老辈的如刘文典、陈寅恪、杨树达，半老辈搞哲学的如冯友兰、金岳霖，中年的如朱自清、闻一多等人撑台，比起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来，在根底和积累方面，在教学和研究的连续性方面，总不免逊色一点。
但作为一名新生进校，我的感受还是良好的。首先，一年级不分系，理工科生必须选修一门文科课，文科生必须选修一门理科课，这一点就说明清华着重培养“通才”而不亟亟于“专”。理工科生多选修一门逻辑，文科生
多选修一门生物学或地质学。我就是一年级时修了生物学，二年级时又修了地质学，以此为基础，我才有条件旁听史禄国( Shrugoroff)的人类学和古代人类学。我的大一国文教师是杨树达，大一英文教师是吴宓，哲学史教师是冯友兰，逻辑教师是张申府，都是赫赫名流，但我当时作为十七八岁的娃娃，确实感受不深。杨先生一辈子搞训诂，祖述高邮王氏，与他的湖南前辈王先谦前后都是搞《汉书》的。是他给我们讲述了《左传》中的《邲之战>和《鞌之战》，至今犹有记忆。吴先生神经质太厉害，那是他与毛彦文女士恋爱失败的后果，使我们做学生的很难预估他的喜怒。在英语读音上他特别强调英国味，可是当时除吴先生外，众老师全是美国味的，真是“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了。冯先生岸然道貌，俨然程夫子转世，讲课纯按他的“两大本”《哲学史》讲，由于磕巴嘴，在表达方面比较吃力。由于这位老师在政治方面的多变性，故我一生迄不与他接近。张申府当时在清华“吃不开”，但此前他是大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听他课的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抱持自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拣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混混学分的。他的课交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以上这些评述，都是结合我自己老来的体会得出来的，当时跟他们受教时还没有这么复杂的理解。回味起来，受教于这些人，也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学里，你是无缘接触到这样的人物的。
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如刘崇宏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堆bibliography（资料），某著者、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的“扯”吧。60年后，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堂老师一上堂就念诵道：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
假如这是讲神话学倒还罢了，可这是讲中国通史呀？！古往今来，天底下地皮上，哪有讲中国通史这么个讲法的？！真是令人百思不解了。
说起外语系，我心里就烦躁。当年为什么选这个系呢？当年之所以选这个系，大概不外两方面原因：一是在高中时我这门功课顶好，同学们叫我“English（英语）大home（家）”，后来简称“home”，成了我的诨号。二是英文这碗饭总可以吃上，每个中学里都需要英文教员嘛。这个观点未免太实际了。一旦入系之后，就一直感到很不得劲。只有叶公超的文艺批评我还感到有点滋味，其余的我全不感兴趣。如翟孟生(Jameson)的西洋文学史，完全让学生背诵譬如狄更斯生于何年，卒于何年，有多少著作，代表作是什么，再就是如《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 field)中男主角是谁，女主角是谁，等等。再如我们的系主任，他几十年来讲戏剧和莎士比亚，一直拿他在Ohio（俄亥俄州）跟他老师O' Neill上学时记录下的那本笔记留声机般地念呀念呀，真正做到了“呻其占毕”的水平。这里顺便提个笑话，电机系副主任上课和外语系主任上课无独有偶，他是几十年全靠他在麻省理工大学(M．I．T．)记下的笔记本，到西南联大时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把他的笔记本偷了，一面向同学们预言，下星期老师必然请假。果然请假了。这位同学又把笔记本偷偷塞回到老师办公室的书堆里，又预言说这星期老师准不请假，果然，有了笔记本课照上不误。呜呼！堂堂名牌大学，堂堂名牌教授，数十年中不修改讲稿，不增加新信息，不注入新见解，全凭留学国外时的笔记，这顿饭一吃吃一辈子，这叫个什么“对学生负责”、“对学术负责”呀？！钱钟书拒绝留校当研究生，说没有一个教授配当他的导师，我十分佩服他这种高傲。
无法之余，我把触角伸向了中文系。我去旁听了三位先生的课。俞平伯后来很出名，报刊都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一下。但当年我对这位老师，却尊敬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文远），夫人演阎婆惜，他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过后，心里总不是个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日”，我心里想，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曾列祖有什么必要？！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
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们同学办的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我到他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讲不出东西来。我们同学们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说“讲出东西来”和“讲不出东西来”是老师们中间的一条分水岭。真正讲出东西来的，找到了，是闻一多。我在读中学时就见过闻先生；那时他是青岛大学的教授。记得青岛大学起过风潮，学生背后有各派势力，如山东省政府、胶济铁路局之类，目的是想撵走教育部派来的杨振声。闻是杨的文学院长，所以也被起哄了，说他“不学无术”。这当然是岂有此理。但这对闻也是个刺激。他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又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来，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工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他比所有的训诂家都高明之处，是他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一下子就爱上闻先生了，大家争着选修或者旁听他的课，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内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的。
我是外语系的学生，对中文系教授的课不能多种选修，只准修一门，其余只好旁听。《诗经》、《楚辞》、唐诗是旁听，只中国古代神话是选修。选修的要交报告，计学分。当时，闻先生对人类社会发展、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些问题还注意不多，单纯从神话搞神话，使用训诂武器，特别是音转这个法宝，搞出许多串联来，如说尧就是“鳌”、象就是大鼻子的象之类。而我们学生主要是要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他喜欢查类书，我们也跟着查类书；他讲神话，不免多涉及两汉的谶纬之书，我们也跟着熟悉一些谶纬。闻当时动用“经解”不很多，所以我们学生在“十三经”上受影响不大；可是到了西南联大，到了蒙自，闻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诂之学……凝练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那样精绝的著作来。那已到1945年了。我们受业时是1935-1936年，中间有十年的时差。但我敢大胆地说，他的神话研究和《周易》研究中间，是有一根线串联在一起的。
我中年本来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那是受马克思主
义的影响的结果。晚年，我不知不觉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可惜死得太早，若是活个大寿数，他会写出惊动几个世纪的东西来。我既然受教于他，我就得立志，以期无愧于称做他的学生。
3．清华大学（二）
以上，写了不少有关老师的事；现在，该来写写同学们了。
当时同学已经分派，即所谓左、中、右。中派的特色是不过问政治，闷着头干功课。他们说，俺爹俺娘在家里辛苦种地，俺就该好好念书，挣个好分数。右派，是指按月从南京励志社领取5元、10元、15元津贴的那些人，在大礼堂里往进步教授洋服上丢生鸡蛋的是他们；举手表决时一个人举两只手；纠察队查票数，查左边一区时他们跑到左边、查到右边一区时他们跑到右边的，还是他们。我们叫他们“老法”（法西斯）。左派呢，是指在共产党影响下的一批人，他们不少人最初受虚无主义影响，热情于国家的兴亡，喜欢奔走呼号。当时清华教务长潘光旦说学生会有三类：一类是“学生自活会”，那是指弄点福利、组织春季郊游之类；一类是“学生被治会”，那是指被校外政党、政派暗地操纵的情况；一类才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在各种势力明争暗斗的情况下，这种纯自治只是一种乌托邦。
可是试问，为什么大家都向左跑呢？这不是偶然的。国家，社会，总得有条出路吧。“北洋”的路子是走不通的了。原来的孙中山提出来的确是一条光明大道，一条很多很多中国人都可以走的大道，“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扶助农工”，虽然有温和倾向，可能做起来不彻底，但这些口号能号召的群众数量还是大的。但孙先生手下得力的人少，他一死，“权”立刻就被他生前并不喜欢、并不想重用的蒋介石篡夺去了。什么“天下为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扶助农工”，统统完蛋了，剩下的只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和“先安内而后攘外”了。这样，大家就得另谋出路。
不少人找到了共产主义。马克思平生着重讲人们的公有制和私有制，这是人类社会里最大最大的问题，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别看现在有的国家担任世界警察，这里派兵，那里轰炸，他还是解决不了他们国内的萧条问题，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提的公有制私有制问题继续有效。可是有人问，为什么苏联和东欧垮了呢？我认为，东欧原本是苏联一手捏出来的，带有某种附属国气味，苏联垮了东欧自然也跟着垮。那么苏联呢？我认为，它垮在一个“左”字上。
“左”，本来是指人们看问题的一种倾向。但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它却形成了一种政治痼疾。论它的根源说，、它来自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过分强调，唯恐出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等等。久而久之，这种政治的心理状态凝固到政策和策略中去，便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左”。虽然某一时期、某一执行政策的人，也会出来反反“左”，但那是皮相的；他们一旦反起右来则是全心全意的，不断扩大化的。
我上大学时，革命组织已经有了，“左”倾关门主义也已经有了。当然，那时的形势和解放以后不同，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就驻扎在北平，他们的便衣侦探就混在我们食堂里跟我们邻桌吃饭。只要在你枕头下找到一本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就够叫你被捕了。假如再搜出来《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简略本）》或者《清算立三路线》小册子，那么，你就被认为是正宗正派的“共党”了。所以早期的共产党人行动多诡秘，不诡秘就保存不住。我进校时，老一班的革命者如何凤元、高承志、徐高阮都毕业走了，或者留校做研究助理人员。据说，第一任地下支部书记是牛佩琮，此人是山西崞县人，在群众中威望很高。有一天我们宿舍通道里突然响起来枪声，后来得知那是蒋孝先宪兵三团的便衣追捕牛佩琮时让他跑掉了，他是从暖气管地下管道的水泥槽里跑掉的。此人后来当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文化大革命”过后，我在北京打听如何再见一面“老牛”，别人告诉我说，黎明时候你到陶然亭公园，看见两个老头打太极拳，其一是牛佩琮，其二就是被康生整下去的前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他俩总在一块儿锻炼。牛佩琮离开清华以后，支部书记就是蒋南翔了。蒋当时还不是大官，还没有架子，尽量做到“不起眼”，即不被人注意的地
步。你很难说他是哪个系哪个年级的，他入学很早了，一直在几个系里转悠着，注册了的是中文系。后来与蒋南翔并称的是杨述（杨德基），他倒是一个浪漫的、激情的、多才的少年，淮安人，在校时与我颇谈得来。“文化大革命”时他被整得很惨，据他夫人韦君宜记述，他临终前还拐着腿爬四楼，爬五楼，找头头们询问他的“结论”是什么。
具体引导我参加到革命外围的，是赵德尊。他是辽宁人，小矮胖子，从来不发脾气，是外语系比我高一班的学生，喜欢写一些短文章，笔名罗白。此人后来成了高岗的秘书长，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毛选》第五卷中提到高岗手下有五虎将“张、张、赵、马、郭”，这个“赵”就是他。“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他所在单位的人到我这里“外调”，大家谈了一两个小时，适逢“小将”们到我家做“小战斗”，捶桌子砸板凳的，外调人员说，这比赵德尊那里轻松多了，在他那里这两个钟头五次战斗都来过了，而且闹得凶，因为他是被点了名的。他在1935年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成员有王瑶、郑庭祥（即郑天翔）、我、冯宝麟（即冯契）、邵森棣（女）。王逊因为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被捕过，这次似乎没有参加。此外，还有赵德尊的同年级同学李秉忱、蒋振东、张卓华。邵景渊（女）参加了没有，我记不清楚了。仿佛还有王作民（女）。我们这一伙，平时都喜欢舞点文弄点墨的，组织到一起了。这是秘密组织，还需要有个公开的名目，于是又组织了“国防文艺社’’，又扩大改组成为“清华文学会”。这是一个以“左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群众团体，我被推为主席，陈国良（即陈落）为副主席。陈是比我高好几个年级的中文系学生，是牛佩琮一辈的老革命者。
当时我们各自发挥所长。王瑶喜欢搞文艺理论，爱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书，爱写书评和文学评论与论战的文章，我们叫他“小胡风”。郑庭祥和我爱搞翻译，特别爱翻苏联和俄罗斯的短、中篇小说。冯宝麟和邵森棣爱写诗。王逊是哲学系跟邓以蛰（叔存）搞美学的，有时写写散文和散文诗。此外还有一位叫杨戊生，笔名魏东明，原籍浙江，出生在东北，在组织上他是北平市“左联”的成员，在写作方面他已经在国内大杂志如<光明》、《中流》等上面发表文章，有一次他说“你们都是园内作家，我已经是园外作家了”。他的报告文学（当时，报告文学这个品种才刚刚创立不久）
《丰台的马》在当时挺出名。我们办过两期《国防文学》、两期《新地》，还邀请过朱光潜、沈从文等文学名人到工字厅做报告。总之，我们在清华园左翼运动中承担起了文艺的这一翼，倒也还弄得热热乎乎的。后来人校的新生中，有不少参加我们的会，如诗人查良铮（穆旦）就是一例。一位天津的女作者也给我们投稿，她叫张秀亚，后来在台湾很出名。
一个人在兴趣上、在事业上要发展，孤孤零零冷冷清清地干，也不是说绝对发展不起来，发展起来的例子在现实中、在历史上都是有的。假如顺应了一股潮流，那他将发展得更快、更充沛、更完好。我正是在“左联”和文学会的大家一伙儿的劲头下，经历了自己青年期写作的旺盛阶段。1935-1936年这两年当中，我写了几篇比较像样的创作小说，翻译了不少外国小说，特别是译了苏联中长篇小说《孤独》，这是一篇写十月革命后一股叛匪的活动的小说。地点是唐包夫省，主角是一个富农斯托罗折夫。十月革命后，贵族大庄园主早跟沙皇一起崩溃了或者流亡国外去了，剩下来成为革命力量绊脚石的是富农，相当于中国大革命中的土豪。他们有自己的政党——社会革命党。若干蒙昧的贫苦农民跟着他们跑，就形成了叛乱。翻译这部小说，对我以后学习历史，对在历史研究中使用阶级分析法，都很有影响。4．“一一．九”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距五四运动十六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我还是个两三岁的娃娃，“一二·九”时我已是十八九岁的青年了。这两场运动，都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群众运动，但二者间由于情况（或者说条件）不同，又有若干相歧处。如“五四”是反帝反封建的，其反帝是泛指英、法、俄、日、美，而“一二·九”时日本成为主反的对象了。又如说到领导者，五四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综合影响的结果，而“一二·九”则纯乎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过不是以公开合法身份出来领导，而是由秘密活动取得学生会领导权而体现的。群众大多数拥护，它就有力量。再如“五四”的核心基地是北大，“一二·九”的核心基地就转到清华和燕京了。从我那个年级（十级）和高一班（九级）、低一班（十一级）——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中，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这不能不说是爱国运动锻炼的结果，正是“云从龙，风从虎”。“一二·九”运动是由两个重要条件支持成功的，其一是民心，其二是组织。我思考过，光有民心没有组织力不行，光有组织不得民心也不行。所谓“民心”，就是打日本。“小鬼子欺侮我们太厉害了”，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这个话。日本坦克在长安街上开过，日本飞机在天空演习，日本浪人在东单牌楼随意行凶打人，“胃活”、“大学眼药”、“仁丹”、“味之素”等日货广告到处琳琅满壁。东北，强占了；热河也强占了；通州也成立了“自治”政府；现在轮到华北“自治”了。学生们说，“偌大一个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课桌了”。
所谓“组织”，就是指共产党。这时，正经历了“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经历了反“围剿”的错误战略，在长征路上又发生一、四方面军头头的不合，所以到达延安时真是人困马乏。但北方局这时受影响不大，仍照正常秩序运转着。当然，“左”倾关门主义也一直严重，使组织不能在群众中起更大的作用。但话转过来说，虽不能起更大的作用，但一定的作用还是起了。各大专院校，在地下共产党支持下，左派力量远远优于国民党操纵下的一小撮“老法”力量，在各级学生会里争得领导权，最后组成北平市“总学联”，这样，学生运动之有组织、有领导的“司令部”，便结构起来了。
有了指挥部，还需要扩大宣传，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在这里，一定得提到“歌”。真是歌之力量大矣哉！很多青年参加革命，都是从唱歌开始的。如《工人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锄头歌》“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呀……”、《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后来成了国歌），以至以后的《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以我来说，朋友们一致说我是身上连一粒音乐细胞都没有的人，但所有这些救亡歌曲我都会唱，而且五六十年后，有时仍可引吭高歌，足见其时代魅力之大。另有一首歌，其中有三句云：
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也唤醒了偏僻的大小村庄，这歌声给我们巨大的力量……的确如此。所以我常说，抗战是唱歌唱出来的；又说，抗战胜利是救亡歌曲的果实。这些话听起来“玄”，但其中的意思没有错。
荣高棠，现在是大人物了，当年他叫荣千祥，专门领导大家唱歌演戏的。北平有一种行当，叫卖梨膏糖的，叫卖的调子特别优雅婉转，荣千祥学来了，编入了救亡内容，大家都爱听。久而久之，“荣千祥”三字转晦，“梨膏糖”三字反而无人不知。他后来的“高棠”二字，实由此而来。再如著名演员崔嵬和张瑞芳，当年崔是私立中国大学的学生，张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二人担任《放下你的鞭子》活报戏的两个主要角色，记得在西山无梁殿他二人这出小戏引来人山人海。通过这些宣传手段，救亡运动的气势就越来越大了。
具体的游行共五次，历时两年。第一次是1935年12月9日，故日“一二·九”。这次不是示威，而是请愿。示威是对抗性的，请愿还不是，带有恳求之意。恳求什么？恳求出兵抗日。请愿的对象是何应钦，蒋介石在北平的代表。结果，请愿的群众被殴打。于是来第二次，12月16日，简称“一二·一六”。这次是示威。对谁示威？对刚要成立的“冀察委员会”，这是在日本促动下成立的、亲日的地方政府。委员长是宋哲元，副委员长是秦德纯、萧振瀛。当时的学联领导部已经有点“左”了。试想：这些宋、秦、萧，也是要区别对待的嘛，这个可能死心塌地降日，那个可能动摇于降战之间，第三个可能誓死不做亡国奴嘛。可是当时的口号喊出来了：“打倒宋哲元！”“打倒秦德纯！” “打倒萧振瀛！”一派“统统打倒”的架势，还是1925-1927年搞农会枪毙叶麻子时候的做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左”的苗头已经从这里发出来了。
最“左”的是第三次，发生在1936年3月31日，叫“三·三一”。这是一次抬棺游行。北平中学生郭清在狱中病死，大家借机举行抗议，仿制一口空棺举行追悼，地点在北河沿北大三院礼堂。一开会，宣布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声音，但拿到中国抗日遇难者的追悼会上来唱，似乎不合适，果然，立刻就有人退席了。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包围的军警越来越多，革命一点也不“浩浩荡荡”、“千千万万”，而是“冷冷清清”，抬棺队伍刚到南池子、北池子接口处的骑河楼就被打散了。不久，刘少奇来到北方局，以“三·三一”为典型事例，纠了一点“左”的偏。但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次纠偏也成了“叛徒、特务、工贼”的罪行之一。
第四次发生在6月13日，叫“六·一三”。第五次发生在12月12日，叫“一二·一二”。这个日子与西安事变巧合在一天，但我们事先毫无觉察。运动已经运动了整整一年多了，经验教训总该总结出点什么来吧，果然，这次行动是比较成功的。口号也大不一样了，“拥护宋委员长出兵抗日”，“拥护二十九军坚决抗日”，“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一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现出来了。对方也大有转变，二十九军士兵不再打我们了，不再抓我们了，而是和我们并肩呼口号。秦德纯召集我们在景山讲话，说了人要有人格、国要有国格那样的话。他的山东话把“格”不读ge，而读作gei。事后我们得知，宋哲元不在北平，他已秘密前往冀、鲁边界去跟韩复榘商讨蒋介石被扣以后的对策去了。当日寒风凛冽，听完秦德纯的讲话天已黑下来，大家拖着游行了一天的腿徒步走回清华园，先到体育馆洗一个热水淋浴，回到宿舍已午夜1时，蒙头大睡，醒来听到宿舍里像炸了窝，大家欢呼着“蒋介石给抓起来了”！
我，作为一个个体，五次行动都在群体中参加过了。那么，我得到了一些什么呢？
我想，我参加了一次“政治”活动。“四人帮”把“政治”作用吹到了天那么大，那是极“左”的疯狂。但一个读书人，也不能一辈子关起门来“爬格子”，不过问政治，那也不好。我在亲身参加运动的过程中，懂得了合适的政策能赢得群众的拥护，跟你走的群众就越来越多；反之，群众就消极，跟你走的就越来越少。懂得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使中国革命又走上了丰富的道路，这也是世界法西斯（特别是日本军阀）更加猖狂的形势逼出来的。
但我和我的许多同学走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是拿革命热情在搏斗中去经受考验，从而产生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又在组织中经受考验，逐渐成为组织中低层的和高层的头头，后来成为大人物(big figure)的。在“一二·九”后期，记得蒋南翔到我房间来。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我明白了，他是在启发我，要我提出参加党的申请。我说：“容我考虑考虑。”过了些日子，我去找他。我说：“我读列宁的《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来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地批判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里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赶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我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不来找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