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抗日烽火在我的家乡一一山东熊熊燃烧起来。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在海阳县成立了一个由教师、学生组成的抗敌剧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我影响很大。1939年春天，经过校长介绍，我也成了剧团的一员。
当时的剧团，条件非常艰苦，搬运布景、抬化妆箱、做饭、烧菜、上台演戏什么都得自己动手，而且没有分文报酬，但大家都不在乎，一心只想着抗口救国。在剧团演出的日子里，我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在组织的培养下，1939年秋，也就是我十七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抗日民族先锋队。从此，我就是组织的人了。
我们剧团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剧团不能再办下去了，党组织安排我们几个女同志去胶东抗大分校青年队学习。在抗大，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军队纪律及队列操练的训练。不久，日军开始大扫荡了，校领导决定把青年队的学员全部疏散到地方，坚持抗战，我被分配到北海民运工作队，当时工作队的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群众建立组织与日本鬼子和反动派作斗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以蓬莱门楼村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实际担任区妇救会长。我所在的地区是鬼子、汉奸活动猖獗的地区，环境非常险恶，我们依靠当地群众，用地雷加土枪土炮与敌人周旋。白天转山头，夜里进地洞，饿了挖山芋、花生、萝卜吃，有时以雪充饥。1942年，组织上送我去胶东党校学习，后又参加了整风。胶东军区党委书记林浩同志，专员曹漫之同志和许世友司令员都给我们上了课。
党校毕业后，我被派往山东灵龙金矿任女工部副部长，受胶东抗日民族各救会直接领导。一次，为了完成为前方募集草鞋的任务，我和交通员大老丁到招远城北五里路村去向一个保长募钱，那保长耍滑头，拖延时问。我火了，掏出手抢一砸，把保长的头砸得鲜血直流。这是违反纪律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是十分幼稚的。
为了开辟南海区的工作，我又被调到南海莱西南抗日民族各救会任秘书，后又担任了各救会民运干部培训班副主任、支部书记。在南海区武装部和青妇队工作期间，我们用地雷与敌人展开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又调到昌邑去开辟新区，组织抗日斗争。
在抗战时期，我们一心想消灭敌人，不怕艰苦生活，就怕脱离组织，脱离群众。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准备好了一套口供，一旦被敌人抓住，决不露出破绽；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丢。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在敌人面前的气节。
八年抗战，我大部份时问活动在胶东半岛，栖下、蓬莱、福山、招远、即墨，海阳等地区是我同群众一起战斗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对敌斗争中，我渐渐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爱戴，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对我恨之入骨，派出特务到处抓我，并以我左下巴的一颗痣为标记，悬赏500元捉拿我。在这种形势下，我没有胆怯，没有退缩，反而更坚决地与敌人进行斗争，随时准备被捕、牺牲，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敌人始终没能抓到我。一个大雪的拂晓，我被枪声惊醒，只听外面又是马蹄声，又是哨声，还有日本鬼子的叫骂声。原来村予被敌人包围了，我赶紧藏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草垛里，没被鬼子发觉。鬼子走后，当我出现在群众面前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以为我已经遇难了。听我说完经过，大家兴奋地把我抛向空中。时隔五十年，胶东父老乡亲不顾危险，掩护我的情景历历在目。至今，我深深地感谢与怀念他们。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