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郯城东北禹王城村人。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突发，抗日烽火燃遍华北大地。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仁人志士，热血青年，风起云涌踏上抗日征途。当日寇铁蹄将要迈过黄河，踏进齐鲁境界之际，我和九个受过我地下党的思想影响，不愿作亡国奴的青年人，密商决定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当时我决心很大，但又忧虑重重，一怕暴露出去，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及反动势力的阻挠；二怕家中贫寒，没有路费，寸步难行；三怕父母只有我一个独生子，不肯放行。反复考虑，仍以国家兴亡、民族大义为重，即回去乞求家长支持。1937年12月一个严寒的冬天，我从临沂师范，徒步行走四十五里回到家中。刚进家门，父亲板起了面孔问：“还没有放假，怎么回来了？”我惴惴不安地吐露出打算去延安的意图。没有想到，父亲喜逐颜开，拉着我的手说：“来，坐下，你要去延安，这是个好主意，比在家里好，上个月刚从济南反省院释放的你三叔，他也准备去延安。”“他走了吗？”“不知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我们临沂师范的十个同学商量，决定今天回家筹措路费，后天一早回校，十个人到齐就走，爹！路费有吗？”我爹皱眉思索有顷，然后笑笑说：“儿，你放心，倾家荡产，东借西讨，也要想办法，让你远走高飞，为国效力；好！我现在就出去借钱，你好好歇着。”说完，转身就走，我奶奶走过来，听说我要出远门，不舍得我离开，因为我三岁死了娘，她一手把我拉扯大，简直象掌上明珠，怎能舍得我离开她呢？两个晚上，她守了我两个通宵。我爹叫我跪下，向她保证打败鬼子回来孝敬她……，终于她勉强答允放我走了。父亲把借来的五块银元，递到我的手中，这时，奶奶抱头大哭，我的继母劝慰说：“打败鬼子，他会回来的。”我泪流满面，叫了几声“奶奶”，又叫了一声“娘”，向父亲说：“打败了鬼子，再见。”走出大门，我父亲推着早已打足气的自行车，一定要骑车送我到临沂去。我再三推辞，要自己步行，父亲命令说：“快走吧！昨天庄北头那个大地主老乡长‘三绿眼’问我：‘听说你独生子要到延安去真的吗？’我回答说：‘不知道。’他胡言乱语，骂共产党共产共妻，千万不能去，我冷笑了笑，没有言语，就回来了，怕他告发出事，别耽误了时间。”我只好顺从地坐在车后，我爹一边使足力蹬车，一边说：“你三叔讲：他因被国民党逮捕，蹲了反省院，断了线，他想去延安寻找党的关系。你去延安后，要努力争取参加党啊。”我回答说：“一定，一定”。我为有这样开明的父亲感到自豪。在蒙蒙细雨和凛冽的寒风中，黎明前到达古城临沂。
天刚蒙蒙亮，九个同学都已站在校门口等我，看见我爹亲自骑车把我送来，一齐伸出大拇指，高声赞扬说：“老大爷，您亲自骑车送子去革命，真是难能可贵呵！“”不，这是应当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爹向大家笑一笑说：“好，路上要小心，祝你们一路顺风。”摆摆手，转身骑车而去。
我和那九位同学，凝视我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然后，整理行装，分散走出城门，开始了长途跋涉。通过无数次的盘查恐吓，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终于到达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在陕北公学36队学习，通过学习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1938年9月18日，光荣入党。以后分配在荣誉军人学校工作，不久，即调军政学院学习。
我在延安，学习、工作、战斗了八个春秋。1946年调回山东，分配在省公安局工作。一天，领导决定让我带着侦察组，去临、郯边沿区，侦察敌人的动态。侦察队的队长问我说：“老马，你老家在哪里？”我如实回答说：“在郯城东北禹王城村。”他笑着说：“你这次带领侦察组去的地方，离你家不远，正是临郯边界，你离开老家八年了，正好可以瞅空回家看看老少乡亲。”这话正说到我心坎上，我听了喜出望外。大约是11月29日的傍晚，我把侦察组的工作安排好，叫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穿上便衣，怀揣匣子枪，踏上回家的路途。经过李家庄，我想先到我妹夫家探听情况，不料，由于鬼子扫荡，蒋匪劫杀，村里残垣断壁，一片废墟，妹夫已家破人亡。
在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想，离家八年，思念之情，不知从何说起，反复思索，首先要告知家人，我已参加了伟大光荣的共产党，让老父为我高兴。天未亮，我走进村内，寂静无人。当我敲响家门，奶奶听出我的声音，起床开门，并叫醒西屋的继母。住在隔壁的亲戚闻声陆续来了许许多多，和我握手问好，济济一堂，但仍未见爹的踪影。我问：“俺爹呢？”刹时，死一般的沉寂，我奶奶拉着我的双手，嚎啕大哭说：“你爹被活埋了，活埋了，……”全家人齐声痛哭，我顿时惊恐倒地。嗣后，我伯父家的大哥告诉了我父亲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
1938年初春，日本鬼子占领临沂。曾任过中、小学校长的卫平斋（我爹喊他大舅，我称他舅老爷），振臂疾呼，高举抗日大旗，号召有枪出枪，有力出力，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抗日义勇军。我舅老爷的独生子卫天泽（我叫他表叔，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参加过喜峰口保卫战），他动员我父亲一同参加青年救国团，集中一百五十余人，进行了军事训练，手持土枪大刀，在敌后开展了游击战。以后，我115师东进支队，成立苍马办事处，由办事处主任邓月楼，亲手授予战功显赫的卫天泽为东进支队第七营少校营长职衔，授予父亲马景峰为第七营上尉副官。1940年9月（农历八月十五前夕），由卫天泽带领，扮作小商小贩，去商品集散地马头镇做生意，购销商品，了解敌情动态。不料，在走出马头北门外十几里的马家港口，被流窜到此的顽固派伪县长梁仲亭（外号梁麻子）的卫队抓获，从卫天泽带的斗笠（俗称席夹子）边缝中，搜出任命状，不由分说，即将我方七名游击队员，双手捆绑，押赴一片野草丛生的坟地，挖坑活埋。此案，有亲手屠杀烈士的刽子手，以后混进我解放军的柏玉法（已依法处理）坦白交代证实：当时，挖了七个一米多深的坑，一边填土埋人，一边审问：“你们到马头干什么？”卫天泽回答：“买东西，做生意”，“你们是不是八路军的探子？”卫天泽回答：“不是！”柏玉法狡猾地笑了笑问“卫天泽，你席夹子里的任命状是谁发给你的？”“席夹子是买的，不晓得”。柏玉法下令：“不说实话，死路一条，活埋！活埋！”泥土快填到脖子时，七人齐声高呼：“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打倒反动派！打倒梁麻子！……”柏玉法疯狂地高喊“放天花”，喝令挖坑的丘八，高举铁铲向七个战士头上猛击，血从头顶喷出。卫天泽、马景峰、朱二…等七同志壮烈牺牲。苍马办事处闻讯后，派兵营救已迟，只能组织民兵用木船将挖出的遗体运回，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我听了大哥的叙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悲愤交加。
父亲等七人被活埋，壮烈牺牲，英勇就义的浩然正气，永远鼓舞我为党、为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奉献自己的一切，奋斗不息。
为国捐躯留芳名，浩然正气万代崇。
百年之后天堂会，同拜马列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