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王春
一、北撤到山东
1946年3月，父亲突然从部队回到家，问我愿意不愿意跟他走，我说：“愿意”。自从母亲去世，我一直在亲朋好友家，尽管对我都不错，但吃人家的饭，很不自在。那天走时，村里的乡亲都来送我们，乡里乡亲都很熟悉，有感情，我心里很难过，记得大赖子（名字叫王鸿举，比我长一辈，但年龄和我相仿）跑到我面前说：“黄毛（村里都这样叫我），先跟你爸走，过一个时候就回来吧。”我含着泪点点头。我是1932年11月出生，当时我十四岁。
父亲带着我到附近阿湖火车站，在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乘火车到白塔埠，下火车，父亲带我转一圈，没有找到战友，又乘原来的火车返回到新安镇，火车停止不走了，第三天乘火车到炮车，这里是二十六团驻地。火车是货车，坐在地板上，有人来查票，父亲掏个证明之类的给他看，反正当兵的也没有钱。
在炮车住了几天，父亲的战友对我都很好，有一位青年，20岁左右，经常带我出去玩，他河南口音，我到宿迁后还问过父亲，现在只记得他在锄奸股，名字忘了。在炮车，我经常听到另外一间房子有人大声说话，有时一个人在里面大声说话，我好奇的问父亲，父亲说是在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电话这个词，记了好几次才记住。有一次，父亲和几个人坐在睡觉的地铺上，还有一位高个子靠在门框上，他们在说笑，高个子走后，父亲告诉我，这是李团副（注：李光军），严团长（注：严光）负伤去治疗，现在二十六团就是他负责。那时共产党干部没有架子，和群众接触很随便。
父亲怕我人小，没出过门，人生地不熟，要求到团供应站工作，得到团供给处孙国康主任批准。孙国康主任矮个子，脸大大的，白白的，见人笑嘻嘻，也是沭阳人，有一定文化程度，对人态度和气，看见我就笑。几天后，跟二十六团供应站马车到宿迁供应站所在地，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马车。马车在跑，父亲在身边，春天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路两边飘过大片黄黄的花，父亲告诉我这是油菜花，可榨油吃。我们家乡阴平不种油菜，种黄豆，吃豆油，另外吃香油，就是芝麻榨的油。马车经过窑湾等大村庄，有不少瓦房，到宿迁看到的都是瓦房，可我们家乡都是草房。
当时团里家属都在新四军九旅二十六团供应站，那时都称合作社。供应站驻在宿迁东大街一人巷油坊的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里面有很多房子。团供应站由宋良璋负责，营级干部，宋良璋二儿子宋爱和，1944年就被带出来在供应站，据宋爱和告诉我，他来时供应站在洪泽湖附近，三儿子宋山和比我早一点到供应站。我和宋山和年龄同岁，安排在西大街模范小学读三年级，宋爱和在宿迁初级中学念书，和宋爱和一起读书的还有杜参谋的女儿杜庆芸。
供应站就是做些生意，为部队筹集费用。在宿迁主要做盐生意，从青口买盐运到西边再卖，另外买了很多鸡蛋，孵小鸡卖，不少鸡蛋不能孵出活小鸡，就成了旺鸡蛋，因此我们吃够了旺鸡蛋，供应站还收蚕茧，请老百姓抽丝，凉挂着，可惜因国民党军队进攻我们，来不及卖，都丢在那儿。
到了七月份，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经常过来扫射轰炸，宋良璋召集我们说：如飞机从东面来，就躲在墙西边，从西边来，就躲在墙东面。有一次在鸡笼庵附近丢几个炸弹，宋良璋还带我们去看炸过的坑。
在宿迁，学校曾组织去参加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会议开始前，学校之间互相拉歌，各学校都在喊“××学校来一个”、“再来一个好不好”，会场的人一齐喊“好”，很热闹。唱《五四》这首歌比较多，还有“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还有一次在郊区开大会，审判土匪头子×××，宿迁市长讲话，他带着眼镜，后面跟着个女的，可能是秘书。许多人发言，揭露土匪罪恶，控诉他杀过人，抢过人家的驴等等，最后宣判死刑，拉出去枪毙，许多人去看，我们小学生挤不进去。
在宿迁经常跟着大人逛和尚庙，如北门有鸡鸣寺庙，菩萨很多，没有破坏掉，十八罗汉等各样菩萨都有。在宿迁西门停着两辆大卡车，没见动过，不知能否开动？东大街的南头有个青岛医院，我有一次腿部感染化脓，去青岛医院换过几次药。1948年宿迁解放，有些战士把青岛医院砸了，包括当时非常昂贵的x光机，后来陈毅知道了，给干部作报告，批评战士不应该砸x光机等，这些财产被我们缴获后就是我们的，可被我们利用。
二十六团在前方打仗，缴获许多步枪存放在供应站，后来国民党进攻，供应站要搬走，这些枪运到运河东某地藏起来，后来不知怎样？可能被当地政府拿去打游击，也可能被敌人弄走。
国民党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八月一号，由于局势紧张，供应站就离开宿迁向南撤退，跟着供应站撤退的有李光军副团长的家属陈兰英、杨排长的家属赵俊峰、李光军的哥哥李老大（名字忘记了，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和他的一名亲戚等人。我们乘船到泗阳众兴镇。据说第二天，国民党还乡团就到宿迁。后到淮阴，步行到灌云县高沟镇，在高沟住了很长时间，宋良璋带着宋爱和、宋山和，还有许仰会回灌云老家去了。在高沟，国民党飞机飞来飞去，扫射的子弹在空中斜行往下，在阳光照射下，划出一条条发光的线条，离我们有一段距离。情况紧急，宋良璋他们迟迟不来，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情况，父亲决定带我们往沭阳方向走。我们到阴平镇住了几天，父亲回家看了看回来，我没有回家。潼阳县政府在阴平，门旁有两个站岗的，手里拿着套筒枪走来走去，房子是草房子，但比一般民房高大。阴平路上人来人往，苏北各机关都在往北撤退，大多是穿便衣的地方干部，路边黄豆等农作物还没有收取。
父亲带我们离开阴平向新安镇方向走，有一辆马车，车上有几只木箱子，我就坐在箱子上，解放后 ，听父亲说，里面装的都是银元。往北到郯城的马头镇乡下住下，住的房子不错，平房一头有方形小楼，我们经常跑上跑下玩耍。郯城是山东南部一个县城，与江苏省新沂县交界，1938年底，父亲与胡启元等人来过一次，去找八路军，联系参加抗日的事情，来回20天。
我们在这里住着，等宋良璋、宋爱和、宋山和和许仰会，他们找到我们后，才离开这里往东北方向走。到了鲁南一个叫十字路的地方，住两天，又沿公路返回到离十字路七、八里路的板泉庄住下，在那里过的春节。
板泉庄是个大村庄，周围是沙土地，适合种山芋和花生，我们到的时候，老百姓在犁收山芋，老百姓对我们很友好。春节时，供应站买了许多花生，给大家吃，还有肉等菜。
父亲为我们联系大店小学让我们读书，宋爱和、宋山和和我读五年级，陈兰英和赵俊峰两人读二年级。校长大概二十多岁，钢笔字写得不错，我也有一支钢笔，新民牌，父亲给的。当地买不到墨水，学校就用染料自己配墨水，是紫色的。大店姓庄的多，有一位大地主姓庄，被政府处决，人们称他为庄阎王，还编成快书给人唱。教我们语文的也是姓庄的老头，胡须很长，说话直爽。他知识面很广，他和我们交谈，我说我的家乡在苏北北部，那里没有山，他说是苏北小平原。
大店距离十字路45里路，平时住在学校，我们很想回供应站见自己的亲人和其他同志，有时，找个理由回供应站。我们五人沿公路走到十字路，然后沿另一条公路走七八里路就到板泉。
1946年底，冬天，雪枫大学在大店开学，在大店东边土地上，搭起讲台，每天晚上发电，讲台上安放高音喇叭，据说，张云逸副军长参加大会讲话。我认识一位雪枫大学的学员，名字叫汪凯，他是淮阴人，20岁，对我们非常好，教我们唱歌打拍子，有一次，约我们去他们宿舍玩，宋爱和、宋宋山和和我三人去，正好他们包饺子，要我们吃饺子，虽然我们吃过饭了，还是想吃，但都不好意思吃，他不高兴。他告诉我们，×天晚上有文工团在大店街上演戏，要我们去看。那天，我们早早去，找地方坐下，演的是《血泪仇》，有地主穿绸子耀武扬威、欺压百姓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看戏，觉得很好看。戏连演了几个晚上，各部队轮流看，也有群众。
雪枫大学的学员毕业，要分配到各部队。队伍经过我们学校门口，我们都站在门口欢送，突然有一位战士从队伍里出来，向我们走来，是汪凯，他来向我们打招呼，他说他们要往临沂方向去，说后立即快步追赶部队。我一直记得他，很怀念他，他教给我们知识，带给我们快乐。他多才多艺，很有水平，我猜想他可能到部队做文化政治工作，所以我看报纸和杂志时，一直留心看文章下面署名，后来果然看到有文章署名汪凯，我心里想很可能就是他。
由于局势紧张，部队都调走了，我们回到板泉庄，就没有去上学。后来听说是发动莱芜战役，消灭敌人五万多，活捉敌副司令李仙洲。
我们又搬到石井，住在一个四合院里。石井虽然离前线较远，但国民党飞机经常来，有飞机来，我们就到西边小岗上去隐蔽。有一次，国民党轰炸机从南往北飞，过一会，又从北方回来，沿公路丢数个炸弹，有个炸弹丢在街上，炸出有一个大房间大的坑，我去看时，有一年轻妇女大腿被炸掉，大出血，后来听说死了。当时，听大人说，飞机飞来一次，不管有没有目标，回去时，都要把炸弹丢完，就算完成任务。
到1947年春天，父亲认为我来部队一年了，身体有好转，人员已熟悉，就要求调往前线，孙国康主任同意后，父亲回到团供给处。
供应站又搬到招贤，这时，孟良崮战役结束，二纵住在沂水县农村。一天，陈兰英要去看李光军，喊我和她一起去，让我看看我父亲，我当然很乐意。在团部，李团长派人去联系我父亲。正好吃饭时间，我们和团领导一起围着一张大桌子吃，陈兰英让我吃菜，我不好意思夹菜，陈兰英就不断夹菜给我吃，父亲来后，接我去他那儿住了几天，几天后，陈兰英又带我回到招贤驻地。
我们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国民党数量多，消灭这部分，还有那部分，重新部署又向我们进攻。这次我们搬家，斜插向莒县东北方向的五莲。在五莲，大家没什么事，就在周围散步，说笑话。谢方德原是副连长，负伤后，身体差，也在供应站休养，大约二十七、八岁，李光军哥哥李老大，三十多岁，因敌人进攻离开家，老婆在家，没有带出来，还有其他几个人。几个光棍没事，就拿我们三个小孩开心，讲的我和山和抬不起头来，宋爱和年长我们几岁，到部队时间长，脸皮厚一点，就和他们顶撞。
有一次，谢连长带我们去野地里，他带了手枪和意大利步枪，手枪是三堂式盒子枪，他用加拿大方头子弹向天空射击，意大利步枪，打六五子弹，宋山和打了一枪，我没敢放。还有一次，也是谢连长带我们在野地里玩，两架螺旋桨飞机由南向北飞，我们卧在地里不动，过一会儿又飞回来，可能没有发现我们。
国民党又向我们进攻，我们坐马车，经高密过铁路向平度方向走。一天早晨，到平度，一个个子不到一公尺，头和大人一样大，胡须很长的老头过来，我们很好奇，后来才知道这是侏儒症。继续北走，经过水沟头，到马连庄住下，这里有一所小学，经大人联系，我们去读书，时间不长。因国民党进攻，团供应站到招远与二纵留守处接上联系，九旅供应站也到这里，这样，我们统一编进二纵留守处。这里有滕海清家属王彬，严光家属闫波等。闫波，个子不高，整天拿着芭蕉扇盖着肚子。
情况十分危险，上级规定：团以上干部家属乘停在烟台港的苏联船到大连旅大，那里是苏联军港，安全，陈兰英乘船走了，有一位女协理员，丈夫不是团级干部，她要求走，领导也同意了。从此，我们和陈兰英分开，我一直想念她，她对人态度和蔼，和大家相处很好，行军时，她和大家一样跑路、爬山，从没有怨言，不摆架子，对我们三个孩子注意关心爱护。现在想想，无论我们几个读书期间，还是我跟陈兰英去看父亲，走几十里路，兵荒马乱的，当时我也没有觉得害怕，都因为有她在的原因。
二纵留守处现在是张政委负责，原来是严光负责，严光调走，由张政委负责。1951年，我在军事学院直属医院工作，张政委是军事学院卫生处政委，55年授大校。张政委，麻子，脾气不大好，都怕他。有一次，九旅留守队（留守处下面的分队）通讯员去送信，因天热，通讯员没请示就坐下，取下帽子当扇子扇，张政委认为通讯员不礼貌，一顿骂，这事很快传开。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一是陕北，另一个就是胶东。二纵留守处，因是后勤部队，没有什么武器，就天天打游击，行军频繁，在一个地方住不了几天就走，后来住一、二天就走。经常晚上行军，小雨不断，这个山头爬到那个山头，山路滑，又犯困，我滑倒过不知多少次，皮肤碰破是经常的事，特别是膝盖处，伤痕累累。两个山之间底凹处的山沟就是村庄，每到一个村庄，老百姓把饭菜早已准备好，送到我们休息处，可能是大人照顾我们这些小孩，给我吃的多是细的面条，菜是腌的香椿苗，吃的很香，抓紧时间，吃过饭继续行军。这些面条、这些腌的香椿苗，当时的战争环境，在老百姓家，也是稀罕食物，胶东的老百姓倾其所有帮助我们。
有一次，我连续每天大便多次，拉红白胨子，不想吃饭，四肢无力，宋良璋着急的说：“不吃饭怎么行呢？”找来随队卫生员看看，是痢疾，给我一包硫酸钠，化水喝，很苦。竟然好了，能吃饭，正好那几天，不行军，这也算运气好，否则，不能跟着部队走，藏在老百姓家，还不知怎样。
有一个夜晚，走到一个地方发现敌情，留守处只有一个排，一挺轻机枪。领导把这个排安排在一个重要地方守护，通知队伍，动作要轻，不要有响声，后来顺利通过。
刘邓大军七、八月份过黄河，经过黄泛区直往大别山去，蒋介石发觉刘邓大军意图，赶快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为支援刘邓大军，我们陈粟大军的大部分部队经鲁西南向河南开封附近进军，陈赓、谢富治兵团向豫西进军，三军成品字形，牵制国民党部队，使刘邓大军顺利到达大别山。这时，蒋介石觉得兵力不足，从胶东调部队去堵截，防止刘邓大军渡江威胁南京。胶东部队乘机发动胶东战役，歼灭部分国民党部队，使胶东局势缓和下来。我们二纵留守处经过一个时期打游击，在一天夜晚，从高密西、濉县东过铁路，找到二纵部队。
过铁路时，东边枪炮声响个不停，天上一道道红光。找到十七团（注：九旅二十六团改编为二纵六师十七团），父亲给我们找个地方住，几天后，冯建安排我们三个小孩，到一家炕上住，另两名战士搬到另外地方住。
我们跟着部队（注：十七团）行军，先攻打胶济路上的高密县城。侦察员去侦察，有便衣侦察员和武装侦察员，便衣侦察员都安全回来，但武装侦察员有一人被打中，抬到团后勤部门，胸部衣服都是血，牺牲了，用白布包裹起来埋掉，插个木牌写上名字。有人告诉我，便衣侦察员都是选出来的老兵，不会被打中的。
高密打下来，二纵配合别的部队打莱阳城，负责阻击青岛方向来的敌军。十七团在水沟头附近阻击敌人，夜晚没有月亮，因是秋天，部队收集到许多高粱秆子，摆在阵地前沿，如敌人进攻，高粱秆子必然发出响声，各种枪炮都往那射击。
一天晚上，我们三人住在老百姓家睡觉，突然来人大声叫：大家快起来，搬东西到前线。我们起来跟着走，不知走到什么地方，又让回来，没有搬什么东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有一次，炮弹不断从头上飞过，发出吱吱的声响，父亲带着我往后撤，我没经过这情况，紧张的两脚抬不起来，父亲拉着我走，还笑笑的和我说话，他根本不知道怕。有一个班的战士过来，班长手挂彩，纱布包着，也往后撤，父亲问他发生什么情况，他也说不清，后来炮也不打了，我们都停下来。事后听说，这股敌人看莱阳要被我们打下来，增援没有用了，先用坦克向我方冲锋，掩护他们部队撤退。
莱阳打下来，我们二纵回到胶济南休整，过了阳历年，有情报说青岛国民党有所活动，部队向东移动。这时，钱克礼来看望我父亲，他是我三姑的儿子，叫我父亲舅舅，他在二纵四师，我们在二纵六师，他住了一个星期。
二、反攻到南京
1948年2月，父亲从团供给处调团部任管理参谋，宋良璋调到供给处任协理员。这时，二纵从鲁中出发向苏北进军，我和宋良璋的儿子宋爱和、宋山和以及李光军团长的哥哥李老大和他一名亲戚又转到二纵留守处。我们到留守处报到，留守处负责人谢××，戴眼镜，李老大告诉我们，谢××曾在26团政治处当过副主任。留守处一位干部安排我和宋爱和到四队帮助工作，宋山和和我同龄，但个子小，就没有安排工作。
留守处四队驻在郭家桐，四队是医疗队，有一个王医务员（相当于医师）和几位医助，其他人员就是卫生员，我和宋爱和在看护班，主要是照顾伤病人吃饭和打扫卫生。四队队长李××，腿部受过伤，走路一跛一跛的，河南口音，很严肃，他每天晚上点名，但接触后，发现实际上对人态度和善，说话通情达理。四队指导员赵霁春，是张震寰的爱人，和蔼可亲，当时张震寰是二纵炮兵团团长，师级干部，张震寰是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有一次，队里文书来找我们登记，问我和宋爱和什么时候参军的？我们俩人都说不知道。文书说：就是什么时候到部队的，就算参军。宋爱和报1944年，我报1946年3月。
三、四月份，伤病员大部分出院，少部分转到其他医院。我们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学习，首先赵指导员作报告，学习文件，然后大家讨论，最后诉苦。副指导员，是个男的，小个子，家贫逃荒，妹妹饿死，一边讲，一边哭，说不下去，听口音是淮阴附近人。赵指导员也上台讲，她说她是地主出生，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她自己站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有一位炊事员也上台诉苦，讲什么忘记了，只记得他表情非常痛苦。会场里大家经常呼口号，我们看护班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没人上去诉苦。土改学习结束后，由于是春荒，山东又是战争重点地区，老百姓很苦，我们粮食也很紧张，领导组织我们去采洋槐树叶子交给食堂烧稀饭吃。等到小麦成熟了，我们去帮助老百姓拔麦子，这里是连根拔，不是用刀割，麦秆用来当柴烧饭，老百姓很感谢我们。
这时，鲁中大部分已解放，只剩下胶济路和津浦路两旁的主要城市由国民党控制。山东部队还有九纵、七纵、十三纵等部队攻克国民党部队。大约四、五月份，七纵攻克胶济路南安丘敌据点，敌人向胶济路潍县等国民党部队集中地区逃跑，又被我军堵住，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向南面临沂方向逃跑。
预计敌人逃跑路线要经过我们驻地郭家桐，我们驻地的东北一里多路是留守处本部，留守处有一个警卫排，有两挺轻机枪，已挖好工事，准备截住逃跑的敌人。而我们四队（医疗队），只有队部通讯员有一支步枪，李队长和赵指导员连手枪也没有，上级让我们头一天向东南安全地方转移，李队长、赵指导员先带我们小鬼和妇女转移，几个身强力壮的男性和带枪的通讯员第二天转移。
第二天清晨，天稍有些亮，最后转移的人走到麦地附近，听到北方有情况。大家隐蔽在麦地里，不一会儿，有一人沿地间小路往南走，当经过他们附近时，通讯员举起枪说道：不要动，举起手来。那人举起手来，经询问，了解到，他是排长，还有二十多人，隐蔽在北沟里，并说他去叫他的士兵投降。大家对他半信半疑，这位国民党排长带着他们向北沟走去，快到沟边，王医务员突然喊道：二排走西边，三排走东边，一排跟我冲。那位国民党排长也喊着，让那些国民党兵把枪丢在沟岸上，向解放军投降，这二十多人都从沟里出来投降了。王医务员是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的，有战斗经验，虚张声势，吓住了敌人。大家带着俘虏向留守处送，走到半路，后面七纵的追兵来到，把俘虏要走了，只有一位15岁的小鬼留下，在我们看护班工作。
1948年夏天，二纵进攻苏北，打了胜仗，国民党就纠集重兵反击，二纵撤到陇海路附近，伤员较多，大家听说后，都强烈要求要到前方接受伤员。上级命令我们留守处四队到陇海边接受伤员，编为二纵卫生部四队。
一段时间后，伤员经过治疗大部分出院，少部分转院。这时，我们四队编为苏北兵团卫生部直属医疗队，李队长和赵指导员都没有跟过来。至淮海战役开始，我们固定在宿迁东部一个村庄接受伤病员，住的时间较长。我从看护班调到药房工作，协助孙静的司药工作，这时，伤病员较多，不少伤员是俘虏。孙静是位女的，21岁，抗日战争后期参加革命的。
在宿迁，宋爱和碰到原二十五团某干部老婆葛萍，1946年以前在宿迁读书时是同学，国民党进攻时分开，宋爱和讲葛萍现在在药房做司药工作，觉得自己和她比有差距。
大概淮海战役到第二阶段，黄伯韬已消灭，我们往西行军，到津浦路西，到处看见俘虏没有吃的，捡地上大白菜叶子就生吃。
淮海战役结束，我们医疗队又回到路东，住在洪泽湖附近的大李集，可能离青阳镇不远。集镇有澡堂，常去洗澡，吃的是很白很白的富强粉。
一天，医疗队长（女）找我谈话，要我去卫校学习，我当然很高心，宋爱和也到卫校学习。卫校一共三个排，宋爱和在二排任副排长，我在三排任七班长，三排九班是女生班，三排长是女的，20岁左右，个子比我高，副排长是男的，大多是苏北人。卫校校长是谁，记不清了，只记得指导员叫洪禹导，个子不高，白色面部，他上海人，有文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暴露身份，到苏北新四军处工作，讲话很有道理，工作认真，人很正派。给我们上课的是李医生（连级干部），主要讲解剖学，后来讲生理学，没有讲完，部队接到命令，往扬州方向出发，因经常换地方，就没有再上课了。
这些地方是新解放区，没有地方干部，经常看到穿便衣、扛着长枪的山东人走来走去，可能是从山东过来，搞地方工作的。扬州北面有两座大庙，东西两个小山上各有一座大庙，我们都去看过。
在1949年初，改编到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17医院， 17医院院长是周志贤，原新四军四师九旅26团卫生队长。4月份行军到扬州的长江边，为渡江做准备，在那里，进行思想纪律教育，消除战士顾虑，因为北方的战士总认为回不来了，不太愿意过江，我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我已经没有家里了，再加上刚收到父亲的来信，21军已到安徽准备过江，那里还有二位表哥胡启潼和胡奇坤。思想纪律教育还特别强调遵守群众纪律，违反纪律要严肃处理等。
渡江前，听到南边炮声轰轰响，好长时间才停，那时可能前方部队渡过江了。4月26日我们从扬州渡江到镇江，医院住在金山寺边的水利学校里，我分配到17院三队工作，三队有队长和教导员，是个营级单位。后来我发了渡江战役纪念章，才知26日前渡江就算参加渡江战役，以后就不算。在镇江待了三个月，期间，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带一名警卫员来看望伤病员，他中等身材，面带笑容，十分慈祥。伤病员中有一位城市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收音机，他会修会弄，我们经常去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收音机。后来伤病员越来越少，没事时，我们就经常到金山寺处一座山上玩，上面有几挺高射机枪，用于防空。有一位战友，经常骑自行车出去玩，有一次回来跟我说：撞到一位老百姓，领导知道了，说违反群众纪律要处分他，他非常害怕。还有一位排级干事，拿着一只枪去打鸟，他在村的这一头打鸟，但村的另一头有一位老太婆被打死，经查是他放的枪，领导说：这事很严重，要等陈毅拿处理意见。后来听说留党察看，降为班级，据说，老太婆的儿子是乡长，非常通情达理，请求部队不要处理太重，那时部队纪律很严，军民关系很好。
三个月后部队乘敞篷火车去南京，院长周志贤已早几天乘卡车去南京。到南京后，17院整编为华东军政大学直属医院，住在励志社附近的铁皮房内，这儿原来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座军营。医院整编后，我没有调出，宋爱和调出，他说去上海路待分配。后来，宋良璋找到我，问我宋爱和去哪里？我就说去上海路，上海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从我到部队，我和宋爱和一直在一起，有三年多，一直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结下很深的感情，可以说亲如兄弟，他1951年参加志愿军去了朝鲜，还给我来信，后来也失去了联系。
九月底，上级通知把衣服洗干净，十月一日要穿上干净的军服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月一日，天还没亮，就起床，大家都挑选自己最新最干净的军装穿在身上，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一路上人山人海，因大家都是当兵的，长期在农村生活，也不知道南京的道路，就跟着队伍走，走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一晃半个多世纪已过去，当年这些人的形象和发生的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人间世故复杂，但如果渡过难关，坚强的活下来，现在的日子会过的很不错，希望他们都能健康幸福的生活着。
王树珊于2007年
王鸿胪和王树珊（1952年于南京）
王树珊1956年于南京
王树珊（前排右1）与战友合影（进驻南京时）
王树珊（后排右2）与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