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正是麦收季节。
我随着部队一一山东纵队三支队七团驻扎在山东邹长的朱家套。那时，我还是个19岁的毛头小伙子，经过锄奸训练班培训，当上了团的特派员。
一天，拂晓时分，轰鸣的汽车声和激烈的枪炮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日本鬼子对我们进行突袭了。这时，一颗炮弹在我驻地轰然炸响，我猛地感到一陈揪心地剧痛一一我的左腿被弹片打中了。左腿伤口如碗口般大，肌肉给打烂了，殷红的血染红了裤腿，还在汩汩地流淌着。我很快昏死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身体被踹了几脚，一阵脚步声渐渐远去。敌人认为我已死去。
敌人离开后，一位在收割小麦的老乡来到我身边，发觉我还在微微蠕动，便迅速把我抱到运麦用的平板车上，然后用小麦把我身体遮盖好。平板车在乡间坎坷不平的泥路上颠簸着，我被送到了焦家桥镇上的一家私人诊所。医生为我清洗伤口，敷药包扎后，那位老乡把我送到孟王庄，和部队的其他伤员一起治疗养伤。局势依然很紧张。第二天一早，情报传来，说鬼子要到焦家镇安设据点，并对周围清剿。得知这个消息后，能走动的伤员都重新找地方隐蔽。我因为腿不能动弹，无法转移。当地的村干部已经替我想好了办法。那时，由于这一带敌我双方呈拉据状态，村干部是“白皮红薯”，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而在敌人面前，又以伪村长、伪保长身份出现，虚与委蛇。村干部安排了两位老人照顾我，他们用高梁秸将我掩藏在一间烧饭屋的锅灶后面，里面一片黑黑的，透过高梁秸秆的缝隙看外面却一清二楚。
过了不多久，鬼子果然进庄了，他们四处搜查，抓八路伤员。村里枪鸣声，吆喝声，鸡飞狗吠，一片嘈杂。折腾了一阵，时近晌午，鬼子又四处抓鸡，准备午餐。照顾我的两位老乡顿时又紧张起来，他们怕鬼子进来到锅台上做饭会发现我。两位老乡便主动出去与鬼子应酬，又在院子里支起炉灶替鬼子烧饭。可鬼子还是东嗅西闻，窜到屋里查看。我在里而看得分明：两位老乡沉着镇静，未露破绽，我紧紧地攥住枪把，屏息静气，一旦暴露，先开枪，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刺刀戳在秸堆上，鬼子在我身旁晃来转去，庆幸未被他们发现。直到下午三时许，鬼子撤走了。
那时，尽管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但我却享受特殊的优待，吃的都是细粮，时常有面条、饺子，还有鸡蛋、瓜果等，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我才知道，我吃的细粮，都是村里老人、病人、产妇们省下来凑弄的，他们自己却在吃糠咽菜。
形势愈加严酷。当地群众不分日夜地用担架抬着我躲避敌人，从东村转到西村，又从这条山沟移往那条山沟，就这样与敌人捉迷藏，前前后后转悠了一个月零七天，行程近千里。有时我们躲在山洞里，鬼子来了就放火烧山，施放毒气。这样艰难的环境，老乡们还是想尽办法为我请医生，换药打针。为了我的安危，他们吃苦受累，担惊受怕，却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
两三个月之后，我腿上的伤口逐渐好转，慢慢地能走动了。正好团里的干部到八区来收容伤员，我就随他们走了。十月间，以原来的七团为基础，重新组建了独立团，我正式归队了。
现在，每当我回忆发生在抗战初期的那段经历，每当我想起那些乡亲们，我的心里就会产生这样的信念：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