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为了巩固其侵略成果，进一步打击抗日力量，一九四零年五月九日，对博山东部进行大“扫荡”。一时间，池上、李家、太河、峨庄等地都被日伪军占领。博山党政机关不得不暂时迁驻莱芜县境内。这就是“五.九”事变。“五.九”事变后，鬼子进驻西石马。在据俺们村八里路的西石马驻扎了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在俺们村东面的北博山也有一个小队的鬼子驻扎，并修了炮楼。在俺们村北面的金牛山上，鬼子强修了遮断线（老百姓俗称折干线），在东面的大东顶山上，鬼子也修了一个炮楼。
当时，只有离俺村五里之遥的盆泉村、俺们村、西沙井、北沙井以及和莱芜接壤的老姑峪村，与南面我抗日根据地连在一起。那时，这样的村庄叫“拉锯村”或“游击区”。也就是，白天敌伪三天两头来扫荡；倒了夜晚，我党组织和抗日武装作为落脚点的“堡垒村”。
那时候，做个地下党可真难。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各人都是单线联系，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白天干活，晚上开展活动。表面上跟其他人一样，然而，不管是地下党员自己也好，还是父母家人也好，抑或是庄里乡亲也好，大家都心知肚明。
毕竟，这些人干的是人事，不同于那些汉奸走狗。
鬼子进驻石马和北博山以后，不断向我沂蒙山根据地蚕食、渗透，南沙井村周围的敌我形势日益恶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村党组织及抗日民主政权毫不畏惧，更加积极地开展工作。俺村空前高涨的抗日情绪和一系列抗日行动，使日寇大为恼火。日本鬼子向我抗日根据地渗透，就必须及早的摧毁这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俺村的党组织成了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对付俺们村，鬼子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利用敌特告密、欺骗引诱、长途奔袭、铁壁合围、个别逮捕等一系列方式，企图将南沙井村的党组织一举铲除。
首先，鬼子采取以点成线、步步为营策略。南沙井村西北面的和庄，以及北面的石马、中石、蛟龙、淄井，东面的北博山，早都修上了炮楼，驻上了日本鬼子和伪军；俺村北面的山上也早就拉上了折断线，在平地里挖上了防共沟，还网罗了一批地痞、流氓，设立了特务组织。
当时，从和庄、石马、中石、蛟龙、淄井、北博山的鬼子据点到俺南沙井村，最远的不足十五华里，最近的只有几华里。尤其是在淄井、沙井、盆泉三村交界处的大东顶山上，有一座鬼子的炮楼。炮楼里的鬼子用望远镜就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淄井村、南沙井村、盆泉村的情况。
鬼子不时下乡进犯，搞得人心惶惶，三天两头东躲西藏——老百姓称为逃荒。
只要一听到鬼子要来，就意味着“逃荒”又要开始了。
面对日本鬼子近似疯狂的强化治安，必须拿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根据博山县委的指示，南沙井村的党组织巧妙地与敌人进行着周旋。
根据村党组织的安排，父亲参与建立了盘查站，推荐秦玉川为主任，黄振奎为文书，盘查站的具体工作则由父亲与秦玉俊、栾曰昌、徐元恭等人负责。盘查站的职责是稽查坏人、开领路条、转送情报、侦察敌情，防止敌伪渗透。
为了及时将情况报告博山县委，俺村又建立了秘密交通网。秘密交通网以栾曰孔、崔奉先为主，父亲也会亲力亲为转送党的机密文件，保持与博山四区、莱芜六区（现在的常庄、苗山）的联系。
那时候，日本鬼子通常会从北面的石马、东面的北博山方向袭扰南沙井村。这种情况下，村民通常就会往南、西南、东南出逃，从村南进入令日本鬼子摸不着头脑的山里躲藏。
俺南沙井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村内街道呈井字形，正所谓“四通八达”。日本鬼子每次包围南沙井村，都是采取先守住村外几个出入口、再占据四个十字路口、然后再挨家挨户拉网搜查的策略。
父亲当时住的老家祖屋，街口有一块大石头，出大门就是关帝庙对着的这条南北街，离十字路口很近。所以，一旦日本鬼子包围了村子、占领了十字路口，父亲要是想从大门逃生的路就被堵死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避开大街、翻越院墙、挨家串户、迂回出村。因为如此，那时村内各家各户之间通常会留有低矮的通道，一旦需要，就可以翻墙而过，逃出敌人虎口。
腥风血雨的一九四一年啊，俺南沙井庄老少乡亲，永远忘不了这刻骨铭心的、充满了血和泪的一年。
正月初一，天还没明，村子四周还响着零零星星的鞭炮声，石马、北博山的鬼子就出动了。敌人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地经过俺南沙井村。他们要去常庄、文字现扫荡。由于道路不熟，鬼子便强迫早起的苏道铭带路。还留下一些鬼子汉奸在俺村折腾。由于敌人来的太突然，父亲和全家人被堵在家中。当时，父亲是青年团长，早就出现在敌人的黑名单上。二叔一九三八年不声不响地参加八路军，虽然鬼子汉奸还不十分清楚，但在村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一旦有人告密，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趁着天还不太亮，从祖屋南头翻过院墙，贴着南墙根，猫着腰，快速进入赵家后园，想穿过赵家后园从西南游角出村。就在他快到于家园时，被西南游角站岗的伪军发现。伪军追至簸箩洼土场，父亲眼见已经逃不掉，便从高高的土崖上纵身跳下。追过来的伪军在土崖上边朝下看了看，没有发现父亲的身影，便朝崖下开了两枪，悻悻而回。父亲终于逃过一劫。
没有达到目的的日本鬼子，不死心。正月初三、初五，又连续两次拉网扫荡南沙井村。大年下家，全村老少惶惶不可终日，谁家也不敢在家过年。只好躲到南山里的石屋、堰屋、洞穴里过夜。
虽然眼看着就立春了，但是倒春寒还是肆虐。天寒地冻，长夜难明，盖着破旧的被褥，衣服单薄又肚腹空空，又怕被鬼子发现不敢点火取暖，冻得人打牙巴骨。每家每户只好一家人挤在一起，用自己的体温互相温暖。
二月初二，龙抬头。龙倒是没抬头，鬼子却又来了——下午，天气阴沉，寒风嗖嗖，鬼子携鸡牵驴，从常庄、文字现扫荡回到俺村。多亏了早有人看到，及时赶回村报信。所以当鬼子进村时，大部分青壮年已经一跑而光，只有部分老弱残疾、妇女儿童来不及躲避，被堵在村中。
惯技重施——与往常一样，鬼子大队人马还未进村，就先派人占领了井字形的村中要道路口。接着，鬼子开始自村西向村东拉网搜查、打砸抢烧。每到一家，鸡犬不留。一时间，村内鸡飞狗跳，孩子哭，女人叫，乱成一团。
父亲因为寻找患了精神病的按奶奶，没来得及与俺爷爷、母亲、三叔一起出村，也被堵在家中。父亲将祖母搀扶到祖屋内，耐心地嘱咐她在家里不要乱走动，也不要多说话。自己踩着窗台、抓着檩头，翻上房梁。
鬼子里里外外搜了好几遍，没有找到俺父亲。他们不死心，又回到屋里，用刺刀往纸宿棚上捅。俺奶奶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口。鬼子最终没有找出俺父亲，只好气急败坏地滚了蛋。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不是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吗？我们抗日军民就针锋相对，给你点儿颜色瞧瞧。
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阻挡其经济掠夺的脚步，中共博山县委做出了炸毁鬼子神头发电厂的决定。
这可不是个小事。经过慎重研究，县委决定派石匠苏言铭进入博山神头发电厂侦察。两个多月后，博山县独立营指导员阎发仓带领二十四名战士悄悄进驻南沙井村。四月十八日，二十四名战士翻山越岭住到了离电厂只有十来里路的焦家峪村。第二天晚上，趁黑摸到发电厂，在鬼子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里应外合一举炸毁了发电厂新建一号发电机组，一、二号炉烟囱被炸开一道大裂口。
这次成功的爆炸行动，受到鲁中军区等领导机关的表扬。期间，父亲率领村青年团做县大队的后援、辅助工作，为独立营顺利完成任务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阴历四月底，灾难又降临到了俺村。这天，村民黄振河、于太福贩盐去莱芜，在去新泰的路上，在王家庄遇上了扫荡的日寇，鬼子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杀害于附近的林坵中。消息传来，全村人笼罩在悲痛、激愤当中。悲痛归悲痛，后事总得处理。受全村父老乡亲的委托，俺父亲强忍着悲痛，带着几个青年人在黄振河、于太福家人的陪伴下连夜去了王家庄。借着夜色，悄悄将黄振河、于太福的遗体运回埋葬，并对其家属予以安抚。
一九四一年夏，环境极端恶化。博山县委根据敌我斗争的形势，决定成立金山区。金山区辖石马、北博山、盆泉、三沙井等二十多个村庄，被日寇九个据点半包围着：北面有蛟龙、中石、石马、和庄、淄井，东面有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活动范围总共只有几里路，被誉为“一枪可以打透的根据地”。但这块只有几平方公里的根据地，由于其位置特殊，却成为日本鬼子的一块“心病”。父亲领导的南沙井村青年团（青救会），也成为这块根据地里最活跃的抗日力量之一。
金山区成立后，南沙井村党组织与博山县委党组织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共博山县委党组织常常将南沙井村东南的艾家峪薄泉洞、花篮峪、洞子峪的洞窟作为会址，利用夜间召开会议，研究、指导、部署对敌斗争。担任青年团长的父亲与秦玉俊、赵景凤等同志经常参加这样的会议，聆听县委领导的重要指示，汇报村里的抗日斗争情况，接受党组织委派的任务。
为巩固和发展我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决定在南沙井村北面的北洼设伏，给驻石马的日本鬼子以沉重打击。
阴历五月二十九晚上，四支队某部吕政委所带特务连进驻南沙井村。父亲领导的南沙井村青年团，立即协助部队把住村口要道，封锁消息——各色人等“只许进，不许出”。
五月三十日清晨，共产党员栾曰连深入虎穴以“南沙井村有八路军活动”的假情报，将驻石马的日本鬼子骗出。从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的鬼子小队长松岛，丝毫没有怀疑，立即带领四十多名鬼子汉奸倾巢而出，气势汹汹地朝南沙井村奔袭过来。
按照部署，我们的伏击部队特务连早已埋伏于北洼东山上。大约七点多钟，鬼子大队人马进入伏击圈。随着吕政委一声“打”的命令，机枪、步枪、手榴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下，在前边扛旗的汉奸第一个见了阎王。一阵排枪之后，八路军的机枪卡了壳，枪声骤然稀落起来。骑着高头大马的松岛翻身下马，匍匐在地，听了听动静，觉得枪声不太密集，估计是“土八路”袭扰，便大着胆子站起来组织反击。于是，鬼子们嗷嗷叫着向八路军的阵地扑来。
“擒贼先擒王”。本来就是神枪手的吕政委，没等松岛挥舞的指挥刀落下来，就开了枪。这一枪正中松岛脑袋，松岛应声倒下。鬼子没有了指挥，像无头的苍蝇乱成一团。慌忙中，鬼子丢下松岛和两名汉奸的尸体，狼狈逃回，我军无一伤亡。这就是著名的“北洼伏击战”。
在这次战斗中，南沙井村组织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主力作战，身为青年团长的父亲带头支前，受到吕政委的表扬。这次战斗，父亲自始至终参加，身历其境，了解比较详细，解放后也常常作为阶级斗争教材，在学校讲给学生们听。
鬼子吃了亏，大光其火，恼羞成怒。寻找原因，最终查出是赵景材、栾曰连用假情报欺骗了他们。鬼子对南沙井村的疯狂报复开始了——
村长赵景材和送假情报的栾曰连，被召到石马扣押起来。鬼子对他俩严刑拷打，逼其承认送的是假情报，并且威逼其交代村里的党组织及八路军的去向。
他俩都是共产党员，同时都是村里的主要负责人。面对这些面目狰狞的魔鬼，二人紧咬牙关，拒不承认。最终，鬼子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二人与八路军有联系。
历经九十天磨难，在敲诈了南沙井村一万余元（老姑峪四千五，南沙井村五千五）之后，村长赵景材被赎回。送情报的栾曰连则被押往源泉、八陡监狱，继续拷打审问。赵景材、栾曰连被捕之后，大大消弱了村里党组织的力量。但是，鬼子为达到目的，还是不肯罢手，继续千方百计对南沙井村的党组织进行破坏。
阴历六月间，村里的主要党员干部转到外线，只留体弱多病的党员副村长于三甲在村坚持工作。敌人得知消息后，责令于三甲赴北博山伪区公所开会，阴谋在途中对他实施抓捕。北博山村的党组织得知这个消息后，及时通知于三甲，并掩护他绕道石马返回村中。本就体弱多病的于三甲，回家后一病不起，不治身亡。这是鬼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在赵景材、栾曰连被捕期间，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与安排，父亲组织村里的青年团员，走家串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积极协助党组织四处筹款，营救被捕的同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赢得了全村乡亲们的信任和尊重。
这年闰六月。后六月二十九（阳历为八月二十一日），博城的日寇组织第二次强化治安。鬼子纠集驻石马、北博山之敌，强迫栾曰连带路，分石马、北博山两路，于拂晓前奔袭包围了南沙井村，企图一网打尽村里的党员，荡平金山区根据地。
为了防止村民逃出村，天还未明，敌人就包围了村子。这时节，正是高粱红、谷子黄、玉米白的时候，高杆庄稼尚未收获，庄稼地里到处可以藏人。
父亲在家里听到动静的时候，鬼子已经占领了关帝庙前的南北街。根据经验，父亲决定还是从西南游角方向出村上南山方向出走。不巧的是，刚从赵家门里出来，就被在西南游角站岗的鬼子发现了。父亲被鬼子追着，三拐两拐爬上了魏家崖头，出了村，来到了一个四岔路口。父亲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往路边一闪，趴到路边的谷地里。沿路紧追过来的鬼子以为父亲已经跑远了，瞎打马虎地从谷地的堰头上追过去。借这个当儿，父亲往谷地里又挪了挪。过了一会，父亲听到鬼子叽哩哇啦的说着话，从刚才追过去的地头上返回村中。
险啊！多亏了天还未明，也多亏了庄稼还未收获，使俺父亲再次躲过一劫。但村里的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据事后统计，这次鬼子包围俺村，共逮捕去村里的青壮年十五人，其中包括党员二人（栾尚书、苏登镐），群众十三人。
被敌人逮捕的党组织组织委员栾尚书宁死不屈，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岳怀明、刘绪谷、魏克孝等另外的十一人被押往东北本溪煤矿，成为鬼子的劳工。天天吃着橡子面，在煤矿上拖筐拉煤，多人被瓦斯、皮鞭、疾病夺取了生命。多年以后，仅仅逃回五人。
成为笑柄的是，憨厚的村民崔奉珠被捕后，吓得语无伦次，鬼子说什么他就认什么。而且捡着大的说。鬼子误认为他是党组织的负责人，便将他押往北京，送进所谓的“感化院”，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三年。最后，鬼子弄清了崔奉珠的身份，又看到他憨厚木讷不像是什么共党、高官，骂了一声“八格牙路”，不得不将他释放回家。
年内，这已经是日寇第五次扫荡南沙井村了。
在鬼子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不仅金山区党组织遭到破坏，附近的五区也有大批共产党员因敌伪告密而被捕。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赵炳焘就在这次“治安强化运动”中被捕、牺牲了。
那天是七月初六（公历八月二十八日）。赵炳焘给学生们上完课，回到住处。这时，邀兔村的翟所昌来了。
“赵老师，你是咱村的老师，为我们的孩子操尽了心，快到七月十五了，俺想请你到我家吃羊肉，让咱村有名望的人作陪，一块团圆乐和乐和，也表达我的一点心意”。说罢，递上请帖。
“什么时候？“赵炳焘问。
“七月十四（阴历）！”送请贴的翟所昌诚恳地说。
赵炳焘婉言谢绝：“你们的心意我收下，咱们整天在一块，我看就不必让您破费了。”
翟所昌一听赵炳焘不愿去，便使出了杀手锏：“赵老师，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呀？”
“哪里，哪里？”赵炳焘赶忙否认。由于对方一再邀请，赵炳焘下定决心不去的念头动摇了。他想，趁这个机会不妨顺便宣传抗日，对乡亲们游说也是个好机会。所以，他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
“赵老师，这才对，一言为定，到时我们杀一只羊，咱一块聚聚。”翟所昌高兴地离开了学校。
其实，翟所昌早年就在东北加入了日本会，因为会说日本话，成为当地日本人的情报员。
这天晚上，也许是老天也有预感，月亮被一片片的的乌云遮住了笑脸。所去的二十多个等着吃羊肉的人，有的在闲聊，有的在忙碌。赵炳焘对于吃羊肉并没有很高的兴趣，他在考虑怎样利用这个机会完成他预想的任务。只不过，他却感到气氛有些紧张和沉闷。其他被邀请的人，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主人的这种举动，来的有些离奇和突然，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过了片刻，羊肉舀进了各人的碗里。当在场的人们端起酒杯之时，一阵骚乱伴随着严厉的吆喝声，盘踞在此地的日本宪兵队和汉奸在汉奸头目张希文的带领下包围了翟所昌家。正是因为翟所昌告密，敌人掌握了邀兔崖镇部分共产党员名单，制定了这个逮捕计划。
这场羊肉宴变成了鸿门宴，赵炳焘等二十二人被五花大绑押到了博山。混乱中，郑志祥和年轻而又身强力壮的郑良镐从后窗跳出逃跑了。
事情发生后，博山县委非常重视，积极动员社会名流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由于当时环境恶劣，博山县委因局势紧张搬迁，虽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赵炳焘等人除少数几个人被赎出来之外，其余人仍押在博山监狱。
赵炳焘等人在博山敌人的监狱内，虽然受到敌人的百般引诱和严刑拷打，但他们却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赵炳焘在博山监狱中因轻信一赵姓看守的话，将写给党组织的信交给了他，结果这名看守立即将信交给了宪兵队。赵炳焘被敌人抓到了证据，已经预感到自己时候不多了。
过了一段时间，敌人担心夜长梦多，分三批做了处理：像赵炳焘这样的党组织领导和骨干押往济南或当地处决；一部分虽然是党员但不是骨干，被押往东北抚顺下煤窑；少数人被赎和非知情人其中包括出卖他们的人被释放。
就这样，赵炳焘在受尽酷刑后，被敌人秘密处死。其时，赵炳焘的女儿只有六岁，儿子刚刚三岁。
赵炳焘被捕后，父亲及党组织想方设法组织营救，均告失败。从此，父亲在组织村青年团与敌斗争的同时，又承担起照顾烈士遗孤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直到父亲去世，这也是后话。
进入十月，鬼子开始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在严酷的形势下，中共博山县委行政科长李振之及其子李奉奎经不住考验，叛变投敌。
阴历十一月十五，叛徒李振之带领鬼子宪兵、特务、便衣几十人对南沙井村进行围剿。鬼子先南下扫荡了县委驻地南博山一带，然后从邢家村翻山越岭直扑南沙井村。他们从村南的南封山扑下来，堵住了村里的出入口，占领了交通要道，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村民赶到关帝庙前的十字路口上，召开所谓的“村民大会”，按照李振之提供的名单，逐个点名逮捕。
由于事发突然，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三叔都没有来得及逃走，也被围在人群中。
开始点名之前，妇救会长周庆芳看到了人群中的父亲。她利用给鬼子送茶水的身份，悄悄地把一把大茶壶递给了俺父亲，示意他以回家取水为名赶快离开。
父亲回到家，扔下大茶壶，立刻翻过墙头，溜进赵家后园。钻入柴火堆中，用厚厚的玉米秸挡在外面，静静的听着外边的动静。
鬼子点到俺父亲的名字时，没有人应声。于是，鬼子将俺爷爷拉出来，用枪托猛烈击打他的罗锅腰，逼问俺父亲的下落。爷爷咬紧牙关说：
“俺儿子这几天不在家，不知道去哪里了，俺还找他呢”。鬼子没办法，只好将俺爷爷与逮住的其他青壮年、党员一起，用绳子穿成一串，押到石河西岸的打谷场上，准备在那里汇合从西沙井、老姑峪逮捕的党员一起拉走。
爷爷本来就是罗锅腰，加上刚才鬼子的一阵折腾，在穿成一串行进的队伍中根本跟不上趟。最后，鬼子将他打得半死，丢到了石河沿里。直到鬼子走了以后，才被乡亲们救回。
这次围捕南沙井村，鬼子逮去村民十七人，连七十多岁的苏荫熟老汉也没有放过。这十七人中有党员六人，包括妇救会长周庆芳。
周庆芳关键时刻救了俺父亲这个地下党员和抗日骨干，自己却被鬼子逮捕，遭到严刑拷打。后来，周庆芳被拉往济南，历经磨难后才逃出虎口。
后来，有人说，周庆芳被捕后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受刑不过，变节叛变了。经过党组织一系列的调查核实，特别是俺父亲以他的亲身经历证明，这一传言，不攻自破。
为什么？周庆芳身为妇救会长，村里谁她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员、有多少共产党员她不知道？若是她叛变了，俺村的党组织岂不就遭受灭顶之灾？事过后，俺村党组织领导人和党员们毫发无损，就是最好证明——周庆芳是巾帼英雄，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是年内鬼子第六次扫荡南沙井村时俺父亲的经历。
鬼子的扫荡、暴行，使本来就患有精神病的俺奶奶病情加重，连病带怕，二十天后，就在那年的腊月初五，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天，奶奶精神完全崩溃，在大门过道楼里悬梁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