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农历己巳年三月初七（公元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二日），是我们兄弟三人及三个家庭永远的痛——这天，含辛茹苦几十年把俺们抚养大的父亲去了天国。他走得那么匆忙，撇下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老伴——也是他工作和事业最坚强的支持者——俺的母亲，撇下了他所钟爱的俺兄弟仨和这个十几口人的家，撇下了他所护佑和崇敬他的乡亲，撇下了他所热恋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的故乡，永远地去了。
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疼我们、爱我们、培育我们和教育我们的最亲的人；从此，南沙井村少了一个好管闲事、总干正事、乡亲心目中永远的贴心人；党的队伍里少了一个忠诚的战士。
父亲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父亲于农历戊午年十月十五（公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生于故乡南沙井村。
南沙井村，位于博山城东南，距博山城二十多公里。村子背靠当阳山，面临淄河水，南、西两面与莱芜接壤，北与西石马毗邻，东与盆泉村相连，是个山清水秀、风景旖旎的世外桃源。据考证，俺们村始建于明代，有正德年间（公元一五零六年）林泉老叟记于达之墓志确认，建村历史长达五百余年。村，最初叫“沙井”。这是源于村北马氏墓碑的记载——大明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孝妇乡盆泉社在沙井庄居住。此碑建于大明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据清康熙九年《颜神镇志》和乾隆十八年《博山县志》记载，村名都称为“沙井”。沙井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民国初年开始，三个自然村分别称为南沙井、西沙井、北沙井，并沿用至今。
证明俺村历史文化的证据有：地下出土的带有“崇宁”字样的铜币，“红门寺”旧址出土的大瓦、宝剑、月斧，还有桃花峪铜矿的开凿，花篮峪的木炭窑，南北封山的绿化，南坪山上的石城遗址等等。
俺这个庄，民国归属第四区德化乡，解放后归博山县第六区，一九五八年归郭庄人民公社，一九八四年属北博山乡，一九九二年属北博山镇，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起，隶属博山区博山镇，二零一三年四月划归博山区石马镇。
父亲出生的那一年，值民国七年。那时候，军阀割据，连年战火纷飞，百姓生灵涂炭。再加上土匪、草寇、恶棍打家劫舍，整日里闹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可真应了这句老俗话了。父亲降生的这一年夏天，整个博山地区，旱蝗成灾，庄家颗粒无收，连树叶也被采摘殆尽。秋季，旱蝗之蝻子又遍地生长，而那防不胜防的瘟疫又铺天盖地而来。
啊，真是生不逢时啊！
孩儿呱呱坠地，俺爷爷奶奶又喜又忧。喜的是秦家在有了一个女孩（俺大姑）和一个男孩（俺大伯）后，又添一男丁；忧的是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按说，俺父亲前面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姐姐，五口之家，只要爷爷奶奶壮实，维持生计应该是绰绰有余。
但是，那时候我们家穷啊——而且是世世代代如此。
从俺老爷爷起，全家就靠土里刨食，黎明即起，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为柴米油盐犯难。一直以来，填饱肚子，不让大人小孩挨饿，是当家人的最大愿望，一家人的企盼。
老爷爷嘴里省，肚里挪，千方百计，为子孙置办了北山后坡的二亩山垙子地，盖了几间赖以栖身的茅草房，还在庄边上留下了一个柴火园。两个儿子——俺大爷爷和俺爷爷，年龄不大就到西石马给人家扛长工，因为终年劳累成疾，兄弟俩都累成了罗锅腰，俺爷爷还患了严重的眼病。这种情况下，哪还有精力为孩子置办家业啊。俺奶奶身体一直不好，可是为了五个孩子（后又生了俺二叔、三叔），每日里洗洗涮涮，连糠加菜的三顿饭也够缠着小脚的她忙活的。
一九二一年，父亲才三岁。俺大伯刚满十岁，就担当起拾柴火、剜野菜的责任。爷爷靠给人打短工挣点小钱补贴家用。说是三顿饭，其实每天能喝上一顿野菜糊糊就不错了，而喝野菜糊糊经常导致上吐下泻。屋漏偏遭连阴雨——大伯在这时得了一场重病，持续高烧，浑身肿胀，昏迷不醒。
连个大夫也请不起啊！俺大伯——这个才刚刚十来岁的孩子，病中哭喊着：“娘啊，我饿，我身上疼啊！”
当奶奶从邻居家讨回两块窝窝头赶回来时，俺大伯已经没气了。奶奶哭喊着：“儿啊，娘回来了，你醒醒啊”！
俺大伯早夭的这一年，博山地区夏天连续阴雨四十多天，河两岸，随便扒个窝坑，就能冒出水来。到了秋天，又接上一场连一场的大雨，河沿的水涨到两岸，石河沿更是山洪聚集，滚滚而下。
旱蝗加水灾，哪里还有庄户人家的活路啊！吃糠咽菜，艰难度日，毕竟还得活啊。俺爷爷和俺奶奶苦撑苦熬，总算度过了这艰难的一年。
转年（公元一九二三年）俺二叔出生。这以后，日子更加艰难。俺父亲才五岁，正是贪玩的时候。为了减少大人的负担，便大的看小的，帮着奶奶哄着俺二叔玩。
这年，俺大姑十三岁。虽然她身小力薄，又缠着小脚。但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缝缝补补，烧水做饭，也省了俺奶奶不少力气。俺爷爷扛活或者下地回来，总算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有时候，俺大姑还得拐着小脚到地头堰边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两年后，一场大瘟疫又袭击了博山地区。不管是市区抑或是乡村，几乎每天都有举幡出殡的。五里之外的盆泉村因为这场瘟疫死去了一百多口，甚至有的全家死绝户了。惨啊！
好在我们一家躲过了这一劫，大人还得以保全。隔年（公元一九二五年）冬天，大雪纷飞，冰冻三尺。夏天连阴雨，秋天收成不好，眼看一家人连糊涂汤（玉米面做的稀饭）也喝不上了。爷爷奶奶着急啊。没办法，奶奶在别人的撮合下，只得把十五岁的俺大姑送给了石马一家姓孙的人家做童养媳。
说起这姓孙的人家，也就是俺大姑“嫁”的这个人——后来我们的准大姑父，成年后学了“轱辘子”，也就是锯盆子锯碗锯大缸的小炉匠。那年月，他挑着“轱轳子担”，走街串乡，断不了来俺庄，这是后话。
当时，送俺大姑走的时候，俺父亲和俺二叔抱着奶奶的腿哭着说：“娘啊，别让俺姐姐走啊！”
什么叫骨肉情深？什么叫打断骨头连着筋？这骨肉分离、难舍难分的场面，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落泪啊！
奶奶抹着眼泪泣不成声地说：“哪个孩子不是娘的心头肉，我也不舍得让你姐姐去啊，可是咱们过不去这个年啊！”说到这里，奶奶眼睁睁的看着人把俺大姑领走，登时一口气上不来，晕了过去。爷爷又是掐，又是捏，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俺奶奶救过来。一家人沉侵在悲痛和苦闷之中。
就这样，一家人靠俺大姑父家送来的一点粮食，和着泪水喝了一碗谷子糊糊，过去了这个难过的年。
过了年，小孩子都在十字路上玩。俺父亲路过十字路口，看到赵家的孩子站在石头上拿着煎饼卷儿吃，煎饼饹馇掉到地上。父亲馋地流口水，一直等着人家走了，才过去蹲在地上，用手沾上唾沫将煎饼饹馇沾起来放到嘴里。穷人家的孩子啊，生来就命苦！
俺大姑“出嫁”以后，我们从此多了一个亲戚——西石马大姑家。
虽然说家里少了一张吃饭的嘴，但是，却给家里带来了比较大的困难。俺大姑在家时，已经是如花少女。不管是缝补浆洗，或者是烧菜做饭，都是一把好手；不管是上坡挖野菜，爬树揪树叶，总是大有收获。再就是照管两个弟弟，也省了俺爷爷奶奶不少心。俺爷爷奶奶身体一直不好，更是离不了人照顾。俺大姑一走，当然给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一个不小的闪失。
生在头里，长在头里，七岁的小大人——俺父亲，勇敢地也不得不帮助俺爷爷奶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这付担子不轻啊。俺爷爷已经不能下地干活，更不用说给人打短工了。家里没人掌管不行，家里又没有个女孩洗衣做饭，俺二叔才三岁，还穿着开裆裤，蹒跚学步呢。这付重担不挑也得挑啊。
从此，父亲就告别了他的童年，辅助俺爷爷打理起了家务。
二
父亲自幼聪明好学。老一辈由于家庭贫寒，没有人能正儿八经上个私塾，认识几个字。可是老人们知道没有文化，不认字的处处不方便。于是，爷爷硬是咬咬牙，腾挪出几吊钱，让父亲在八岁那年上了本村开办的公立小学。
虽然学校不大，也不十分正规，但是，只要用心，识字、算术对日常生活也有用啊。正规的教材是当时民国教育统一的。当然，也离不了儿童启蒙读物，像《三字经》啦，《百家姓》啦，《日用杂字》啦，《增广贤文》啦等等这些国学精粹。“五经四书”之类不可能教授，能教读几首唐诗也就不错了。
然而，正是由这几年的小学，由于父亲的好学强记，还是认识了不少方块字，了解了不少文学知识和历史知识，不但会认会写自己的名字，还能打一手好算盘。这也为他日后在本村、去乡里、去公社、去制修厂工作和担当领导职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起打算盘，还有件有趣的事儿。算盘是我国特有的计算工具，民间流行。然而，买得起算盘的人屈指可数。像父亲会打算盘却买不起算盘的人家大有人在。聪明的父亲有办法，而且屡试不爽。他随便抓一把玉米粒儿，在地上划一道横线作为算盘的梁（在家里桌子上，父亲就横上一根筷子），然后，就依照上二下五的设置用玉米粒儿（在田间地头就用小石块、土坷垃）计算起来，又快当，又简便，用完之后，一抹拉完事。这个算盘，走到哪，带到哪，不占地方，不花本钱。村里乡亲们凡是找他帮忙计算什么的，他都是用这个“简易算盘”。
说到父亲的上学，那可真是不容易啊。一方面，他要照顾家里两位老人，还要照顾弟弟。天还不明就得起来打水、垫栏，上学前还要往北山后坡挑一担粪。汗包露水地回来，放下担杖和楼斗筐（专门为半大孩子条编的圆形筐子），抹拉把脸，喝碗糊涂，拿上个煎饼，卷上点辣疙瘩咸菜，就去上学。不管功课多么地繁重，父亲总是按时完成作业。方块字（那时还是繁体字）写得工工整整，算式题做得分毫不差，毛笔字写得有模有样，作文更是得到老师的称赞，时不时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
老师感叹地对学生们说，“秦宗宜真是个好学生啊。你们如果都像他这样，就一定能成器，为祖宗争光，为国家效力”。
不仅是个好学生，父亲更是一个好孩子。别看是个半大孩子，家里家外，坡里地里，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屋里屋外，既是父母的大孩子，又是两个兄弟的监护人；邻舍百家，谁见谁夸，“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就这样，在岁月的更替中，在家务的纷扰下，在邻居们的赞扬声中，父亲出色地完成了四年的小学学业。
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总在这个社会的制约下。这几年，除了水灾，就是蝗灾，还有瘟疫。能够生存下来，不容易啊！
父亲十岁那年，正上二年级。也正是这时候，懵懵懂懂的他知道了外面的事情，什么共产党啦，什么北伐军进了博山城啦，黄沙会在八陡大战保安团啦，等等。
天呀！除了南沙井耕刨锄播，喂鸡养狗，吃饭睡觉，上学读书，还有这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啊！父亲这才明白，老师说的好好学文化，长大为国家效力的话是多么的有远见。
也是从这时候起，父亲不光是上学读书，操劳家务，照顾父母和兄弟，他立志长大后一定干一番事业，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为改变国家的命运尽上自己的全力。
这一年秋天，大雨连续下了五天五夜，淄河的水，漾出了两岸，侵吞了七十多亩良田，更让俺这小小山村的百姓雪上加霜。虽然，当时的政府派出水灾委员两次来南沙井视察，但是，那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干打雷不下雨。视察以后杳无音信，被冲了地的人家只得自认倒霉，借粮食、借高利贷度过灾荒之年。
年底，父亲跟着一些大人去八陡小煤窑上挑碳，听人说，这碳快涨钱了。因为煤窑老板不给井下拉煤的工人涨工资，工人们齐活起来罢了工，不给资本家干了。一路上大人们说，这些黑心的资本家，只管出煤捞钱，根本不管工人们的死活。下窑的都说，干咱们这行，就是四块石头夹着块肉，不知哪天就去见阎王爷。你说，不多给人家几个钱，对得起下窑的伙计们吗？
还听大人们悄悄地说：这回的罢工是有人秘密组织的。是得抗争啊！不抗争，哪有穷下窑的活路啊。
一路上，父亲把听到的这些话闷到心里，不时的琢磨。嗷！不光是庄里种田的老百姓苦，干啥都不容易啊。怪不得老人常说，“瞎米瞎面，不能瞎炭”，这炭来之不易啊。
天有不测风云，地也不安分。去年九月发生了一次地震，今年七月初二大晌午，地震又发生了。这次地震，使很多老屋遭到破坏，倒是没有大的人员伤亡，但是却让人心有余悸，人心惶惶。
天灾人祸，不断降临。不说穿衣，吃饭早就成了问题。爷爷本想让俺父亲好歹读完完小（五六年级），但是，不行啊！没办法，俺父亲只得在读了四年级后忍痛辍了学。
辍了学，好在已经十二岁了，身子骨也还壮实。父亲就正式成为了家庭的主要劳力，也算正式挑起了家庭重任。
三
十二岁，对于人的一生来说，那是金色的童年啊！可是，命运多舛的父亲，却没有那么幸运。梦寐以求的完小没有捞着上，就继承了老一辈的祖业——务农。由于我们家底子薄，再加上从俺老爷爷起就不会做买卖。再说，就是做买卖也得本钱啊。一家人拼死拼活，一年到底忙到头，连个温饱还糊弄不上，更别说做买卖的本钱了。没办法，只好土里刨食，听天由命。
从小到大，父亲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裳，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绫罗绸缎，那是富人们的衣料；鸡鸭鱼肉，那是有钱人的美餐。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衫，糠菜糊糊、囫囵谷煎饼就是好饭食。别看吃得不济，穿得不济，父亲和俺二叔、三叔倒是没病没灾，没给老人增添多少负担。
父亲辍学的这一年，俺二叔才七岁——光腚孩子啊。上学不够年龄，下地不能干活。北山后坡那山垙子地，全凭俺那驼背的爷爷和俺父亲耕种着。别看地不多，可是，每年春上的挑粪、刨地，再加上锄草、收割，可真是天明忙到天黑，一年到头不住下。再说，北山后坡，离俺村子将近三里路，挑担粪要过河，还要爬山。这条路上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布满了爷爷和俺父亲深深的脚印，滴满了爷爷和俺父亲的汗水。
人有旦夕祸福，国家也是。本本分分务农，按时纳粮，虽然平平淡淡，但是，只要遇不上天灾人祸，过得也还算安稳。
过了一九三一年这个年，父亲又长了一岁。这年秋天，忽然村里来了几个要饭的。听口音，不像本地人。问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是关东。关东？关东可是好地方啊。白山黑水，大豆高粱，人参、貂皮、乌拉草，遍地是宝啊。早年，俺们这里，那些没房子没地的穷苦人，好多都去闯关东，谋生路。
“你们为什么背井离乡来俺这穷山东啊”。
讨饭的东北人未曾说话泪流满面，“你们不知道啊，打从‘九一八’事变后，俺那家乡就成了人间地狱。日本鬼子不管到哪里都是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村子就烧，见女人就强奸，简直不是人，连畜生都不如啊！俺这逃出来，算是命大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听他们这一说，大家才明白，前些日子传说的“九一八”事变，原来是日本鬼子来侵略中国啊！也难怪，山村闭塞。那时候，既没有电话，离博山城又远，更没有收音机。没有大事，人们不轻易上博山。当然，对于这天大的“事变”一无所知了。
天下穷人是一家。都是中国人，都是穷苦老百姓，谁没有个落难的时候。村里人收留了这几个逃荒的。好心而有条件的人们，给这几人找了两间破屋，凑了些粮食，让他们安顿下来。
咱中国来了日本鬼子！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地在这个小山村沸腾开来。而这几个人的遭遇在父亲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埋下了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日本鬼子就真来了。不但是来了，而且是一年里六次进犯我们村庄，这是后话。
毕竟日本鬼子离咱们还远，庄家人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一九三二年七月，整个博山地区阴雨不断，一场大洪水从淄河上游滚滚而来。那排山倒海的浊浪，夹杂着被连根拔出来的树木，翻滚着从冲毁的房屋里浮出的家具，肆意的顺着河床汹涌而下。北沙井、西沙井和俺们村子都遭到不同的损失。最惨的莫过于下游的盆泉村。这场洪水，不但冲毁了良田一百多亩，那大水竟漫过护村堰倾泻到庄里，致使多户人家被淹，连大人加小孩卷走了七十多口。这就是历史上悲惨并令人难以忘怀的“水淹盆泉”。
不惟如此，在水灾的同时，不可避免的瘟疫也蔓延开来。仅淄河支流的南博山一个村就有一百多名小儿死于当时流行的白喉病。天灾，带来的不止是房倒屋塌，良田被毁；还带来了骨肉离散，家破人亡啊。
三叔就在这灾荒之年降生了。这一年，俺父亲十四岁，二叔九岁。
第二年，从石马传来喜讯，俺大姑开怀了，生了一个姑娘——这是俺的大表姐。添人进口，这是庄户人家的大事。再说，还是俺们家的至亲。爷爷奶奶就委派俺父亲代表全家到俺大姑家送“祝米”，表示祝贺。
父亲受命于全家，以俺表姐大舅的身份前去探望。大人孩子平平安安，俺大姑夫一家喜出望外，热情款待了父亲这个娘家人。父亲回来一说，俺爷爷奶奶、二叔、三叔也十分高兴——别看二叔三叔年龄小，他们也是在舅舅的辈分上——俗话说，在那个南瓜垵子里啊。
也从此，俺家与俺大姑家的亲戚关系更加密切。逢年过节，相互走动的惯例也不成条文的延续了下来。
光阴荏苒，岁月更迭。接下来的这几年发生了多少事啊。
前年夏天，天气奇热，白天到处都跟蒸笼一样。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大地干裂，草木干枯。人不活动也汗流不止，牛羊也懒得吃草，家狗热得哈达哈达的伸着长舌头。这一年，就有不少人中暑，热死在田间、地头、大路上。
转年，又碰上春旱。入春以后就没有下过一场雨。地里板结的刨不动，春耕成了夏忙——直到了六月，才盼来头一场雨。庄户人家才把本该春天播种的庄家种上。至于收成如何，那就得看老天爷的恩典了。
转眼到了一九三六年。
虽然说三四年以前就知道小日本侵犯中国，也知道国民政府作了些抵抗，毕竟隔得咱老百姓还很远。特别是内地，小鬼子还没来到。抗日，只是听说，并且也曾经为抗日捐献过粮食和财物。特别是，一些土匪武装，浑水摸鱼，也不止一次地打着抗日的旗号来村里搜刮。
尽管日本鬼子还没有打到这里，团结抗日已经是迫在眉睫。抗日是全国、全民族的头等大事。
对于已经成了小青年的父亲来说，抗日自然是一种自发的责任。当时各地自下而上在各个村里组织自卫队。十八岁的父亲虽然还没有正儿八经的不做亡国奴的境界，却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所以，便在爷爷的默许下，参加了村里的自卫队。
九月，博山地区的蒋方宇、张敬焘通过北京辅仁大学学生王克常，与北京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取得联系，加入了民先组织，直接接受北平民先总部领导。之后，张敬焘在各短期小学教员及农村小学教员中开展活动，蒋方宇在城区各公立小学教员中开展活动，先后在教员及知识青年中吸收民先队员。
也是在这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在共产党人周恩来斡旋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大功绩，就是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粉碎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阴谋，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六项条件。自此以后，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取得合法地位，党的组织也在山东迅速地发展开来。
为了抗日，扩大兵源，国民党不顾老百姓死活，不得人心地在各地大抓壮丁。俺村的苏奎铭、秦玉富被有钱人出顾，顶替别人，当了壮丁。
抓壮丁是国民政府打着抗日的旗号，进行的一项不得人心的行动。被抓去的壮丁们是否被送上前线，是否真正与日本鬼子交火，那肯定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只要被抓的人家有钱，几天后就可以放回来。
抗日，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一句口号，也不是成立个什么学会，写写标语，发发传单，就能办成的事情。抗日，得实打实地干，实打实地出人出力出钱出枪，甚至付出生命。
可是，令这些抓壮丁的人和被抓的壮丁们没想到的是——一九三七年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这回是真正的狼来了。
“七.七事变”，日本公开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七.七事变”后的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同意并签署了“三八协议”。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编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十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对于这些国家大事，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父亲知之甚少。但是，大势所趋，大敌当前，父亲还是一直在村自卫队中积极活动着。
日本鬼子说来就来。这年的十月三日，日军的第十师团一部占领了德州，继而占领恩县、平原、陵县等县。当时的山东省国民政府主席韩复榘，率部在鲁北地区装了装样子，稍作抵抗以后，旋即命令部队及地方官员撤往黄河以南，并炸毁济南洛口铁路大桥，与敌隔河相持达月余。
一九三七年秋高气爽的时候，张敬焘与王克常到了我们村，结识了在村里当小学教师的我们的邻居赵炳焘大爷，并通过他秘密活动，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自然，关系密切、一向尊重赵炳焘这个邻居大哥的父亲，也成了村里最早一批“民先”队员。
韩复渠的不抵抗和国民政府的软弱，更加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十二月月二十三日，日军分兵两路渡过黄河，大举南犯、东侵，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占领济南，三十一日侵占泰安，接着又占领了兖州、曲阜、邹县、济宁等地；另一路由济阳以东的曲堤至榆林镇一线过河，直逼鲁中地区。
驻守周村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还没有看见鬼子的影儿，在二十四日下午就已闻风而逃；日军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占领周村，二十六日占领张店，一路毫无阻挡，二十七日又占领了淄川城。
为了巩固对张店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占领，二十九日，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二军第十师团配属的本川族团约两千余人增兵入侵张店。
家门再大也挡不住疯狂的入侵者啊。十二月三十日夜，日军大摇大摆地、轻易地占领博山城。国民党博山县政府，弃城逃往莱芜境内。
在这种形式下，为了避其锋芒。十二月三十日，中共博山工委、民先博山县队部也带领城里党员、队员撤出博城，转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以准备长久地与日寇斗争。
有侵略就有反抗，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铁血男儿，抵抗外侮，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发动了黑铁山起义。当日，廖容标、姚仲明、马耀南率领长山县中学的学生队伍到达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二十七日举行武装起义，宣布长山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姚仲明同志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决定，庄严的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成立。
黑铁山起义，极大的鼓舞了淄博人民的抗日信心。在中共博山工委、民先博山县队部的部分共产党员的组织领导下，当时隶属四区的俺们村的抗日积极分子也有了主心骨，看到了光明，加入到这抗日的滚滚洪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