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北师大
截止到当时为止，我的脚未踏出山海关一步。现在要出关了。我们买了北京——莫斯科一次国际列车的车票。车没有硬席（旧说法叫三等车），除卧铺包房外，全是软席的散座车，绿绒弹簧的座位。旅客不多，稀稀啦啦的。
东北，学生运动中经常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有些偏抽象的理解，现在具体化了。东北地面很大，当然带着日本统治近二十年的创伤，也带着国共内战的创伤；可是另一面，则是铁路网比关内密，铁路支线多，像人的血管一样，血脉比较通达。假如说青岛的房屋和街道，是半德国、半日本的话，那么这里除老的中国村庄外，其余几乎全是日本派头的了。村里入睡火炕，城里人睡榻榻米。房间是木头格、拉门。
东北的人，大多是山东“闯关东”人的后裔，个儿偏高，挺爽直，比原山东人更粗犷。以上说的是主流。此外，还有原八旗人的后裔。再就是中国人与俄国人、日本人的混血儿。江南人的味道，这里比较少。一种较普遍而其他地域甚少的吃喝是高粱米，简直就像江南人吃大米饭一样。但大米算细粮，高梁米是粗粮。此外，还有一种区别于谷子、小米的粮食叫稗子。稗读“败”，稗子糊糊摊的煎饼就是比小米糊糊的香。
东北的语谈也有个别的地方，如电车叫“磨电”，汽车叫“电车”。我们是黎明前四五点钟到长春的，没人来接，打电话给东北师大校长办公室，说马上派电车来接。我们一听好怪，电车在轨道上走，怎么好派呢？原来这又和日本语有关，日本语把汽车叫自动车，读日“吉电啥”，说的时间长了，就成了“电车”。
火车站在老市区，从老市区什么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出来，一条直通南部市区的大道，叫斯大林大街（现在叫和平大路），顶头一条垂直的东西大街叫自由大路，东北师大的许多大楼就坐落在这条街上，据说都是伪“满洲国”各部院的办公大楼，所以构不成campus（校园）。假如说沈阳及其毗邻的几座城市构成一个工业基地的话，那么长春似乎是文化基地了。著名大学就有两座：东北师大和东北人民大学（现称吉林大学）。此外，还有著名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后改“长春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时代的若干著名片子都是这里拍出来的，苏联的许多著名片子都是这里译制出来的。我们初来乍到印象很深，大学生还是日本大学生的装束，一律白色学生制服，大盖帽。每逢假日，部分大学生受雇到东影去当群众演员，还有一点微薄的报酬，相当于勤工俭学。
东北师大的校长兼党委书记是张如心。教务长是何锡麟，是从延安解放社出来的，带有理论家的身份。他把他译的《列宁选集》第二卷签名送给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跟偏重理论的人交成朋友，在正定是艾思奇和何干之，到长春又交上了何锡麟。大约这样，对我的理论修养会有增益。可惜的是，何不久调到北京师大，不久就去世了。艾思奇也只活了56岁。
东北师大的理学院叫自然科学院；文学院叫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是智建中。此人我在下一节中将有专文叙述，故此处不赘。我在历史系中是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主任，开中国通史课的上古史段，徐喜辰先生担任我的助教。我的上古段教完，接着就是陈连庆先生的中古史段（即魏晋南北朝隋唐段）。我与陈连庆先生结成了终生的好友，1998年他去世后，他的女儿要我为他的遗集写了《序》。
我们的家最初安排在自由大路偏东的一段，一座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水泥小二楼，我家住楼上，楼下由两位俄语女老师母女二人居住。母亲叫CoIIoJ卫em (Sopoleva)，女儿叫Hepi06删a (Neriubina)，中国字是索波列娃和聂留宾娜。我们邻居关系处得很好。我在她们家的台桌上看到她们的丈夫索波列夫和聂留宾的放大照片，都是沙俄军官，前者已死去，后者还活着，自西伯利亚回来，成为苏联公民。这中间还夹杂着一段故事。到东北后，我家养了一只小狗，也经常到俄国人家去串门，那母女二人也经常拿剩面包和菜汤喂它。狗，俄语叫c06axa，简称6axa。这年8月，我家唯一的儿子在长春市立医院出生了，出院后我们跟邻家唠嗑，说起个什么名字。那母女说，就叫Sabachka吧，又嫌音节太繁，就叫了Baka。后来肃反运动中，山东大学的积极分子宋锡民怒斥我：“你不崇洋媚外，连你儿子都是起的英文名字嘛！”天老爷，我真是欲辩无言了……
也许由于我是艾思奇推荐来的吧，张如心校长对我很看重，加聘我为校务委员。这个角色挺要害，有很多重要或机密的事都在这会上讨论。参加会的都是党委委员、院长，教师参加的极少。讨论的事举个例，有一次，讨论该不该聘高亨到学校来。高亨先生，东北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首届毕业生，跟王国维先生精研经籍训诂之学，对《周易》有精湛的研究。他的路子跟同是东北人、同是《周易》研究者的金景芳先生截然不同。高亨主张研究《周易》-定要把《经》和《传》分开来，使《经》是《经》、《传》是《传》，互不干扰。金景芳主张，《经》和《传》必须联系起来研究，才能看透《周易》的辩证思路。两派各有所长，都是海内大家。高亨除《周易》外，还长于诸子之书的训诂。找训诂学者，除唐兰外，就数高亨了。
可是高亨有严重历史问题，那就是他在蒋介石快完蛋的前夜，担任了“东北戡乱委员”这个职务。搞起学问来那么聪明的人，在政治面前竟是如此糊涂。他还亲自到东北来“莅”了一次“新”，看到炮火连天，无事可为，才狼狈逃回重庆去了。现在全国解放，他也慢慢老了，写信回来，要求为桑梓服务。记得在张如心校长的客厅里讨论了两夜，每次都讨论到午夜以后，当时吸旱烟和纸烟的干部多，满屋烟气弥漫，最终还是只两票支持，大多数反对而否决了：不聘。高亨只好另投青岛，被华岗校长聘用了。
这时，我们的家搬到了西康路，两套apartment（公寓）、两套噶斯（煤气）、两只浴缸，比前边那一份宽展多了。因为有婴儿，就雇了一位保姆。她姓刘，我们喊她刘婶。她对我妻讲了她很多悲惨的经历。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个开天车的工人，不慎从天车上摔下来摔死了。第二个丈夫是跑老山挖人参的，国共交兵，怎么敢乱跑，只好赋闲在家了。最悲惨的是长春围城中的饿殍们，得到郑洞国准许，可以到城外八路军的粥厂就食。她讲，出城有走不远就躺倒的，有距离粥锅只有几步就死了的，有饿久了猛吃下碗粥撑死了的，真是惨不忍睹。她带着女儿，总算奔到了粥锅旁边，喝上了粥，才活了下来。
2．智建中同志
智建中同志，苏北盐城人，是周扬领导下的陕甘宁教育厅的科长。同他一同担任过科长的，还有兰州大学原校长林迪生和副校长辛安亭。这样一说，就可以看出他的辈分了。我之所以专诚立一节来写他，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有着明显的转变。我亲眼看见过不少干部，“文革”之前，忠实执行极左路线；“文革”之中，成为“走资派”，受尽折磨；可是到“文革”之后，当重新掌握一点权之时，仍然一“左”到底，毫无悔悟，对那些他曾迫害过的“牛鬼”毫无歉愧之心。跟这些人对比，智建中截然不同。当1950年下半年我跟他同事半年的时光里，他虽然不是最“左”的，却也是“左”的阵营中有力的一员。他派两名青年（大概是助教吧）——一名叫宋广应，一名叫薛虹，经常到我家走动套近乎，仔细听取并记录我在日常生活中的琐言琐行。半年后，当我要调往山东大学时的临行晚会上，他将这些资料，上纲上线，恶言恶语，统统抖搂出来，使我过晚地觉悟到原来我中了一场“阳谋”。
一转眼28年过去了。到1978年，我又到长春来，参加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在南湖宾馆。说起南湖宾馆，据说它是周恩来总理批评过的规格逾制的楼堂馆所之一。开幕式那天，我有自知之明（是摘帽“右派”嘛），就坐到最后一排。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历史研究》一位副总编在会场里到处寻觅我，当他找到我时，他说：“请到主席台上就座。”这对我说，真是莫知所措了。那位副总编看到我犹豫不肯去，又说：“这是会议筹委会的决定，在北京就定下来了，请不要辜负这番好意。”
我只好上了。记得我的左手边是杨公骥，右手边是金景芳，再过去是何兹全、白寿彝……会议还没开到一半，就有会议工作人员来小声通知我，叫我到宾馆门口接待室去接待来访者，并说宾馆出过事，所以门卫森严，访客只能到门口接待。我悄没声地从主席台后门溜出去，原来是智建中同志和当年我教的学生，28年后已是正、副教授了，有吴枫、杨树森、高振铎。他们此来是通知我，不要预订火车票或飞机票，因为东北师大要请我作五场讲演，师生们还准备了一系列宴请。这边会议一结束，那边就派车来接，到他们招待所住。
智建中同志明显老了，比28年前老多了。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走资派”，还是“现行反革命”。拨乱反正后，他什么职务也不担任了，只担任一个“党委顾问”的空衔，逍遥在家。他谆谆嘱咐，一定要来参加他的家宴，宴倒没什么紧要，宴前宴后他有很多话要对我说。
十几天后，我如约赴了他的宴。宴前宴后，他说了很多话。事隔22年，原话的次序和辞藻已经记不清了，但“微言大义”则还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只能按我的记忆和思路，写在下面。
他说：“我是党员，老党员。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个话，从总体上讲，作为一种概括，我可以接受。但还须加以补正。伟大光荣，就不去说它了，我们只说正确。应该补充说，在个别历史段落上、在个别人的执行下，也会出现很不正确。这一点，必须要补充上去。‘文革’以后，我就认识了这一点。
“以我为例。我从延安下来，一直没做过违背党、对不起党的事。运动来了，把我打成‘走资派’，我乖乖地受着。我下乡做过‘四清，，农民对我感情很深，听说我打成‘走资派’，不服，进城来游行，这可不得了了，说我煽动农民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在长春大街上开盛大的斗争会。咱们系一位从福建来的中学英文教员，善于自我塑造，把自己塑造成世界古文明的大专家，被市‘革委会’‘三结合’结合进去了，他坐在主席台上，我跪在下面，头戴高帽。这种颠倒，能说是正确吗？
“再以你为例。你在我们这里只待了五六个月，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建树，加上你说话随便，于是闲言碎语天天往我耳朵里灌。你走时候的会，名为送别，实是一场批判斗争会。我老了，那位副系主任的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了。他就是想把你赶走，把我打倒。现在这个人如愿以偿了，他是党委委员、历史系主任兼古代史教研组主任了。几十年过去，谁为事业、谁为自己的小账本，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智建中的话很多，我也记不下那么多了。比他在家宴上的讲话更令人感动的，是在长春火车站上为我送行的一幕。我要走了，但火车票很难买。软卧是根本没希望的，就是硬卧也难，只买到一张上铺。上铺在开车前是很闷的，所以我就临时坐在下铺的边上。送车的主要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把行李放好，都一一告别走了。忽然有人敲窗玻璃，我一看，原来是智建中同志来给我送行了。他那么大年纪，头发已经苍白，身体微微有点伛偻，没有陪伴的人，在9点多的夜色中来给我送行，这个意思我是完全能够领会的。22年后我在写着自己的回忆录，心中油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起，被罗曼·罗兰自己封闭了50年才公之于世的<莫斯科日记》。日记中记载着这位法国大文豪在一个截然新样的国家里逗留了一个月，他会见了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一些出头露面的人物和一些普通的人民。他看到了一些光明，也以敏锐的感官觉察到一些阴影。对于这些阴暗面的萌芽，这位作家不敢放开来写，原因之一是担心会给他的好朋友高尔基带来麻烦。高尔基到火车站送别了罗曼·罗兰夫妇，双方都有着异常的心态。
当然，罗曼·罗兰和高尔基是大文豪、大人物，是人类中稀罕的花朵。智建中和我纯是小人物，在这一点上无法与上述两位构成比拟。但有一点是可以构成比拟的，即送火车站和送火车站时的心态。什么心态，可以说是一种忧患的心态。《易系辞》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诗经·黍离》篇中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自古代至当代，自国内到国外，人们都会产生这种忧患的心态。忧患什么？忧患的，是新生事物身上所携带的不健康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些会被克服，但很大一批留下来了，而且发展了，甚至会把新生事物带向毁灭，带向消亡。这是人们忧患之所在。古书上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忧患的，正是这个。
智建中同志在那次车站送行之后一两年就死了，患的是癌症。
2000年5月2日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