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乾州中学
1939年夏初，我又病倒了，这次是痢疾，大便中带脓血，并且还夹杂着疟疾，是比上次更不定期的一种疟疾，中医说这更麻烦。于是，仍由我妻伴送去西安治疗。这次我们过的是渑池渡。在渡口遇到“牺盟会”中心区的头头们回来了，情绪不高，大概秋林会议的气氛已经显示出阎锡山要“磨刀霍霍”了。
这次未住七叔家，住五叔家，在西门里城墙下的一座小院里，门口挂着牌牌“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修防处”。不久，河防人员传来消息，阎老西的新旧军已经摩擦上了。在大街上遇见原夏支队的政委李涛同志（现在的政委是刘裕民同志），他请我俩到东大街曲园饭馆吃饭，他说部队已经转移了，很难找，晋东南阳城一带阎记旧军已经在大规模地屠杀新军、新政权的干部了。他劝我俩在西安观望观望再说。
我中学的一位老师杨展云（字鹏飞）这时正给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当秘书主任，他和五叔商量，还是让我教书吧。这个意见传达给我俩，我俩费了很大的周折。当时我们身无分文，夏初了还穿着部队的棉军装，天天跑到一个叫建国公园的亭子上，看见几个小孩每人叫一份饮料，我们就叫不起。我们考虑，从部队到教书，这是人一生中一个大转折。55年后的今天，以宏观的眼光看，这个转折没有什么错，一辈子教学、科研的道路，这是一个开端。但在当时，舍弃了前方到后方，离开革命队伍到国统区，这在我们心里还是经历了一番折腾的。一年过后，与西安城工部接上头，还可以替革命做些情报工作；九年后开封解放，我们第二次踏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样，1939年的那扣心结总算有了一些疏解。
9月初的一个黎明，我俩自中正门（现叫解放门）搭乘一辆西北公路卡车前往乾州。由于乘客拥挤，只能坐在车尾，抵达乾州下车时，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黄土人。这座学校是新建的，利用一座城隍庙，将神鬼泥塑搬开，叫木匠用白木板钉一些单间，这就是教员宿舍。事后我想，接待的人假如敏感的话，一定觉得这一对老师跟别的老师很不一样，没有大皮箱，没有行李卷，没有提包，没有灶具，真够得上是一对“形迹可疑”的夫妇了。
乾州，这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陵墓之所在。在城北一座山梁上，就是乾陵。半坡上有两个大土堆，老乡们叫两个nienie（乳房），又把整个的陵叫“寡婆陵”。到唐德宗被朱洮之乱赶出长安逃到乾州，叛军们在陵坡上喊话，皇帝在城墙上可以听到，足证当时城距陵墓也不远。当年，这里叫“奉天”，是后代皇帝祭祀“天皇”和“天后”的地方。一千一百年后，这地方衰落了。这里的民情比较浇薄，吸“片烟”的人多，所以懒，不用力务殖庄稼，树也少，娃娃也不多。人们用两根木棍夹起来装上土，就可以打成墙，不需和泥制坯。房子都是“厦子房”，像河南、山东的房子切了一半那样子。这里产的麦好，叫“紫麦”，磨出来的面劲大，所以乾州以两种东西著名：一是锅夔（“夔”一作“块”，即锅饼），一是挂面，在关中道小有名气。人们唱秦腔，我的学生中就颇有几个能登台的。西安易俗社的著名编剧范紫东老先生就是乾州人，我有幸数次与他同席筵宴。不少南方同志厌恶秦腔，不能忍受那种高亢和粗犷，但我不然，深夜在庙里点上汽灯听唱秦腔，是别有风味的。
我在乾州中学教了两年半。甲、乙、丙、丁四班学生，从初一第一学期教到初三第一学期。在这里，人开始不是“一面人”而是“两面人”了。即我们必须在任何日常谈话中，隐瞒我们是山西新军中下来的，必须跟同事们一样地参加“纪念周”，跟大家一起朗读总理《遗嘱》和“总裁”的十二条《守则》。我教四班英语，兼丁班级任，早上必须和学生一起跑早操，参加升旗；夜里要查自习，查宿舍卫生。直到9点多回到家里，这才是另一面的人了。我在油灯的碗子里加一根捻子，坐在从学生冯德益家借来的一张白油漆二屉桌边，展开我几乎是通宵的写作。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完成了三件事。一是写成了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本拟再写一个续篇《战斗的繁花》的，写不下去流产了；二是译成了德国进步作家F．沃尔夫的十二幕剧本《维也纳工人暴动记》（又名《福劳利德镇》，又名《奥京喋血》）；三是初步搜集了一些关中学者的文集、诗集和理学语录，这件事象征着我已经准备从“新文艺”向历史学“跳槽”了。
在这里，关于德国作家的剧本，还须多写几句。这是我从西安旧书摊上买来的莫斯科版英译德国文学作品。沃尔夫和细格斯（女）是当时留驻第三国际的两位作家，前者写剧本（著名的《马门教授》就是他写的），后者写小说。我译的这个剧本描写希特勒未吞并奥地利以前，奥国的工人运动部分还执掌在第三国际和社会民主党手里，工人运动领袖对奥国独裁者陶尔斐斯抱有幻想，时时企图妥协。第三国际的领导人倡议展开斗争，一直发展到武装暴动，结果还是失败了，不得不越过国境，逃到苏联去。这是在季米特洛夫提出“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口号之前，人们把“斗争”绝对化时代的一次典型事件。这部稿子迟到195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入《沃尔夫戏剧集》出版。出版前，由出版社出面，从大牢里觅到一位据说是参加过希特勒法西斯组织的反革命犯人替我校订，此人文化水平不低，替我校订出不少误译，足见我在乾州中学可以动用的资料书之贫乏。对我来说，这部译稿就像在离乱中养下的孩子，一辈子难以割舍。
在这两年半中，有两个朋友来乾州看过我们，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其一是王瑶，他刚从沦陷区混在许多山西商人队里到大后方来。不久以后，他又到遥远的大西南去拿大学文凭和研究生文凭去了。其二是程之平，原名程骏声，他是河北人，在“一二·九”运动中因与反对派动武而引起过诉讼。当前，他是《西京平报》社的记者，不过，这是公开身份，而隐蔽的身份则是中共西安城工部的工作人员，用国民党的语言说，就是“匪特”（即“共匪特务”）。他来乾州，是要发展我夫妇二人担任城工部的一些工作，如利用我的两个叔叔是国民党政府的简任官和荐任官的条件，打听国民党在军队调动、金融改革、工业实况、陆空运输方面的情况，提供参考。我夫妇愉快地承诺了。言明接头人不管姓什么，名字总叫“育人”，手里一定拿着一本罗曼·罗兰的《生与死的搏斗》。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了六七年之久。“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死咬住我是“国民党特务”，后经外调，得亏程之平兄多次为我写了详尽的证明材料，才不再被逼供。不管在多大的曲折里，只要坚持“真的就是真的”，就可以保持正气，就可以不为以后的历史再制造出更多的谎言和假案。
做情报这件事事关紧要，可是乾州的那伙小党棍都是低能之辈，无从发觉；他们却把我和茅盾先生的通讯跟踪上了，封封信检查，查完盖一图章：“乾县县党部检查验讫”。信内说的是小说或剧本稿子与发表的事，下款总是署“沈今甫”，他们也无从晓得沈今甫就是茅盾。可是我却紧张起来了，我要找他们的“上边”，于是借去西安的机会，到梁府街陕西三青团去找了老同学洪同。洪同原名洪绥曾，福建人，当时是宣传部长。他介绍我和他们的组织部长陈中经认识了，解放后陈的真正身份才公开，那么洪的身份是什么呢？至今不明显，只知道他是一位在海峡两岸间飞来飞去的大人物。当年，他一听到查信的事就提笔给乾县三青团的头头写信，说赵某人是一位爱国的青年学者，请对方和县党部书记长多多尊重，云云。这一措旋很生效，查信的动作停止了。洪又写一封信叫我去看一位清华留美的老校友吴启诚。吴当时是胡宗南的中将高参，住在西安西南郊王曲镇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我问程之平“去不去”，程说“当然要去，接上这个关系有很大好处”。于是，我就去了。
吴启诚根本不像一个军人，也不穿军服，说话夹杂不少洋话，英语、法语都有。家庭生活也是纯自由式，洋规矩比中国规矩多。那时，美国副总统威尔基到西安，就是他陪同，兼充翻译。他还喜欢写写中国诗，古诗、律诗都写，有某种文采风流。他对人也不戒备，一见如故，从他口中，可以了解到许多西安的复杂政治情况。所以此后我一到西安就必定去看他，二人仿佛交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自杀了，胡宗南亲笔为他题碑“布衣好友吴启诚先生之墓”）。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审问我：“你认识吴启诚吗？”我回答说：“当然认识。”“你们是什么关系？”我说：“你去问组织。”事后，这个红卫兵说：“我问了，组织也不知道。”1987年4月，我到美国参观访问50天，在纽约州立大学亨特学院，其历史系主任詹姆斯·哈利逊教授约我便餐，由他的两个同事作陪，其中一人叫Murray Rubinstien（华名张格物）的，是副教授。突然问我：“I heard you had been Communist agents，is it?”（“我听说你曾是共产党特务，是吗？”）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蒙受了一场侮辱；第二个感受，就是美国人的消息比中国灵敏。于是，我含含糊糊地回答说：“我一辈子只是一个读书人。”
事情说远了，把笔再回到乾州来。我在乾州中学所教约120个学生中，只有一个最知心的，那就是周可任。周不是乾州人，是岐山县益店镇的人，个儿不高，样子较土气，脸上有块疤。他说，那是他小时候他祖母抱他下地，把他放在地头上。狼来了，叼住他就跑。祖母是小脚，但仍死命追狼，拼着老命从狼口里抢下自己的孙儿，落下这块疤。这个人的特点，是心地非常淳朴，一旦感染上革命文艺和革命理论，就一头扎进去，把一生奉献了。他在乾州上初中，在西安兴国中学上高中，又到河南大学文史系，因参与“反内战、反饥饿”斗争被开除，到豫南南阳府的泌阳县当中学教员兼为人民解放军做地下联络工作，不慎被发觉，被白崇禧部活埋，壮烈牺牲了。老祖母从狼嘴里抢下来的孙儿，终于被另一种狼所吞噬。
在乾州，我害过一场平生最重的病——伤寒病。那时我24岁。发烧慢慢上去，一星期达到顶点，出现昏迷；再慢慢降温下来，一星期才渐渐平复。这两个星期是主病期，其前其后还有之前的预发期和之后的反复期，总共两个多月。毫不夸张地说，病到顶峰时，有几度濒于死亡。当时，我的长女赵绛已经出生半年多了。难为我妻，又要照料不满周岁的婴儿，又要照料重病的丈夫，有两个月工夫她几乎是衣不解带的。也难得我的学生吴少波的祖父吴让三老先生，当时已七十开外的年纪了，扶了拐杖天天来为我仔细诊脉，仔细修改处方。天下的坏事可以转为好事，自从这场大病之后，我此后一生中很少害病。我心里想，是不是我肚肠内若干细菌经这次高烧通通杀死了。这个话被医疗专家听去，也许会笑掉牙齿。
2．西安高中·扶轮中学
陕西省教育厅有一年突然发动全省中学单科抽查考试，这次是抽查英语，结果是乾州中学得分最多。这就引起西安高中校长侯良弼的注意，他到处打听乾州中学的英语是谁教的，有人告诉他是厅里杨秘书主任的一位学生教的。于是，他去找了杨鹏飞，说从下学期就给我致送聘书，邀请我到西高去教高二级四个班的英语。于是，自1942年第一学期起，我离开乾中到西高执教。
西安高中当时是陕西最高学府，原设在西安东厅门，抗战开始迁往汉中，目前又自陕南迁回关中，在泾阳县租赁商会的房子安置下来。这个小县城很平静，城外有一片泾干湖，湖中有芦苇和野鸭，老师们下了课可以到湖边散步。街上一家馆子，做的粉蒸肉别有风味，可供雅集。但我最感兴趣的是校长侯良弼。
侯，华县人，武昌高等师范（即武汉大学前身）毕业，教数学。此人是陕西教育界的名人，也是一位怪杰。他着力实干，不顾别人，所以兄弟学校说他是教育界的“恶霸”。当时，我的妻女尚在乾州，一时未能搬迁，我一人只好搭公灶；侯的家眷在老家，他也是单身，所以我们一天三餐同桌吃饭。陕西的习惯，吃饭非常简单，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碗醋，很少专炒的菜肴，饭大都是棋花面，午饭有蒸馍，如此而已。我有时不爱吃这种饭，而侯校长却甘之如饴，吃劲很大。在饭桌上，我有机会听到他的不少怪论。“我(nguo)们陕西人叫你们山东人格(gi)咋了嘛。”有一天，他开腔了。我大吃一惊，“我们山东人把你们陕西人怎么啦”？我问。他接下去说：“nguo当过富平县县长，还当过高陵县县长，啊（哪）一个村树木多，娃娃多，田务殖得好，必然是山东庄子。啊一个村树木少，娃娃少，田务殖得坏，必然是nguo们陕西庄子。打官司问你啊嗒人，回说山东人，nguo说，大老爷不管，回你山东打去。又回说，回大老爷。nguo们现在可成了陕西人了么，我说咂}对着哩。”像这类言语，经常是他说得津津有味，我吃着棋花面低头静听，要和他抬杠是抬不完的。
有一次，他提到关麟征。他说：“nguo把他开除咧，还告诉他，你驴日的娃将来有点儿出息，回来把你侯校长看go。过些年辰，nguo正在南柳巷家里憩着哩，门斗拿进一张片子，上写‘国民革命军第52军军长，关麟征，陕西鄂县’。nguo赶紧招呼门斗，说侯校长莫到（意为‘不在家，）。”（编者注：“nguo”即陕西方言“e”，也就是第一人称“我”；“go”即“一下”。）我把这故事在家里说了，“侯校长莫到”就成了习惯用语，每逢有不愿或不便接见的访客，孩子们就使这句用语，当暗语传递。
他也有很正气的时候。有一天，他送走两个客人，气呼呼地坐到饭桌上说：“驴日的杨尔瑛（当时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团部的主任）派他的手下人来高中要发展三青团，nguo告他，不得成！nguo不要！只要nguo侯良弼(pi)当一天校长，三青团就发展不成，nguo只叫学生把书念好。”这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实在是罕见的了。
可就是这个侯良弼，在1951年镇反中被枪毙了。镇反大会上，在麦克风前揭发批判的，就是当年西高的国文教员余达夫，他事后说，侯五花大绑插着亡命招子，还不时用仇恨的眼光瞪视着四周。我是这样想的：毛泽东临终前一两年的回忆录音里还对吕正操说：“当年你们杀了叶麻予（叶麻子，即叶德辉，清末湖南的学者、藏书家），像这种人，不杀比杀了好。”在镇反中，以我所见，陕西杀了侯良弼，山东杀了刘次箫，河南杀了李宏毅（逸生），都属于一类性质，都属于毛泽东所说“不杀比杀了好”的一批人。
学校又搬迁了，从泾阳迁到西安南郊翠花山。这里的风景更美了，真是小花异草，满山遍谷，随手采来金银花可以泡茶喝。西安城里闷热，翠花山上沁凉。我想，唐朝搞政变的太平公主，这一带就是她的活动场地吧。不过缺点是太荒凉，没有充足的图书期刊，学生仅仅学习老师们教下的那么一点点东西，营养不足。但有人说，战时状态嘛，就该如此。
在这个学校里，有个姓杨的女学生，蒲城人，功课挺好，有时到我房里问功课，我挺喜欢她。我离翠花山，她一直送我到山口。后来她有信来，妻说这是插入的“第三者”。此后，我就跟她断绝了来往，至今她的下落不明。
我在西安高中只教了一学期，1942年暑假后又转移到扶轮中学。理由是：一、铁路系统较地方系统多一些补贴；二、在高中只我一人有职位，到扶轮夫妻二人都有职位，我是高中英文教员，她是初中历史教员。
扶轮中学全名陇海铁路郑州扶轮中学，是一所有名气的老学校，抗战开始后迁到汉中，又迁蔡家坡。蔡家坡本是一个荒僻的小车站。抗战开始后，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束云章（江苏丹阳人）将巨额资金投资开发西北，创办雍兴公司，选在察家坡办了三个厂子（棉纺织厂、机器厂、酒精厂），蔡家坡这一下就日益繁盛了。三个厂子建在平原上，在铁路的北沿；扶轮中学则建在黄土高原的坡上，借一个庙宇（龙泉寺）旧址又补建许多平房而成。
蔡家坡，属岐山县。在三国时候，曾是魏、蜀两军一度对垒的地方。蔡家坡镇以东，黄土高坡上有个台，俗称司马拜台，传说是司马懿筑台拜将之地；自蔡家坡向南，过了扎在黄河上的草桥，草桥以南就是高店镇，传说杨仪杀魏延于此；再往南，是五丈原，就是诸葛亮临终观星拜斗的地方了。据说“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要砸烂诸葛庙，老农们拿起权杆保护诸葛亮，红卫兵终究没有砸成。
扶轮中学没有教员宿舍，在一个叫小坡村里借（或租）老乡们的闲置窑洞安插。我们家被安置的，是三孔大窑洞中的一孔，另两孔闲置。我们所住的窑洞，门脸上的悬土一旦掉下来，可以将全窑人窒死在内。窑内有两耳窑，筑成炕状，可做卧室。当时当地，治安情况很坏，土匪半夜烧人。“烧人”者，是将被土匪估计藏有鸦片烟或白银元的人家的男或女主人，绑吊起来，拿柴火浇上煤油烧，勒逼他们缴出黑白二物。不少老婆子宁烧死也不说出藏处。土匪当然没有必要烧我们这些穷教员，但一夜数惊，也大大妨碍备课。于是与村中不远一家老汉（叫李过海）商量，借得他家暖窑一孔，与李的儿子、儿媳、孙女同院而居，可以守望相助。这孔窑也相当大，窑洞深处喂着一头牛，夜中牛粪气味沁人心腑。当时没有电灯，发洋蜡照明，夜中点上蜡烛在炕桌上备课。
这孔窑洞，在我们生活中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在这孔窑洞里，我与三个学生结成了深交。他们是束布、金彭、赵宏才。束布，江苏丹阳人，其父束樵如是上述束云章的族侄，当时担任他的主任秘书。束布的母亲早故了，父亲娶了继母，从此他感到了人生的凉意。他具有内蕴的才气和毅力。不久后到了重庆复旦大学，二十几岁就写下数十万言的文艺批评文章，用“石怀池”为笔名发表在茅盾、胡风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上。日本投降后，他正准备返回他的故乡参加新四军工作时，不幸在渡嘉陵江时“舟覆，惨遭灭殁”（其父讣函语）。他在复旦的老师章靳以为他搜集遗文，辑成《石怀池文学论文集》出版。当时，他在扶轮高二级，身体稍显孱弱，口齿微微结巴，但内蕴很厚。他的新文艺兴趣主要是从我这里读了许多手稿后诱发的。当时为了避免被搜查，我的许多文稿和许多不宜公开摆在桌子上的书，如《海上述林》，通通放在房东李过海老人自备的棺材里，束布他们对此秘密已经熟知，就像到图书馆一样，自己掀开棺材盖自己取读。
金彭，后用名金铿然，南京人。当时在班上他是美男子，真可以说是少年英俊。兼以他正同班上最漂亮的女学生骆雪娟交朋友，简直整个学校都羡慕这郎才女貌的一对。他们俩到重庆，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干新闻事业和国际联络工作，曾在约旦、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建立新华通讯社。那种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们夫妇也闯过来了，并且锻炼出很高水平的英语和法语能力。现在，骆已是白发皤然一老妪，金也经常卧病在床，有时合力译几本左拉的小说。金至今还兼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政策研究司的特约研究员。
赵宏才，后用名赵洛生，浙江奉化人。他是高三学生，我没有教过他，他是跟着束和金到我家里来的。他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观察着环境中的人和事，说明他是个很精明的人。他是一个精明人，但也是一个终生坎坷的人，一辈子都很富有戏剧性。他父亲是陇海铁路豫东北地带一个小火车站上的站长，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时，蒋就住在站长家里，由于是老乡，所以很近乎。他哥哥赵宏器，兄弟二人同在重庆中央大学，他哥哥学工，主张科学救国；他学文，及早参加了共产党，主张革命救国，兄弟俩经常辩论，引得很多同学也参加辩论。他兄弟二人，每人坚持自己的路线。他在南京被捕，住过国民党的大牢，越狱逃脱了；“文化大革命”中又坐了共产党的大牢，又越狱逃脱了。逃脱后流浪在苏北、豫东的乡野里，感染伤寒几乎倒毙在路边上。他从学生时代，就善于做秘密组织工作。在扶轮中学，他就跟他的同学、后来的外交人物——柯在铄在一起发动了一场风潮，要求改良同学们的伙食。当时，铁路职工子弟供给膳食，可是经过层层克扣，学生吃的饭很糟糕，大米中有沙子。柯、赵就领头起来反对校长林群，林是中统特务，使用政治力量把风潮镇压下去了。柯、赵是应届毕业生，学校莫奈他们何，只有叫他们走了拉倒；但束、金是高二生，于是就受到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又由于柯、赵、束、金是经常在夜里到我家小窑洞里来玩、来谈的，一定有人打了小汇报，所以我夫妇二人也受到聘书一年满期后不续发聘书的处分。我们教书四年，还不曾遭遇过这样的对待，我们很气愤，但也莫奈林群何。经束布父亲的推荐，我于1943年暑假后受聘到山坡底下三家工厂旁边的雍兴工业职业学校去教书。
3．雍兴工业职业学校
第一分节
雍兴工业职业学校是中国银行系统的学校，师生待遇都比一般学校优厚多多。以学生说，专门招收初中毕业水平的学生，入学后供食、供衣、供宿、供学习资料，还有生活零用钱。以老师说，所聘大多数是工程师以上职位的人，待遇比当时在武功的西北农学院的教授还高。与现实的工厂生产相结合，学校分两科——机械科和纺织科。教师除分别属于两科之外，还有个普通科，教高等数学、物理、外语、历史等课的，隶属于这个普通科。我和妻即属于这个科。培养三年。所用课本和讲义，多采用大学工程科系水平的教材。
我们夫妻创立的这个小家庭，经历了五年极端艰苦的阶段，天可怜见，现在进入了温饱的新生活。我们有了一处住房，一外间、一套间，后院有厨房和储藏室各一小间。有电灯。但受战时影响，窗子上还不能装配玻璃，只能用白纸糊，用桐油扫亮。距校不远有蔡家坡镇，五天一集，肉、鸡、蛋，要买多少有多少。蔡家坡以产蒜薹著名，远销外地。点心、五香花生米，也有卖的。总之，这生活比乾州、泾阳的生活，比一碟盐、一碟辣子的生活，比在与牛共居的窑洞中的生活，要提高得多了。门前有一片菜圃，自己种西红柿、苋菜，随时可以采来上到餐桌。在这里，我们生下了二女儿和三女儿。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我是饱暖思事业。英语教员，仅仅是职业，而职业和事业还是有区别的。新文艺看来是弄不成了。蔡家坡是工业区，保卫工作很重要，当时《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已经实施，经解放后运动中的交代和揭发，得知蔡家坡三厂两校各出一个具有中统或军统身份的人，组成一个秘密的治安保卫小组，主要是遏制工厂中工人的异动，还要严防宝鸡工人首领和蔡家坡工人首领间的联络。连这些人在火车站照个相，他们都要把底片弄来，放大加洗了分析研究。当时，我和上海的文艺界如叶圣陶、郑振铎、章靳以、孔另境、戈宝权等有通讯联系，知内情的学生告诉我，我的信封封查，不过不是剪开查后加一封条写明某党部检查验讫，而是用水将信口处润湿，再用小刀揭开，查毕再封上，不露痕迹。呜呼！
正是这时候，我实践了从新文艺向史学“跳槽”的逐渐转折过程。在乾州时，我已经委托一个邰阳的学生代为搜集康乃心的诗的零星刻页。《二曲集》和残本的《三李年谱》已经有了。现在经济能力稍稍宽裕，就从西安南院门的旧书坊和私人藏书家买到一些理学家的集子，如《冯恭定公全书》（冯少墟的集子），以及富平的吕槽和三原的马理的集子或语录。我一面泛览明末清初关中的理学，一面追踪江东大学者顾炎武在关中活动的踪迹。一个人的最亲密朋友，总是最值得探索的知情人。我找到了王弘撰（山史）和李因笃（天生），从而，王山史的《砥斋集》和《山志》、李因笃的《受祺堂诗》也设法买到了。至于《续刻受祺堂诗》和王山史的几种《日札》，则是远在以后通过更曲折的渠道才买到的。我家里的线装书一下子多起来了。在当时，读线装书是不受监视的。
我也交了几个这方面的朋友。其一是傅安华，他是河北冀县人，在北大上学时与全汉升、杨向奎都是同学，听陶希圣的课，在《食货》上写文章。抗战后，他“弃儒从商”，跟蔡家坡棉纺厂经理王瑞基当机要秘书。此公温文尔雅，从容不迫，担任秘书之余，颇不忘情于文史。因此我二人间就多了共同语言。慢慢，两家的妻子儿女也交上了朋友。其二是梁黄胄，河北蠡县人，当时他还远远不是世界知名的大画家，而只是一个贫寒的青年，他姐夫是蔡纺厂的一名警察队长，住房里外两间，里间由姐姐、姐夫带孩子住，外间由黄胄和黄胄的老娘住。当时，黄胄已经喜欢画画，画一条一条吊在纵穿外屋的一根长绳上，像吊着一大堆洗过的衣服那样子。他来我这里，是希望在中国语文和外语方面得到某些辅导。其三是杨镇南，正名是兆庚，山东诸城人。“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正好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务处长，属于被我们嘶喊着要打倒之列。而今时过境迁，双方都另作别论了。原来这蔡家坡地面有个大村庄叫灵谷村，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在这个村里设置了“后方留守处”，有少量军队驻守，原冯玉祥部的僚属和家属差不多安插在这里，杨是其中之一。宋哲元临终时，送他一位川籍的侍妾、一位老勤务兵，三人共处。人们说“二八佳人八八男”，其实何止八八，快近九八了。老人家对我很好，也难得异乡遇故旧，他说他曾向我的外祖郭先生问学，在青州曾同我父一同考“府考”。他写颜体，曾为我写四幅联璧的大中堂《正气歌》，又小条幅一件，写杜甫《秦州杂诗》一首，末句是“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这意我明白，西北军系统的反蒋根底是很深的，他们看不惯马裤呢、踢马刺、中统、军统的这一套。杨似乎对方志很熟悉，他经常给我谈各府州县的志书，一直到省志和一统志，为我以后使用志书开了门路。
在这一时期，我写了一些文章。这时，美国罗斯福总统死了，杜鲁门下令投掷了原子弹，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八年抗战，就此结束。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蒋记文武官员，蜂拥着到东南沿海地区去接收（当时叫“劫收”），如蝇蚋之争血。大学生们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这时，我写了明末东林派人物赵南星的传，用写历史对现实舒一口气，助一把劲。不久，闻先生在昆明被害了，我又写了激愤的悼文《混着血丝的记忆》。我又试验着写了一篇考据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把我当中学教员以来所积贮下来的读书心得加以梳理，加以考辨，把山陕学者们的爱国活动初步地勾勒了下来。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我的成名之作。
这时候，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要搬迁到上海，要在上海开一次复员大会，我在被邀请之列。于是，我便于1946年冬11月只身作东南之游。
第二分节
我从西安搭乘“绿钢皮”东行。在潼关、灵宝之间，看见了八号桥，几天之前，另一列“绿钢皮”就从这座桥上掉下去。我们的列车通过时运行极缓，使我们得以观看事故的现场。许多兵持枪警卫着，以防止附近居民乱拿乱抢；死难家属们呦呦地哭着，辨认着各自亲人的遗体，检点着大皮箱内的金条和珠宝之类。“劫收”未成身先死，剩得妻儿泪满襟。
中途，我在开封下车，想把河南大学看一看。我投到我的学生周可任处，他还介绍了另一位同学牛维鼎（安徽阜阳人），我就在他二人居住的东二斋找个床位住下了。牛正临届毕业，把他的毕业论文《元稹年谱》原稿拿给我看，使我惊叹河大学生的水平很不错。当时，他们也在搞“反内战、反饥饿”，同学们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周和牛大概是地下党员，运动中的头头，所以其忙更甚。
有一天，他二人说，去看看嵇先生吧。嵇先生？就是嵇文甫。此前，我曾略读过他的《左派王学》，现在他是这座大学的文学院长，兼文史系主任。当天刚下过一场小雪，我们踏着浅雪前去晋谒。当时开封街上军警戒备甚严，可以说每个街口都设有岗哨。河大在城的东北角，嵇先生住在通往西北角去的一条叫刷绒街的街上。临街的外墙上有河南警备司令部政训处制的巨幅蓝底白字的大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总裁训辞之一）。我心里想，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要给这些无枪无炮的知识分子如此巨大的钳制呢？
嵇先生跟北大、清华我所常见的西服革履的教授们完全不是一种打扮，他大袍马褂，翁头棉鞋，一派理学家的装束。这院子也不宽敞，除厢房外，倒座就是“上房”，嵇先生和太太住西间，中间会客。家内一切清简，不讲究摆设，也没见多少书籍。但他谈起学术来有滔滔之势。记得在一篇文章里，我曾借用《世说新语》中的话来形容他， “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记得他谈的是孙夏峰（奇逢），我谈的是“关中三李”。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不就是一部17世纪北方文化史吗？难怪同去的两位大学临届毕业生都听得入迷了。
当时两位大学生颇有意要设法把我弄到河大来，用他们的说法是“增强进步力量”。我呢，在关中执教八年，为时已不谓短，也应该挪动挪动了。据说，他们跟嵇先生商量了，嵇说由他推荐，效果适得其反。他说校长姚从吾是胡（适）、傅（斯年）系统的人，要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推荐，等姚征求文学院长意见时，他全面支持就是了。他说，他只能当个内应，不宜公开出面，他一出面就坏事了。
我告别开封，继续前行。那时的火车是一段一段的。到了徐州，去中国旅行社买火车票时，服务人员极力动员我买飞机票，说有两架飞机在机场等待起飞，机舱内人不多，票价可以折扣，两个小时就到上海了。但我很顽固，仍买了火车票。等我两天后到达上海，路过胶州路殡仪馆时，只见很多丧家在殡仪馆门口拥挤着，哭成一片。打听一下，原来徐州那两架飞机当夜因上海大雾，在江湾机场双双坠毁。呜呼！我心里想，“顽固”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好的，但是不是有时也会产生好的效应？
对于上海，我简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切陌生，只好瞎闯。到了冒险家的乐园里，自己本身也不知不觉带上一点冒险家的气味了。一切新奇。苏州河边一排排野殡的棺材，经风吹雨打，有的已裂了很宽的缝，快露出尸骸来了，怎么市政方面管都不管呢？坐黄包车过桥，马上一大堆孩子前来助推，我想上海人如此见义勇为，不料马上伸过来若干只小手，原来是要钱的呀。这是我踏上上海地面最早的两个印象。
文化、文艺界的前辈、同辈们，则对我是一往情深的。叶圣陶先生在他福州路开明书店编辑部的一片长廊里替我安排了一架行军床让我休息，并且每当我要出门时，他总是亲自把我送到弄口，用上海话替我雇好黄包车，讲妥价钱，以免我被愚弄。郑振铎先生，当我走进他静安寺路庙弄一号的住房时，他正在写字，没有等我开口，他就抢先说，“顺便也给你写一幅吧”。他的书房简直像一座古墓，到处摆的都是明器（殉葬物）。我临告辞时，他说：“差点儿忘了，你的稿费我写个条子，你到中正路找李健吾先生那里去取吧。”孔另境先生的女儿现在已经是一家文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了，她的信里说，她八十开外的母亲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46年冬我到北四川路他们家访问的情景，说“个儿那么高”。我这次的访问，是谈茅盾先生和我中间不少事情的交割。孔是茅的妻弟。还有一位著名作家魏金枝，他穿一身蓝布长袍，记得他是浙江台州的人，老中学教员。我们似乎很谈得来，只要碰到一起就一定要谈一大阵。这也许就是“一见如故”吧。在这里，又要插一段话。我平时说过，“假如姚文元碰见我的话，他应该喊我赵伯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条被揭出来了，说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原来，1946年冬我到上海，姚莲子曾拜访我，希望我为他新办的“作家书屋”写一两本书，“撑撑台”，有这件事。至于叫“赵伯伯’’云云，那就是我顺口说的了。在正式会议上，只记得理论部长胡风打着浓重的湖北腔讲了很长时间的话；夜晚，在九江路花旗大厦的舞厅里开娱乐晚会，绿原在会上朗诵他的长诗，其中有几句至今记得：
秦始皇，这私生子面无四两肉，
心里一把刀。…．．
这哪里是在骂秦始皇，这就是径直在骂蒋介石。谁晓得，九年过后，绿原一翻身变成了“特务”。我久久地信不下来，直到90年代读到他的一篇辩白的文章，我心中才释然。
开完会，我在返途中路过南京。
在这里，我要插进来说一说傅乐焕。
当年，我有一位族叔叫赵孝愚，我叫他三叔。他在清末从捐班做到北京西城兵马司副指挥，曾以捉拿赛金花而享盛名于一时。息影后，住干面胡同一座四合院，这院是辜鸿铭住过的。三叔带着三位姨太太住后院，大哥住前院正房，二哥住西厢房，三哥住东厢房；三哥留学日本去了，他和去世不久的三嫂的新房，“上边”吩咐下来每周末我进城由我暂住。于是大哥、二哥、我，还有大嫂——四个人周末就玩“出诗条子”，将唐宋诗中之一句摘出一字列五种答案叫人猜压，压中的赢，压不中的输，积下钱来到大栅栏去吃蟹黄包子。现在要说的，是这位大嫂。她姓傅，东昌府聊城县人。一个鲁西人怎么嫁到鲁东人家做媳妇？原来傅、赵两家都在省河务局做事，住家济南。大嫂的长兄傅云门是局长，前文提到在西安的五叔就是他手下的总务课长。有一天，这位傅局长宴客到深夜又送客上津浦夜车，送罢客人主人未归，后来发现在西闸口外碾死了，其状甚惨。傅乐焕就是傅云门的儿子，由他二叔傅斯年抚养，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每到周末，他也到干面胡同他姑姑家来。他1932年进北大，我1934年进清华，他比我高两个年级。按辈分，他该喊我表叔，但我们从来不论这一套，我总以学长对待他。八年抗战过去了，他现在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我认为，我有必要到鸡鸣寺找他。
找到了。我说：“请告诉您叔叔，我想到史语所来工作，不论多么小的职位都肯干。”他说，他叔叔到老蒋那里去了，这几天正闹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中央大学都闹起来了，他一直没回来。傅斯年的小车回来了，乐焕就上楼去说这件事。回话说：“到史语所不合适。大学肄业三年，并且是外语系，进所连个助理研究员都叙不上，只能叙个助理员，五口之家怎么养得活？！我介绍他到个大学里先教几年书吧。”他写了一张八行信纸给河大校长姚从吾。三天之后，我拿着这张八行信纸到开封卢方胡同姚公馆去投到。姚上身长、下身短，一副袁项城的身段。他和蔼地接下书信，叫我先回蔡家坡照常供职，听候通知。
第三分节
我返程的火车，于旧历年1946年的除夕开抵华阴（今名孟塬）车站，站上的人大放鞭炮，送旧迎新。1947年正月初一上午抵达西安。在一个学生家略事休息，续搭火车于正月初一日暮色苍茫中返到家中。我将在上海用稿费买的一件海勃绒大衣送给妻子。这是我一生中送给妻子的唯一礼物。
现在，我想说说蔡家坡的特务。
上文说过，蔡家坡限制“异党”和工人暴动的特务小组由四人组成：扶轮中学校长林某（浙江人），灵谷村扶轮小学校长朱某（浙江人），棉纺织厂总务科长马某（河北保定人），机器厂文书科长王某（山东人）。他们大都是“中统”系列。可能由于这些人的“战斗性”还不够强吧，由机器厂经理兼职校校长从重庆请来他的一位学生，到职校来当训导主任兼总务主任兼教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一个强力的“军统”人物到了蔡家坡，并且成了我的同事和邻家。
王德荣，安徽至德人。当时蒋介石在湖北江陵（后移临澧）和甘肃兰州办了两个特务训练班，前者简称“江训班”，后者简称“兰训班”。王是“江训班”的高才生，但毕业后并未做职业特务，却投考了重庆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一面上学一面组织学生中的反共活动，毕业后由助教而讲师。这次应邀到北方来，他是有一番抱负的（对这抱负他也不太隐蔽）。他认为，蔡家坡和宝鸡（包括益门镇）是工业重地和咽喉要地，本党（指国民党）不占领阵地，异党（指共产党）就要占领阵地，所以他和许多混饭吃的特务很不同，他教课之余风尘仆仆，奔走于宝鸡、益门镇、凤翔、．-岐山等地，没有三青团的地方他就把三青团组织建立起来，已经有三青团的地方他就与之建立联系，加强组织，在三青团的基础上发展特务。在职校内部，他通过学生军训体系，选拔部分中队长和小队长当他的耳目，随时汇报新动向。
我明白，王德荣是一个劲敌。这时，我和西安城工部依然保持联系，并且除此之外，又增添了一层关系。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学生周可任和他的同学梁得柱，在渭河以南、高店镇以北经营了一座菜圃，名为菜圃，实为替陕北运送缺项物资的一个秘密据点。在这个菜圃的窝棚里，积贮着胶轮带、轴承、自行车和汽车部件、面粉、白糖、纱布、绷带、手术刀等。这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但梁得柱这个系统和与我联系的“育人”是横的关系，我从未接到关于菜圃一事的通知。我之所以得知，纯是我与周可任的师生关系。他选择我家作为开秘密会的场地，商量在枸邑买通了一条“路”的条件下，如何将上述陕北缺项物资用毛驴队运送过去。据说，多少烟土，或多少银元，买通两个小时平安通过，过时就开枪了。他们在我家开会时，我妻替他们四处巡逻。因为我家隔壁就住着王德荣，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经过江陵训练班训练好的，要防备他需要加倍警惕。可是不管王德荣怎样兢兢业业，在他的眼皮底下就有他的敌人。在梁得柱的会议上，就有职校的一位姓王的学生参加。我心里立刻明白：就在这铁桶般统治着的职校中，就有着一名隐藏得很深的共产党员。
工人中间的情况，我比较隔膜，只是听来的。他们大都借设香堂、拜把子弟兄的形式进行组织、联络，并进而发动行动。所谓行动，也不过是要求增加工资待遇。机器厂工人的行动在未爆发之前就被镇压下去了，宝鸡方面来的秘密警察把几个头头带走了，群众无首，没有闹起来。棉纺织厂闹起来了，工人们借春节闹社火做了一次演习，然后爆发出真正的罢工行动。厂警镇压，工人不服，社火队中那个踩高跷腿的小生带头往岗楼方向扑，被开枪打死了，事情闹大，车间里有半个多月在停产之中。
国民党的宣传展开了，说是异党分子从中煽动。兼以当时留在鄂豫皖边区的共产党部队有向西向陕北运动的迹象，于是蔡家坡三厂两校停课停产十天，宣布戒严。事后，有关学生告诉我，当时拟定的黑名单中有我的名字。他们已准备好麻袋若干条，一旦紧急，将黑名单中人一一装入麻袋，沉入渭河。……
我们一家人在蔡家坡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1947年6月，收到开封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寄来的聘书，略谓敦聘某某先生为文学院文史系副教授，月薪三百三十元正，希望八月底以前到校报到，云云。
我心里明白，在我的30岁（虚龄31岁）上，个人生活史又划出了一个段落。此前一年，跟着日本的投降，八年抗战结束了。随着河大聘书的寄来，八年中学教员的生活也结束了。关于这件事，我们夫妻也多次地合计过，单纯从生活待遇考虑，蔡家坡的银行规格的待遇是丰厚的，到了河大，很多补贴都没有了；但人不能光从生活着想，进入河大，是一生高等教育生活中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起步，这个意义是大的呀。
八月中旬，我们一家五口从西安搭乘东去的“绿钢皮”中的一间包厢（独立的单间，无上铺，只下铺两席，孩子们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离开生活了八年的陕西，东去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