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延安道上
我们五个人，三男两女，打着绑腿，系着皮带，背着各自的小行李卷，辞别横（斜）沟的乡民，向延安进发，这一程走了十天。这中间有个缘故，两个女同志在三角地带的突围中消耗太大，有下部流血现象，所以我们有意把进度放慢。
从东北向西南方向走，要过三条河的流域，一是无定河，二是清涧河，三是延河。无定河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河边上，坐落着绥德城。绥德城也是有名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传说这是指吕布和貂蝉。这里是专署所在地，地委书记兼专员刘澜涛，我们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他已经很老了，那年他可是个中青年模样，记得他睡觉的地方是一张铁架床架在土炕上，高高的。他批评我们擅离火线是怕死，是“武装逃难”。我们虽然心里不服（明明是组织决定嘛），也只好听着。他写两封介绍信，介绍两个党员上抗大，三个非党员上陕北公学。
陕北这地方是没有什么景点的，只一路听到山鸡叫，叫的调门挺急躁的。据说，关中土地分散，陕北土地集中，过去的土地差不多集中到两家：艾家和杜家，仿佛从李自成时候就是如此。这里据说有22个县，再穿插一些镇店，如义和镇、瓦窑堡、甘谷驿等。第八天上我们宿甘谷驿，第九天上宿刘万家庄，鲁艺部分学员驻在这个村里，听到有河东来的，都围过来问长问短，带着羡慕的口气说，你们已接触过敌人而我们还在学习。第十天上，我们到了延安，凭介绍信在招待所里住下。
说到延安，后来人们一直叫它“圣地”。正如毛泽东说美帝是纸老虎又是铁老虎，最终是纸老虎一样，圣地有它“圣”的一面，也有不一定怎么“圣”的一面，最终还是不愧为“圣”地。“圣”在哪里？我的答案是，革命的、抗日的理想主义，百折不回，就凭这一点，它“圣”。当时全国都呼喊抗日，但有假的，有半真半假的，只有这里的声音是最真诚的，最高亢的，最打动人心的。不然，为什么南洋华侨不远万里往陕北奔呢？
我常常这样回过头来想：一个人参加革命，参加一场战争，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件简简单单的事呀。当然，一些少年头脑一热，就参加了什么什么，这样的事也是有的。但慢慢地，他的头脑就复杂化、深刻化起来，觉察到他承担了的是一桩非常严肃、非常沉重的事情。特别是女同志，像一些四川女孩参加红四方面军，后来成了西路军，在河西遭受马步芳野蛮军队的刀砍、奸污、活埋，这些后果在最初参加时像捻麻线一样，线头早就捻到里头去了。理想主义和牺牲绞到一块，其所以伟大就在这里；其所以“圣”，道理就在这里。
我为什么说有不怎么“圣”的一面呢？因为有两桩大事，当我们到达延安的时候，一桩正在收尾，一桩正在开头。
收尾的是张国焘的事。如何评价张国焘，我不想牵涉，其实我也不懂。他在川康地带企图另立中央，这也不能说是“对”。但他究竟是到了延安了，一、四方面军总是会师了，可是“后账”却算不完，什么“积极分子”脱下草鞋打张的耳光的事也有了，把许世友这样耿直的军官判了刑的事也有了。团结是两方面的事，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正在开头的事，是“反托”。我们是1938年3月中旬到延安的，听人们讲，1937年12月有一架苏联飞机降落在东郊机场，从机上下来了王明和康生。
康生是我的小同乡。我外祖家在诸城城里，康生的张家也在诸城城里。诸城在传统上是出大地主大官僚的地方，康生从这个传统里长大出来，又到苏联去披上了第三国际的辉煌的外衣，然后回到延安，就合情合理地成了“无产阶级”的酷吏和谗佞。我们到延安时，这些才刚刚开始，几年之后， 就发展到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了。当时在个别几个机关的大院里，已经可以看到“肃托”的大字报，其中已经有了“把埋藏在我们身边的敌人统统挖出来”这样的字句。于是我私下里对妻说：“我们不宜于在延安长期待下去。你知道，我基本上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不富于勇敢气质的人。碰见斗争，我不是凑上去，而是躲在一边。虽然我对政治不是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但最终还应当是一个文化人，而不是什么政治家。我们已经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不变的，像封建社会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样，‘妾心古井水，。但我们不一定在这么集中的场合里搞，我们可以到松散一点的场合去搞。并且，我是一个先天地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平生最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服从组织分配，等等。像我这样的人，在延安待下去，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我妻同意这些观点。在这里，请容许我再补充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观点。老革命们经常爱打一个比喻：革命像一列火车，有的人从起点就搭乘了，直到终点。可是有些人是半路在小站上上来的，这无可非议，觉悟有先后，“革命不分先后”嘛。另有一些人，从半路小车站上下车了，这就有议论。在“左”倾思潮占主导的年代里，人们说这些人是“叛徒”，少说也应该叫“变节分子”。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关键要看他出卖不出卖革命。他出卖了，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叛徒”或“变节分子”。假如他并没有出卖，只是“不干啦”，那么革命组织：第一，不应以“叛徒”、“变节分子”的帽子随随便便往他头上扣；第二，“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革命组织也必自有不足之处。况且，革命的终点又在哪里呢？于是我二人便去告知那另外的三位，我们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紧迫要求，因而没有必要住陕公，我们要经由西安取道去晋南或者晋东南，回“第二战区”。他们没有表态，既未赞成亦未反对。可是钱呢？五个人从离石出来，全是穷光蛋。试想，每月5角钱津贴，会攒下什么钱呢？我从武汉回到临汾，口袋里剩下5块钱中央票，高昭一在“动员宣传团”是有工薪的，她攒下了25块晋钞。这就是我们结婚时的保证金额了。自吴堡出来，五个人的花销全靠高昭一这25块晋钞支付，现在已所剩无几了。恰好我有位青岛胶济铁路中学高一班的同学叫阎世臣（改名阎晨，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北师大的头头；当时北大的头头是陆平，清华的头头是姚依林，燕京的头头是黄华），他现在是高双成部队驻延安办事处的主任，主动资助了我们10元。后来，在宜君的饭摊上又巧遇自武汉回延安的陆平。他在临汾曾与我交换过一套衣装，他把八路军全套军装脱给我，我把中山装、人造麂皮夹克脱给他，便利他到武汉做工作。现在又遇见了，他又资助了我们5元。我们就是凭这15块钱旅行到西安的。
这一路的景点，比北方多了。一过鄜县就是三十里下坡三十里上坡的一条大山涧，老百姓说这是杨六郎把守的三关口，也只好姑妄听之，因为“三关口”太多了，豫南有，晋北有，旧察哈尔省北部也有，谁也定不准哪儿是杨六郎把守的。到中部，是民族始祖黄帝的桥山陵墓（这自然是象征），我们由于疲劳也顾不上去瞻仰。到宜君，巧遇上安丘景芝赵家本族人开设的一家“店”，既管住宿也管吃饭。讲论起来，老掌柜还比我矮一辈呢。临别时坚决不收钱，一片乡谊和族谊。离开宜君不到半天路程，在我们眼前便展开三十里红光火艳的桃花，老百姓说这里叫哭泉，是孟姜女哭出来的泉水滋养出来的。我可以说，平生再未见过比这更娇艳的桃花，北平西郊大觉寺的桃花是看过的了，由于地寒，较此犹有逊色。老友王瑶说过，对一个地方，你可能无数次地来，也有可能再也不会来了。对哭泉的三十里桃花我是不可能再来了，但留下的印象很深。路上有不少赶毛驴的老乡，送南方旅客到延安，回程是空的，我们就商量叫高昭一搭乘一段路，我步行着“或前之，或后之”，分道时付一点“脚钱”。第九天，到了三原。这里是商人麇集的地方，旅馆过道里全是浓妆艳抹的妓女。“又回到资本主义了”，我和妻说。第十天一早，我们走上最后一天的途程。从黄土高原的劈缝处，我们居高临下，第一次眺望见“八百里秦川”。
2．在西安
西安可不是个简单的地方，它是国民党反共的前沿阵地。街上经常遇见戴桃红色领章在巡逻的宪兵。“双十二”事变中蒋介石是在这里栽了跟头的，他就要在这里振振他的威风。省政府是纯蒋家的了，此外，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设在这里，中央训练团干四团设在这里，西北青年劳动营设在这里，到延安去的青年有一部分就从草滩渭河渡口糊里糊涂地被“转移”到劳动营去了。街头小摊上摆着《抗战与文化》这样一本刊物，主持人叶青和柳宁以污秽不堪人目的词语在辱骂着共产党。我心里想，像这样的货色才是不折不扣的叛徒、特务，而“不失第三号人物身份”的张国焘，跟这些渣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夫妻先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把介绍信和“民先”转关系信统统缴了，“民先”西安队部的负责人戴中扆是我大学时物理系的女同学。她说，往日这里住的地方很多，这几天港、澳和南方来的青年特多，实在住不下了，暂时另找个地方住下吧。至于晋南和晋东南方面，写信来要求有文化的青年去做政治工作的部队不止一家，只要双方谈妥，就可以转关系，随他们的人出发，路费由他们出。
我们只好找一家小店住下，然后来到街上。哎呀西安呀，雪白的面条不带肉的八分、带肉的一角，雪白的馒头，这对我们吃了十个月小米、棒子和高梁的人，真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并且，西安的风味小吃品种也真多，什么醪糟（甜酒）、油拓、白记饼夹肉、粉蒸肉、羊汤泡馍，等等。不过这里不是供给制，样样要钱的，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呢？通过一位“民先”成员的介绍，我在“灾童教养院”找了一份临时工，每天上午给娃娃们带带早操、教教歌，教娃娃们练练大字小字，每月十五元工资。高昭一妇女病加重，不能参加工作，按照中医的建议，到五昧什字的“藻露堂”去买一种“培坤丸”，效果良好，她就这样一直服用下去了。
在这里，有必要写到我的两位叔叔。他们都是国民党政府的中、高级官吏。五叔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员、河防处处长，兼山东修防处主任，是简任二级的官员。他少年中过秀才，之后就到北洋系统下做直隶的或者天津的河防小吏，从小到大，一直熬起来，靠资历吃饭。他的生活不免腐朽，吸少量的鸦片，身边有个扬州籍的姨太太，有一辆包车，上下班乘坐。七叔是日本广岛师范留学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也说得上是国民党的老前辈了。他和张继（溥泉）是好朋友，经张的介绍，邵力子请他担任了几任边远县的县长，因臂部伤残，就在民政厅当一名主任秘书。而民政厅厅长彭昭贤是C．C．派（由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的大人物，七叔和他不合，就请病假在家，拿干薪了。他一妻一妾，有女儿，由家乡来的一个老者管理杂务。
两位叔父算得上是民主，一看打扮就知道我们是八路那方面来的，可他们不盘问我，只按亲属礼仪接待，不加谴责，也不加表扬。有一夜，军警、宪兵进行全市紧急大搜查，指着我问：“他是谁？”“舍侄。”又问：“您是谁？”七叔掏出一张名片，警宪看过敬一个礼，“对不起”，退出去了。这显然就是一种保护了。他们人情世故是懂得很深的，所以不用开口，就数次主动拿出十元或五元，充当我们的零用钱。兼以我在《七月》、《文艺阵地》、《新华日报》上的稿费陆续寄到，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并不十分困难。
闲下来，夫妻二人就去逛生活书店。这家书店在马坊门，附近南院门还有一家旧书摊，这两处都有不少好书。另有一家开设在中正路、东大街拐角处的小书店，有时有不少外文书，如英国版本的《雾月十八日》、苏联版本的德国作家细格斯的小说和沃尔夫的戏剧等。我设想，这些书是一位自苏联回国、经延安要到重庆去、避免关口盘查的同志卖出来的。我从延安新买到的中国版《列宁主义问题》连书页还未裁开，不就是被宪兵一伸手拿走了吗？
3．中条山下（一）
“民先”西安队部戴中扆同学的通知来了，全国总队部的武克仁同志要到晋南督导工作，与他同行的有夏支队（山西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的梁副官，他受命接我们去部队。于是我们四人结伴启行，坐火车到陕州（今三门峡），过太阳渡到平陆（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就是平陆人）。这里有竹子，挺稀罕的。老话说：“山南日阳，河北日阳”，是有道理的，渭南在华山之阳，平陆在黄河之阳，都产竹子。再从平陆北行，过一座很大的镇。
张店镇，再北行就到了夏县。再往北就是夏支队的驻扎地——尉(yu)郭镇，支队部、政治部全都住在一座大庙里。人们说：“河南人有钱买炮（枪），山西人有钱盖庙”，信然。我们在晋中、晋北、晋南各地行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座“庙庙”。
晋南，又是一个新境界。它和晋北、陕北不同，气温较暖，是产麦区，人们不专靠吃小米过日子了，也搀吃麦子，但不舍得吃细白面，吃带麸皮的粗面，蒸馍和擀棋花面。夏天，水果很丰富，林檎很多。林檎，山东叫“花红”，是一种小苹果，不过林檎含铁元素多，咬开过一会儿就出现氧化铁的颜色了。这里也盛产西瓜和柿子，老乡檐下挂着一串串的柿疙瘩。这里的人没有晋北人的粗犷，也没有晋中人的精细狡狯，而比较平易和缓。晋北梆子腔调高亢激昂，晋中梆子比较细致缓和；而晋南这里唱的是“呼”和“乱弹”，尾音拔高，和河北的“老调”有某种相似处。老乡在田野里劳动，一边劳动一边唱道：
有孤穷、行军，心好焦躁，想起了关、张弟，痛苦号眺。这“焦躁”、“号眺”二字突然拔高，令人感到别有风味。
在民国年间，这里是反阎区。阎锡山是五台人，“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他部下多起用晋北人和晋中人。于是，以续氏家族为首便形成一股“反阎”派势力，续氏虽是晋北崞县的，但势力多在晋南，如运城的学者景梅九（号称“南章北景”，章指章太炎）也是续派反阎的健将。总之，在晋南这块地方，人们对阎锡山是有一定离心力的，跟孙中山先生倒有一定的接近。
现在抗战了。日本人打来了，以运城做他们的堡垒。探照灯整夜整夜向四处照耀，这是威慑，也是怯懦。没有必要时，他们龟缩在运城市内；有必要时，就出来骚扰风陵渡、夏县、平陆，杀人放火。有一首歌当时非常流行，其开头几句是，
张老三，你听着，告诉呀哈你，我本是山底下上来的，
亲眼(nian)看见的……
看见的，就是杀人放火。谁保卫老百姓呢？阎军不见影儿了。蒋介石派过来两支部队，云南的老三军和四川刘湘部下的四十七军，军长叫李嘉裕。他们也不是拼命抗战，而是见机行事，有利就打，无利就保全实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夏支队的人们看出了要建立一支真正保家卫国的人民武装的必要。这个见地，是高明的，甚至是伟大的；但这份工作却是艰苦的，十分艰苦的。他们最初收集到的，只是些地方热血青年和四处下来的散兵游勇。要把这两股力量捏到一块儿，这工作可真不容易。
还有一件事，就是“左”倾盲动主义在这支部队里也非常严重。在我们夫妻参加这支部队前三个月，夏支队第七中队长王毅哉等八人就以“托派”嫌疑在黑夜中突然被包围枪杀。康生带来的风，很快也刮到夏县来了。王毅哉据说是一个办办报写写文章、办办剧团演演戏那样一个在山西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八人中有两人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在盲动的“肃托”中也一同被杀害。1985年11月，夏县县委发出文件，予以平反，将这些人的家属按牺牲军人家属优待，但这已经很可怜了。
“民主建政”这桩新鲜事物已经出现了。所谓“民主县长”，是指民选，经阎锡山的任命，而阎的任命又是根据“牺盟会”的推荐的，推荐前这些被任命者又都是经中共研究确定了的共产党人，如夏县县长李涛、芮城县长张虎臣等。除王宿人被害外，其余解放后都成了大人物。
这支部队的政委，就是李涛。李，东北人，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头头。支队长王学林，河北人，是从正规军退下来的，微有城府。政治部当时还未正式成立（霍钟秀尚未到任），只有组织、宣传二部。组织部长孙雨亭，宣传部长朱聿修。孙是夏县本地的老革命，后来是云南省的省委副书记。朱是江苏人。支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万连芝，没有文化，是“二杆子”型的人物。我夫妇二人，就在他连担任正、副指导员，主管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教教识字，帮助战士们写家信，替战士写入党申请书。当时大家同吃、同住，部队游动时我们随着游动，伏击时他们却编个理由叫我们留在第二线管后方勤务。这也许是一种不信赖，但也可能是一种爱护。我们接受了这种安排，第一线送下来伤员，高昭一就和卫生员一起进行护理；第一线传下话来，叫选精干战斗员支援时，我就以代理连长身份选拔了人送上去。这是我一生中担任基层连队首长的唯一经历，想起来心里很熨帖。
几个月中，我们连队就在这方圆三四十里的地面上转悠着。这些村名，至今依稀记得。计有：大洋村、挪过村、白张村、西董村、西阴村、司马村、禹王城……其中几个村还具有历史意义，如司马村就是司马光的故里；西阴村就是考古学家梁恩永带领考古队发掘仰韶彩陶的村子，为此还出过一本专门的考古报告。当时，我们可没有工夫“发思古之幽情”，二十里外枪炮声正密集地打成一片，临战时发生的事情，往往是人们预料所不及的，必须把每一根神经动员起来才能勉强应付。
这一带社会秩序很不好。日本人的烧杀就不说了，当时从临汾方向溃散下来的本国散兵游勇为数不少，他们或单身或二三成伙，凭着随身携带的枪支和子弹，就放肆地刁人抢人，甚至强奸妇女。我们夏支队，为了建立我们的声誉，就得着实做两件事，一件是给自己战士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第二件是自觉地担负起“保境安民”的任务，对那些确实做了坏事的予以逮捕，甚至处理。想起来很可笑，当时没有法律，无法可依，我们就是法律。记得当时我们处决过三次人，都是组织部长孙雨亭担任像审判官那样的角色，我担任像书记官那样的角色，开群众宣判大会，由受害人当场哭诉，我们宣布罪行记录和判决，立刻拉到附近高粱地里就崩掉了。这样镇压一下，对社会秩序的好转有很大的效果。过境的散兵游勇就要小心一些了。我们还得做间谍工作，派遣间谍到运城市内刺探日本人的动向。个别有成就的间谍连日本宣抚班里的情节都可以侦察出来。另一方面，还要严防从运城市内“皇军”宣抚班派遣出来的间谍，他们主要任务是“策反”，拉拢我们部队中的人动摇叛变，投到他们那边去当“皇协军”，宣传当皇协军一个月发多少大洋、外加许多优惠等等，以瓦解我们。有党籍的侦察员进了城可以找地下组织，所得到的情报的可靠性就更大。有一次，侦察员回来跟我谈：“指导员呀，我碰见你的老同学啦，是个女的，穿一身呢子军装，可姿势啦，听说她是从燕京转到清华的。她的职务是宣抚班班长。说着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今事隔55年，我到底猜不出这个人是谁。我问这个女性的姓名，侦察员说，用的是日本姓名，四个字，最后一个是“子”字。
日本官兵经受了军国主义的教育，绝大多数是极其凶残的，但也愚蠢。他们的智商没有中国人高，这是其一；其二，他们是初来乍到，对我们的地理、风俗不熟悉，所以瞎闯胡来的情况是有的。举个例子，和国民党军作战我们警惕心就高，相对的对日本人就低得多，日本兵进入村东口了，我们还慢条斯理地坐在村西口饭摊上吃饭的事是经常有的。有一次，运城的敌人声言要打夏县和尉郭镇，坦克、大卡车都开动了，广播说要扫荡尉郭镇上的“共匪”。我们的支队部和政治部自然都撤到山上去，临走时他们说：“老赵，咱们给日本人留点礼物。”“什么礼物？”“在庙门山墙上留几幅日文大标语，你是通晓日文的嘛。”惭愧，我在学校确实选修过钱稻孙先生的大一日语和大二日语，可是受参加学生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学出水平来。支队部和政治部各留一名警卫员帮助我，给每人留一匹马。当时找不到油漆，只好用红土拌到胶水里，爬到高梯子上刷标语：
日文（缴枪不杀）
枪炮声已在镇北口密集地响起了，我毫不惊慌地工作着，心里油然地升起了一股中国人的自豪感。三条大标语刷完，我们三个人各爬上一骑马背，抄小路进山去了。
4．中条山下（二）
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戎马生活，我就病倒了，是恶性疟疾。这个病跟一般疟疾不同。一般疟疾是规则的，一天发一次或两天发一次；恶性疟疾不然，也许几天不发，也许一天发几次，并且对人的损耗度要大得多，不但战斗生涯维持不下去，就是躺着也十分痛苦：发烧、头痛、泻肚、不思饮食。我们的部队连个医务所也没有，连“奎宁”这种药也没有。经头头们研究，我由高昭一护送西安就医。而我们的单位竞穷到连一点医疗费都发不出来。
我已经走不太好了，但还是得走，走向平陆。在这过程中，有两件事，需要在这里记一记。一件是在冯卓村邂逅了一位晋南的民主人士吴仲六先生。前年(1992)我的一个学生从太原写信告诉我，吴仲六先生还活着，还担任着山西省的政协委员。那次初识，他不过三十上下，高高的个儿，喜欢谈学问，理学、周易、马克思主义他都涉猎，他是景梅九先生的弟子。晋南的村庄有的很奇怪，是一座桶状陷在地平线下的像罗马斗兽场那样的所在，陷下约有两层楼高，崖头上种着树，树根可以保持土质的稳固，崖底下就打成一孑L一孔的窑洞，里面住着一户一户的人家。总起来，这块桶状凹陷地就是一个村庄。我把这叫做北方的桃花源。仲六先生把我们安置在他的客房里，深夜里不断有黑衣、黑裤的人来找他，各自掏出手枪，哗啦哗啦地清理着子弹。我想，吴先生怕还兼有着豪侠的身份。
第二件是从吴先生的冯卓村出来走不上一小时，在一片黄土塬下，我见到了一个半掩埋了一年光景的战场。那是北平的二十九军的一部，被日军围歼在这里。人体可能已经搬移过了，只剩下一些马体半暴露着，肋骨已经干裂爆开，还在咔吧咔吧地响。我夫妇肃立下来，向他们默哀。说起二十九军，总是有一股浓厚的感情的。
到了平陆，我就干脆不能走了。幸好，这里有卫生所，有奎宁丸，夏县的病号交给了平陆，在这里我躺了20天。病情略好，就过河搭火车往西安去。七叔把我收容了，我和他的老仆住在一起，高昭一住到北马道巷三十五军办事处，因为她的老师、傅作义将军的机要人员崔载之先生正在那里招收政工人员，组织政治部。高昭一住在那边，白天来护理我。七叔住在粉巷，前后三道院落，第一道原由王以哲将军住，“双十二”事变他就被打死在这里，于是变成“凶宅”，租给粮店存放大米包了。第二道院子由七叔家住，第三道院子由房东住。二道院子没有厕所，妇女上厕所要到三道院子，男人上厕所要到头道院子，记得我夜里扶着手杖、摸着墙去上厕所，想起房东家人说王以哲将军的灵魂夜里在院中踱步，皮鞋声清楚可闻，我就不禁毛骨悚然，感到病不觉加重了许多。
由秋入冬，七叔又想出了新点子。他过去提拔过的一个人，现在是临潼县卫生院的主治医师兼副院长，七叔就托他把高昭一用为“挂号员”，有工薪，有一间住房，我就作为她的家属接受医疗，并进行疗养。当时临潼县长张锋伯（杨虎城旧部）是七叔的老朋友，如有缓急可以找他帮助。华清池就在隔邻，随时可以走过去洗温泉浴。事情就这么安排下了。而我以病危几次之身，竟得以慢慢恢复，活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革命阵营里的“逃兵”。现在我写回忆录写到这里，就想，假如我真是“逃兵”，我真该逃了，可是我没有逃，这怎样解释呢？在游击队，每月5角津贴，吃小米饭，害了病没有一分一角的医疗费，只好靠血缘关系来把病治好，但是一旦治好，我们又主动地归队了，这怎么解释呢？假如不是为了打日本，假如不是由于爱国，我夫妻二人都不是傻子，我们为什么这么干呢？！
回来了。几个月工夫，部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已经不叫夏支队了，而是由晋西南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夏县支队、芮城支队、平陆支队、闻喜支队……）联合组成的政治保卫队了。原夏支队已编为政治保卫队第三支队。队部所在地也改变了，已不在平原上的尉郭镇了，现在已迁到丛山中的涧底河镇附近的关家簿霪。涧底河是“牺盟会”中心区所在地。所谓中心区，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的地委，“不是枪指挥党而是党指挥枪”嘛，部队首脑部总要在党的附近。我们回到政治部，为了照顾我的体力，我们不再下队了，我在宣传部工作，高昭一在儿童团工作。别小看我们的儿童团，那个小团员孙岳后来还成了周恩来总理秘书班子中的主力人物哩。
我几乎成了宣传部的“大拿”。宣传部定期出刊一份油印小报，发到班、排上去，是一种教育材料。报由我主编，社论、短评由我来写。支队还办了一种“军事干部轮训班”，挑选一些优秀的班、排干部到山里来听课。课由我讲，计两门：新三民主义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用的都是延安解放社新出版的书。这次讲课，在我一生中意义很大，所以记忆犹新。
记得是在一条小河沟边上，绿柳刚刚抽条，战士们排队过来，先把枪架好，每人一个坐垫，盘腿坐下。等看见我来了，指导员喊一声“起立”！“敬礼”！等我还过了礼，他们重新坐下，掏出笔记本来。我从来不“照本宣科”，就是“宣”他们也不懂。我是把那两本书融会贯通了，用自己通俗的语言讲。所以下自战士、上到部队领导，都一致反映这课的效果好。多少年后，我开玩笑地对妻说：“可不要小看当年的讲课，那是后来历史学教授的发轫之地呀。”
晋南各支队还召开了一次军政干部的总结大会，由政治部主任霍钟秀作总结报告，我作记录。会毕，由我编写成一本油印小册子发下去，小册子展示了晋西南各县人民武装力量的增强。
可是与此同时，“踩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又发生了变化。他从一心一意依赖新军，转变为“抚旧抑新”了。他重新起用那些“败军之将”——杨爱源、王靖国、孙楚、陈长捷们，磨刀霍霍，准备向决死队一纵、二纵、三纵和政卫队发动进攻了。他已于1939年1月召开了“秋林会议”。
在这里说几句闲话。1981年、1982年，我和高昭一连续两次到昆明开会。当年游击队的组织部长孙雨亭同志刚从省委副书记的任上退下来，担任省人大副主任。他在翠湖饭店盛宴招待我夫妻，记得席间有麂子肉、鹿筋、猴头等，最后上来“过桥米线”。酒过三巡，孙对我说：“老赵呀，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经是公认的宣传部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呀。我讲这些是叫你打破平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
我回答说：“老孙，你说错了。不是我吃亏，是党吃亏。这类事实，替入党做官论打造下坚实的基础，这跟‘不正之风’和‘党干部腐化，有密切的关系。顺便我讲个笑话。我几十年来从来不是哪一级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位好事者到省委书记那里去质问，回答说，每次增选名单都提上他去了，可每次党委审查会上都通不过，大家的理由是‘这个人谁也掌握不住，。这个话的逆定理是，只有党能掌握住的才能当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那么，我宁愿一辈子不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仍能愉快地生活，丝毫没有吃亏感。”
话不觉说远了。赶快拉回来。我们所在的山是一座美丽的山，不像太行那样。太行雄伟嶙峋，但缺乏娟秀。中条山很娟秀，到春天黄色的小刺玫开得满山遍野，香气馥郁。它像个海星，有四五个爪爪伸出去，东北方向的伸向闻喜、绛县，东南方向的伸向翼城、阳城（又叫太岳），西南方向的伸向芮城、解县，隔一条黄河，几乎和太华连脉了。古时候，它叫雷首之山。到宋代道教影响似有与唐代佛教抗衡之势，也造出若干“仙”的神话，其中“八仙”是一组骨干神话，这些“仙”最早的活动场所就在中条，特别是张果（即张果老），他就是这地方上的人。
我和妻找一个工作清闲的时候，也出去登山涉水，感到这中条山的“里环”要比“外环”漂亮多了。碰到一家老木匠家，买了几块梨木，请师傅给推平，回到政治部做了几幅木刻，作为插图登在我们自己编的小报上。从这时起，我已经在自己的小本上做写小说的笔记了。一年过后，当我过起中学教员的生活时，我便打夜工写成了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这小说先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作两期连载，然后在海燕书店出过两版。5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中，有一位解放军战士投书说这本小说“败坏了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形象”。我读到后，感到这位战士的头脑太形式化了，不懂得什么是发展，什么是由粗到精、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人民解放军从呱呱坠地就都个个是雷锋。然而，事情都有个“前期”，我写的不是成熟了的人民解放军，而是它的“前期”——人民游击队。前文我已说过，散兵游勇的成分很大。
当然，我并不是不需要自我检讨。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人才二十三四岁，阅世甚浅，对人物和事件融会塑造的能力低，自觉不自觉走着一条自然主义的道路。雨果说，什么就是什么，妓女就是妓女，卖淫就是卖淫。我在小说中也写着散兵就是散兵，游勇就是游勇。这样写，好处就是保留了时代的真实记录，缺点就是使那位投书的战士觉得不满足。我的缺点就是缺少塑造这道工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