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57年的鸣放
我不是1957年划的右派。我的右派是1958年被提出来，1959年秋冬之际才宣布处理，1960年开始执行。这过程很复杂。
回忆1957年青岛的人们正在大鸣大放的时候，我在八大关路的疗养院里接受医疗。采取这一步骤，大体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接连两年开设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课，又要看材料，又要写论文，又要写讲稿，又要上讲堂，人确实是累了。虽然正在好的年龄，但这种消耗法也维持不了多久，所以要疗养疗养。第二，在下意识上，也想避一避风头。假如说那时已清楚地觉察到了“大放”之后马上会来个“大收”，说已经觉察到那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的话，就未免把自己看得太聪明了。但迷迷糊糊的预感是有的，毕竟自己好吧歹吧是参加过十几年的政治斗争和战争的人了。
但疗养院也不是世外桃源。我在疗养院是摆开摊子画画的，宣纸、毛笔、颜料都带来了。而且真的画了不少幅，有的甚至裱起来题上款送朋友。但所有这些也抵挡不住“鸣放”的冲击波。诗人高兰到疗养院来了，说：“大鸣大放么，怎么能少了你？！”这当然就是拉我下水了。
我下了水，但没参加任何一场鸣放会，只在《青岛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放的关键在于领导》。这种文章，在以后就叫“毒草”，甚至是“大毒草”。记得是跟冯沅君先生的一篇文章接连着刊发的，她的文章的要害句子是“一个人入了党就像鲤鱼跳过了龙门一样”。我的文章不是一句两句，而是全面开花，对1955年的肃反运动和积极分子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评估，甚至指名攻击了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和山东大学校长晁哲甫。他二位在一次大会上谈到肃反运动出了偏差，把一些好同志当成敌人斗了时说：“我们已经磕了头”，“但不要我们已经磕了头，你们再踢我们两脚”。这个话，显然带有不服气的气味。于是，我在文章中质问：“究竟磕了几个头？”“究竟是谁踢谁的脚？”这些句子，用后来红卫兵的语言说，就是“十分恶毒”的了。
记得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一清早，胡华同志来看我了。他当时也在青岛疗养。他对这篇文章既未表示赞许和支持，也未表示反对，而是使用十分隐蔽的语态，对我表示一种惋惜，意思是，你这么聪明，也竞被“阳谋”的炮弹击中了。他比我小四岁，在华北大学时，他是第二部学员班的班主任；开国之初，经常是他在“文委”作报告，我们“文委”属下各单位都去听，回来在自己单位作传达报告，所以我曾对他说：“鄙人成为老兄的传声筒了。”多少年后，因为人民大学和“二炮”的纠缠，他曾和学生一起到中南海请愿，站在吉普车上讲话，被塔斯社记者拍了一张照，登到了《真理报》上。那时中国正在反修，所以最高方面看了照片非常恼火。胡华后来告我说：“我的党籍差一点没有丢掉。”此公下世，迄今也有13年于兹了。
山东大学看起来是很难待下去了。校园里，经过大鸣大放，整天乱糟糟的，像一座污水池，各种各样的气泡都在往上冒。我是一直不介入的，但社会的力量会来介入我。例如丁山先生的夫人，那位质朴的南京老太太，就到我家哭着诉说了整整一个上午。她说，她知道我是最主持正义的，她要求我到广播站去控诉杨向奎和刘敦愿，她说丁先生正是被他二人给害死了的。论正义，我是该替已故的丁先生去鸣一鸣的，但我平生胆小，终究没有敢“跳出去”。
再有，那个由华东大学组成的领导班子处理起事情来也确实不像话。譬如，开始叫大家大鸣大放，群众绝大多数是不敢鸣、不敢放。领导提出一个办法，叫党团员带头鸣放。党团员是服从组织的，就去鸣了放了。等“反戈一击”的时机到来，从群众中抓起来的右派不足“定额”，万般无奈，只好从领导发动起来的党团员中去揪右派。这就是组织迫于“上边”的压力，出卖了自己的群众。这样做的效果非常非常糟。
于是，我提起笔给高教部写了一封信：要求调离。通常，这种信投出去总是渺无回音的，但这次反应格外迅速。高教部高教司司长王越同志很快到了青岛，他来过我家，熟门熟路，一进门把公文包往玻璃板上一放，就说：“你去兰州。”这一句话，我这后半生40年就成定局了。
他继之告诉我，兰州大学也在大鸣大放，学生还闹了点事，谴责学校当局不请好老师。高教部也知道兰州大学的师资力量弱，所以作为“整改”，就从四面八方调集力量，支援兰大。他们已将这个决定通知兰大了，兰大方面在电话里说，很快将派专人来青岛帮办搬迁的事。
2．由青岛迁兰州
兰州大学派来的人，叫陈克敏，甘肃甘谷人，很年轻，皮带上带一支小手枪，显然是属于保卫人员的范畴。他很能干，五十几件行李，连包装加运，是一件不轻松的活，但他干得很轻松愉快，还和我家的儿女混得很熟。我们选择的路线，不走南路走北路，在北京稍作停留。住在前门外鲜鱼口的高教部招待所，那是同仁堂乐家的许多套房舍中的一套。记得张政烺先生首先来看望我们，还有当时正帮助范老写书的青年学者卞孝萱。我也去看望了几位老人。在马神庙老北大二院的院子里，糊满批判林汉达的大字报，叶圣陶先生那么老于世情的人，在反右的声浪中已经有点魂不守舍的味道了。在原辅仁大学，我们初次谒见陈援庵先生，寒喧未竟，从书架后面就闪出一位女士，朗声说道：“陈老已经上了年纪，奉周总理指示，会客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现在已经一刻钟了。”陈先生马上插话：“这是远路客人，这是远路客人，要适当放宽些。”事后打听我们才得知，此位女士乃援老门下“金童玉女”中的“玉女”刘乃和先生。多少年后，她到兰大讲学，到家下小坐，我提起此事，大家相对大笑。就此公，辞世也不觉好几年了。
我还到琉璃厂萃宝斋去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牵牛花》，100元。这数字在今天是微乎小哉，在当年还是大开支。那两排七八朵牵牛花我倒不怎么看重，倒是叶子和藤蔓的画法很别致，有草字的笔法。也就是说，没有写过草字的人，是画不出那样的藤蔓的。而最令我不忘的，是那位中年半老的售货员。三年后，当我又从兰州到北京又到萃宝斋坐坐的时候，他对我讲了一段话：“您老敢情是三年前来过鄙店一次吧。那幅齐白石的牵牛敢情是您老买走的吧。那画今儿个就拿400块也买不到手喽。记得您老是从东边一个什么地方来，到西边一个什么地方去的。那会子，您还是跟宝眷一起来的。”
我心里想：这个人要是到一个什么情报局工作，岂不更合适？
这时，兰州大学的几个副领导也正在北京，他们请我们到苏联展览馆的餐厅去吃俄式西餐，有黑面包、鱼子酱。对鱼子酱，我们一家都不吃，只我一人大口大口地吃。我说我是海边的人，不怕腥。他们还邀请我们看叶盛章的《三盗九龙杯》。曾几何时，现在在舞台上演杨香武的，已经是叶盛章的再传弟子了。
买火车票。我们一行七人，买了一间半包厢的座位。那另半间包厢的乘客是一位苏联专家，他买了西瓜请孩子们吃。但俄罗斯人切西瓜的风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是切成三角形的，俄国人则是切成圆圈，从中间把瓤掏着吃完，剩下的瓜皮是大大小小的圆圈。我想，孩子们会从中增加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有着不同风俗习惯的体会。
截止到当时为止，我的脚还不曾踏过宝鸡以西的土地，现在要接触陇上的风光了。火车过了宝鸡，就穿越一连串的山洞。山洞过完，就到了天水。天水以西，就出现了甘肃的典型地貌。用地方话说，就是“一挂原，一挂川”。所谓“原”，其实也可以叫“山”；所谓“川”，就是平地。火车碰到山，就钻洞；一出洞，就看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样川原交替，就到了兰州。
那时的兰州，要描写给现在的少年听，就成了<天方夜谭》。火车站的站房，像看瓜人搭起一个棚棚。马路是土马路，当时刚下过一场雷雨，“有雨一街泥”。现在兰大的车库里，小车至少有七八辆，那时却一辆也没有，从医学院借来一部“中巴”，车身上带着红十字。那时的兰州大学，东岗的新校址刚刚规划，高楼大厦还全无踪影。当时校址在西关什字，一部分是旧时的贡院，一部分是左宗棠大帅的驻节之地，所谓“致公堂”，所谓“静观园”。当时反右派斗争正达到高潮，门口贴着大字报，告诉大家数学系的大右派刘古杰已经从郑州抓回来了。
像太原、开封、西安各有其特点一样，兰州也有它的特色，而且花样不少。如“酿皮子”，是一种用面糊蒸的凉面条，吃起来筋筋道道的；如“灰豆子”，是一种豆粥；如“软儿梨”，是一颗颗冻得像黑色圆石头的东西，放在清水中一泡，梨内的冰冻就转换到梨外，形成一个冰壳，将冰壳弄破，里面就是“软儿”了。对外来者来说，这都是新鲜事物。
兰州人的性格，按我的理解，是陕西移民和四川商人的混合型。不像陕西人那么生硬，也不像四川商人那么滑溜，仿佛是一种中间状态。在语言上也有特点，如孩子们中间传说一段话：“我fufu（叔叔）给我买了一本画fu（书），我坐在石头上看fu，你Vuo（说）fufu不fufu（舒服不舒服）。”我们在牛棚里，每逢兰州人读“最高指示”时，总听见“毛Vu（主）席教育我们Vuo（说）”……
3．“起解”和“回解”
大约在1958年的6月末的一天，兰大党委书记刘海声同志派工友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个举措自然有些异样。试想，兰大新校舍已经建成，我住一楼，刘住二楼，有事来往招呼。现在变换形式，第一说明不存在“友谊”，剩下的只有“公事公办”了；第二说明我的身份已经低落，再不是部派“专家”，而是敌我矛盾作内部处理了。
我到了公事房，刘还是带人情味的，当然他的话也很难讲，软了不对，硬了也会出毛病。他大体说：“山东那边要你回去，我们也反复交涉，那边仍然坚持叫你回去。回去就回去吧。你从山大带了三个学生过来，其中一个叫尹居诚，是党员，我们派他陪你回去。你要放宽心怀，世界上的事没有过不去的，早去早回。”这话听了只觉得很沉重。多少年后，许多事情曝光以后我才明白，蒋捷夫和山大当时领导班子的“底牌”是要把我划为“极右分子”发往寿光农场劳改，叫我死在那里。这个“底牌”我自然不可能知道，但刘会知道一部分。他从兰大利益出发，自然要抗争。“早去早回”一语的着重点，在于一个“回”字。
出发了。当时火车还不直达，要在徐州转车。我们住了旅馆。第二天，尹居诚说：“我们去逛云龙山吧。”他随身携带两个比小学生书包大五六倍的草绿帆布大包，逛云龙山时他一肩扛一个，挺累的。我问为什么不寄存在旅馆里，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全是你的档案材料，历次运动人家揭发你的，属于绝密材料，怎么好撂在旅馆里呢？”我掂了掂，约三四十斤不止，真可以说得上是“罪行累累”了。
到达后，把我安排在文学馆一楼的一间小房里，两张床，派我教过的一学生罗仑（按：此人后来是南京大学的教授了），与我相伴，或者说，对我进行监督。而罗仑此人对当时那一套是并不怎么看重的，他“瞒上不瞒下”，白天他从来不在房中，就是夜里他只好隔三差五地回来睡一次。所以若干年后，我对他的同班们说：“罗仑当年对我行了仁政。”但我睡觉的墙并不仁，那上面贴着两条标语：“赵俪生要老实交代！”“拒不交代，死路一条！”
自从“政策”和“策略”被提到齐头并摆的地步以来，几乎人人都娴熟策略，人人都擅长运用策略。当然，蒋捷夫在这些人中间不比谁落后。他对我就像猫玩老鼠一样，当年气焰那么“嚣张”的赵俪生，现在沦为阶下囚，任我蒋某人摆布了。他不露面，而是派手下跑腿的，来对我宣号传令。开始是吓唬，说要有充分思想准备，“你在同学中间民愤是很大的”。暗示斗争会声势一定很浩大。其实，学生都“勤工俭学”去了，宿舍里剩下不几个人。继之是另一种吓唬，说你罪行太重了，怕要送农场改造，回不去兰州了，等等。策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有一天，跑腿人告诉我下午两点半在房间里等候，全系师生要传唤你去在定案书上签字。我一直等到三点半，传唤的人才来。我去了。教师和学生代表坐了满满一教室，中间一小课桌，桌后坐三个人。中间是黄云眉，他是杨向奎走后的系主任，一位好好老先生，平时与我交往尚密，可是到这时候就不得不绷起脸膛来了。两边坐的是蒋捷夫和孙思白。他们拿一张纸叫我看，并叫我签字。我一看，上列我罪行的主诉是三条：
（一）赵俪生说，南斯拉夫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百家中之一家，百花中之一花。
（二）赵俪生说，他假如在马路上碰见蒋捷夫，他将给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三）赵俪生说，武杰（按，山大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像个土匪。
现在事隔42年，我在写回忆录，我们试来分析这份定案书。第一，第三条根本构不成一条罪名，俗话说“关上门可以骂皇帝”，何况是一个只当过县公安局长的武杰？而且没有录音，只是根据“积极分子”小汇报而来。第二，第二条简直可笑，就像读《金瓶梅》似的，西门大官人要送来旺去吃官司，不恰好就捏造了这一条吗？第三，唯一有分量的是第一条，但就这一条，也是根据演绎法的一个大命题推出来的。这个大命题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对学术问题而言的，至于政治上，就只有两家，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就是资产阶级一家”。而这个大命题恰好就是典型的“左”倾论断。
但事情还没有完。定案会结束后的傍晚，孙思白承蒋捷夫之命来传达：“你不能回兰州去了。明天一早七点半，学校有一部大巴士送一批极右分子和反革命去寿光劳改场，其中也有你。你要作好准备，七点钟我来叫你。”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我从七点等到八点，等到九点，等到十点，不见有人叫我。我心里想，孙思白又在吓唬我了。多少年后，我才得知，那不是吓唬我，而是夜中事情有变。据说那天夜里。兰大党委有长途电话，说：“从人事关系上说，赵俪生已经是兰大的编制；至于政治处理问题，山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兰大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天下一盘棋嘛，你们给我们送回来，我们也会处理的。”
孙思白又来了，说：“山大党委对你宽大，放你回去，但不能一个人回去，你跑了怎么办？今天傍晚，有一批山大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分配到西北，你由他们押送回去，你要好好服从他们的管教。”
这批学生大约有八九个人，各不相同。有的陈旧思想占主导，认为师生之谊不可废，还不断地让茶送水；有的则纯乎是八年后“红卫兵”的派头了，“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其中一位分配到新疆去的姓王的，创造发明的能力特强，跑到列车的广播室，跟女广播员拉好关系，从话筒里广播道：“乘客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右派吗？毛主席说，右派就是反革命，不过因为人民秩序巩固，所以客气点，不杀头，不判刑，但是性质不变，还是反革命。现在我们押在列车上的就是这么一个反革命，他叫赵俪生，四十多岁，发案前是山东大学的教授，现在押往兰州。希望全列车的乘客同志们提高警惕，加强监管，只准他规规矩矩，不准他乱说乱动。”
我就是这样回到兰州的。
转眼又过了一年。1959年冬，兰州大学文科划到西北师范学院。记得有一个冬天，一位工友在院子里喊：“赵俪生在这里住吗？党委组织部长叫他去训话。”
我去了。组织部长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我站在他的对面，立正，低头。
“现在，给你宣读处理。经甘肃省委与山东省委联合决定，赵俪生划为右派分子，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完了。你回去吧。”
多少年后，我才陆续获悉，这个处理，是经一年之久在两省间、两校间反复讨价还价的结果。原处理是：“赵俪生划为极右分子，解除公职，劳动教养……”
2000年6月25日写完于兰州大学22楼之209室，时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