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 韩庄休整
1949年1月15日，淮海战役已结束5天，战场上除了大炮、坦克、战车等重型武器外，其它物资都清理的差不多了。淮海战役历时65天，我们二纵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跑了2000余里，特别有9天，平均每天要跑100余里，最多的一夜跑了150余里，穴居野外60多天。
今天部队要撤出战场，到韩庄一带，找房子休整并准备过春节。部队先往徐州方向走，一路上，没有看到敌机。在路上，碰上我的大侄子王树德，他是特纵的，从徐州方向过来，奉命来接受大炮，因为是自家人，又各有各的任务，讲了几句话，就各走各的。
经过徐州北站，向北行军，过运河，在微山湖东，靠微山湖二、三里路的村庄宿营。这个村庄属于韩庄，原来有许多枣树，都给国民党兵砍光了，枣树用来做鹿砦最好。枣树是这里老百姓的生活来源，所以这里的老百姓受害不浅。
1949年的大年初一是1月29日，年过得还可以，就是过好年没有蔬菜吃，战士有反映。李团长听说北面的兖州一带有很多大白菜，就让我去看看，买些大白菜回来。第二天，我和警卫连的上士一起，两人从韩庄站乘上火车到了兖州，一打听，大白菜在济宁和曲阜有，决定上济宁。果然，济宁有大白菜，在种菜的地方，家家都有大白菜，大白菜堆得高高的，白菜头朝外，早上，上面还有霜。我们买了万把斤大白菜，在微山湖边雇了一艘船，把菜搬运到船上，已经下午了。船老大说：“没有风，需3天，顺风，就一天，如果逆风，要5天才能到。”我和他开玩笑说：“共产党得天时，明天开船，一定是顺风！”船老大说：“如果半夜起风，就半夜开船。”我说：“好的，你睡在船上，起风了，你来叫我们。”大约晚上10点钟，果然起风了，船老大来叫我：“快起来了，上船。”这时，西北风越刮越大，船不停，一直开，第二天下午，就到了韩庄。把菜从船上搬到岸，才知，部队明天一早要出发，要去很远的地方。
这些菜怎么办？团长决定，每位战士都拿一颗大白菜行军。
第二天，我们团每位战士都带一颗大白菜，从韩庄火车站上车，到固镇下车，因铁路未修好，只好步行到蚌埠，各连自己用大白菜做饭吃。夜里在蚌埠火车站上火车，到合肥，天已经亮了。在合肥，有些连队用大白菜与老百姓换青菜，做面条吃，老百姓高兴地说：“我们这里有钱也买不到大白菜。”
部队又行军到巢湖西南边的庐江。这里和北方完全不同，好像是另外一个天，北方小麦还在土里看不见，这里小麦有一尺多高了。这里是水网地带，家家有鱼塘。我们吃的是大米、青菜，还有鱼吃。我们有些战士说俏皮话：“我们在北方吃小米，现在都跑到天外了，与米还没有离婚。”听说要过江，解放过来的江南战士很高兴，但北方来的战士怕过江，个别战士开小差，有位排长也开了小差。本来，江北籍的战士有帮助江南籍战士的义务，现在反过来了，江南籍的战士要帮助江北籍的战士了。
这时我们部队由华东野战军二纵六师十七团改为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李光军调六十三师任参谋长。
四十四 准备过长江
1949年元旦，毛主席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要求各部队继续前进，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部队在庐江，学习并开展讨论怎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我们也经常参加讨论会。
“曹操83万人马过江都给周瑜打回来，我们过江能行吗？”江北籍的战士产生这样的疑问，而一位广东籍的战士说：“过长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举起双手，脚踩着水就能过去。”山东籍的战士说：“你吹牛，我不相信，明天到巢湖去试一试。”排长说：“不要吵了，要过江，大家都要学游泳。”一位广西籍的战士说：“不但要学会游泳，江南还有山，还要学会爬山。”“不但要学会爬山，还要学会打虎。我们广西大山里还有许多猴子，会跟着人要馒头吃。”另一位广西籍战士接过话说，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四川籍战士说：“我们四川山上有大蛇，夏天上山，如不小心被蛇碰上，蛇一张口会把人吞下肚子。”战士们听得将信将疑。战士们讨论的内容五花八门，讲归讲，笑归笑，下面就要实际操练。
前面讲的那位广东籍战士，确实游泳游得很好。他十几岁时，在广东被日本兵抓上船，准备运到日本。在夜里，他跳海逃跑，在海里游了几天才上岸。他报名参加国民党军队打日本，后来被我们俘虏，参加我们解放军，现在已经是班长了，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排的战士，他说，包教包会。
3月份，气温还是很低，战士们每天到池塘里学游泳。学会游泳，还要学划船。一开始学划船，船不听话，乱转圈圈，你让船向东，它偏向西，累的满头大汗，一不小心，人掉进河里。有些战士学习划船信心不足。部队请来船老大，教战士划船。先学单人划，后来成班成排地划，再演练划船到岸上打冲锋等。在学划船的过程中，又听说，长江里有江猪，能把船顶翻，能吃人，江猪每天在江里伸出头看人。部队找来当地有经验的老船民，老船民说，江猪把头伸出水面，是要呼吸空气，如果空气闷热，它就要经常伸出头呼吸空气，它的名字叫江豚，它是怕人的。这样打消战士们的顾虑。在上学习课时，给战士们讲江南各个省，以及各省包含那些市和县，这些县市面积的大小、有什么物产、当地有什么风俗等等，特别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要多讲，好的事情要多讲，注意事项要多讲。
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学习、讨论和训练，战士们学会了游泳和划船，干部、战士思想统一，大家都很有信心，很多战士把手指咬破，写血书表示决心，干部和战士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有许多地方上，会划船的老百姓也参加我们划船队。
长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一定能渡过长江天险，解放全中国！
四十五 打过长江 进军江南
随后部队开到长江北岸，有郝鹏举残部500多人投降我们，现在他们属刘汝明指挥。据投降过来的人反映：对岸是刘汝明部，因为刚过江，所以没有坚固的工事，且缺乏士气。我们二十一军主要担负突破对面贵池至大通段江防任务，我军展开两个突击师，六十一师在左，六十三师在右，六十二师为预备队。
在江边，侦察参谋带着侦察兵白天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对岸情况，晚上划着小船到江里试探水流。我们六十三师先要夺取江心洲，4月20日，我们把所有船只运到长江北岸的江埝下，用机枪封锁江面，不准船只到江南。每一艘船有两名侦察员押送船只，每个连安排3位炊事员和一位上士或者一位司务长随连队渡江。晚上，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我一八九团和一八七团成百只船分别向江心洲进发，二、三个小时，全部控制江心洲，当晚我六十三师渡江部队进入江心州，为第二天登陆长江做准备。
4月21日晚，天还没有黑，我军再一次集中炮火轰击南岸，担任突击任务的是我一八八团和一八九团。碰巧遇上东北风，加快渡江速度，两个团迅速占领对岸泥州，敌人狼狈逃窜，连泥州到南岸上的船桥都来不及炸毁，被我控制，后续部队从船桥上快速登岸。战士们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借来的东北风。部队进入南岸后勇猛穿插，迅速占领青阳等地，胜利完成渡江战役。
我们团在江北留有200多匹骡马和500多人，还有些不能带走的重武器，由我负责。二十一军炮兵团留在江北，估计我们二十一军有8000人左右留在江北。那晚我只好焦急的在江边等待，第一批渡江船回到北岸，我连忙询问押运的侦察员，他说：“部队已登岸，正在追击逃敌。”我们都拍手叫好，到下半夜，下小雨，但谁也不回去躲雨，都在大埝上，看着一批批战士渡江。等到天亮，有兵舰从汉口方向开来，向东驶去，双方开炮，渡江停止，只好晚上渡江。那几天，就过去国民党兵舰30多艘，我们用重机枪、迫击炮向它射击，二十二军和我们二十一军的炮兵也向他们射击，有些战士还用步枪向它们射击，他们继续逃跑，后来了解到他们去大通宣布起义了。
我带着我们团最后一批人员，在23日晚渡长江。晚上，我们先安排骡马过江，3艘大船装着骡马过江，碰上两艘国民党兵舰顺江向东逃窜，他们打炮，把我们一艘船打个大洞，多亏船员用棉花堵住。那天晚上正好下雨，全身湿透，我们登上南岸后，沿着小铁轨到馒头山宿营，这是个煤矿，我们用煤火烤干衣服。第二天天晴，赶到青阳宿营，师部后勤负责人顾成同志把我们分配在河西南面百姓家住下，刘团长留下的一位骑兵找到我说，部队正朝杭州方向进发，设有路标，跟着路标就能找到部队。他还告诉我前面过江部队有些伤亡，其中有我认识的一连上士钱××也牺牲了。在青阳，上级让我们轻装出发，所以我把所有不用的步枪、机枪、炮弹都给当地的县大队。
这时，东起镇江，西到安庆，我军已全部过江，三十五军占领南京总统府，渡江战役胜利完成。
四十六 解放杭州 进军浙南、福建
我们从青阳经过泾县茂林、宁国到浙西的孝丰，每天强行军，但敌人还是比我们跑的快。在行军路上，我看到一支部队，他们军服全是新的，远看好像是呢料，但近看，才知道是棉土布，整支队伍步伐整齐，精神抖擞，经询问是二野部队，他们从安庆渡江，准备到金华，我觉得我们部队军容比二野差。行军中，还碰到一位自称是二野部队的人，当过指导员，在狙击李延年时被俘，我军过江时他乘机脱离敌军，想找自己的部队，正好碰上我们。我告诉他，有一支二野部队往金华方向去了，他要求和我们一起走，于是他一直跟着我们，到了萧山的尖山，我把他交给团里。
5月3日，我二十一军六十一师迅速向杭州市区挺进、六十二师向六和塔地区挺进，夺取钱塘江大桥，我们六十三师攻占萧山。当日，杭州全部解放。我们团住在萧山临浦叫尖山的地方。在尖山，我们休整半个多月。这时，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是王建安、副司令王必成，人称大王小王；浙江省委书记是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人称大谭小谭。
杭州解放后，浙江境内敌军纷纷向东南沿海逃窜，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决定杭州交二十三军接管，二十一军继续追剿敌军，向温州进发。因六十一师、六十二师中途接受新任务，配合二十二军，解放舟山群岛去了，所以到达温州的只有我们六十三师。
5月2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军政委康志强和我们一起，从临浦火车站上了一列闷罐子车。我们团一名马夫，牵着马上了车，一个夜里没有睡觉，和马一样，小便就在车上小便，非常辛苦。天刚亮，到金华，下火车行军，到永康，住在北门。第二天早上，我和许多同志买了一把雨伞，继续行军，太阳很大，天气很热，撑着雨伞遮阳，看到有水的地方，把雨伞放在水里泡一下，再遮阳就凉爽些。途径缙云县、丽水县，缙云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座铁索桥，上面铺着木板，过桥时一弹一晃的。在丽水县，正赶上雨季，有位卫生员，他弄了一条船来，我和十几位伤病员都上了船，顺江而下到了青田县，休整两天，借机参观国民党陈诚的旧宅，他家平瓦房数十间，十分豪华。
渡过瓯江，就到了温州。部队先我们几天到温州，在温州，部队与坚持敌后十余年的浙南游击队会师。我带着伤病员和骡马拖在后面，我们一八八团住在离温州有40里的市前街，市前街靠海边，河里的水是咸的。这里各家有大小水池，下雨等房上水流入水池，能容几百担水，够家里人吃，如遇干旱，就要去几十里外，用船运水来吃。一开始，我们不知道，用水较浪费，后来他们告诉我们水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就自觉，少用水了。由于这里我们地下党很多，基础较好，老百姓对我们很热情，吃的也很好，基本上吃大米，偶尔吃到面粉，能吃到海里的鱼、螃蟹、虾等。在这里，我们待了一个多月，演出了几出话剧，又到沿海看风景，逛逛温州五马街。许多同志去参观邱清泉的家，我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去参观，听去过的同志说，和陈诚家差不多。这里去温州先坐小船5里路，下船后步行上山和下山有二里路，再坐船到温州。有点“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的味道。
从过江经安徽、浙江省，当地组织的商会，他们称为维持会，拿出许多粮食、蔬菜、猪肉慰劳我们，但我们听到这个名字，就想到日本侵略中国时的汉奸组织，也叫维持会。后来领导讲话说，江南组织的维持会有很大功劳，他们立了大功，中央首长多次表扬江南维持会。
大约7月初，六十三师的一八七团留守温州，师参谋长李光军带我们一八八团和一八九团又进军福建，追击敌军，配合十兵团进行福州战役。我们先后解放了福鼎、霞浦、柘荣3座县城，随后又解放罗源、宁德两城。
那时天气很热，有三十五六度，下午有时到40多度。第一天行军到瑞安，住在一个小楼上，还有电灯，这是我第一次住在有电灯的房子里。再经过平阳到福建的福鼎，从福鼎爬过大山到霞浦有80多里，爬山到山顶有40多里路，山顶只有一家人家，留宿只能住一个排，人多只能在屋外宿营。但这里白天很热，晚上却很冷，夜里无法行军，如果迷路了，几天都找不到路。山顶上这家人带路连饭都吃不上，山路难走，这样每天一个排，有时过一个连，全团化了20多天才爬过大山到霞浦。
由于一路上顶风冒雨，爬山涉水，加上天气很热，到了福鼎，我和不少战士病倒，只好在福鼎治疗休息，没有随部队到前线。在福鼎，伙食很好，经常吃梭子蟹等海产品。这里俨然成为一个兵站，师里团里人员来回都经过这里，有次，李光军参谋长回去学习，在福鼎休息几天后再去温州。这里敌特、匪徒较多，不能随便出去。我住在一幢小楼上，每天看看报纸，房间里我放了一只马枪，以备不测。也就是在福鼎，我们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消息，感到特别激动，只有像我们这样从战场上活过来的人才能体会这个时刻的庄严、伟大，才能从心里呼喊：我们胜利了！那天伙房把伙食搞得很丰盛，大家隆重地庆贺了一番。也就在10月初，我们六十三师奉命发起温州湾战役，向盘踞在洞头、鹿栖、大嵛山等岛的匪军进剿，活捉了敌浙南总司令王云沛等，解放了浙南诸多岛屿。我乘船到了霞浦时，我们一八八团又到罗源去了，那里离福州很近，有的同志去那边买办公用品。
10月中旬，厦门解放，我们受命返回浙江。马友里团参谋长带我们100多人乘一只船先走，因为白天有敌人飞机来轰炸扫射，白天不能开船，只能晚上开船。过了几天在澳江港下船，步行到平阳。平阳的县委书记是江苏睢宁人（注：戴尚义，南下干部），看到我们这些家乡人很高兴，他说：“在这里生活工作很累，主要是讲话听不懂，要带翻译。”他和我们谈了很多，其中一件印象很深：睢宁县的公安局长在敌人进攻解放区时开了小差，不知逃到了什么地方？这个公安局长我知道些，有次把我们团的冯建指导员关起来，说冯建有问题，把冯建的短枪也给缴去，后来我们部队派郭光亚去交涉，才把冯建放回来。为这事，李光军团长专门去找睢宁县县长，所以后来他们道歉才了事。
在平阳过了一天，第二天经瑞安到温州，住在五马街靠江边，马友里参谋长第二天就调走了。过几天由曹副连长带的一船人，上面有一个排40多人，还有其他100多人。从温州到黄岩，开出温州200多里，还没到温岭，天已大亮，在瓯江被敌机发现击沉，淹死八、九十人，曹副连长也淹死。还有从福建返回干部100多人，其中连级以上干部60余人，其他为家属，由于参谋负责，从霞浦到温州，同样晚上开船，白天休息，在距澳江码头只有二里路时，天已大亮，敌机来了，无处躲藏，被轰炸起火，有的跳海逃生，有的在船上被活活烧死，胡启潼跳海逃生，而程德闲（注：沭阳人，管后勤的营级干部）跳海淹死。事后，胡启潼告诉我发生的经过，大概有20多位同志生存，100余人牺牲，于参谋跳海逃生，后来被撤职处分。我们一八八团在温州集中后，团参谋长孙玉水找了100多条大小船只，渡过瓯江到黄岩。我和团后勤人员、伤病员共100余人继续留在温州，还有师部和医院200多人也留在温州。过了十多天，军部后勤管理员秦新科来我处，由他负责管理二艘小轮船，每艘能乘100多人。我和秦新科以前是一个班的，我当班长，他是战士，关系很好，我乘机向他要一条船。我布置好任务，又到医院去看望病号，看看那些人病好了，能和我们一起走，其中肖潮政委的家属，她说还要做身体检查，叫我们先走。
秦新科很负责，告诉我晚上快开，200多里路，应该天还未亮就到温岭，下船就脱离危险。在太阳西下时，大潮回潮，秦新科让船开到江边码头，我把人上好，船整整开了一夜，到天亮时离温岭码头还有7里。这时敌机来了，我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但敌机在我南边向西飞去。到了温岭没顾上休息，又找到小船顺河向黄岩方向驶去，晚上在路桥休息一夜。第二天中午赶到团部，肖政委和团里其他人员都出来欢迎我们，我们都感到很奇怪，以前可没遇到过这么隆重的礼仪，原来他们听到传闻，说我们这一船人又被敌机炸死了，现在活生生的人站在他们面前，能不使人激动吗？确实昨天我们师有一条船在瓯江遭敌机轰炸，200多人遇难，其中负责的教导员也遇难，所以才有这种误传。我又把我看望病号，其中肖政委家属要检查身体还需几天后才能回来的事说了一遍，肖政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事后，张干事开玩笑的告诉我，当时听说有一艘船被炸了，大家都说，看不到老王了。我说：“敌机敢来轰炸我们，我还想把它打下来呢！”但我知道，这次要不是秦新科安排周到，还真危险。那时，这种意外事故发生多起，如没几天前，军部两辆卡车从高山滚下来，死伤100多人，其中有我认识的司务长薛培俞，我当排长时，他是我排战士。总计这几个月各种事故死的人有400多人，相当于一个营，引起领导重视，加强教育，后来除个别外，基本上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四十七 调二十一军文干班、浙江军区工作
1949年11月份，上级通知我调军部分配工作。第二天早上，我到团政治处，李少亭同志给我开了正营级的干部介绍信。当天，我打好背包，由黄岩出发，大约30多里路，到军部。军部把我分配到二十一军文化干部训练班，简称文干班。
文干班第一期已经毕业，大部分分配到各团去了，少部分留下来。这期有1000多人，分成6个中队，每个中队有120多名学员，加上队长、分队长、还有炊事员等工作人员，有150人左右。中队下面有3个分队，每个分队下面有3个班，每班有十二、三个人，分队有正、副分队长。我分在五中队，任中队长，五中队还有指导员、副中队长、副指导员。指导员是个女的，姓沈，是文工团调来的，高中生，有个3岁左右的女孩和一位保姆，她丈夫是文工团团长。
我在文干班工作没几天，李光军师长来军部开会，找到我。他刚听说我调到这儿，让我再回到六十三师去。我知道这是李师长对我的信任和关心，考虑到刚接手任务，现在走，给领导增添麻烦，给李师长也增加麻烦，我就谢绝了。
五中队的第一、二分队是男学员，有80名，第三分队是女学员，有40名，第三分队队长名字叫谷婉君，温州人，初中毕业生，是上期学员中选拔出来的，很能干，出操、值日、行军和男学员没有区别，甚至有些方面比男学员还好。
我在五中队，早上出操、晚上点名之类的都由我来负责，如果是学习讨论，我们三位男性中队干部参加男学员学习，沈指导员参加女学员学习。我们在临海过了阳历年和阴历年后，文干班又转移到奉化学习。到了4月份，全体去溪口参观蒋介石的家。奉化到溪口有七、八十里，一天行军到溪口。溪口有二十二军文干班，他们派人给我们讲解。我们参观了蒋介石居住兼办公的二层楼房、蒋介石开办的武岭中学、蒋介石母亲的墓地和蒋家的庙堂，第三天回奉化。
1950年6月，文干班学员毕业了。一天，胡启潼过来，胡启潼告诉我，原来的文干班不办了，现在要办教导团，他调来当参谋长。教导团就是把班、排以上干部集中过来，文化低的干部学文化，文化高的干部学政治。我和一些同志就回到临海。
7月份，我调到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部，分配到管理处管理科任科长。这里工作非常忙，很大一部分是搞接待工作，来找王建安司令的有中央领导和其它兵团领导等。他们除了工作外，都要参观西湖，吃饭大多安排在楼外楼。管理科副科长，山东人，大个子，搞接待很有一套。我们接待过刘伯承、刘少奇等。刘少奇在杭州待的时间较长，有十几天。
经浙江省民政厅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在省委幼儿园工作的洪春仙同志。她是位烈属，浙江建德人，牺牲的丈夫名字叫潘茂坤，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后随浙东游击队金萧支队编到华东野战军一纵，1946年牺牲于山东，牺牲时担任连长。
一天，王建安司令员的爱人找我，想找一位保姆。这时，杭州已解放一年多了，但要找个可靠的保姆，还是不容易。我就托洪春仙到建德县去找找她熟悉的、可靠的同志。洪春仙去了建德，带来一位20多岁的女同志。我看了看，问问情况，觉得还可靠，就带她去王建安司令员家。这位女同志名字叫傅爱莲，人不但可靠，还很能干，王建安爱人很喜欢，后来家搬到北京也把她带上，在北京把傅爱莲介绍给一名海军师级干部结婚。文革初，这位师级干部自杀，傅爱莲从北京带着3个孩子回到建德农村。1974年9月，她来十里丰农场找我，一方面看看我们，一方面想找点事做，我早已不是领导，无能为力，建议她去找部队看看。1975年她去了北京，原来的部队已搬到青岛，又辗转到青岛。她爱人的许多老战友还在，对她很热情，让她在部队住了一个多月。部队给她爱人落实了政策，经部队和地方联系，全家农转非，两个成年孩子也在建德县安排了工作。1976年春节，落实好政策后，她很高兴，专门来看我。
我和洪春仙在1951年年底结了婚，分别在1952年、1954年、1955年生养了王海潮、王海华和王海平3个孩子。
王建安调到上海，张爱萍调来后，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之后，接待吃饭就少了。张爱萍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我们九旅旅长、四师师长，1945年底头部负伤后，去苏联疗伤和学习，伤好后回国组建华东海军。这次是从华东海军调浙江军区担任司令。他做事计划性强，每天做什么事都预先计划好，写在本子上，包括什么时候去幼儿园看望孩子，司令部都通知我要跟着他去。
1951年12月30日，这时，我已从军区司令部管理处调到通联处（后改为通讯处）任管理科长（注1）。当天晚上，司令部紧急通知，通联处除值班人员，其他同志去司令部礼堂集中开会，我忙集合通联处队伍到礼堂。礼堂门口，和往常不一样，有全副武装的岗哨。大会由张爱萍司令的爱人李又兰同志主持，当时她是人事科长。张爱萍司令首先上来做自我检查，然后布置中央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特别强调贪污的要严办，张司令讲了4个钟头。
第二天，就是31号，我们处全体集中，彭处长讲话。然后，各科分开回到办公室学习讨论张司令的报告。接着每人自我检查，元旦怎么过，没有人提了，大家在紧张的学习和自我检查中度过。
我们科由于新成立，大家互不了解，主要是自己检查。一开始检查的不深刻，后来越来越深刻。各处成立“打虎队”，抓了不少人，有的人自杀，像机要科的老侯跳井自杀，后勤部的顾成也被抓起来。后来中央有指示，抓的人就少了。
春节过后，张爱萍调走，司令部就由参谋长赵俊负责“三反”工作。
张司令调走后，浙江军区缩编，处改成科，原来的科都取消，通讯处罗处长调到北京，接着彭处长也调走。1952年8月16日，我接到通知，到浙江省公安厅报到。从此，离开了部队。
回忆自己在部队的战斗生活，部队成立之初，没有给养，衣食、枪支全靠自己解决，虽然没有过雪山草地，但夏天40多度高温钻高粱地，冬天冰天雪地，只穿单衣站岗放哨，脱衣过结了冰的河，身上冻得硬邦邦的，下大雨下冰雹还要行军打仗，有时几天只吃点高粱饼或窝窝头，喝点冷水，生活非常艰苦，不少伤病员都不能得到救治牺牲。由于缺少枪支和弹药，拼刺刀是常有的事。一开始，也不知道怎样打仗？靠少数从山东过来的同志和自愿参加我们队伍里的国民党官兵带教，最初，消灭敌人三、五个的，到后来成班、成排、成连的消灭敌人，部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仗越打越大。在部队13年多，估算一下，跑了有20多万华里路，相当于绕地球两圈半。为了抗日，部队许多人和我一样，家破人亡，子女没人照顾。所有这一切，一切，由他去，不去管了，抗日要紧，抗日是头等大事，宁做刀下鬼，不做亡国奴。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的牺牲，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才有我们一个活过来。所以，我们活过来的人只要有口稀饭吃，就心满意足了。唯一希望的，也就是我写这篇回忆录主要目的：让后人了解当时的情况，死了那么多人，才有现在的和平生活，革命事业来之不易，希望后代珍惜，努力学习和工作，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