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河南大学
一提到开封，自然而然会想起《清明上河图》中北宋首都的繁荣景象。但1947年夏我到的开封，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假如气数之说还有它一点点合理内容的话，那么，当时国民党的气数眼看已经到尽头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把个省城开封折磨得奄奄一息。
河南人又跟山西、山东人有所不同，他们自古生活在大平原上，人们的天性平阔宽松。发音也简单，例如“学生”叫“xiao生”，“鸡”叫“鸠”，“怎么啦”叫“zhua啦”。生活也平简，街上油馍论斤两称，红枣稀饭大碗盛，半加工食品比西北多，如面糊炸虾、炸豆腐丸子之类，拿回家来一加工就是一品菜。妇女参与商业活动的，也比山东、山西多。一清早，老婆子、小媳妇挎着篮子上门串院，卖豆芽、豆腐。马道街路边上一大串老婆子卖线，兼为人缝缝补补。甲骨学家董作宾回忆说，他自小跟着他妈在南阳街边上卖线。当时开封人很不讲究环境卫生，你走在街上，听见一家门吱呀开了，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端个尿盆在街上哗啦倒了，怡然地回家去。菜市场徐府坑摊贩卖红糖白糖的，糖堆上爬着大绿豆蝇，黑压压一片。
河南大学，倒是冀、鲁、豫三省大学中比较像样的一所，也有大屋顶中西合璧的楼房，还有旧时书院和留美学校的一些传统和遗存，所以南方一些学者也每每愿意到这里来任教或短期讲学。可是当我到来时，刚刚是“反饥饿、反迫害”斗争被镇压下去之后，学生中的精英抓走的抓走了，开除的开除了。如牛维鼎就被抓进监狱，周可任就被开除了。党棍校长田培林干不下去了，派来学者校长姚从吾。姚是襄城人，襄城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县，姚是德国明兴大学留学生，治《元史》（蒙古史）的，归国后担任过北大的历史系主任。但他办事能力很差，所以河南大学也一直乱糟糟的，没有办出个模样来。
当时中文系和历史系合在一起，叫文史系，系主任是嵇文甫。教师中间颇有几位著名的，如朱芳圃、马元材（非百）、李嘉言、张长弓、任访秋、何鹏毓等。安排我教三班课，一是本系三、四年级的选修课明清思想史，在七号楼上；其余是工学院学生的两班中国通史，在南关禹王台上。明清思想史是嵇先生留下来的课，明朝他已讲过了，我接下来从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讲起，后来发表的《清初四大学派》，就是那时候的讲稿。通史呢，就按周谷城的书讲，班上有不少印缅从军回来的学生，受国民党党化影响较深，对周谷城书中的一些新观点每每提出来质疑（或者说抗议）。
家呢，被安排在龙虎街20号一所较整齐的院子里。上房四间，东厢西厢各三间。也不晓得怎么安排的，上房安排给我，东厢房安排给李嘉言，西厢房安排给医学院留德药学教授夏一图。李、夏都是我老师辈的人，怎么这么个安排法呢？也许把我当成傅斯年荐来的、姚从吾聘定的“红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吧！我有三个女儿，一家五口，再用一位保姆，四间房子也就满满当当的了。
学生运动虽然受到了镇压，但共产党的城工部仍然在，它的主持人叫刘鸿文（解放后他是河南省委的统战部长、副书记）。上次来河南我已结识了他，似乎是一个福建籍的青年，很精干，很善于做秘密工作。他有时在嵇先生家里聚拢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在一起，传达一些一般听不到的信息，分析分析开封和河大的情况。当时进步势力可以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局限性，只有郭海长（河南耆宿、国民参议员郭仲隗的儿子）办着一家《民国日报》，还有河大体育教师、诗人苏金伞在搞着一点新文艺活动，如接待文学家曹禺、卢焚等人来汴，等等。记得我在郭海长的报上编过一个双周半版的《文史周刊》，嵇先生、李嘉言、刘兴唐（尧庭）都写了文章。还记得苏金伞约我给他编的一份文艺刊物投稿，我写过一首白话诗和一篇极短的小说。
我刚从中学里来，初进学府，也须在学术上多少树立一点门面。继写完《王山史年谱》后，又写起《张尔岐年谱》来。这两个人是顾炎武的密友，给他二人写年谱，实际上是顾炎武研究的一个环节。记得一位老干部说：“当年我们打地主，首先要扫外围嘛。”那么，我写这两部年谱，从方法上说，也就是扫顾炎武的外围。
2．开封攻城战
我对战争，真是没有什么体会。在中条山，是货真价实地参过战了，但人一到战场，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不计利害，不计生死，晕头转向地只想把我们攻上去，使敌人垮下来，所以事后产生不出多少体会。只感到当时紧张，忙不过来，没工夫考虑其他的事。幼年时在老家，曾遭遇过两次土匪，一次是刘黑七（桂堂），一次是王子明。刘的队伍没从我们村里过，径直去攻占景芝镇去了；一次王的队伍从我们村里过了，但没有骚扰我们家，因为我家是土屋麦秸房顶，一般都是佃户或雇工住的，他们找那些砖房瓦屋的建筑群去了。我们一家趴在挖过了山药的壕沟里，上面盖些高梁秆，只隐隐约约听见村子里有人放枪而已。
1948年端午节前后的这场开封攻城战，则货真价实地告诉了我战争是什么，怎么个样。因为这次我自己不参战，而是躲在堆积了很多被褥的闷热的床底下，洗耳静听街道上的巷战，以及远远近近的炮弹和飞机上丢下来的炸弹的爆炸。
这场战争打了五六天，不到一星期。6月16日，姚从吾告诉我，他从省主席刘茂恩和驻军军长李仲辛那里得知，攻城战马上就要打响了。他当天下午就要乘军用飞机飞往南京。这天夜里，南关方向有密集枪声，人们说飞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17日，市民们有些慌张，抢着打下几缸水，买下一点咸菜，听说酱园生意利市三倍。攻城战是从东面的曹门、宋门一带打响，很快攻入城内，到了相国寺街一带。19日攻打河南省政府，20日攻打龙亭李仲辛的指挥部，到21日地面战争基本平息，只剩下蒋记空军的狂轰滥炸了。李仲辛死了，刘茂恩宰只鸡用鸡血涂成受伤民众，混出城去了。22日，解放军出榜安民，布告上写着司令员陈士榘，政委是唐亮，政治部主任是陈其五。陈其五即刘毓珩，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果然，他派吉普车把我接到他们的指挥部。我问他是如何知道我的住址的，他说我们在城外对你们城内的事“一清二楚”。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和群众工作已经做得很深人了。
24日，嵇先生的二儿子来通知，说刘鸿文同志让通知，解放军不准备长时间占着开封城，不久要撤，撤后国民党新五军要开过来，现在通知一些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去。人数不能太多，带东西不能太多，因为大卡车很忙，要把国民党的武器和物资抢先运走，只能拨少量大卡车来送文化人。当天下午，在鼓楼街金台大旅社集合。
这使我们夫妇要解决不少难题。回到解放区去，心理反应是两种，一是向往，二是不能不有所迟疑，考虑到留在白区很快又九个年头了，在生活习惯上又更多地沾染了旧社会的东西，突然回到老区，是不是会不习惯？是不是会被同志们视为“异类”？再者，当年两个人都是单身，现在带三个孩子，虽然预先也知道，要过供给制，吃大锅饭，但孩子习惯不习惯？还有，四间上房里满满当当的东西，全套家庭用具（包括灶具、坛坛罐罐），九年来也买了三架子书籍。我们又不是河南人，无亲戚家可以寄存，丢了吧，也很可惜。而考虑的时间只有半天，来不及深思熟虑。最后，只好毅然把这个家留给了我在西安高中教的学生、河大数学系毕业生、留校助教韩靖民代为掌管处理，自己仅仅带着手底下现款300万法币折合的解放区冀钞3万（合后来的人民币300元），就动身走了。古人所谓“毁家纾难”，也许就是这种滋味。开封城本来就不景气，经此七天战火，真是满目疮痍、一片瓦砾了。街上死人的味道已不是臭，而是辣椒般的刺鼻，人们多用药棉蘸些酒精捂着鼻子走路。在旅馆里，看到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罗绳武、苏金伞、田雨三……各带家属都已经到齐了。
十轮大卡车，夜里走，白天有国民党野马式战斗机俯冲，用机关炮扫射，所以停歇休息，借以防空。第二天中午，我们停在通许的张市，晚上我们停在司马村，这里是豫、皖、苏军分区的驻扎地。27日的晚上，卡车开足马力，经鄢陵、许昌到达襄城。车上装有两挺机枪、两个战士，以防“土顽军”（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卡车打开远灯，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睡梦中的河南大平原上的村庄和蓊郁的树木。
襄城已经是比较稳定的解放区，已经土改过，工商业在重新振兴之中，集贸市场上物资繁荣，不像开封死死一座围城，什么也买不到。人们把我们安排在一座基督教堂里，说大家不要走远，有首长要来看望你们。过不多久，来了，自己报名：刘伯承、陈毅、陈赓。好家伙，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真是受宠若惊了。
刘伯承方头大面，目光微微下垂。他说：“蒋介石有三怕，一怕林彪同志入关，二怕陈毅同志过江，三怕我刘伯承人川。怕也不成的喽，入关的还是要入关，过江的还是要过江，入川的还是要入川喽。”一派革命的乐观气氛。陈毅才气纵横，文采风流。他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相会，意味着两条战线的合流。我们用枪杆子打蒋介石，各位先生用笔杆子讨伐蒋介石，今天这两支同盟军凑到一起来了。”他把知识分子跟工农兵摆到相齐的位置，这在后来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听来，就是明显的右倾了，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和革命的自信的。陈赓一身整齐的军装，很少说话，我想这是黄埔训练和在上海长期做地下工作的遗存。
两天后，我们到达了鲁山。鲁山本是一个小地方，但在当前的形势下，它却一下子变得非常要害。中原局在这里。二野、三野的联合指挥部“前总”，刚刚组班子。邓小平“总书记”的称呼，便从这里叫起来。淮海战役不久就要打响了。所以这个小小的县城，在历史上也曾经“风云”过。
3．从中原到华北（一）
鲁山城外28里有条鲁水，又叫鲁河，在干流和支流交汇处形成一个不小的“在河之洲”，友人刘兴唐（尧庭）对我说，那个洲上有个远古遗址，地方人叫邱公城，从地面上随便扒一扒就可以找到石刀和石斧。这引动了我的兴趣，就邀约刘兄和他的儿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去探一次险。我们挽起裤腿，脱下鞋袜，“深则厉，浅则揭”，到了洲上，找到不少彩陶的碎片，大的有半个巴掌那么大，颜色和花纹跟别处见的也不同，白色中夹红，呈粉红色，像张飞脸上的那种颜色；线条之外，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大黑点（黑椭椭，这在氏族人脑子里不知象征着什么）。刘兄父子还捡到很少的石刀。后来，我把这些碎片带到东北师大的古物陈列室里，裴文中去讲学看见了，找我去问了情况，后来还进行了一次发掘，出了一本《报告》。此是后话不提。我们回程时鲁河的水涨了（这使我知道一条河的水也有涨的时候和落的时候），幸亏那个小伙架着他父亲和我平安渡过，回住处才知道裤腰部分都淹了水。仿佛看到哪本杂志上有人考证，说曲阜的鲁来自鲁山，是一个氏族（也许是姑姓）的徽号，那么，邱公城遗址是不是跟这个氏族有什么关系？
我们住在鲁山中学的教室里。一面休息，一面办关系。所谓办关系，是指填一些表，由刘鸿文一一写“按语”，这些“按语”是保密的，刘对党负责，反映我们这批人在蒋管区时的政治表现。所以只是刘一个人忙，我们不忙。我们只是跟大家唱唱歌。顶头一首歌便是《东方红》，我一面唱着，一面心里有活动。“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我就有意见，《国际歌》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吗？还有：
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唐尧”二字，制歌词者还是斟酌了的，没有用“秦皇”、“汉武”，用的是大部落联盟酋长。但显然，这已是个人崇拜的滥觞了。发展到后来就有了“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等等一系列出台。我是说，假如我是被歌颂者本人，那么，我将以个人的威望予以抑制，予以减判。但事实上正好相反。苏联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也增加了一章，说无产阶级革命也要歌颂自己的领袖。斯大林也说：“彼得大帝只是一滴水，而列宁是海洋。”可见这是共产国际一致的趋向，个别群众是扭不转的。
中原局决定，中原形势还不稳定，战争虽然从总体上已可看出苗头，但局部还会有曲折，因此，除嵇文甫少数人留下来筹办中原大学之外，其余带家属四五十口人，要送到华北局去分配工作。与嵇先生在开封相处一年，在鲁山不觉又二十多天，眼看要分别了，不能不有所告别。于是在鲁山中学操场的篮球架旁，有了一番较长的谈话。
现在距离当年，已有四五十年了；距离嵇先生辞世，也已32年，今年又恰逢嵇先生诞辰百年；我明年也将80岁了。因此在这里不能不说出真实度百分比最高的话——应该说，经过一年的同事之后，我们二人中间的和谐度不像从前那么高了。关键在于他很不喜欢我的激情，尤其是有时激情不能控制。我不钦仰他的遇事“模棱”，是非观念有时表现得很模糊。他把我的激情，归咎于我祖上做过官，这有点共产主义极左时代“查三代”的那种唯成分主义倾向。我想到《聊斋》中卖鹌鹑的《王成》篇，狐仙看到王成夫妇的悬鹑百结时说：“王柬之之孙，乃一贫至此哉！”我曾祖父当过十二年知州和知府，不能成为我爱发脾气的根由，根由要到遗传和心理学方面去追查。我这一辈子深深感到人类科学界在心理学方面的深入还非常肤浅，光养几箱子小白老鼠是研究不出奥秘来的。嵇先生送给我两句话，上句是“欧阳公尽用其所长”，这句话无论运用到谁身上都合适；下句是“柳子厚避所短而不犯”。这个“避”字就有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避”是避不掉的。“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总之，嵇先生的“世情”色彩太浓了一点，晚年据说又研究“政术学”，重在一个“术”字。我不同意这些做法，就是把我摆在老君炉里炼一万遍，从我的骨灰里也炼不出一点“术”来。有人说，嵇先生讲的马列主义是“庸俗社会学”，这与嵇先生世情浓厚，喜欢调和是有关的。
在鲁山，我结识了豫西行署主任李一清同志。他原名李浴源，山西昔阳人。我考进清华时，他已毕业走了。所以这次算是初识，但大家很能谈得来。不知不觉谈到了王瑶。王瑶自从被以蒋南翔为书记的清华园支部开除出党以后，就回到平遥县道备村“隐”居起来了，在日本统治下表现很模糊。后来，以李浴源为政委的“决死”三纵的一支部队开到平遥一带时，李浴源想，这是个老同志嘛，应该创造条件让他“出山”。他派他手下的侦察组长去过两次，第一次被拒绝了，第二次甚至说了“下次不要再来，家里就住着‘太君’，再来就要报告了”这样的话。所以李浴源说，王瑶很恶劣。可是在《王瑶先生纪念文集》中的《年表》里说，当时王瑶曾到沁源去找李浴源，去找组织，李浴源不在，王瑶在沁源等了一个月就回家了，云云。当然兵荒马乱之中，事情会有些周折，但无论多么周折，两种说法中间总不致如此“径庭”。
在鲁山，我夫妇还结识了陈赓的夫人傅涯同志。傅涯同志跟她兄长一起在西安竹笆市街开设了一家“广东酒家”。“广东酒家”是跟“长安酒家”齐名的大酒店，但却负担了共产党秘密联系据点的职能。西安特务如此狠毒，竟始终未能破获这个重要据点。傅涯同志赠送给我们一顶蚊帐，说他们有两顶，分一顶给我们，因为我们孩子多，豫西的蚊子咬人很凶的。我们始终保留着这顶蚊帐。可是从哪个报道里得知，傅涯同志已继陈将军之后谢世了。（编者注：傅涯于2010年1月去世。）
4．从中原到华北（二）
在鲁山住了23天，到华北去的人们要动身了，另外陈赓将军夫妇也要到临汝。大约三部六轮卡、两辆军用吉普，一齐开行。时当盛暑，暴雨时临，诸河暴涨，道路难行。况且这一带是“北五处”地方，鲁山、临汝、郏县、宝丰、宜阳，简称“鲁汝郏宝宜”，是民性强悍的所在，晚清行刺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张汶祥就是临汝人，凌迟的时候至死一声不吭。目前在临汝这里办着一所中原军政大学，陈赓是校长，山西“决死”二纵的政委兼司令员韩钧是副校长，训练一批土改中翻身的农民子弟，作大野战军中官兵额的补充。出发第一天的目的地本定是洛阳的，受天气限制，临时决定停宿临汝。这天夜里，有河大文史系我教过的一位女学生来访问我。
她叫罗梅欣，是罗梦册教授的侄女。罗教授何人也？他是豫西人，年龄与我不相上下，英国剑桥回来的留学生，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为了竞选河南国大代表，他回开封，曾来访问过我。他告诉我说，他要在中国办“费边社”，走改良主义道路。他说：“共产党几十万大军至今打不进南京城，我们组织起20个教授就可以打进去，掌一部分权力。”我微笑着。我懂得他所说的打进南京，翻译出来，就是打进陈果夫、陈立夫的复兴社（或称蓝衣社）。侄女和叔叔完全不同，她在河大学生运动中受到感染，偷偷跑到豫西参加土改。现在正逢“夏屯”（夏收、粮食收购、入仓），她在负责编辑一张《夏屯小报》。我没有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但从谈话中觉察到她已经看出“左”倾苗头的弊病了。在土改中和土改以后，干部乱打、乱判、乱杀人的事太多了，使心理处于中层的农民思想不通，从而在生产上也不够积极。她说：“你可以看到，临汝城里的疯子很多。”这句话提醒了我，鲁山城里也至少有三个疯子。不久以后我到我妻的故乡——河北正定，也碰到好几个疯子，多半是女性，因为女性感情脆弱。这使我想到，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过正不足以矫枉”这样的话头在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中讲，是不是合适？讲了，其结果必然是愈讲愈“左”，等到不好效果充分暴露出来再去纠偏已经晚了，很多无辜者的血已经流了，人的脑袋离开了脖颈是再也接不起来的。那些疯子大半是被杀者的亲属，思想不通就疯了。记得高尔基有一篇小说，瞿秋白译作《大灾星》，记一个女子喝醉了，躺在水洼里，一面唱着“好像是海呢”。这故事使我终生难忘。中国土改后的疯子唱不唱、唱些什么，我没有弄清楚过。
第二天到达洛阳。当时有谣言，说胡宗南的大军距洛阳只有30里了，店铺纷纷上门板，冀南钞与现洋的兑换率也从30%降到20%，这就是说，要5元解放区的钱才顶上现洋1元。我们处之泰然。可是旅途多艰，我病了。满街寻找不着医疗所，最后找到一座教堂附设的医院，医生全是意大利人，他们讲意大利语我不懂，他们说的中国话也很不通顺，最后找到英语这个媒介，双方比较通顺地沟通了。可是七年后肃反运动中，忽而有一条揭发材料说，我在洛阳跟罗马教廷通消息。后来我一再追思，突然想起当初从开封出来的人中曾有一人要和我一起去找诊所，也许是这位先生在追求“从宽”的过程中给我下了一块石。
过了洛阳，调不到卡车了，只好坐从老乡那里派差派来的牛车和驴车，行程就慢多了。迤逦自孟津而孟县而沁阳。沁阳，旧称怀庆府，跟嵇先生老家的卫辉府，是豫北两个著名的专区。东周时候，经戎狄的骚扰和贵族内部的叛乱，周天子一度就在这一带地方流离着。《诗经》里的《王风》，就是这一带的民歌。我们到来时，这里正在土改，热火朝天。城门两边就像天安门两边一样，有两幅大标语，它是：
地主就是罪恶，农民就是真理。对此，我的心里又有活动。我想，“地主就是罪恶”，这句话在我思想上基本上是可以通过的，因为虽然就具体情况说，有很坏的地主，也有不太坏的地主；但现在是抽象地、概括地、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来说，说它“罪恶”，可以。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区别对待”的精神在其中表现不出来。“农民就是真理”，这句话在我思想上通不过。我想，马克思说过，农民有其趋向革命的一面，也有其小私有者的一面，所以它还需要革命的改造，需要工农的联盟。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自己去闹革命就必然走向大皇帝，刘邦、朱元璋就是例证。所以我认为，“农民就是真理”这句标语是错误的。从具体措施看，假如承认了农民手里已经掌握了真理，那么，平均主义、报复主义……都会表现出来，土改岂不乱套了吗？！有人说：“在群众运动初期，就是要它乱一乱。不乱，群众起不来。到中后期，我们再来落实嘛。”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是旧知识分子“一纵一收”的策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插入；在思想上，这是阶级异己思想占领了阵地。
但，一段离奇的故事却由此产生了。我把这一思想写进了日记，继之又写进了我的小书《从中原到华北》，经石家庄新华书店接受，并送往烟台转往大连印刷。建国之初，三联书店打电话告诉我，船在渤海中遭蒋匪炮艇的袭击，书稿沉人大海。他们以新出版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等来作为对作者的赔偿。我欣然地接受了。从此，我对这一书稿久已淡然忘怀。
“文化大革命”中，突然有大字报，题目是：赵俪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他侮蔑农民手中没有真理。
这一下，把我惊呆了。当时，我已关进牛棚，牛棚里有“统管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准看大字报。我是夜里到医务室看病，在往返途中偷看来的。第二天拔草时候，恰好只有我和我系的总支书记，我偷偷地跟他“交头接耳”。他说：“你真是个书呆子。什么遇见蒋匪炮艇，全是鬼话；那份书稿就放在你的档案里。我是总支书记，我早已看过了。造反派进入档案库，你这件隐秘自然而然就曝光在群众面前了。”
原来如此。
5．从中原到华北（三）
上太行和下太行，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我前面曾经说过，在十岁以前，我对“山”的概念是抽象化的。后来岁数大了，看到新疆的大山和云南、贵州的大山，对山的概念丰富了。但那些大山给我的只是地理学上的价值，而独独太行山给我的则在地理学价值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历史学的价值。在悠长的中国历史上，太行和秦岭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个纵坐标和一个横坐标，山东和山西、山南和山北，就是以这两条坐标而获得的系列概念和称谓。我得以在土改轰轰烈烈进行过之后，从南沿上去，从东沿下来，亲自看了看太行的山山水水和人文风光。
上山和下山，各自伴随着两条河。上山时，看到沁水和丹河像两条蛇样自晋东南的丛山中流出来，丹河汇人沁水，沁水汇入黄河。下山以前，我们越过浊漳水及其一道一道的支流，然后又越过清漳水，看到二水汇而为一，流在河北的大平原上，人们在河旁筑了一座邺城，成为大野心家（或者说大英雄人物）曹操和高欢事业发轫的根据地。
我们坐的是骡子车，骡子耐力强，一路斜坡上去。所经地名，也是不平凡的，如拦车镇，据说是孔子晚年要到晋国去跟赵筒子会晤，走在这里被儿童项橐拦住，问太阳距地表的距离及其与光度强弱的关系，大圣人对光学缺乏研究，只好回鲁国去了。再如天水岭，晋东南一带土地改革的经验总结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因为据说这里的土改过程中，“左”倾和右倾的偏向都不大。经验总结出来，凡“充分发动群众”的地方就会较少地发生偏向。这也对，所谓“充分发动群众”，也就是运动领导者所掌握的情况比较全面，政策比较能落到实处的缘故。
终于到晋城了。晋城是旧泽州府。土改之后，提倡发展手工业，所以从南寨到南关再到南门，十里长街上全是卖铁制农具的，也卖土布。这里的老熟人也多，原夏县县长、政卫队政委刘裕民是这里的专员；原政卫队政治部主任霍钟秀在一个区里当特派员；刘的夫人、原晋南“牺盟会”中心区书记王竞成也在附近工作。他们对我夫妇在政治上还是信任的，以老同志相待，叫我们住较好的招待所，叫我们可以任意翻阅资料室里的资料，包括本地区出版的小型《新华日报》的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上下行文件。结合下一周在长治市所看到的类似文件，使我大吃一惊，或者说一惊非小。我所惊的，就是“左”！我看到，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胸口给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革，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5分，地富子弟减5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80分，中农子弟40分，地富子弟15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等等。我在这里所举是最突出的材料，其余复杂情况尚多，不能一一抄录下来。况且，所有这些仅仅是“复查”材料中被选录出来作为“纠偏”根据的，若干被认为不是“偏”不需要“纠”者，正不知还有多少。
在那本“掉到渤海里去”了的小册子里，我曾为以上的现象充当辩护士，我说这比国民党好得多，国民党发生了错误隐藏起来，而我们则把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得到纠正。现在轮到我写回忆录的时候了，明年我将臻于80岁，我又有了自己的新的看法。老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则无惮改。“纠偏”，就是为了改的，纠而不改，等于不纠。当时是40年代，相隔20余年，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左”倾偏向不但丝毫未改，不是变本加厉地“再现”了吗？“红卫兵”不就是“翻先队”的新版本吗？“一切重新来过一道”，那么，要“纠偏”有什么用呢？！“左”已经是我们永难治愈的一场痼疾了。
在长治市，我们结识了一位农学家乐天宇教授。他是湖南人，美国留学，现在是以范文澜先生为校长的北方大学的农学院院长。他早年曾在河南大学任教，所以当他从广播中得知有一批河大人要从这里经过时，他就立意要接待我们。此人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自由主义共产党人，只要碰到整风，就不会让他漏过的，他也惯了。一见面，他就讲述一个故事。说有纪晓岚（昀）的一个裔孙，从天津投到解放区来，安排在北方大学。范老是爱才的，但他手底下人却暗中折磨他。早晨跑步，大家都穿八路军灰棉制服跑步，独纪某穿古铜绸面皮袍跑步。范老过问了：“为什么不给他发棉制服？”回答很干脆：“仓库里没有了。”有一天，范老要来后勤上的钥匙打开了仓库一看，棉制服有好多在架子上呢。乐天宇说：“硬是有那么一批不开眼的土干部混进党内来，排挤一些有本事的非党人士。要不，党整风干吗？就是整风，也整不完这样的人。”
长治是一个稍稍近代化的城市，有发电厂，有电灯，有些马路式的街道，可能也有几家工厂，在北平的傅作义“剿总”还没有忘记时不时派飞机来丢几颗炸弹。从长治往北，是潞城和黎城。这带地方，可能殷人在这里活动过，因为至今留有微子镇和比干岭这样的地名。可是到春秋时候，这里却被赤狄族盘踞着。晋人从曲沃兴兵来打赤狄，我设想晋城是不是晋人攻打赤狄的桥头堡？通过这场战争，晋人把车战战法改革为骑兵战法，这就是历史上记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来由。这场战法上的变革，就是在黎城一带狭窄的山道上体验创造出来的。晋国因此也得到发展，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赵国的都城不就搬迁到河北平原的邯郸去了吗？所以我感到，我们这段旅行，是亲自追踪了一次古晋国发展的历程。
当然，在当代，这里也有著名事迹。1938年3月，刘伯承将军就曾在自乡党铺到东阳关20里狭窄的谷地里，靠手榴弹炸毁了180余部日本军用卡车，并杀伤了与之相应的军兵。
6．从中原到华北（四）
从6月上旬到8月上旬，转眼间已经快两个月了。时序不觉已自初夏至于盛秋。我们一家人离开平静宁帖的书斋生活，经历山川颠簸，但也大开了眼界。所谓“大开眼界”，是既指对自然的，也指对社会和历史的。
经武安时，听到广播，朱自清先生在北平逝世了，终年不过五十一二。是日傍晚到达邯郸。这个城市显得很大，很嘈杂。满街在卖联合国救济物资，如奶粉、军用饼干、奶油和乳酪、果仁，等等。我们被安排在华北局招待所，满院子种着青葱的扫帚菜。这里有自来水，可以把旅途中弄得浑身的尘垢清洗一番了。休息过程中，也偶尔带了孩子到一个像是公园那样的地方去玩，这就是后来叫做“烈士陵园”的地方。在这里，有一番奇遇。
在一架花棚的地方，一位像干部又像大学生的人突然问我：
“你们是不是刚从开封过来的？”“您怎么知道的？”我反问道。“我从《豫西日报》上知道，一批人要到华北去，估摸着日子你们也该到了。”
“那么同志，您在哪一部分工作？”
“豫西。做部队工作。现在在这里休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西‘决死’二纵。”
“那么，您是韩钧的部下？”
他笑一笑，慢慢低声而诚挚地说：“我就是韩钧。”
真是奇遇！我们立刻像老朋友似的恳谈起来。他把我们引到公园内他的住处，见到了他的夫人。他不像乐天宇那么开门见山，那么无保留地无话不说。他说话很谨严，口音像是豫东彭雪枫那一带的人，凡不该说的都抑制住了。但能说的话还是很多很多，从晋西北一二O师谈到“决死”二纵，谈到秋林会议和阎锡山所说的“韩钧反了”，一直到某些人说他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把中原局势也给他讲了许多。我们相约，一两天内再谈一次。我对与韩钧的奇遇十分重视。回到招待所，我叫大女儿将我的一些作品送到公园，请韩看看，借以使他对我有所了解。我们又要启行了，启行到此次旅途的终点——石家庄。临行前又去长谈一次，依依惜别。可是到石家庄不久就听说，韩钧同志服安眠药自杀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最最使我惊奇的是，在那么多的谈话里，他竞丝毫没有叫我敏感到他要自杀。内外有别，他在这一点上掌握得很紧严，像“决死”二纵“叛变”以及什么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委屈和内幕，是绝对不会向我这个党外的陌生人泄漏的。我很尊敬他。（编者注：据官方发布的正式文告，1949年3月23日，韩钧因劳累过度，不幸去世。）
道路泥泞，我们的四轮卡橡胶轮上系了铁链，也照样在泥潭里开不出来。当天，只好在黄粱梦住宿。这是围绕着据说一个叫卢生的人的黄粱一梦故事而建造的一座道教中心。我这个人，一辈子，对儒家有80%的好感，对道家和佛家也有70%的喜欢；平生最憎恶的，一是法家，二是道教一一前者教导那些独裁者怎样更加独裁，而后者则用什么“房中术”、“采补”等等，勾引那些独裁者去糟蹋无数女孩子以满足其淫欲。
终于到石家庄了。在这座大城市的西沿上，有一座新建成的花园饭店，华北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华北人民政府由此成立，傅作义“剿总”的轰炸机队也以此作为日夜轮番轰炸的对象。我们被华北局交际处的人安排到这家饭店住下。
第一个碰到的是原扶轮中学的学生柯在铄，他现在已是华北学联的主席了。师生之谊，依然浓烈。他带我去看了艾思奇、尚钺和作家荒煤，第二天还带我和河南诗人苏金伞去华北局宣传部拜望了萧三和周扬。
夜中轮番轰炸，饭店的人安排我们到郊外一户农民家里休息，夜中屡屡被炸弹的爆炸声所惊醒。黎明前返回饭店，雇车到正定去。这里，是我妻老家的所在地，也是由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而成的华北大学的所在地。在这座解放区的大学里，我们将参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