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前面说过，自从一九四一年起，俺村东南艾家峪薄泉洞就成了博山县委党组织在这一带召开会议的会址。当然，都是借夜间活动，也借此与上级和邻近的党组织进行联络。
岁月更替，转眼到了一九四二年。
日本鬼子变本加厉地在这年三月，推行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强化运动”，说白了，就是搜捕地下党，破坏抗日武装。
有英雄就有狗熊，有抗日骨干，也不可避免的有汉奸走狗和变节投敌者。七月二十一日，博山县独立营教导员孙黎，拒绝党组织的多次教育挽救，堕落腐化，经受不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和敌人的威胁利诱，携带党和地下组织的若干机密，在博山盆泉村南庙，裹挟战士七十余人叛变投敌。孙黎叛变后，被委任为剿共大队长。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汤，他的叛变使博山地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受到严重损失。
国共合作的大前提下，不断有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发生。九月二十三日，俺村在东池上村做小学教员也是乡村医生的苏荫材，被国民党四师捕去，活埋。他的儿子苏文铭，也是东池上村的小学教员。早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被扫荡的日本鬼子打死。
苏荫材惨死的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这天，在去井子峪村给亲戚看病返回池上的途中，他遇到了做抗日公安工作的学生夏新生。作为老师，苏荫材被夏新生邀到住处畅谈。没想到，出门时被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在返回池上后被捕。被捕后，他被四师的国民党士兵押往纸坊村兵部。这些见了日本鬼子就跑，见了八路军和老百姓就抓的“刮民党”，以私通八路为名，对他严刑拷打，最后活埋。
十一月九日，日伪军在“扫荡”沂蒙山区后，返回的路上包围了马鞍山。在两千名日伪军的围困和轮番进攻下，最后除少数人脱险外，王凤麟等三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马鞍山战斗中，王凤麟等官兵及家属惨烈的气壮山河的壮举，一时传遍齐鲁大地。同时，激起了抗日军民的仇恨。
家贼难防啊！日本鬼子作恶多端，汉奸走狗助纣为虐。在鬼子历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中，汉奸们因为是本地人，轻车熟路总是跑在头里。而且，平时他们仗着鬼子的势力，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对于地下党和抗日军民，他们不是向鬼子告密，就是亲自抓人，到鬼子那里去邀功请赏。
为了打击汉奸们的嚣张气焰，上级决定开展“锄奸”运动。博山地区，首先惩治的是李振之、李奉奎父子。
由于李振之、李奉奎的特殊身份，工作中接触到不少党的机密，对博山县各地方党组织多有了解。他们的叛变，使不少同志因此被捕，遭到残酷杀害。更可恶的是他们叛变后又充当了鬼子的特务，三天两头带着鬼子汉奸下乡清剿，搜捕共产党员，捉拿抗日家属，使博山县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李振之的老家是石马乡东石马村。李振之、李奉奎叛变后，东石马村的党组织遭受了灭顶之灾。支部书记王书玉，新任组织委员李万丰，宣传委员李宗文，以及其他党员、积极分子等十余人全部被抓走，一去杳无音信。连李振之的堂侄、李奉奎的堂兄弟——原博山县委主要领导李东鲁的家属也没有放过，他们先是抓了李东鲁的家属作人质，又假仁假义地通过关系游说劝降李东鲁，阴谋落空后，便露出狰狞面目，把李东鲁的家属长期扣押，连李东鲁刚刚出世的女儿也没有幸免，在忍受了两年的折磨后惨死牢房。
向他们讨还血债的时候到了。
一九四三年春，李奉奎在博山城骗娶了一个小老婆。按照博山的风俗，新婚后，一对新人要上男方的祖林祭祖。
得知李奉奎要回乡操办喜事的消息之后，他的亲五叔、共产党员李鹏万（化名“赵的之”）立即派人向博山县公安局报信，要求博山县公安局派人抓捕李奉奎这个民族败类。博山县公安局得到消息，马上成立了锄奸小组。锄奸小组由三人组成，焦念生、黄挺约负责实施抓捕李奉奎，另有一名队员任一民负责掩护。
按照计划，锄奸小组于李奉奎新婚前一天下半夜，从南沙井村岳长祥家出发，星夜赶往东石马村，天明之前，人不知、鬼不觉地隐蔽到了村东的关帝庙内。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负责掩护的任一民同志终于发出了信号，焦念生、黄挺约箭步从关帝庙内冲出，用破布将李奉奎的嘴堵上，再把他五花大绑，然后抓住他的手臂，像老鹰叼小鸡一样，架起来往南山奔去。眼看着就要到山腰时，从石马、蛟龙、淄井、北博山方向传来了稀稀拉拉的枪声。
听到枪声，李奉奎突然躺倒在地，装起死来。就在此时，一颗子弹打中了负责掩护的任一民同志的大腿。看来，要将李奉奎带往根据地是不太可能了。焦念生扔下李奉奎，用枪抵住李奉奎的脑袋，代表人民将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就地正法。焦念生、黄挺约一边还击，一面轮换背着负伤的任一民同志，回到了南沙井村伪“保长”岳长祥家，这时天已经大黑了。
锄奸小组胜利归来，岳长祥立即通知了村里的党组织。按照焦念生、黄挺约的安排，岳长祥先去老姑峪村请来了一位八路军的军医。他把伤员任一民的伤口处理完了，说得赶紧把伤员送往我们的地下医院。父亲二话没说，马上叫上治安员、共产党员黄振田，从村里找了一把太师椅子，做成担架，大家七手八脚将任一民抬到椅子上坐下。父亲和黄振田向焦念生、黄挺约问清了八路军秘密地下医院的地址后，抬起担架，即刻出发，直奔八路军秘密地下医院。
好容易走到莱芜的文字岭上的“地下医院”。医生将父亲和黄振田送来的伤员任一民收下后，父亲他们就连夜赶回了南沙井，圆满完成了护送伤员的任务。
四二年一开春，俺村就进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青黄不接，粮食极缺，野菜被吃光，能够吃的树叶也被摘光，不少人外出逃荒。
这一年，碰上春旱。整个春天滴水未下，冬小麦颗粒未收。直到六月初六才下了雨，老百姓只好违反播种规律，先种豆子后耩谷。
种上了，庄家人也就有了个盼头。没想到，处暑后又遭风灾。狂风暴雨，三天三夜连刮带下，禾苗变成了鸡鸡翎。
这还不算，老天爷真是不叫穷人活了。进了七月，虫灾又流行开来。虸蝗遍地生长，谷物被吃成光杆。八月底，还不到季节，天气骤冷，下了一场苦霜，还未上粒的玉米全被冻死。
一年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村民衣食无着，冬天能盖上破被子的不过几户人家。
唉！提起那年啊，老人们说，村里黄蒿一人多高，村民骨瘦如柴，各种传染病流行。而敌人却不顾老百姓死活，依然是对外进行经济封锁，对内敲诈勒索。村民连盒“洋火”也买不到，油盐就更困难了。但是，该枪杀的日寇依然逼迫俺村村民到淄井修炮楼和折断线。从俺庄西面的诸葛井（大井）里挑水，到淄井。俺村的苏功明、于太龙等很多人，都曾经昏厥在挑水路上，被群众抬回来救治，才得以活命。
到了四三年，村内每天都饿死一两个人。苏功明一家四十天内饿死了四口，村南的于学孟家十天内就失去三个亲人。
这一年，俺们全村饿死了三十六人，卖儿卖女的有十几户。而村里的富裕者，却借此机会放高利贷，大发横财——春借玉米一升，秋后还二升，借小麦一升，秋收后还三升，几个烧饼就可以换木车一把。
群众有困难，岂能坐视不管。党组织发起发动借粮运动，以解决群众困难，更指导群众到沂蒙解放区逃荒渡难。赵炳焘烈士遗孤辗转来到沂南县西北部的马牧池，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这一年，南沙井村逃荒到垦利、沂蒙一带者达到三百人之多，占全村的百分之六十。不能带领全家逃荒在外的便担筐挑篓、肩挑叫卖，仅仅到沂蒙山区的就有八十多条扁担。
这年，母亲怀了第一个孩子。但是，由于当时接生条件不好，俺这个没见面的姐姐就夭折了。
终于熬过了“大贱年”。
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进行到第七年头，进入了战略反攻最后阶段。在对我极为有利的大好形势下，党组织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一个大仗。二月二十五日，由博莱县独立营、夏庄区中队和当地民兵三方联合，夏庄守敌三个连被歼，这个被敌人盘踞了多年的据点终于被拔除，夏庄回到了人民手里，我方又扩大了一块根据地。
又过了一个半月，按照上级指示和群众的强烈要求，博山县公安局锄奸小分队在博山西沟街——叛徒孙黎的住处，将其击毙，人心大快。
形势喜人。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露面的时候了。七月份中共鲁中区委决定撤销中共博山工委，恢复中共博山县委。八月份，又建立了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
博山军民，历经七年抗战，在血与火的历练中终于挺起了腰杆，堂堂正正地做一回中国人了。
挺起了腰杆，底气更加充足。我方部队的作战能力也提高了不少。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共博山工委重建，进驻南沙井村，工委以南沙井村为基地，开始向敌占区开展工作。父亲按照村党组织的安排，负责村里的治安工作，保护工委领导同志的安全，协助妇救会安排工委同志的生活起居。博山工委在这里通过建立联系秘密点线关系，逐步渗透到三区的岳庄、八陡、山头、六区的西河以及博山城区及其附近的工矿区，在敌人的心脏里秘密开展工作，搜集敌人情报、筹集紧缺物资支援部队，在解放前夕组织工人护厂、护矿纠察队，保护厂矿不被狗急跳墙的敌人破坏，里应外合配合部队解放。在中共博山工委书记李东鲁、刘惠之领导下，南沙井村青年团配合联防民兵、地方武装围困附近的鬼子据点，利用夜间向伪军开展政治攻势，贴“红黑榜”，宣传抗战，瓦解敌军。此时，博山周围农村的鬼子据点已经所剩无几，仅在城里、矿区、交通要道上还有几个大的据点。到抗战胜利前夕，北博山、石马、蛟龙据点里的鬼子和伪军，在中共博山县委、博山工委组织的地方武装、各村联防兵民的围困下，只能龟缩在据点里。
十二月六日，博山县大队和鲁中军区部队智取马鞍山，将守敌二十四人全部俘虏。为四二年保卫马鞍山而牺牲的四十多名伤病员报了仇雪了恨。
对日寇反击的胜利消息节节传来，大大鼓舞了广大民众。再接再厉，奋力一搏，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了民心所望。一九四五年一月，博山县普遍开展拥军、参军和大练兵运动。
看到了希望，党和他领导的军队更加受到百姓的信任和爱戴。拥军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踊跃参军在城乡形成一股热潮。
八
好消息从天而降——五月八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盟军在亚洲大陆各战场对日军发起反攻。雪耻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老百姓的期盼成了现实，日本鬼子不来了。
战乱的暂时离去让乡亲们松了一口气。可是天灾又不请而至。七月二十六日，天还没明就下起了暴雨，一个多钟头就降雨二百多毫米。大河崖、石河崖洪水陡涨，漫过堤堰，向村里倾泻。这场暴雨带来的洪水冲走俺村房屋十余间，毁坏土地近百亩。后来听说，这场暴雨，也使山头、八陡、石炭坞等地也遭到了重大损失——冲毁房屋四二五零间，被洪水卷去上千人。
抗日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美国坐不住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带来的耻辱已经让美国不能忍受。尽管已经多次派出飞机远程轰炸日本本土，但是看到日本不思悔改，遂于八月六日和九日，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这种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也是日本军国主义首次受到的毁灭性惩罚。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零时十分，苏联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忽然袭击。
失败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可不能让反抗者攻到日本本土啊。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万般无奈下，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向全世界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八月十七日，中共博山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博山县敌占区进军。俺村自动组织支前大队，父亲跑前跑后，跟随大军解放县城，收复失地。
八月二十三日，博山城解放了。鲁中区党委、中共淄博特委、中共博山县委、县政府及各抗日群众团体同时进驻博山城，并成立了博山城防司令部。徐化鲁兼城防司令部司令，张敬焘兼政委。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俺村掀起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要求惩治汉奸卖国贼、抽回不合理土地、收回高利贷放的粮食、处理不合理债务、完成减租减息。村党组织密切配合附近各村党组织，准备召开公审大会，严惩汉奸齐立田、齐登尉、翟配德、孙志书、李振之。
下山摘桃子的蒋介石，下令各地日军必须向国军投降，受降也只有国军才有权利和资格。
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蒋介石不得不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也为了揭穿蒋介石的阴谋，更是为了表达中国共产党磊落胸怀。中囯共产党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最高领导人，从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四十三天的和平谈判。谈判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八月二十八日，由博山县长毛梓才，博山城防司令徐化鲁以及工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与开明绅士等代表参加的博山善后委员会成立。
随即，中共博山市委、市政府也在九月建立。市委书记为克林，市长是谢伯望。市机关驻博城，博山县机关移驻郭庄村，主要抓农村工作。
蒋介石终于撕下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的遮羞布，公然违反和破坏“双十协定”，向刚刚获得解放的同胞，举起了屠刀。
刚从日本鬼子蹂躏下解放了的博山城，又在枪炮声中落入了新的敌人——国民党匪军手里。
迫于新的敌我斗争形势，九月十七日，鲁中区、淄博特区和博山市等党政军机关不得不撤出博城，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与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斗争。
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我方与敌人的“拉锯”开始了。十二月三日到五日，淄博独立营、博山县独立营配合鲁中军区警备一团，再克博山城。
但是，屁股还没有坐热乎，十日，在蒋敌伪联合进攻下，博山城又被蒋匪军攻占，重新陷入敌手。
内战的炮火，暂时还没有烧到乡下。
十二月中旬，转移到农村的中共博山县委，组织力量在新收复区开展反奸、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
日本投降后，政府号召难民回家生产。俺们村逃往各地的群众陆续回到老家。为了帮助困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筹集并大量发放各种贷款，包括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等，连离俺村最远的山前也种上了庄稼。
赵炳焘烈士的家属和遗孤在马牧池呆了近两年后，听到家里平安了，由当地政府派员辗转护送，也于年内回到老家。
俺村的拥军优属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在村干部的领导下，父亲同党员群众和积极分子们一道，为军烈属代耕土地、修缮房屋、优抚钱粮；给他们推碾推磨，解决实际困难，使部队家属安居乐业，鼓舞部队战士英勇杀敌。
对此，受到安抚和优待的人家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一年，父亲除了担任村里的青年团长外，又兼任了村农运部长。这两项职务，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