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军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加上留在敌后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配合日军夹击我军，使我军处于两面作战的三角斗争中。1942年是敌后山东抗战最困难的一年。从这一年起，我被任命为鲁南尼山地委书记兼尼山军分区政委，依靠党和群众，挑着这副重担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在抗战最艰难日子里的斗争特点是：

一、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频繁的“扫荡”“蚕食”和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人常动用1万到5万人的兵力，轮番地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分进合击”、“拉网战术”“突然奔袭”，妄图消灭我军，特别是领导机关。它们在扫荡中施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残酷地摧残破坏人民的经济和生活，使不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扫荡”时，它们总要在根据地周围，特别在交通要道和城镇周围增设据点碉堡、挖封锁沟、筑封锁墙，企图扩大敌占区；缩小我占区，推行伪政权，依靠“保甲制定”压榨粮款，并抽壮丁，实施日本帝国主义的“以战养战”，“治安强化”等阴谋。

 二、国民党顽固派留在敌后的军队执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与日伪军明暗勾结，如费南惯匪刘桂棠（刘黑七）既有国民党的番号又有伪军番号，滕县的申宪武、邹县的巩振环、泗水的张显荣、费县的王洪九、李以谨，他们各有上千、几千人的武装，盘据在我根据地外围，同时又依靠地主武装，配合日伪军夹击我军，在我边沿区抢粮抓壮丁。因此，我军以主要精力对付日伪军的同时，不能不警惕顽固派的活动，斗争形势是艰难和复杂的。

三、农村经济困难十分严重。因敌、伪、顽的破坏，旱灾、蝗灾等灾害的威胁，农村经济凋敝，抗日民主政权的财政粮食工作既要保证供给，又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随着敌人对我方的“蚕食”和“清剿”，根据地缩小了，两面负担的面增大了。因而我军常常是天冷了，不能及时穿上棉衣，天热了，发不下单衣，只能把棉衣里的棉絮拆下，当夹衣穿。有一次，尼山独立营一个战士向农民要了点黄烟，农民感叹地说：“干穷八路抽不上烟，真可怜！”这个战士听了，一恼火竟开了小差。但是几天后他还是归队了。他说：“在家挨饿，不如干革命。”当时部队没有粮库，征收到的粮食只好存在群众家中。有时征收不到粮食，或征到粮食而又被敌人抢走了，机关部队就只能暂时饿肚子，另想办法。春荒中农民过着吃糠咽菜的生活，部队只能吃少量的高梁玉米加糠菜、山芋梗叶和树叶子充饥。有一天，我曾去区党委开会，管生活的同志说：“吃没糠的高梁煎饼是保健饭。”当时我们感到很温暖。因为缺油，有些战士患夜盲症，就找些土法榨油的花生饼充饥。当时机关部队只能住在农民家里，为防止敌人拂晓突然偷袭，有时在一个村子刚住下，到下半夜就转移到另一个村子去。最紧张的时候，大家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甚至睡觉时不脱鞋子。

（二）

当时是怎样战胜困难渡过黎明前的黑暗的？

党中央根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人的动向，及时发出号召：“动员起来，粉碎敌人向敌后军民‘扫荡’的企图”，并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还发表了《破晓前的黑暗》的社论，指出：“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尼山地委及时对党内外军民进行了渡过黎明前的黑暗的形势教育，对鼓舞全体军民坚定必胜信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记得在连续行军作战非常疲劳时，大家常唱一支歌：“困难是巨火，把我们锻炼，我们是坚钢，越炼越坚强！困难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谁能熬过这革命斗争的锻炼，谁就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了武装斗争。主力地方化，三团划归尼山军分区，团长王吉文同志任军分区司令员，我兼任军分区政委。三团政委刘春同志为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区中队指导员；县长、区长任大队长、中队长。从此党政军民步调更加一致，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统一行动，加强了对敌斗争。除了胜利地进行了反扫荡，保存壮大了自己，削弱了敌人力量以外，以三团为主，带动尼山独立营和县、区武装，主动出击，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惯匪伪军刘桂棠部，击毙混世魔王刘黑七，为民除害，改善了费县南部的斗争形势。全歼泗水南部伪军张显荣部，缓和了敌人对泅水南部的压力。1944年初，攻克泗水县城，全歼伪十军荣子恒部2000余人，荣被击毙。经过一系列的战斗，从1943年后，根据地逐步扩大，敌人被迫收缩。原军分区的骨干武装尼山独立营在营长熊天仁（后改名黄作军）的指挥1卜，先后打下了黄土崖，峨山、赵家村、安德、标村等伪据点，歼灭了为害多年、活埋不少共产党员的巩振环部．邹东敌魏庄据点日军20余人，伪军150人，到龙泉长坐一带抢粮，我尼山独立营两个连予以迎头痛击，毙伤敌伪30余人，敌弃尸三具，逃回据点。我将日军尸体送还，附去给日军小队长的信，指出：“以后如胆敢再来骚扰，必将给你更大的惩罚。”落款是“八路军”。敌方收信后未敢出来。这样，根据地人民得以过了个比较安定的春节。在敌人以拉网合围战术进行扫荡时，我方掌握确切敌情，打其一路，机动灵活地跳出包围圈，保存自己。在敌抢粮抓鸡准备回据点时，尾随痛击敌人，把敌仓惶逃走时丢下的被抢粮猪鸡等还给群众。

实行精兵简政。使机关精干，便于应付战斗，并抽调青年充实连队。最精干时，地委、专署机关仅留30人。情况最严重时，地委、军分区、专署甚至连马匹都减掉了。不少党政干部被派到武工队，去保卫夏收秋收，防止敌人抢粮；同时利用战斗空隙开荒生产，克服粮食困难。当时有一首组织大生产的歌：

“为了打鬼子，组织大生产，军队人民有吃穿，胜利渡难关。”

 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组织武工队和精干的县区武装，执行“翻边战术”，坚持边沿区打人敌战区，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把伪政权变为两面政权，加强政治攻势，争取伪军伪政权投向我方。有些伪政权人员将敌人集合兵力、准备“扫荡”的情报转给我们。在敌“扫荡”时，有些伪政权还掩护过我伤病员和工作人员，争取立功、得到宽大处理。这样做使我耳目多、情况明，可机动灵活地应付敌人。

 对顽固派的活动，经常保持警惕。在他们配合日伪军向我挑衅夹击时，我暂时避免冲突，进行揭露。必要时寻找最反动的部队，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予适当的打击，使其有所收敛．在国民党九十二军进入鲁南时，我先派人表示欢迎共同抗日，但该部坚决反共，我被迫还击。由三团、五团在平邑南部郑城松林一线予以伏击，击伤其师长等。该部无法立足灰溜溜地离开鲁南。鲁南各股顽固派的嚣张气焰顿时泄了气。

（三）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是人民，我们是靠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人们不会忘记：是人民支援了战争，付出巨大牺牲，作出决定性的贡献。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拥军，军爱民，军民鱼水情贯穿着整个抗战，一直到今天。人民群众的参军热情，充分体现了十分感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父母送子参军，妻子送郎参军，兄弟争相参军，哥哥牺牲了，弟弟奋勇参军去报仇……许多动人事迹广泛传诵。因而主力部队得到补充，独立营、县区武装得以迅速壮大。自卫团、民兵站岗放哨，送情报，保卫夏收秋收，在反“扫荡”中掩护群众转移。

为了发展进步势力，树立群众优势，我军在战斗空隙期间，还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反霸、反奸的运动。发动农民翻身闹革命。影响较大的有大邵庄反奸诉苦大会，斗争了汉奸地主李华儒，梁邱孔家庄万人大会控诉了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地主李以锦的罪行，并把他就地枪决。群众在“保卫土地、保卫翻身、保卫家乡”、“自己的队伍自己干”的口号下，几次掀起参军热潮。尽管在战争中要付出伤亡代价，群众觉悟到必须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发扬英勇顽强、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对伤病员的安置保护这一难题，只能依靠群众掩护解决。有的老大娘在敌人扫荡清剿时，把伤病员当自己的儿子，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去。敌在清剿时把村民集中起来，要讲出谁是八路。但群众宁死不说，保护了抗战工作人员。有一次，农民为帮助军队做饭，竟忍痛将自己草屋上的草拆下来，他说：“给自己的军队用，比被敌人烧了好，打败敌人以后总有办法。”这类事例很多，如果没有很高的爱国爱党拥军的觉悟，是难以做到的。原题目为《渡过黎明前的黑暗》杨士法（未校对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