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济南市委和市政府
1949年2月，旧历年刚刚过完，春寒料峭，我们一家五口，再加警卫员苏春芳同志，由华北大学包租胶皮轮大车一辆，由石家庄直往济南。
成仿吾有点像诸葛亮，诸葛亮斩了马谡，还要祭马谡。成开除了我，还为我设宴饯行。但这宴不是专为我的，首席是正要调任南京市长的石家庄市长柯庆施，我夫妇是次席。柯庆施高大的个头，大嗓门，酒量之大我平生未见第二人。他带着一个机要秘书，频频给我们加酒，当时还未来得及问其姓名，事后人们告诉我，那个人是张春桥。真是失敬了。当时他恂恂若属吏，足见这种人是能屈能伸的。后来的张春桥，我给他斟酒，他还会怀疑酒中放毒呢。
那个初春，真是个大境界，也就是说，错过那段时间，就再也看不到的境界了。在内战期间，津浦、平汉两条干线扒得七零八落，桥梁也都炸伤。我们一路所碰见的是两大景观，陆地上是第四野战军正调往中南，去打白崇禧，真是车辚辚马萧萧，当年日本装备和蒋记的美式装备，现在都落人人民解放军手里，就格外显得威武。空中呢，一排排编队的重型飞机隆隆在头顶飞过，但是无须害怕，它不是轰炸机，而是受阎锡山租雇的陈纳德运输机大队，前往太原，将兵工厂的精密机器拆卸运往台北。浩浩荡荡的炮车和马队由北向南，运输机由东往西再由西往东，西去时机声还不那么沉重，东返时机上已装重型机械，机声就特别沉重了。我们一辆胶皮轻车，驰行在积雪的河北平原上，看着解放战争中的一个特写场景，心里不觉增加了若干人生的体会。
到了济南。
济南刚刚经历过解放战争，跟开封大同小异。只是对我们来说，开封一解放，我们就离开了；济南刚解放，我们就进来了。记得二大马路路南那家最大邮局的门脸高顶上的水泥亭子被迫击炮打得粉碎，狼藉在马路上，尚未清扫。
我们住进石泰岩。现在，旅馆的花样越翻越新，什么五星级、四星级，等等。当年的旅馆，不过什么联升栈、悦来栈，像石泰岩就算拔尖的旅馆了，可见华东方面还把我们看做重要来宾接待。至于手续，原来说清楚的，由苏春芳同志代办。可能他先到了山东分局，经批下来，我夫妇由济南市具体安排，在济南市人民政府协助工作。
我要去“认认门，认认人”了。市委在斜马路（济南商埠全是经纬东西和南北的直路，只这条马路不正，所以叫“斜马路”，就如北京的杨梅竹斜街一个意思）。书记叫刘顺元，是说着一口我们青州府地方话的一位老“土八路”，人挺和蔼。见过书记，再见宣传部长，他叫夏征农，上海方面的风格，原来是作家，我见过他的文章，他看过我的档案材料，也知道我喜欢写文章，所以见面还谈得来。再到市人民政府，这是设在二大马路路北的一个小洋楼大院，可能是“五三”惨案时期日本人经营下的一个机关驻地。在中间一座小楼里，我见到市长。他叫姚仲明，东阿县人（东阿是出产驴皮胶的地方）。他是济南老小学校长，老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也具备老国民党员身份）。他的秘书长叫管大同，是我邻县的潍县人。他们家以在各大城市开设惠东大药房而著名，他本人也喜欢写写文章，后来为一篇歌颂武训的文章被毛泽东点过名。此外，还有丁梦孙和李澄之，前者是民政局长，后者是教育局长。这两个人也各有风格，丁原籍日照，常住济南，是一位旧知识分子气味很浓的老干部，后来我和他交成很亲近的朋友。李是沂蒙山区的人，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他夫人隋灵璧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妇女领袖。跟这些人打交道，倒感到比跟华北大学的人打交道心情更舒畅点。我在丁梦孙领导下，办“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秘书组事务。所谓“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以后各级政协的试办。有工人代表，有农民代表，有知识分子代表，有爱国资产阶级代表。我不是党员，只能是副组长，正组长派来的是陶钝。此人是我外祖家诸城的人，一口土到不能再土的诸城腔（带“咬舌子”），不修边幅，大大咧咧的。我们办一份《会刊》，他在上边写一篇《会场巡礼》那样的文章，写工人和农民代表多么正气凛然，等写到资产阶级代表时，却用“肥头大耳”、“脑满肠肥”一类带侮辱性的字眼。我一看，当面说，这篇文章不能用。他坐在对面一拍桌子，质问为什么不能用。我说，你既然请了他们，他们就是宾客，就不该当“阶级敌人”来对待。我们吵起来，官司打到市委宣传部，“上边”的意思下来：这篇文章不能用！陶钝才不吭气了。这又一次证明，“左”是我们的一种痼疾。这位陶公后来活到90多岁，做到中国文联的副主席。
2．王献唐先生
在济南南郊的十大马路上，有一座房东盖起来就是为了出租、收房钱的小平房院，北房、东房、西房各三间，南沿未盖房子，所以不能叫“四合院”，只能叫“三合院”。在北房里，住着患癫痫病的王献唐先生和他的庶母。这位庶母已经很老了，但仍然勉强负责着母子二人的炊爨事务。献唐夫人当时住在青岛，青岛一时还未解放，还过不来。
献唐先生原名王琯，号献唐，是用了西域人将玉琯献给唐朝的典故。日照县两城镇人。两城，后来成了一个考古遗址，还出过一本考古报告。王先生的尊人是一位老中医，不惜奔波为人诊病，当病家谈到报酬时，老人说：“你就挖些石刀石斧送给我吧，我最喜欢那些东西。”老人看医书之余，还爱看《说文解字》。当时，大文学家许瀚（印林）还活着，在家里督工刻印桂馥（未谷）的《说文义证》。献唐的尊人经常到印林家问学。兼之，王家的姻戚丁以此（字竹筠，按，此人即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丁惟汾的父亲，物理学家丁肇中的曾祖）也是文字学家。这样，以乡土为纽带，就形成了一个研究古文字学兼及古声韵学的一个无形的基地。而王献唐先生这样一位全国级的地区文献专家，就是在这样一个无形的基地上茁壮培育出来的。
我第一次看见王献唐先生，那是在30年代，我还是中学生，他也比我后来看见的模样年轻许多，不到40岁，但已经是山东图书馆的馆馆长了。那是在我伯父赵孝陆（录绩）的客厅里。忽然有一天，桌子和椅子都拉到一边去了，空闲出来的地板上放着两块大碑，里面用油纸包裹，外面用麻袋包裹。我问这是干什么？伯父的仆人说，山东图书馆馆长要拓这两块碑。一会儿他来了，我是娃娃，当然够不上寒喧，但我冷眼一望，就感到此人跟我伯父经常来往的客人不一样，感到此人似乎先天的具有某种特异的神态。
现在，他显得老了（实际也不过五十二三）。曾到北平协和医院动过开颅手术，有一定程度的成功，也有一定程度的不成功，所以还偶尔犯病，会猝然摔倒。比这更使他不愉快的，是居民委员会对他的骚扰。事情是这样的，献唐的堂弟王崇五是解放前王耀武蒋记政府的济南市长，是军统局的济南站站长，这后一个官衔是带有爆炸性的。我就碰见过几次居委会的纠缠：“王献唐，王崇五是你什么人？”
“俺兄弟，叔伯兄弟。”
“他是个什么人？……是个大特务头子吧？”“哦。”
“那你是个什么人？”
这对一位老学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摧残。他猝然倒地的次数就加多。于是，我和李澄之商量。李当时除管中小学教育外，还兼点“统战”方面的职务，所以我催促他把情况反映上去。后来，山东分局书记康生和山东省政府副主席郭子化坐一部小汽车来看望了一次献唐先生，还赠送了一袭高级滩羊皮袍，以资御寒。这个风声一传出去，居委会方面的压力就马上减轻了。居委会干部遇见献唐先生散步，还问一声：“王大爷，出来逛逛？”
献唐先生当时还没有工资收入，靠卖书、卖私人收藏文物度日。不久，庶母逝世了，当时我正出差，未在济南。等我回来，丧事已经办过，太夫人走了，青岛已解放，自然夫人就回来了。
说起夫人，我们叫她王大娘。她娘家姓丁，是丁惟汾的族妹。她和献唐先生中间既有合，又有分。合是中年时候大约夫妻尚好，接连生了四个儿子，而且个个挺拔。分是各干各的，王大娘是文盲，献唐先生这一套版本目录她根本不着边际，不感兴趣。她最热衷于乡土戏曲，叫“掐姑子”（后来又称“茂腔”）。当时她来之后，增赁西房三间，她住在里面，招来老家拉板胡的、唱戏的，于是土腔回荡在庭院之中：
赵美英，那个进灯棚，闪闪那个柳眉来观灯。东门灯那个观过去，一观观了个西门灯。西门灯，也有明，上边坐着那秦叔宝，下边坐的是那小罗成，哽……
献唐先生从北房里听到这嘈杂而又俚俗的声音，颦蹙起眉头，露出来“不可忍”的神态。但王大娘还是有贡献的，她做的一套家乡吃喝，如豆瓣子酱、小豆腐、生辣菜、熟辣菜，很适合献唐先生的口味。自她来后，献唐先生的面颜日见丰腴了些。
献唐先生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是不容易被一般群众所了解的，更不被刚刚人城的那些枪杆子干部所了解。譬如吧，抢救重点文献资料，这就是献唐先生在中国文物史上，特别是山东文物、文献史上，永远抹不掉的一份功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这里略举一些。如《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之一种，清版本校勘学者黄丕烈（荛圃）反复校勘，其书藏东昌杨氏海源阁。1930年海源阁书散出，各书肆（包括日本书商）争相采购。当时阎锡山部晋军打入山东，“炮声隐隐，市语仓皇”，献唐以一月俸钱购归，以免书流域外。此书是黄氏集八家校勘于一本，后世凡有研治《穆传》者，深得益于此本者最多。此例一。再如，乾嘉间山东栖霞学者牟庭（号默人）一生闭户著书，不求闻达，著述等身，其中以《诗切》与《同文尚书》二种新见解最多，亦最精辟。但学术界多年只闻其名，未见其书，每每引以为憾。其家藏稿迟至卢沟桥事变始愿求售。献唐先生辗转寻觅，始得有今齐鲁书社之影印本行世。牟氏自云，周秦师儒，皆训诂学义，而不切文意，致古意难晓，牟氏如中医切脉，以得三百篇之本怀。自此诗人俯仰之情，音辞婀娜，如枯槎春生。《同文尚书》取“今古文同”的意思，摒弃各派“家法”，单凭作者的悉心揣摩与独立思考，提出若干新见解，成就一家独立的尚书学。本文作者亲见顾颉刚先生在齐鲁出书以前，千方百计求一见此书，梦寐以求的情状，犹历历在目。而以上两书，均由献唐先生运往抗战后方四川万县租赁十数山洞贮藏，得留传后世。此例二。再如，南宋末年内廷供奉汪水云随恭帝赵显及皇太后、太皇太后，受蒙古军俘送燕都，又往大都；后不仕，为黄冠（道士），云游西岳、川湘浙赣之间，遗诗240余首。这些诗，不是寻常的诗，是一部南宋亡国的诗史，故历来各家流传，本子很多。献唐先生约集当时学者顾实、柳诒徵、王重民诸家合力进行校勘，终成佳本流传于世。此例三。再如清道光、咸丰间山东莱阳学者周悦让（孟伯），自科举得一进士之后，就辞官闭户读书著书，“偶有所得，即下一笺”，积成《倦游庵椠记》-书，其书稿也是经由献唐先生以900银元买下，运往四川万县山洞，才得以保存下来的。
因此，我就跟李澄之商量，不仅王先生与特务无涉的事要反映上去，他这些汗马功劳也要反映上去。慢慢有了效果，王先生被聘为山东古管会（后来改称山东文管会）委员，有了职务，也就有了点工资。再后，以郑振铎、夏鼐为首的全国考古学会也向他发出了请柬。我记得他去北京那天，第一次脱下长袍，穿上崭新的中山装时，他捋着上须对我说：“王胡子大爷也要进你们的北京城了。”
献唐先生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大儿子据说是地下共产党员，重庆的特务本已把他列入抓捕名单，但碍于他是丁鼎臣（即丁惟汾）的外甥、王站长的侄儿，一时未捕，但后来还是捕了，关在渣滓洞。有一天，献唐老泪纵横地告诉我：“挖出来两口子的尸体，老大女朋友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孙子呢！国民党对我有什么好？”二儿子是他最心爱的，华西医科大学优秀毕业生，已预先订妥公费资送留学，可是谁会想到，突然感染脑膜炎，一两天工夫就没了。献唐非常悲痛，不惜将自己珍藏的“饕餮脸”（又叫“金盖脸”）卖给卫聚贤，始为儿子营了葬。四儿子学工程，历来跟家庭疏远，并明确表示献唐先生身后所有遗物、遗产，以及所有知识产权，他一概不过问，不染指。所以献唐身后继承人，就只剩三儿子王国华兄了。国华自小留在日照老家，跟他祖父长大，未受足够的中、高等教育，靠自学的一点积累勉强操持老人的一些遗事。此人逝世也已十余年，闻其子、媳双双在青岛开出租车。“三姓之后，于今为庶”了。
我和献唐先生的关系，只能被描述为非正式的师生关系。他从来未正式地给我讲授过什么，我只是在济南工作的十个多月中，经常到他的寓所里去聆取他的“謦欬之微”。而我的亲切感受是，从“謦欬之微”中所得到的收获，远远比在讲堂里“他在上边讲，我在下边记”要大得多。当然也要结合另一个条件，即我本人也不是什么蠢的家伙，献唐先生也是在透视到我这30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只要他“告之往”，我就可以“知来者”的，他才放开来对我施教。
2000年4月8日写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