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当时，我在清河区党委所属的四边（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县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与县委其他同志及当地群众一起，坚持了为时一年半的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斗争。回忆那段艰苦的斗争历程，对继续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很有意义的。
新的四边县委刚刚建立起来，就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曰伪军于七月一日，对四边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六月三十日半夜时分，我们得到十万火急的确切情报，说有四千多日伪军要合围“四边”县，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我们必须立即暂时跳出去。因为时间紧迫，县委机关和县独立营已来不及跳出了，就决定暂时转移到北辛庄。那是个十来户人家的偏僻小村，县党政军机关和三个连的武装部队共三百多口人，一下子集中隐蔽在这里，使每一家都挤得满满的。幸好北辛庄地处四边县的边缘，一向不被敌人注意，加上群众基础较好，所以鬼子、伪军一批接一批从村边走过，却始终没有发现我们。就这样，县委机关和部队未受任何损失，等到第二天晚上，顺利地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只留下赵治安和陈瑛各带几名战士在当地坚持斗争。
在这次“扫荡”中，灭绝人性的日寇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铁蹄到处，鲜血流淌，一片焦土。当时，留_在那里的同志处境极其艰险。赵治安等同志白天不能进村，就隐蔽在永和村的大洼里。夜间秘密到基点村里活动后，再回到大洼里露宿。敌人“扫荡”时，就隐蔽到大洼的枯井内。
“七一”大“扫荡”后不久，我们其他同志又回到了四边县。因敌人“扫荡”后，又多次对四边进行了“梳篦清剿”，并在四边县内修筑了数十座炮楼，在各村建立了伪政权，四边县完全被敌人占领，所以我们的活动和生活都十分艰难。我们很少进村过夜，青纱帐就是我们的家。记得情况最吃紧的日子里，我在南卧石一带的高梁地里隐蔽了二十来天，一天能啃几张当地群众和干部送来的煎饼就算是美餐了。口渴了，就喝水沟里的泥水。一天，我呆在高梁地里，中午烈日当空，酷暑难挡，嗓子都干得冒烟了，而附近的水沟都干枯了，白天又不能进庄子，只好咬紧牙关熬着。好不容易盼到天黑，天气骤变，下起了大雨。这下可好了，我就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张大嘴巴接雨水解渴。可是，雨越下越大，高梁地里全是水了。夜里，无法躺下，我就在地势高一些的坟地里，用高梁杆撑着条破被单遮雨。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克服着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顽强地坚持着抗日斗争。
日寇对四边县的摧残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今天“铁壁合围”，明天“梳篦清剿”，一年中，仅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近二十次。敌人除反复“扫荡”外，还竭力收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如张景月、徐振中、李青山、王砚田（外号“一眼六”）之流。他们还千方百计从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收买叛徒，合伙对我抗日军民进行血腥镇压。
南卧石村村长李德亭与我们有联系，为抗日做了不少好事，后来被汉奸发现。一天“一眼六”的部队突然包围了村子，把李德亭捕去，惨无人道地把他杀死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下午，刚调任益都县委书记的丁亦民同志跟我和四边县委的另外几位同志，到南下庄召开了一次“红五月”宣传大会，对当地群众进行了一次坚持抗战的鼓动宣传。散会以后，我和丁亦民同志分了手，他在南下庄住下了，我到了附近的村里。第二天拂晓，敌人突然“扫荡”南下庄。我听到南下庄方向传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就估计可能发生意外情况。枪炮声刚停，我赶紧跑到那里。村里的群众说，有一位同志被敌人烧死，全身如焦炭，认不清面目了。我到现场仔细察看辨认，才认出死者就是丁亦民同志。一九四o年我认识他时，他才二十三岁，刚在寿光结婚只有几天就奔赴益都县委工作。见到自己的战友遭此毒手，我心中极为悲痛，胸中怒火燃烧。我和区委书记李华村等人，含着眼泪把烈士掩埋在一个土地庙里，把敌人欠下的这笔血债牢记心中。
一九四三年二月间，敌人又欠下了我们一笔血债。一天晚上，寿光五区新建的一个游击小队在永和庄宿营。后半夜，叛徒李树德向附近的国民党投降派告了密。敌人摸上来时被我们的哨兵发现了，随即鸣枪报警，可是已经晚了，同志们冲出庄子就被敌人包围了。区中队长刘德之、指导员郭同德同志（五区区委书记）当场牺牲，两名战士被俘，游击小队遭受了极大损失。
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我们中华民族有多少优秀儿女，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呵！万恶的日寇和民族败类，妄想用这样极端残忍的恐怖手段征服我们，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杀不绝、吓不倒的。敌人的残暴，只能激起英雄的抗日军民更顽强的斗志。
一九四三年春天，敌人又一次集中了大批兵力向我清河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春季大“扫荡”。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减轻对清河区的压力，我们组织了一次四县边区游击部队的统一行动。一天夜里，我们把各个地方的小分队都调到了刘家集，还借来了许多洋油桶、鞭炮。战士们笑着说：“这些玩艺恐怕不行，到时候可别露馅喽！”陈瑛说：“不要紧。隔远点，敌人听不清，能造声势就行！”
队伍出发了，战士们扛着各种各样的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乘着夜色行进着，长长的队伍足足拉开了一里地。陈瑛同志指挥着队伍，县委的同志几乎都去了。我们分别从西面和南面突进了李马庄，随后就分头搜捕敌人的便衣特务队。并派出一部分战土向群众展开宣传。第二天，、老百姓听到据点里的敌人心有余悸地说：“可不得了啦，八路军来了一个团哇，还带了两挺机关枪！”他们哪会想到，所谓的机关枪，只不过是我们在洋油桶里放鞭炮而已。敌人弄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说不定哪一天被八路军端了炮楼子。趁敌人对我方捉摸不定，我们又组织各区中队分头出击，在阳河、崖头、黄桥等地打了一系列伏击战。进一步震慑了敌人。其中阳河一仗打得特别漂亮，一枪未放，巧夺了汉奸刘顺天特务队的枪库，缴获步枪三、四十枝。
我们打了一系列伏击战后，不少伪村长、伪保长领教了“四边特务大队，，的厉害，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欺压八路军家属和老百姓了，而且怕我们晚上去“锄奸”，还千方百计想和我们拉拉关系。我们呢，就利用他们这种心理，用一个白萝卜刻了颗“八路军四边特务大队”的公章，写了公文到处去张贴，使得敌人弄不清我们到底在哪活动，不敢胡作非为。我们还凭着这颗“萝卜大印”，向汉奸、地主和乡绅要粮、款和土布。他们不敢违抗，只得乖乖地把东西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既打击了敌人，又解决了我们一部分困难，还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四县边区之所以成为敌人难以征服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县边区就有我们党的活动。抗日战争一开始，那里的人民就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的艰苦岁月里，他们前仆后继，顽强斗争，始终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为挽救民族的危亡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抗日模范村”的东朱鹿，是一座摧不垮的战斗堡垒。这个位于益都县北部的村子，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建立了党的支部。抗日战争开始后，东朱鹿的群众在党支部领导下，不但多次接待和掩护了山东省委、鲁东工委和县委的领导同志，而且自制手榴弹，伏击日伪军。敌人对东朱鹿恨之入骨，多次进行血洗，仅全家被杀绝的就有七户。但东朱鹿的党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息，东朱鹿的群众一天也没有放弃抗日工作。
地处四边县北部的刘家集，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点村。一九四二年“七一”“扫荡”后，我们隐蔽在庄稼地里，都为砍了高梁杆以后的局面担心。当时区党委、军区首长及时指示我们：高梁杆组成的青纱帐是我们目前“存在”的条件，要利用这个“存在”，抓紧时间作好群众工作，群众是永远砍不倒的“高梁杆”！是呵，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呵！于是，我们采取了“滚雪球”的方法，从一家一家建立基点户开始，发展到基点胡同，最后建立了基点村。刘家集这个基点村，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这是个比较大的村子，有上千户人家，村子里的党的基础很好，地形也有利于我们同敌人周旋。我们常常在那里活动，村里群众掩护过我们许多干部。县委领导成员中有三个人就住在这个村，这里成了我们的一个联络总站。
一九四二年秋，四边县发生了早冻，白蒙蒙的严霜把未成热的庄稼都冻死了。由于日寇、伪军的“扫荡”，农民的生活已经十分困苦了，再加上这场几十年来未遇的特大灾害，四边县人民更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可是，四边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对子弟兵和抗日干部比自己的骨肉还亲。不少抗日军人的家属和群众，见我们用树皮、树叶、野果子、玉米芯来充饥，就宁可自己挨饿，也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省给我们吃。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两年间，我们先后在几百户人家秘密驻扎过。每当捧起群众省给我们吃的煎饼，尽管煎饼是用高梁皮和谷糠做的，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是呵，四边的乡亲们就象江河湖水，使我们抗日战士象鱼一样得以生存、游曳；四边的人民群众犹如原野沃土，使我们共产党人得以生根、开花。…，．
我永远忘不了模范抗属荣大娘的深情厚谊。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她心爱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她的文夫双目失明，家里非常穷，冬天连被子都没有，只能盖破棉絮、破蚊帐。可是，她老人家为了让我们能吃饱睡足，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常常成天不舍得吃一口粮食，而把省下来的粮食，掺上枣子和糠做成糕，催着我们的战士吃。象荣大娘这样的革命母亲，在四边县数也数不清呵！
二区有个李大娘，虽年过半百，身体又差，但却有一’颗对子弟兵无比热爱的心。有一次敌人进村“清剿”，我正隐蔽在李大娘家里。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院子。我藏在院子里一棵老槐树洞里。鬼子、汗奸在院子里吆喝着，到处搜查，对大娘又是威逼，又是利诱，但李大娘十分沉着镇静，任凭敌人怎样威逼利诱，始终没露一个字，硬是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我。
在四边有个瞎子（忘记他的名字了），跟八路军的感情特别深。我们常常住在他家里。他的耳朵很灵。每逢我们到他家，他只要听见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总是笑着迎上前来问长问短。他还常常利用占卦算命为掩护，外出了解敌情，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卜老教授。在那斗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始终跟我们联系，援助我们，跟我们同心同德地抗日救国。后来我们政府请他当了参议员，他多次登台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那时，我们县委的同志不经常见面，后来大家聚在一起交谈，才知道我们县委的几个人，部是由四边人民群众用生命和智慧掩护下来的。县委书记李荆和同志腿部受了伤，行动不便，在敌人一次次“扫荡”中，当地群众硬是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掩护下来，并照料他养好了伤。后来他又患了伤寒，也是靠当地老百姓请来医生，一天天精心疗养，才脱险得救。
我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北星落村得了急病，老百姓叫做“断肠痧”，病情十分严重，都快要休克了。在我生命垂危的关头，是村里的一位老大娘施用土法给我扎了针，又放了一些已经变紫的血，才救了我一条命。可是我至今连那位大娘的姓名都不知道，只知道她是四边千万英雄人民中的一个。
我们每一个在四边战斗过的老战士，每一个从艰难困苦中熬过来的老同志，都会深深地感受到，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有了人民群众的帮助，我们就如虎添翼，如鱼得水，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记住四县边区这块光荣的土地和那里的英雄人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