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正 定
正定，原叫真定，清朝雍正帝名叫胤稹，为避讳，真定就改为正定了。它更古老的名字是恒山郡，为避西汉文帝刘恒名讳，恒山又改成常山郡，《三国演义》里的“常山赵子龙”的称号，就是改了以后的。有些年代，改郡为州，这里又曾叫恒州或者镇州。
这是一座很大的城池，在我们到达的当时，这是座很破烂的城池。试想，经过日本人盘踞，再经过土改，推掉了地主这座大山，像一名壮汉刚刚做过一场大手术一样，一时不免于不振了。贫雇农分得地主家的“果实”，自己不习惯用，就通通拿到市集上来，五花八门。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这里成了省会石家庄人采购副食品的集贸基地，才慢慢地繁荣起来。
这里也是古老文化的基地。就以佛塔说吧，有“正定四塔”；砖塔、青塔、花塔、木塔。最早的砖塔建于北魏，最晚的木塔建于唐中叶以后。青塔还是佛教中一个著名教派（临济宗）的纪念塔，我有时看见日本旅游者极其虔诚地向它鞠躬。到隋朝，又建立了隆兴寺，俗称大佛寺，至今仍是旅游界的重大景点。
论人物，西汉初南越王赵佗，也就是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的那个人，就是正定人。另外，常山赵子龙也是一个著名人物。到明末清初，有个梁清标，他是崇祯朝的进士，降过李自成，又降了清朝，在康熙朝做到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是“宰相”那样的角色了。他搜藏的书画在全国闻名，他藏画的书斋叫蕉林书室，当时南方笪重光和北方梁蕉林的藏画图章，是鉴定家最重视的印记。记得80年代我要求妻带我去找蕉林书室的遗址，却变成正定县废旧公司了。就连“蕉林书室”那块匾额，想找到拍一张照片，人们都说久已不知去向了。
试想，我们在1948年8月返回正定，处境是十分尴尬的。岳家的家族及其亲戚朋友，无疑属于被镇压者的阵营，而我们穿的是八路军的灰制服，从形式上无疑属于镇压者阵营，两方相见，’又是亲戚，又有界限：太疏远了不对，太亲密了又不对。岳父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可是近族和姻亲被定为“扫地出门”者大有人在，有的还受了极刑。仅举二例。岳父的外家——阎家，就是正定的首富，范文澜先生告诉我，这家一个丫环阶级觉悟提高了，揭发出阎家有一处秘密的地窖，内藏元宝上镌刻的年代有明朝的，还有元朝的。他家的后裔阎简弼（我妻的表兄）当年从燕京转来清华，曾与我在一个教室里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后来院系调整到东北去。听说在劳动中撂下铁锨，钻进了一辆正在行驶中的大卡车的轮底。（编者注：“文化大革命”中，阎简弼被打成重伤，不治而死。）这样的结果，怕与“出身”问题分不开吧？我妻的外家——王家，也就是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家，土地虽然不是最多，但王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声威是大的，加上王的过继儿子在家胡作非为，还为日本人干过事，逢到土改他是跑不掉的，与阎家的长子（简弼的哥哥）一起被“溜”死了。所谓“溜”，办法是把受刑人的双脚绑住，驾在几匹骡子后面，脑袋拖在地上，到城中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溜”上一遍，受刑者不死也昏迷了。这是范文澜先生告诉我的，某天夜里开完会大家到厕所解手，恰好我和范老站在一起，他问我“你怕鬼不怕”，我说“不怕”，他说“你夫人的表兄给‘溜’完了以后，就是在这里杀下头来的”。如今事隔四十多年，我一直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些干什么。反正我们的态度是，姻戚是历史积累下来的，其中有罪的我们绝不包庇，也包庇不了；无辜的，我们仍按传统礼俗对待，大爷是大爷，叔叔是叔叔。我们总不能像我的一位老同学那样，用铁丝牵着自己亲爹的鼻子去游街，还叫老爹在底下跪着，自己在台上宣布罪状。当然，我这一辈子也做不到我那位老同学那么大的“官”。
城的南门外，就是滹沱河。我妻母校的校歌第一句就是“枕恒山兮面滹沱”，概括得很形象。滹沱，地方人叫葡萄河，又叫扑嗒河，此河源自雁门，是少数民族地区，河名原本是胡语吧？一条河在山谷窄道里是规规矩矩的，一到大平原，它就像一条蟒蛇样，滚来滚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到来时，一下渡船就是南门，可是康熙年间安丘诗人曹申吉来看望梁清标时，在他的<南行日记》里却说南门外“十里芙蕖”，“迂回二十里始得驿道”，可见河水变迁之大。
2.华北大学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的、设在邢台的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设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两校合并改组而成的。改组后范、成担任副校长，另由更加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担任校长。学校除校部外，设四个部。第一部是抗大、陕北公学式的对初来参加的热情青年们施行训练的单位，在正定东门里的大佛寺里驻扎。第二部是准备进城后与旧式正规化大学相并的部分，也设“系”，如中文系、历史系等等，地址在东门里法国教堂，那里有西式楼房，有教室、实验室、工场，等等。第三部是几个专门性质的训练班，如“外交人员训练班”、“新闻工作人员训练班”等，这些班对人员的要求更严格，带有某些保密性质，大都驻扎在附近的村庄里，不亮牌子，用代号。第四部是研究部，设在西门里的“王宅”。所谓“王宅”，是指北洋军人王士珍的公馆，一派砖瓦旧四合院的格式。这房子在小县城里自然显得突出，但假如与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的派头对比起来，则仍是极其简单朴素的。
几个组成部分分散在各处，这也是战时、暂时的布置，不可能自己形成自己的建筑群，更没有校园(campus)。校部，也就是总管理处，设在小十字街，吴玉章校长和钱俊瑞教务长住在路西，成副校长住在路东，都是“扫地出门”了的大户们空出来的院落，各部分间的联系靠勤务员跑腿。记得那时连自行车都不多，跑石家庄，跑平山（中央所在地），开一部军用吉普；送一般客人，就套一辆或几辆骡子或马拉的胶轮大车。
吴玉章校长是四川人，是老革命家，老民主活动家，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并且在海外组织革命活动。记得那年正逢他六十大寿，我们大家去贺寿，看到堂屋正中高悬着两幅红色贺幛，一幅的下款是毛泽东，另一幅的下款是朱德。吴老将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提纲油印成册，分送给贺寿人，亲自用毛笔题写赠词，毛笔字写得很有风格。钱俊瑞同志，安徽人，多年在上海创办经济学学术刊物，是一位经济学者。据说，少奇同志特别器重他，让他担任平山县县委书记。传说，他赶到一个斗争会现场，把一名错斗的妇女解脱出来。当时他除担任教务长之外，恐怕还是党委书记。后来进城，他在教育部和文化部也都是担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此人思维敏锐，语言能力也很强，善于掌握策略，也擅长做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范文澜先生，原籍浙江，因祖上在河南汤阴做官，所以在生活习惯上已是北方人的味道。他的夫人戴老就是豫北人。多年来，他是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教史学、文学、训诂学的挺古板的教授。由于禀性偏激，所以早在共产党的“左”以前，他已经“左”起来（这一点与鲁迅类似）。他写文章骂孑L子，骂宋明理学，骂朱熹，骂佛学，都很偏激。到延安以后，他很受尊重，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范也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得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范老在延安就写起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来。我曾经有缘读到此书的初版本（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修订本），其中主要写的是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残暴、荒淫与无耻，这些都是毫无问题的，问题是像配方一样，这残暴、荒淫和无耻究竟应该占多大的比例，无论如何，它不应该是历史的全部。历史中的确有这些脏东西，但除此之外占更大比例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的希望和前瞻。所有这些都是在背后里唧唧喳喳说的，可我把它带到了长春，后来经过揭发，这个话反而成为我说的，成为我背着的一条罪状。
至于成仿吾，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时期翻译法、德诗歌散文的那种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儿。我自己想起来也感到奇怪，在30年代我在文艺界有来往的，全是“文学研究会”的人，如郑振铎、叶圣陶、茅盾、王统照等，而与“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则从来就是“不相与谋”的。由于在下文中我还要专节叙述我与成的冲突，故在此处暂时从略。
3．第四部
第四部，就是研究部。它设在正定西门里的“王公馆”。这里是北洋大军头王士珍的公馆，由一系列大院落、小院落、后花园、过厅、跨院等等合组而成。第四部的研究课题当时是有限的，几个青年人帮范老修订与续写《中国通史简编》，这是一个课题。由范老带头、由支部书记刘大年实际领导的“中国近代史”，又是一个课题。由艾思奇担任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思想的，又是一个课题。其余都是零星的了。
当时职称及其界限已经有了，但较模糊。大家都按供给制，稍稍有些差别。譬如范老是“小灶”；叶丁易、王冶秋和我，似乎还有何思敬，是“中灶”；荣孟源、刘桂五、王南、王可风以下全是“大灶”。这第四部的同人各有各的妙处，容我在以下一一作出描述。
叶丁易，安徽怀宁人，在蒋管区时，他是设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大个儿的民主人士，所以在王公馆中他被安排在正堂屋的东间，给人一种“第一号人物”的印象。他的继房妻子白虹同志陪伴着他。他可能有些自命不凡，脱离群众，所以周围的人对他有些闲言碎语，如说他去找吴玉章校长，要求配给一名勤务员（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再如说他批评范老的<简编》，只不过是拾掇自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等等。开国之初，他到苏联讲学，因脑溢血死在莫斯科大学了。1950年，我与他合编《光明日报》副刊《学术》，他管西城集稿，我管东城集稿，相处得没有什么矛盾。
王冶秋，又用“高山”这个名字，也是安徽人，可能是皖北。发表过一些散文和小说。他和妻子住在“王公馆”正堂屋的西间。他和丁易不同，很注意与群众的关系，和领导的关系也密切。他在进北京的半路上入了党，进城后不久就是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郑振铎的副手）。他的太太很长一段时间主持《文物》的主编工作，编辑部的人叫她“老板娘”。这夫妇俩后来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刘大年，湖南华容人。此人没有学历，自学成为学者。当时他是第四部的支部书记。身体很坏，好像肺部有毛病，有一次聂荣臻部在正定城外试炮，一声炮响，大年同志的肺受了震动，立刻吐血不止，记得血流在地上一大片。进城以后，他一直是史学界无冕的领袖。他的观点狭隘，很固执。最妙的人，当数荣孟源了。他属河北沧州盐山的荣家，是大家。他是最老的党员，可当时他不是党员，党籍被开除掉了。这就不能不追溯到延安时代，那时他是延安师范的教导主任，延安师范奉中央命令，校址要与西北局掉换。学生们不情愿，荣的“小农”意识也出来作祟，“为什么我们辛苦一场打好的窑洞要让给高麻子呢”？于是兴起风潮，教员罢教，学生罢课，由荣执笔起草了《上毛主席书》。隔一日，毛的批示下来，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群众欢腾了，“毛主席都说西北局岂有此理嘛”。谁知周扬到来，代表边区教育厅宣布延师解教，停课整风，荣孟源同志停职反省。老荣的党籍就这么丢掉了。所以，他满脑子装着“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这样一些牢骚话。
还有两位也是相当妙的人物。一位是何思敬，他曾是中共派驻李宗仁那里的代表。这种身份是很高的，如南汉宸就是派驻杨虎城那里的代表。何现在老了，在这个第四部替他设一个“国际法研究室”，只他孤单一人，纯是“因人设事”的性质。记得每在大院子里开会，一般人蹲坐在地上，独“何老”让勤务员搬一架圈手椅，每当辩论到问题焦点时，他总是挥舞着两手，高声地喊着：“这是个原则性问题！”黄华是他的女婿，听说他晚年就住在外交部长家里。
我们第四部的另一位怪人，叫王锦第，他的儿子是鼎鼎大名的作家王蒙，他晚年就住在文化部长的家里。此人与张岱年似乎是老朋友和好朋友，因为在张的《学术自传》里几次叙述到王锦第，张的划“右派”言论中有一条说，王的历史早已交代清楚，交代清楚的可以不批不斗，但北大在“三反”运动中又把王锦第斗了，张替他鸣放了一下，就被划为右派了。王这个人据说德文极好，只是按北京人的说法，有点儿“轴”。
第四部除却这些“老牌”的之外，还有中青年们，其中萧前是我们哲学室的秘书。另有一位叫牟安世，此人乃四川自流井的人，在北大上学时与德语教授冯至关系密切；在第四部与我过从较密，被认为是在自由主义的共同点上“臭味相投”。
范老住在后花园里。那里的花房花棚，经过土改早已荡然无存了，独王士珍的花厅依然存在，范老、戴老和勤务员住在里面。所谓“花厅”，也无什么特殊，只是玻璃窗多些，采光较好。他们的卧室里只不过一盘河北式的大炕，长长的，据说住兵可以住一个排，戴老睡在炕的东头，范老睡在西头，头边安一小桌，放一盏油灯，桌上放着他平生喜爱的《文心雕龙》校注稿，上面朱墨斑驳，批着若干增注，这稿子是他睡觉也不离开的。他和乐天宇是好朋友，现在乐的农大也迁到石家庄来了。每隔些时，乐就要骑匹马来看望范，范必叫勤务员到大什字北去买两斤肉，包饺子相待。每次包饺子，总叫勤务员送一盘给我。所以，当时我一看见第四部门口拴着一匹马，我就跟妻说，我们又有一盘饺子好吃了。
4．“逃情况”
在1948年的初冬，我们接到情报，蒋介石可能要将傅作义部调到长江沿岸以加强长江防务，北平防务交中央军接替。调动的方式可能有二，一是由天津乘美国轮船，二是由陆路由北向南纵贯河北、河南。这第二条路自然而然会在石家庄发生战事。科研教学人员属于非战斗人员，必须事先避离，以减少军事考虑者的过多顾虑。所以，我们华北大学较高级的人员奉命都要向南稍稍撤退，用解放区的习惯用语说，就叫“逃情况”。初步确定的目的地是邢台。根据通知，生活日用工具和书籍暂留原处不动，由留守人员保管，撤离人员只要轻装跟着走就行了。主要交通工具是骡子拉的胶轮大车。这样，在我心中就油然引起一个想法：这不又是一个旅游的好机会吗？夏末秋初来时，只在邯郸略作停留，其余一晃而过了。目前，正是补课的大好机会。
记得是在一个下午动身的。我们这辆胶轮车上坐的有：我夫妇二人带三个孩子、成仿吾、何干之同志的夫人刘炼女士，还有牟安世。第一站是元氏。元氏城虽不大，但历史传统很久，恒山郡一度曾设在元氏。写字人经常遇到的一部汉隶帖《封龙山碑》，原刻石的崖壁就在元氏。城中有座孔子庙，房舍已全破坏了，独孔子像还在，每天黎明，一位极老的老者身穿长袍，在孔子像前跪拜，这就使人想到，世界上的人有激进的，激进到超越的地步；也有的人就是保守，固执不化。他每天黎明静悄悄地来三跪九叩首，又不搅扰或破坏生产，你就没有理由抓起他来。
第二天过高邑。说起高邑，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家的地方，当时他在“铜马”丛中绕来绕去，曾一度十分狼狈，只能吃点“滹沱麦饭”度日，后来得到下曲阳一带耿氏宗族的支持，才慢慢积累力量，在这高邑即起位来，算是立住了脚跟。他讨的第一位夫人（皇后）就是附近藁城的。到明朝末年，这里出了个赵南星，他是个有大才学的人，在政治上能力也很强，是东林党中的大人物，当时正人君子的领袖，当过天启朝的吏部尚书，与阉宦们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对他的故乡也很有感情，说“青葱掩映，则知其高邑也”。可惜，他晚年政治斗争失败，被流放到雁门代州，他说代州“白沙黄草，三月不春”。崇祯朝的冤案平反公文被人有意滞发，致使他终于没有能够活着返回他“青葱掩映”的故乡高邑，死在代州了。我有个同班同学王勉写过一篇文章，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有很大可能是赵南星。这自然不是定论，但赵南星生前对歌舞姬妾之事，经验体会也是很丰富的。可惜，我们是过路打尖，并且旅程上也有纪律，不允许进城访古，只好带着遗憾离去了。底下一站是赞皇。这是贴近太行山边的一座偏僻小县城。我们在一家饭馆就餐，见一位老妪白发苍苍，龙钟呆滞，但仍扶着拐杖，挎着饭篮，在饭馆的饭桌中间讨饭。当然，你给钱，她也欢迎。跑堂的告诉我：“别看这老婆子，她儿子在后方是大工程师。”这话引起我的追问，跑堂的进一步告诉我，“她姓杨，她儿子叫杨世骧。”这一下令我吃惊了。杨世骧在陕西蔡家坡西北机器厂是总工程师，在当年的“工程人员英语进修班”上，他坐第一排。他是日本留学生，英语基础差，所以来补习。他的语言学习进步很快。他曾告诉我，老家是河北赞皇。想到这里，我赶紧跑到街上去追赶那个老妪，想奉赠她哪怕是极有限的一点钱财，但是已经找不到了。胶轮大车要定时启动，不允许我大街小巷再去寻觅。
我们终于到达邢台了。这里是旧顺德府，与偏南的广平府（永年）、偏东隔省界的山东东昌府（聊城县）无形中组成一个具有独特气质和人文风格的地区。这里的人粗壮敦厚，街上卖的烧饼、面条、烩饼一般都比其他地区大一倍，分量重一倍，所以新到的人假如按其他地区习惯安排饭食的话，桌上会剩下好多吃不完的东西。小说中武大郎卖的那种炊饼，就是这一地区的名产。
原北方大学就设在邢台，自离去后校舍空着。那又是一座法国教堂，楼房很多，树木也很多，在这里有一个我一辈子仅仅见过一次的景观——大乌鸦群。这里的乌鸦是纯黑色的，似乎很肥大，叫声也特别粗壮刺耳。它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清早集体大叫一阵，一齐飞走了，到日落山时又呱呱叫着飞回来，入夜后寂然安歇，翌晨拉下一地的粪粒，是农田中上等的肥料。邢台这地方，卖旧书、文物、碑帖拓片的，似乎比邯郸的多。王冶秋在这里待过，并且他也有这方面的嗜好，于是由他带领，我得以结识了不少这方面的小行商坐贾。我想，这地方自有它的地域特色。试想，北魏时候赵郡李氏是大族，他们遗留在地上地下的墓碑墓志铭不在少数；北齐时候，邢台以南的邺城又是高家的都城，又在这一带留下了很多贵族官僚们的碑石；清末同（治）光（绪）间康有为出来，在书法上贬抑“帖学”，大力提倡“碑学”，一时酿成风气，于是洛阳的魏碑、邢台的北齐碑，直到泰山的经石峪，顿时声价十倍起来。所以，这一行业在这一地区兴盛起来，是有其必然性的。在王冶秋的带动下，我也买了不少份拓片，对我当时正在进行的北魏史研究也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
当时大家没有正经事干，就经常彼此串门。例如，诗人艾青和历史学家尚钺就来看望我，作为我到正定东门里第二部看望他们的回拜。记得尚钺扶一根很粗的手杖，据说这是模拟闻一多先生的风格。闻师母高真女士有一天也跑来串门，她喜滋滋地说要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说，有一天你们闻老师下课回家，把书包一摔也不说话。我和儿女们怀疑他在学校里又跟谁生了气，也不好问。半天，你们闻老师发话了：“咳，咳，我真惭愧呀，当了这些年教授，连一个女学生都没拐上手。你看王瑶，才当了一年多五华中学的国文教员，就拐上一个女学生跑了。”我们一听，原来是讲笑话，才放了心。
其实，闻先生所使用的这个“拐”字，有点委屈了王瑶夫妇。据我所知，王瑶的夫人杜琇女士当时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王瑶，并且在婚后生儿养女的几十年里，受尽了王瑶兄的精神抑制。就说当时的出走，也是冒了生命危险的，因为杜的父亲是卢汉手下保卫人员的头头，他坚决反对这场婚姻，曾派人前去追踪，他们俩躲在运送货物大卡车的篷布里，才幸免于难。闻先生用了一个“拐”字，只不过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罢了。
不久，大家奉命重回正定去，傅作义不但不会取石家庄，而且准备和平解放北平了。在返程中，我要求在元氏多住几日写点东西，钱俊瑞同志许可了。所以，当我们这一家重新返回正定西门里“王宅”时，已经是腊月快要过年的时候了。
5．跟成仿吾的冲突
有一天，一辆中型军吉普从平山开来，直开到小十字街吴校长门口。车上下来的是周扬，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此来是下达中央命令，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任务就交给华北大学了，要大家组织讨论。
从此以后，每天下午在吴校长住的大厅里，就总在开讨论会。被邀请参加的人似乎很广泛，只要小有名气的几乎都被邀参加了。记得从堂屋一直坐到廊沿底下，讨论一直很热烈。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大小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洪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 “这是个态度问题！”
他这句高亢的湖南话，叫人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的内心活动很多。我想，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授降仪式吧？我又想，同是共产党领袖，为什么在河南，三位高级将领前来拜访我们，陈毅将军还讲了“两条战线的合流”那样的话，而成仿吾则一口咬定，即便像陈寅恪那样国际闻名又那么病残的人，也要亲自来报到呢？
于是，我发言了。
我说，我讲点题外的话。我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the bandits)。可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抓起他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话假如只讲到这里，将会一切太平无事，可是我还提高嗓音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捅下了。当时在会场上，仍是鸦雀无声，没一人反驳，没一人表示同情。事隔几十年，当我在北京又遇见李何林同志时，他对此事记忆犹新，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在那种场面，讲那样一段话，可是需要勇气啊。”
我说：“也需要接受惩罚。”
他说：“我听说了，贬到山东一年。不过，你当时没进北平也好，那里面五花八门，你应付不了的。”
在那次发言后三天，我接到华北大学调离的通知。通知说，现在山东已经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大在干部人员上提供支援。赵俪生同志是山东人，理应支援桑梓……云云。我看了公文后，对妻说：“我被开除了。”校部的秘书又来通知，鉴于赵俪生同志有三个孩子，年岁幼小，并且夫人身怀有孕，冷冬朔九，车马颠簸，会有诸多不便，经吴玉章校长提出，将吴老随身的两名勤务员之一苏春芳同志派遣来辅助赵俪生同志，一直送到华东，不必回程，在当地济南公安部门另行分配工作。
实在要感谢吴老对干部的人道主义之情。
1995年11月30日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