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军政学院位于延安大变沟，八路军大礼堂背后的山顶上。开头学员只有两个队，绝大多数都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部队的新干部，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军事队。三个队共计不足四百人。我是二队学员，院长是谭政同志兼任，教育长是张如心同志，张伯钧同志曾主持过一段工作。
1939年底，山东纵队司令部调我去延安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我们一行四十人，到延安后，总政对我们进行了考试，最后只批准十六人进入学院，我被幸运地批准了。 ．
开学典礼是在这年的冬季在八路军大礼堂补开的。会场上挂了一条横幅，书写着毛泽东同志为学院规定的性质一一“军事性、学院性、党校性的统一”，另外还有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抗战到底”。
回想在军政学院的学习生活，我的眼前又浮现起一位一位老师的光辉形象。我所听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课程，就是我党永远怀念的“四八”烈士之一王若飞同志讲的。若飞同志是我们党内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干部，没想到他一开口就结结巴巴，他每每讲到张国焘时，总是拉长语调说：“同志们……他是我们党拉出的一泡臭屎！”引来一阵轻松的笑声，取得良好的讲课效果。他在讲上海第三次暴动时，虽然有点口吃的缺陷，但仍然讲得有声有色，引人人胜。后来，从萧三同志文章中，我才知道若飞同志原是很有口才的人，由于被阎锡山关在单人监牢里多年，与世隔绝，竟不大会说话了。所幸若飞同志的口才很快恢复，待到他随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时，又可以慷慨陈词，与国民党据理斗争了。
我听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王学文讲的。他精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序言部分记得最熟，几乎可以一字不差的一段一段的背出来。他讲得通俗，还可以联系讲一点边区经济。《联共党史》课是张如心同志讲的，他谆谆告诫我们，一个革命者不能有平均主义思想，对自己要严，不能向组织上伸手要待遇，要以普通一兵要求自己。
我们的哲学课，是青年哲学家和培元同志讲的。他是一位后起之秀。他讲辩证唯物主义时反复强调四句话，使我牢记不忘：“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和培元同志在讲哲学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经常拿鲁迅的话、鲁迅的事例来教育我们。
陆定一同志给我们讲《连队政治工作》，他讲课非常认真，强调政治干部要深入群众，体贴群众疾苦。许光达同志给我们讲《革命战争的战术问题》，讲得通俗易懂。
我们学院还经常请一些专家学者作报告，徐特立同志就给我们作过学习方法的报告。他概括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要、要、要，”意思是尽量占有材料：第二句话是：“中心、中心、中心，”意思是材料占有了，要抓住中心：第三句话是：“不要、不要、不要，”意思是要舍得割爱，不作材料的俘虏。这三句话的教导，使我一生受用。
在1942年4月，中央决定“八路军军政学院”停办。为什么停办？我想是与整风反教条主义有关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