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我和千万爱国青年一样，能为参加这场保卫民族、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尽管战争是残酷的、艰苦的，但正义的战争锻炼了我们一代人。在那血与火的八年奋战中，党和人民教育我们，使我们从一个幼稚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个革命干部。而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成了我们这代人人生道路上最值得珍惜的路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族的生死存亡，迫使每一个青年思考该怎样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芦沟桥事变时，我是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当时才二十岁。我在中学读书时，就抱有“读书救国”的理想，认为中国如此落后要靠“科学救国”，所以我曾是一个埋头读书的学生。但“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把魔爪仲过长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敌人逼迫我们思考如何不当亡国奴。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使我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受到了一次重要的人生道路的启蒙教育：只有抗日，才能生存，只有投身救亡，才能不当亡国奴。在当时的条件下，读书已不能救国了。正如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宣言上讲的：“华北之大，已经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能安放一张书桌了！”
于是，一九三六年我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人们认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认定了只有跟着共产党坚决抗日，才能救中国。我和许多青年学生响应中共北方局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决心离开家庭和学校，以革命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离开北平时，我估计父母不会同意我的行动，也不会给我路费，所以我把衣服、自行车等送进当铺，变作路费。到天津才给家里写了辞行的信。我们从塘沽乘船到烟台然后到济南。先到的同学挂出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牌子。大批平津学生不断地来，也不断地离去。许多人去山西、延安，有的人去南京、武汉；有些人去大后方继续读书，也有人回了家，我很想去延安，但山东党组织动员我们留下，说敌人很快要到山东，这里很需要人，希望我们就地参加抗日。我和许多同学决定不走，留在山东参加抗战。
按山东省委的意见，我们参加了国民党第三路军的政训班，通过短期学习取得合法身份，以便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武装抗日。学习中听了北平来的党员教授的政治课，很受启发。结业后，我被分配到鲁西北临清政训处。下乡两个月，当地尽管有政权和武装合一的乡农学校，也有枪，但不少人是地主富农及其子弟，还有兵痞流氓，不是组织抗战武装的可靠力量。我们做了些抗战宣传工作，但不懂军事，一口学生腔，短期内在那里拉起一支革命武装很困难。根据省委指示，除有条件留下的外，我和一些同学在日本侵略军到来之前就撤了出来。
那时，有位东北军的军官刘震东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名义是第五战区第二游击队。这位刘司令要求派八路军干部或平津流亡学生去做政治工作。受省委的委派，我和二十多个青年到陇海路上的新安镇（今新沂县）报到，想掌握和改造这支部队。没想这支队伍不过一千人，成份复杂，有不少会道门和流氓兵痞，纪律很差。刘震东希望我们能把这支队伍带成八路军的样子。但我们这些学生不懂政治工作怎么做，只会教唱抗日歌曲、写标语和讲些抗战必胜的道理。一些官兵说我们是耍嘴皮子的，打仗不行，瞧不起我们。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进犯高密诸城一带，第二游击队奉命守卫莒县县城。这支刚拼凑起来的队伍，武器装备很差，战斗力很弱，但莒城守卫战却打得很壮烈，刘震东司令在城头上牺牲了。谁知队伍带到乡下休整，不久就哗变了，新任司令被打死后，队伍向北转移。我们就离开了这支队伍。
不过，这段经历，更使我们坚定了跟着党献身人民战争的决心！……
正义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只有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才能真正懂得这个伟大的真理，从而学会战争
依靠合法身份，改造旧军队失败的教训，使我们下决心依靠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武装，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走人民战争的路子。因为广大农村的旧政权垮了，人民要求抗日，这是发动群众抗日的好时机。
我们几个党员到临沂城南找到了党员丁梦孙同志，他们正在组织临郯青年救国团。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两个月。广大青年抗日热情很高，青救团从宋庄发展到郯城、码头、沂河东一带，组织了四十个分团。依靠青年知识分子和前苍山暴动失败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武装起来，发展了党员，培养了干部。后来山东省委派我回临沂任县委书记。我们成立了民众动员委员会，办了两期训练班，把农村知识青年培养成抗日的干部。
一九四O年我担任鲁南三地委副书记，主持地委工作。敌人频繁进行扫荡。在一次敌伪一二万人以分进合击形式对临沂、郯城、邳县平原游击根据地进行突然袭击时，因情报不准，我和机关被卷入合击圈，幸主力四团的一个营英勇抗击，我们以交通壕为掩护，坚持到黄昏才分散突围。军分区副政委赖国卿同志牺牲了，群众受到很大损失。在最艰难的一九四二年，我被任命为尼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敌人的扫荡更频繁，加上顽固派的磨擦破坏，对我形成夹击的局面，在极为困难的形势下，党政军一班人亲密团结，组织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协调作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我向红军时期的军队干部学习武装斗争，学习在战斗中如何指挥、如何组织爆破攻坚等：我也向当地干部学习做群众工作，在战斗间隙组织群众减租减息、反霸、参军、生产自救等工作。一班人患难与共，经受了困难和挫折的考验，也共享了胜利的喜悦。
战争是残酷的，许多同志牺牲了。我参加埋葬的第一位战友是临郯独立团参谋长张炯同志，他是贵州学生，由延安来山东的。残酷的斗争也更使我坚定了革命的生死观，在几次突围战斗中我都作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
伟大的抗日战争，推动我们这些城市学生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奋进，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人民
鲁南山区是贫困地区，在日寇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和严重的旱灾、蝗灾下，军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与人民共甘苦，农民吃糠菜，我们军政人员也吃糠菜，只有在打了胜仗、群众劳军时吃到一点肉，因为平时吃油少，不少人患了夜盲症。区党委开会能吃上没糠菜的高梁煎饼就算是“保健饭”了。吃是难，穿也难。一年发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但因财政困难，常常天冷了不能及时发下棉衣。天热了，没单衣，就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当单衣。刷牙用的是旧牙刷和盐，冬天洗脸打破冰用河水。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常常一夜要换两个村庄，睡觉也不脱鞋子。在与广大战士和人民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中，使我这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城市学生，和他们溶为一体，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
伟大神圣的抗日战争锻炼人、改造人。我们许多同学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炼，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留下了值得自豪的足迹。我们这些从城市里来的“洋学生”，有些曾是“少爷”小姐”，经过刻苦的自觉改造，成了党的干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父亲是个商业资本家，他曾反对我参加革命，但在解放后见面时，他说了心里话：“看来，你走的路是对的……”
时间过得真快，抗战胜利已经五十年了，今天我们重温这段终生难忘的历史，是为了让今天生活在幸福时代的青年朋友们了解他们的前辈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希望他们能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刻，思考如何选择和确立自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年青朋友们，我们是热爱你们的，也深切地寄希望于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