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威海卫，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胶东地区抗日武装司令部所在地。1938年春天，威海城乡全部沦陷，一时问据点林立，碉堡成片，日伪军天天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许多年青人参加部队抗日去了，我家里成了“秘密交通站”，我父亲于锡田化名于吉祥担任站长。1939年中秋节，在大人们的安排下，我以给表兄送月饼为名，单身进入温泉镇据点，顺利完成了侦察敌情的任务，从此我也就由父亲的助手，变成了交通站的正式成员。
随着斗争实践的增多，我的胆量越来越大，担负的任务也越来越多。由于敌人实施“强化治安”，穿越封锁线越来越困难，而我具有年纪小、容易“蒙混过关”的有利条件。而且我姐姐家在根据地，我们家在敌占区，我可以利用“探亲”的名义，往返于封锁线两侧。为此，我由“内线”交通改为“内外双线”交通。然而穿越封锁线必须交验“良民证”。别人到了规定年龄也赖着不去办良民证，而我为了抗日活动的需要，刚满十二岁，就主动地去办良民证。
1940年夏天，我们父子两人从西大门进入孟家庄据点。一次次地排队拍照、填表格、按手印，一直折腾到太阳偏西。当我们走到东大门口准备回家时，站岗的“二鬼子”（伪军）突然向日本鬼子作个手势，端着上了刺刀步枪的日本鬼子便喝令我们父子俩站住，旋即把我俩关进旁边的拘留室内。刚进屋时，眼前一片漆黑，一股又腥又臭的怪味直冲鼻孔，鬼子对我父亲拳打脚踢，一再逼他承认是“八路的干活”，我父亲忍着屈辱和伤痛，说自己不是八路，而是大大的良民，今天来办良民证就是证明。还以守为攻地反问说：“八路哪里敢到炮楼里来照像、按手印。太君你说是不是这个理？”鬼子问不出结果，就猛然间给了我几个耳光，逼我承认是“八路的干活”。我的头嗡嗡作响，有点站立不住。我看到父亲的坚强和机智，立即鼓足了勇气回答说：“我怎么能是八路呢？你看我这么小，八路哪里肯要我？太君，你要我吧？你不嫌我小，我就来当皇军，好不好？“‘皇军”气鼓鼓地骂我“八格呀噜”，滚出去“死啦死啦地”。我被拖出牢房，踢在墙角落里。等了好一会儿，却没有人来理会我。我知道他们是冲着我父亲来的，我本人没有破绽可抓。就趁傍晚进出大门的人多起来的时候，悄悄地溜了出去，顺着山坡小道，一溜烟地逃离了虎口。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被捕，是汉奸们预谋策划的。原来，站在东大门口的那个伪军外号叫“梁二瞎子”，此人心狠手辣，专干坏事。他姐姐是我的三婶，跟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她孀居多年，跟保长来往密切。我五叔是八路军的区长，梁二瞎子曾被我区中队抓过，后释放。他们姐弟俩和保长串通一起，掌握了我们当天的行踪，进行谋害。
过了几天，我壮着胆子穿过封锁线，找到了八路军的八区区长于吉人，向他报告了我父亲被捕的情况。他通过关系，让八区的伪区长称为“联保主任”的林辉庭设法营救。此人实系“白皮红心”的两面派，白天应付敌人，晚上帮助接应八路军。林辉庭活动后，得知汉奸们是想敲一记竹杠，所以还没将我爸爸的案子作为“大案要案”上报；他们同意林辉庭担保。结果爸爸被关了一个多月，交了三百元钱后被放回！
父亲从监牢里出来后，再也不能按原来的活动方式工作了。秋后，在一个凉风习习、月色朦胧的夜里，爸爸带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走上了公开抗日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