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朱总司令在建筑工地上》
作品《东地迫降》
摄于抗日作战间隙，右一为吴化学，左二为爱人刘振香，也是寿光人
(上接B5版）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上耸立了几十年的四座大钢架，以前很少有人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而四座钢架却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吴化学对业务的精益求精，对工作的智慧干劲。大钢架是1959年建起来的。当时，周总理对迎接国庆10周年而拍摄制作《中国》大画册和《人民大会堂》画册非常重视。为了拍好国庆10周年的活动，吴化学从1958年起就搜集全建国以来天安门广场庆典的照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广场上浩浩荡荡的群众欢庆场面，照片上却表现不出来。为什么？经过一番比较和思考，他终于找出了原因，那就是摄影角度太低，用平视角度拍摄缺乏纵深感。于是，吴化学带领记者多次前往广场察看角度，选择地点，找到了四个理想的拍摄位置：天安门的右前方（人民大会堂东北角）和左前方（军事博物馆西北角），右侧（中山公园正门西南）和左侧（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东南）。随后他到鞍钢弄来11吨好钢，在四个方位建起了四座高达十多米的新闻摄影工作塔架。国庆10周年，当新华社记者登上塔架拍摄出第一批气势磅礴的游行队伍照片时，得到了周总理的褒扬。策划安装了在天安门广场几十年的4座巨型摄影塔架，得到周总理表扬惦念周总理、萨空了嘱托，历尽磨难，用35年光阴两度完成国家重点图书《摄影美学》专著，期间失去两位亲人，付印之时，当年英姿勃发的“红小鬼”，已是古稀之人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化学就从敬爱的周总理和好友萨空了那里得到提示，在中南海西花厅、紫光阁，周总理亦多次和他谈及，就是不断提高中央新闻照片的稿件质量。于是吴化学决定对怎样提高新闻记者编辑的审美能力这一问题加以深入研究，用美学观点，从我国的摄影艺术实践出发，探索摄影美学的原理和规律。这是一条没有人尝试过的“崎岖小路”，他像当年上战场一样，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攀登起来。吴化学手不释卷，系统地攻读了有关美学经典论著，翻阅了大量的中外有关美学的图书刊物，走访了众多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时，有人指责他“不务正业”、“唯美主义”。吴化学则理直气壮地说：“我坚决走自己要走的路！”1963年初稿大功告成。不幸，“十年浩劫”降临头上，他呕心沥血多年写就的书稿和资料被洗劫一空，小儿子被逼自杀。身处逆境，吴化学却没有停下对摄影美学的研究，他惦念着周总理的那份嘱托。1987年吴化学平反后，经过顽强回忆与海量材料的搜集，竟奇迹般地将书稿复原了出来。在书稿复原过程中，妻子刘振香患了重病。这个跟随着他一辈子、相濡以沫的老伴，也是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寿光女儿，他们被多次评为全国模范夫妇。如今却突然卧床不起，吴化学十分难受。为了不分散孩子们的精力，他义不容辞地独自承担起了陪护任务，直到1990年夫人病逝。之后，他又用了3年时间，字斟句酌，删繁就筒，终于完稿。1993年4月，《摄影美学》这部专著，作为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了。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用价值，弥补了摄影艺术理论和摄影美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付印之时，当年英姿勃发的“红小鬼”，早已是古稀之人。在国家图片档案馆中，收存吴化学的作品达2600多幅，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两位伟人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情怀在国家图片档案馆中，收存的吴化学作品有2600多幅。其中《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天安门上》让人过目难忘，两位领导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凭栏远眺，他们笑容欢畅、自豪、自信，他们注视着一个自立自强的民族、一个蒸蒸日上的祖国！那是1963年的国庆节，经历了3年严重经济困难，经过调整，全国经济开始好转。在国庆节的典礼上，游行群众高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向国家领导人报喜，看着这振奋人心的场面，毛主席笑了，周总理笑了……吴化学按动了快门。就这样，吴化学一次又一次按动着手中的相机快门，留下了一幅又一幅珍贵的历史画面。意大利著名新闻摄影记者焦尔焦·洛蒂的摄影作品细微刻画了周恩来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伟人形象；吴化学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天安门上》，则充分表现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革命乐观主义豪迈胸怀，这张照片被毛主席纪念堂永久收藏。吴化学拍摄的代表作还有《朱总司令在建筑工地上》、《宋庆龄副主席和孩子们欢度节日》、《革命圣地延安》、《画家叶浅予在剧场》等。在国庆10周年大庆时，吴化学主持编摄了巨型国礼性画册《中国》、《人民大会堂》。同时还出版了理论专著和摄影艺术论文《摄影工作讲授提纲》、《舞台艺术摄影》、《航空摄影》、《记者修养》以及诗词《风花集》等。1987年，他又参与编摄了《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集》、《渤海区革命历史图片集》。1991年他成功地举办了个人影展。他专职采访周总理近十年国务活动，杨尚昆风趣说：“这位同志是研究化学的……”惹得主席和总理等一阵大笑吴化学，专职报道采访周恩来总理国务活动近十年，他在新华社中央记者组组长中任职时间最长。当时的中央记者组，吕厚民和副组长侯波负责毛泽东主席重大活动的采访，孟庆彪负责刘少奇主席的采访，张彬负责朱德委员长的采访，组长吴化学则重点负责外事活动最多的周恩来总理采访报道。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怀仁堂介绍吴化学时，曾风趣地说：“这位同志是研究化学的……”乐得在场的主席和总理等中央首长们一阵大笑。1955年2月14日，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北京饭店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五周年宴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因为急于抢拍镜头，吴化学在拿笨重的新闻镜箱时不小心碰了一下桌角。“怎么，碰坏了没有？”坐在旁边的总理关切地问。在这样一个隆重、严肃、紧张的场合下，周总理还不忘关心记者工作，这让吴化学非常感动，他看了看新闻镜箱，轻声回答：“报告总理，没有！”“哦！”总理放心地点了点头。1995年10月18日，周总理在紫光阁接见印度电影艺术家代表团，团长卡普尔给周总理戴上花环。宾主一一落座，互致问候之后，总理起身指了指门口，微笑着对外宾说：“请！到外边走走，散散步。”接着对吴化学使了个眼色。吴化学一下就明白了，遂想起了总理平日的教诲：“老是坐沙发，拍出来的照片雷同，千篇一律，不生动活泼……”当周总理和印度艺术家们漫步小湖岸边，热情地交谈时，吴化学抢拍到了精彩难忘的瞬间。画面里的人物亲切自然、情景交融。第二天照片见报后，周总理一见到吴化学就表扬：“昨天你拍的那张照片不错啊！”这个胸怀坦荡的寿光男儿，从不计较任何地位待遇，不止一次把评级、出国机会让给别人，他常说：“我永远是个记者。”在和平年代里，吴化学依然像一位手持钢枪的勇士，依然是一个多产记者。这位从硝烟炮火中走来的新闻战士具有谦逊的美德，他从不计较任何地位待遇，不止一次地把评级、出国的机会让给别人。他常常说：“我永远是个记者。”在这句朴实的话里，人们读懂了他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寸草春晖之情。他曾被评为渤海军区模范记者，被评为全国第三、四届文代会代表，其亲密战友曹禺、臧克家都是喜欢“化学摄影”的铁杆“粉丝”。1988年3月，吴化学退休，退休后他数次回到老家寿光，用镜头记录家乡的可喜变化。也许他并不知晓，他早在1950年在吴家卧铺拍摄的全家福，竟成了这个摄影大家留给家乡的最早民居影像。2005年1月4日，背了一辈子相机的吴化学不幸辞世，永远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新闻摄影事业。本报首席记者王慧茗1958年10月30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在西花厅，外宾尚未到来，总理看到正在忙着准备工作的吴化学，关切地询问了中央记者组摄影记者的分工情况，吴化学一一作了回答。“你们的人力怎样呢？”交谈中，总理又转入了另一话题。“我们原有八九个人，除了下放锻炼和去前线采访的以外，现在还有三五个人。时常感到有重大任务时记者不够用。”吴化学回答。“我听说过你们的人力很紧张，那你们拍照的胶卷有数量限制吗？”总理问。“过去，我们曾经规定每个胶卷要交三张或两张成品。但是实践证明，有时因为强调节约几张胶片，使得记者过于谨慎，照到一定片数就不敢再照了。以致任务完成得不够好，质量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从理论上讲，是不是——”这时总理很风趣地接话说：“是不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啊？现在怎样了呢？”“现在是强调以完成任务为主，适当地注意节约。”吴化学说。“还是这样好啊！”总理表示同意。随后，吴化学又向总理汇报说：“新华社摄影部有两件新事情应该告诉总理：一件是用飞机航拍北京的建设。”“过去没有照吗？”总理问道。“过去我们没有用飞机拍照过，现在北京正在拆除旧的，建设新的，变化很大。为了迎接明年新中国的十年大庆，把旧有的面貌拍摄下来，以便等到新的建筑物建起来以后作对比，同时也为明年国家用飞机拍摄天安门游行队伍打下基础。”吴化学回答道。周总理作了具体指示后，吴化学接着说：“另一件就是从10月1日起开始试验电传彩色照片。”“你们是不是先传上海、广州呢？”总理问。“我们准备先向莫斯科试传。”吴化学回答。“为什么不先向国内传呢？”总理又问。“我们考虑到国内条件还不够成熟，如果我们以纪念十月革命为内容的彩色片及时传到莫斯科，赶上苏联画刊出版，或专用作街头展览的话，对增进两国友谊是很好的。”吴化学回答。周总理跟他经常深入探讨摄影问题，从技术到工作细节无话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