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腥风血雨过去了，被乌云笼罩了这么多年的南沙井上空，终于看见了久违的蓝天白云。因为工作出色，父亲也调任盆泉乡民兵队长。
形势稳定了，穷人有了自己的土地，男耕女织，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实现了。
谁都知道文化的重要，谁都吃过没有文化的苦头。新政府体谅老百姓的苦衷，知道老百姓的需要。
一九五零年春，南沙井村在关帝庙兴办国立学校，并同时招生，校长兼教师为赵汝衡一人。转年，教师由原来的一人发展到二人（于芳辰），学生由原来的二十余人，后陆续发展到了五三年的一百余人。与此同时，村里又办起了业余扫盲识字班，吸收了很多家庭妇女参加学习。识字班的学员们虽然基础参差不齐，但是文化水平提高很快。
国家新婚姻法颁布了，废除一夫多妻制，提倡自由恋爱，新事新办。崔效增成为南沙井村第一个按照新婚姻法登记结婚的村民。
七月份，从上到下发了一个文件，禁止妇女缠足，号召并提倡放足。据十月统计，那时候，博山二十五岁以下，妇女缠足者一千九百八十人，经说服教育已放足者达一千一百四十二人。但是由于她们的脚受到伤害，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所以，成为“解放脚”。我村于芳梅的母亲、于绍华的母亲等一大批妇女就摈弃了缠脚，成了比较方便的“解放脚”。
在美帝国主义鼓动、策划和唆使下，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
战火烧到到了家门口，中国政府绝不能坐视不管。况且，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们就是要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犯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毛主席一声令下，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五大战役最终将战线稳定在北纬三十八度附近。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交战双方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父亲担任盆泉乡民兵队长，按照上级部署，积极动员群众捐款捐物，支援抗美援朝。同时，协助党组织动员在部队的子弟兵赴朝作战。
俺村的苏佑铭就是赴朝参战的一名志愿军战士。当时，他在卫生队工作，是随队军医。同时赴朝作战的还有赵景槐、崔孝德、于永富、崔效胜等。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生产组织——互助组。那年冬，博山县在池上乡郝峪村建立起第一个长年性互助组。接着，全区农村上行下效掀起了成立互助组的热潮。
十二
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为了振奋民众精神，声援朝鲜战场，一九五一年四月，博山县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
进入五月份，博山县开始全面镇压反革命。这个月，按照中共淄博市委的规划，从博山县划出一、二、三、四区，成立淄博市，市府驻博城；博山县辖五、六、七、八、九区，县府驻源泉。南沙井村隶属博山县六区，父亲在盆泉乡民兵队长任上，担任了盆泉乡第一任乡长，一九五三年又担任了乡支书，兼任副乡长。
父亲任盆泉乡乡长、乡支书期间，上级有关部门部署，统计和落实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失踪人员，并给以定性。父亲与民政部门商讨，应该按照实际情况，给赵炳焘以烈士待遇，并将赵炳焘列入了征询名单。
不料，这事儿对赵炳焘家大娘一说，俺大娘就不依了：
“俺孩子他爹你们找不着他，俺觉得他还健在。俺不要这个烈士，俺要孩子他爹这个人”！
父亲与大娘商量一次，大娘发一次脾气。那时，翠英姐、宝增哥还小，不能代表家属意见。没办法，父亲只得无奈地在征询上报的烈士名单中将赵炳焘大爷的名字划掉。
说到这里，还有段鲜为人知的事。那还是老大结婚以后，有一次，大娘和老大媳妇拉呱说：
“绍华啊，你是不知道哇！那天，你大爷急着要去邀兔崖给学生上课，我着急了，说家里这么多事情你也不管。”
“你和俺大爷吵架唻？”于绍华问。
“没啊，就是拌了几句嘴，你大爷看我着急，就安慰我说，他娘，你别目光短浅。现在我干的这个工作是既困难又危险，说不定哪一霎就回不来了！”
“你看你这乌鸭嘴，说的些啥？”大娘赶忙捂上了丈夫的嘴。
“这不是吓唬你。不过，你将来的日子就好了——电灯电话，水管子按到屋里，拧开就淌水，你就等着享福吧。”
有文化，有大志向的人说出话来有准头。这不是，虽然俺大娘一直暗暗忍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亲人那预料的前景却实现了。
为了给这个家庭一点儿补偿，一九五六年，父亲介绍在家务农一年的赵宝增去当时的“博山县第六区”当了通信员，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送信。
赵宝增长大成人以后，知道了父亲遇害的整个过程，为父亲追讨名分的想法逐渐强烈：
“我觉得，按照父亲的遭遇，他应该是一名烈士”。
赵宝增首先想到的是魏瑞祥，而此时魏瑞祥已成为南下干部，远在外省。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赵宝增给魏瑞祥寄去了一封信。魏瑞祥很快回信了，然而信的内容却给赵宝增泼了一盆冷水，魏瑞祥在信里说，“你父亲确实是在1938年由我介绍入党的，入党地址是瓦泉村，但是入党之后，他与我就分开工作了，对于你父亲遇害的事情我也不清楚。”
唯一一个线索断了，赵宝增陷入了无尽的迷茫。
一段时间后，赵宝增又将视线转移到同村的黄振奎。黄的一句话又让赵宝增有了新的希望：
“你父亲是村里的第一名党员，村里不少人都是他介绍入党的。”
按照黄振奎提供的线索，赵宝增逐个走访了由他父亲赵炳焘介绍入党的人，然而，从这些人口中，赵宝增仅仅得知了父亲曾经在沂蒙山区的抗日大学培训过，对于其父亲遇难的事情，这些人都不知道。
线索再一次断了。
一九七五年前后，赵宝增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李东鲁，先后任博山县组织委员、博山县工委书记，在赵炳焘遇害期间，李东鲁正好担任博山县组织委员。
而此时，李东鲁已经是上海黄浦区区委书记，赵宝增再次选择了寄信。回信很快就收到了，但是信中却说，由于相关政策，在信中不能说明这些事情。之后的几次去信虽然都有回信，但都没有过多提及赵炳焘遇害的经历。
一九八一年，赵宝增的姐姐赵翠英决定亲自去上海寻找李东鲁，李东鲁到门口迎接了她。
“当时李东鲁告诉我姐姐，他确实知道父亲的情况，而且‘邀兔崖’事件发生后，组织上还想尽办法去营救，但是由于当时环境太恶劣，县政府又准备搬迁，所以营救计划未能实施。”赵宝增回忆说，但是对于父亲遇害的具体地点，李东鲁也说不清楚。
之后，李东鲁还写了一封信，简单叙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并且签名盖章，交给了赵翠英，信中最后表示：对于这些人，当地应该按烈士处理！
当赵宝增拿着这封信满怀欣喜地找到当地相关部门时，却被告知，这样的证明需要两个人，单单有李东鲁一个人的还不够。
事情再一次被搁置。
再后来，赵炳焘介绍入党曾担任村支部书记的黄振田的儿子黄丰年，对此事非常同情和关心，他不但详细采访了有关当事人，还专门写了文章记述赵炳焘被捕及“追烈“的经过，引起了有关媒体的注意，《鲁中晨报》刊登了记者孙锐采写的《赵炳焘正名之路还有多远》的通讯，《淄博声屏报》刊登了黄丰年清明节专版的散文《献给“编外烈士”的鲜花》，《灵泉》杂志刊载了他采写的《志与秋霜洁》的人物专稿，《齐风》杂志、《淄博日报》和《淄博晚报》也非常重视。
再以后，黄丰年四处奔走呼吁，使有关部门引起了重视。这一切，都不为正名——名不需正，而是为了给“烈士”子女及后人以慰藉。所幸有关各部门也都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给烈士子女及后人一个满意的说法，会有结果的。
不管是赵炳焘遇难前，还是他的事情没有结论的这几十年，我们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好。也为此，俺弟兄仨一直称呼赵炳焘的遗孀叫“娘”，称他的儿女叫哥哥、姐姐。
最让人忘不了的是，俺弟兄仨几乎都是这个姐姐抱大的。其中，老大克新受娘的抚爱最多；在音乐上，受哥哥姐姐的影响最大。
而到后来，老三克铸先到淄川，去看望大娘和哥嫂的次数倒是最多。
俱往矣！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赵炳焘大爷和俺那苦命的大娘已经仙去，留给后人的只是那不尽的思念。
父亲任盆泉乡乡长、乡支书期间，知人善任，大胆培养、选拔和提拔有政治觉悟的年轻人。盆泉村的田兴高，好学上进，积极肯干，当时已经是团员。父亲打破常规，提拔他当了乡里的团委书记。田兴高也知道，按照组织程序，担任这个职务，必须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但是，父亲说，既然让你干，就有让你干的道理。至于条件，我们会想办法解决。
田兴高在任团委书记期间，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配合父亲的工作，把盆泉乡青年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很快就被组织吸收，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一年，南沙井村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在父亲的具体指导下，进行了土地调整定级，至界清理，颁发土地证。同时，隐蔽了十几年不是秘密的秘密，党员及党组织也公开活动了。
还是这一年，南沙井村进行了选民登记。黄星五、赵景凤、魏克礼被选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乡、区两级人大会议。父亲担任盆泉乡乡长，理所当然也是人大代表。
三月十九日，博山县人民政府召开二届一次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制定了1952年的农林生产计划。为期四天的会议，使代表们明确了当前农林生产的方向。
结婚两年的俺二叔有了孩子，腊月二十四，他的大姑娘——桂香降生了。俺母亲跑前跑后，为弟妇忙活她认为是自己这个嫂子的本分。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狂风袭击博山县，毁坏房屋两千余间，严重者房顶被刮去，墙被刮倒。两平村花雨沟最严重，全村共一百一十七户，四百零七间房子，被刮坏三百八十一间。
自然灾害是不可抗御的。为了使农业生产有更大效益，劳动力相对集中使用，这年秋天，博山县在池上乡小李庄成立了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了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坚强，这一年南沙井村进行了整党建党。父亲担任乡支书的同时兼任了村支书，指导村党组织开展整党建党。
针对当时的形势和俺村个别人家缺乏劳动力的状况，父亲决定做一个吃螃蟹的人——成立互助组。经过他八方奔走，积极动员，黄瑞年、于学孟、崔效孟、刘桂凤等家庭，再加上俺家，南沙井村这帮最贫困和缺少劳力的人家，成立了俺村第一个常年互助组。
互助组建立起来以后，根据情况按照先后，一起出坡干活。地离家比较近的，到吃饭的时候，就把家把式、锄镰锨镢之类放在地里，各人回家吃自家的饭；要是在离家比较远的地里干活，就轮流攅饭——送饭的人到每家去拿上家里人准备的饭菜，然后，自己烧上一桶饭汤，送到坡里，分而食之。收割、打场也是一块儿干。当然，收的粮食还是各归各家。
看到了互助合作的好处，其余农户纷纷效仿。当年，俺村办起生产互助组十五个，组长均由党员担任。这一年下来，粮食产量，由历史上二百八十二斤提高到了二百九十三斤。
为了照顾军烈属，村里派出代耕组为其代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被敌人捕去音信皆无（实际上已被敌人摧残致死）的赵炳焘的家属，村里作为烈士家属抚恤，也派出代耕组，为其代耕，现在他的儿子——我们的赵宝增大哥还保留着当时的代耕单。
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父亲建议党支部在全村荒山野岭和沙滩上大搞植树造林活动。这次大规模绿化活动持续了好几年，绿化了山前、桃花峪、沙滩等地，为林业发展和林业经济奠定了基础。
十三
一九五四年冬，整党建党结束后，父亲不再兼任村支书，而是以乡支书身份，回到村里蹲点，抓合作化运动。
一九五五年春上，父亲与村支部书记魏克礼发动成立了由秦宗孟、栾尚同、于学孟等十七户组成的小社（初级社），推魏克礼任社长，栾尚同任会计，这是由父亲原来建立的互助组转化而来的。
小社成立的当年，取得了亩产三百斤的好收成，受到博山县委的表彰奖励。据村史记载，“秦宗宜的互助组所奖的树苗，在小社里茁壮成长”。老大记得，上级奖励的苹果树苗，被栽到了场湾上。这是俺们这一带第一批苹果树。
在小社鼓励下，当年秋天，全村又组织了一个大社，户数发展到二百户。
从五月份起，计划生育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姑娘刘桂凤，成了父亲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助手。她年轻漂亮，大大咧咧，工作扎实认真，是一颗好苗子。为了这项全新的工作，她开始跟随父亲在盆泉乡所属各村走街串巷宣传。
后来父亲病重之时，曾经对前去探望的刘桂凤说：
“桂凤大妹子，你跟着我干了这么多年，等我好了，一定帮你跑跑，给你个说法”。
可是，父亲没来得及实现这个夙愿，这成了他最终的的遗憾。弥留之际，他有气无力、非常歉意的对刘桂凤说：
“桂凤啊，我对不起你啊”！
一句话说的刘桂凤热泪盈眶：
“宗宜哥，你这个人为大家办了多少好事啊，我这点事儿算不了什么。”
对于曾经是自己得力助手的刘桂凤的这番话，更加让怀有歉意的父亲感动不已：
“这就是共产党员的胸怀，这就是理解啊”！
新鲜事儿一桩接一桩。七月的一天，父亲回家挑回了两只崭新的铁水桶。原来，这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实物工资改为货币工资，父亲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这两只铁水桶，这担水桶分家前归俺全家使用。分家后，归了俺家一直用到父亲去世。
还是说新鲜事儿。父亲到乡里工作以后，因为盆泉村是乡政府所在地，与外界联系较多。因此，也比较早的引进了当时的流行文化。
父亲晚上吃完了饭，经常为全家和乡亲们介绍和表演他见到的这些文艺节目和地方戏剧。
特别是吕剧。父亲把个《小姑贤》、《王定保借当》等传统吕剧片段表演得惟妙惟肖，极大的感染和熏陶了才七八岁的孩子老大克新。你别说，正是由于这些比较早的艺术启蒙，启迪了他那酷爱艺术的心灵。老大克新之所以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应该说与父亲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当然了，母亲在识字班学的那些革命歌曲，如《争取伪军反正歌》、《王大娘》、《十八集团军歌》等，也给老大克新播下了音乐的种子。
连年战争带来的创伤，不是一时半霎能医治好了的。粮食短缺成了城乡的大问题。为了度过危机，九月二日，在博山城区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制度。
十一月，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 到户。
当时遍布农村的互助组、小社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农民的需要。年底，在博山县委的指导下，乐疃乡樵岭前村成立了博山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带动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了年底，全区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更为喜人的是，博(山)莱（芜）公路建成通车，极大的方便了博山、莱芜边界的老百姓，也为博山与外县搭起了一座相互交流的桥梁。
在俺们村，由小社、大社合并成立高级社，都是在父亲这个乡支书的指导下实现的，村书记魏克礼担任社长。虽然说魏克礼担任社长，但是，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到我家，向父亲汇报当天的工作，与父亲研究下一步的工作的打算。
至此，全村除了四户富农外全部入了社。入社后，社员平均入股，牲畜折价，农具折价，南沙井村初步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有对比才有说服力，单干户和合作化就是不一样。实现合作化后，粮食产量又有新的提高——亩产由五三年的三百斤提高到三百三十斤。粮食富余了，人口也增加了。五六年，俺村人口由四九年的六百二十一口增加到了八百三十口。
成立高级社后，取消了土地分红，放弃了土地所有权，实现了土地集体化，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高潮。首先，三至四月，俺们村在河边打了一眼七米深的水井，解决了人畜用水。接着，各生产队又挖水池二十多个，保证干旱时能及时灌溉抗旱保丰收。
在父亲的建议下，村领导几次研究和实地勘察，决定依地势修建一个充分利用山洪的工程。青年民兵们奋战几十个昼夜，打土石方一千多方，保质保量的修建了蓄水大湾——南湾。这个大湾，容水量一千多方，不但可以拦截南封山下来的洪水，蓄下的洪水可以用来抗旱。这年，俺村粮食产量由五六年的三百二十斤提高到四百斤，老百姓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
为了发展畜牧业，扩大肥源，到了八月，南沙井村又在南湾下修建牛羊圈十五间，公共积累迅速扩大。
就在这一年，工作积极、政治觉悟渐臻成熟的女青年刘桂凤和黄瑞英入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五七年，全国各地自上而下的整风反右派斗争之风，刮到了博山。但是，“反右”运动并没有影响社会进程——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去年刚刚成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转过年，又升为高级社。组织更加健全，社员也有增加，大家拧成一股绳，干劲儿更足了。
一九五八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赶超英美，大炼钢铁，争取年产钢铁六千万吨。
六月份，运动进入高潮。博山区对劳动力进行了大调整，由外地调入新工人三万六千名，区内调动五千名，开始了全民大炼钢铁。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九五八年十月，北博山乡、郭庄乡合并建立了郭庄人民公社。这是博山区第一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据说，周恩来总理还为俺这个公社颁奖表彰为“红旗公社”。
郭庄人民公社由博山区委常委、副书记翟慎祥兼任党委书记，驻地郭庄。为便于领导，三沙井临时合编为一个大队，也叫营部，魏克礼任书记。
南沙井村成立了四个食堂，男女老幼大炼钢铁，都在大食堂吃伙饭。这一年，参加支援大炼钢铁的人员占到百分之六十。农业获得大丰产，但是却不是大丰收。因为，大家都吃大食堂，家里也不缺粮食。所以，地瓜烂在地里没人要，玉米挂在秸秆上没人掰。
为了发展养猪业，进一步扩大肥源，俺村在东场建南猪圈一排，后改为副业组，八三年变卖做宅基。
成立人民公社后，父亲由盆泉乡支书调任郭庄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工业部部长，主要分管郭庄铁矿。
一直以来，俺们临近几个村子，包括北博山和盆泉，使用的农具都是东石马红光铁业社生产的。盆泉和北沙井倒是有铁匠，但是那也只能是修修补补。
郭庄人民公社成立后，为了调整生产布局，适应农业生产需要，兴办了第一个社办集体企业——郭庄人民公社制修厂。
拿惯了镢头的要改拿锤头，这是一项崭新的、也是艰巨的任务。公社委派父亲兼任制修厂党总支书记，主管思想政治工作，兼管全盘。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父亲举荐了盆泉的田兴高为厂长。这一是因为对田兴高比较了解，知道他是个很能干的小伙子。再说，制修厂的铁木业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盆泉招来的，乡里乡亲管理起来也方便。
果然，父亲没有看错人，田兴高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两人你掉了我拾着，配合得相当好。直至若干年后。田兴高掏心窝子地说：“是秦宗宜慧眼识才提拔了我。秦宗宜这个人是党的好干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样的干部不多见！”
制修厂不负众望，当年就制造出了扳手、镐头、铁锨等农具、用具。在以后的十年间，继任的各位领导又在此基础上上了翻砂、锻压，生产出了管钳、水阀门、脱粒机等产品。这些产品的商标设计，出自一个上过山东艺专的的技工之手。他叫岳彤云，是俺南沙井村的。他是临近几十里有名的才子，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诗词歌赋，无不精通。十里八乡有他油漆装饰的家具，金牛山上有他的题字和诗词。他的进厂，扩大了制修厂的名声，为厂增了光添了彩。他也是父亲选拔的，父亲说这叫人尽其才。
这一年，俺那受尽苦难的爷爷去世了，享年八十岁。好日子才过了几天啊，爷爷，一家人盼你活到一百岁呢！
爷爷去世的时候，老大克新在盆泉读小学五年级，老二克明在本村小学读三年级。
丧事办完之后，没有请族人，父亲当着俺大姑的面，主持着分了家。现有的西屋，俺全家住；北屋二叔全家住，三叔分得两间东屋，另外搭上柴火园。两条板凳，二叔、三叔各一条，俺家分了一个板凳。簸箕、箢子、笤帚疙瘩、盆盆罐罐、勺子碗筷。一一当众分毕，全家老少都无意见。
从此，爷爷的三个儿子，各自过自己的日子。
腊月二十八，俺二叔有了他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小子，取乳名宝全，大号克连。多好哇，邻居们都很羡慕——儿女双全啊。
老百姓不饿肚子了，“行路难”又摆到政府决策人的办公桌上。是啊，衣食解决了，住，虽然不是十分宽敞，至少没有人住桥洞啊。
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淄博市新建和改建的张博(张店到博山)、博南(博山到南邢)、白塔到大峪口、博沂(博山到沂源)、淄黑(淄川到黑旺)、郭庄、下瓦泉、青杨杭、黑旺九条晴雨通车公路，提前四十五天完成。这些公路的通车，凝聚着决策人的心血和广大筑路工的血汗。
又是一个大举动。石马水库动工兴建。库址定在石马乡西石马村孙家老林以南，大坝设计建在离俺村四里路的康山与西山之间。
修水库的民工，来自博山全区各个自然村。几万人奋战两年，修起了容水量达两千七百四十万立方的石马水库，尔后又修筑了长达四十华里的水库干渠。干渠跨越三十个山岗，钻过几百米的隧道，灌溉三千亩良田。旱田变水浇地，解决了人畜用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光俺南沙井村就前后投入两千多人工。
二叔、三叔，还有老大克新都曾经参加过石马水库的修建工作。为了干活方便，也是为了多挣几分工，父亲省吃俭用，购买了一辆独轮车。老大克新、老二克明都用这辆车推土、推粪、推石头，干了不少农活。修水库的那两年，父亲任职的制修厂，在工地上专门建立了维修点。父亲也以公社干部身份，去工地参加劳动。
石马水库，自一九六三年三月完成第一期工程， 开始拦洪蓄水。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完成续建工程。控制流域面积七十五平方公里，总库容一千七百七十三万立方米，其中兴利库容七百九十一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两万一千三百亩，防洪能力为三百年一遇，是一座以灌溉防洪为主的中型水库。
为了发挥其最大效用，一九七四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在修建了第一条水渠基础上，又对水渠进行了拓宽与延长。
石马水库的建成，俺们村首先受益。因此，大队制定了粮食调整计划，狠抓了农田、水利两项基本建设。
俺村党支部将淄河两岸的荒滩及部分土地划成备荒地。在村内建了一座二层办公小楼。（八六年变卖给秦宗禄做宅基）。
一九五九年秋，老大六年级毕业，考上了东石马的淄博第十三中学。当时，学校仅仅是建起了主体，已经招了一届，老大他们是第二届。由于配套设施还没有建完，老大他们入学以后，基本属于半工半读。一是扛石头、当小工，二是为了补充口粮的不足，漫山遍野剜野菜、捋荆种。
刚上学的第一星期，母亲还是给老大克新包上的油饼，第二星期叫人捎来的却成了糠窝窝头。简直没法下咽啊，老大只得到伙房烧一层吃一层。以后，学校供给地瓜作为食物，但是也吃不饱啊。早上六两四钱（虽然博山早推行了一斤十两制，但学校并没有执行），中午十二两八钱，晚饭九两六钱。
纵然是生活这么艰苦，但在这半年里，老大喜爱的音乐课给了他不小的启迪，这也为他日后在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