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1949年的秋末冬初。
当时，我在97师政治部工作。解放上海以后，我们师担任上海市沪西区的警备任务，大门外悬挂着“上海第四警备区政治部”一块大牌子，十分醒目。我们的防务范围是江宁路、陕西南路以西，直至北新泾，地域可算不小。政治部主任尚炜和民运科长李凤鸣对我说：“部队进城了，有一个相对地稳定时期。部队家属来上海探望子弟的人将会逐步多起来，接待和转送工作由你负责。”并要求我：“一要热情接待，及时派人转送，让其与分别多年的亲人欢聚；二要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因为敌人败退时在上海安下了不少特务分子；三是还有些来不及逃走的敌人的散兵游勇，各团送来以后，要审查登记清楚，派人向有关单位遣送。”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有一天傍晚，时间大约在六时半。警卫员领进一位年约50岁上下的男人。他中等身材，穿一身半旧的黑色薄棉衣裤，黑布鞋；面孔不黑不瘦，有些短胡须；腰间插着一根旱烟袋，手拎灰色的小包裹，里面鼓鼓囊囊，操鲁中南的口音。
当时，我很热情地同他拉拉手，尊敬地喊了一声老大爷，请他坐下。一面泡茶，一面叫通讯员转告食堂给他弄饭吃。我习惯地问他哪里人？何时离家？乘哪一班火车、几时到达上海？儿子叫啥？在我部哪个具体单位？等等。他作了一些回答，客气地说：“刚吃过点心，今天下午五点多到上海北站。”接着又说：“哎呀！下车后我找了好多地方，总算找到这里了。不过我儿子在你们哪个连队，洋码字太多了，我忘记了，真该死！你把我转到团里我自己去寻吧。”我重复问了一句：“老大爷，你老家在哪里呀？儿子叫啥呀？”他说：“我是山东章丘人，姓黄，儿子那一年跟部队走的时候，因年纪小，还没有大名，小名叫小嘎子。”正说着，炊事员端来一盆白面饺子。我说：“大爷你边吃我们边谈。”他一边吃，我一边琢磨：章丘我去过，此人说话绝不是章丘口音；他棉袄半旧，为什么这么整洁，衣领也很挺括和干净？他的面孔和手为什么那样白嫩？他的烟袋很干净，两手的食指和中指却被香烟熏得黄中透黑，这都是为什么？他说五时多到达北站，找了很多地方，一个小时怎能到达我处（我部在常德路）?为什么他的谈吐表情不像山东乡下老大爷的憨厚样子？他为什么不说出儿子的名字？这些问号使我警觉起来，决定再和他周旋。我又问：“老大爷，从章丘到上海火车票多少钱？”他“嗯”了一声，略作思考，马上放下筷子说：“我有火车票。”一面说，一面用手摸袋袋，左摸右摸，假装慌张的样子，忽然说：“哎呀！怎么给丢了呢？”我追问：“一张票多少钱呢？”他答：“是我大儿子买的，我也记不清。”我一面叫他吃水饺，一面又问：“你刚才下火车以后，找了哪些地方呀？”我当时不过十九岁，他可能欺我年轻无知，根本没发现我在怀疑他，还眉飞色舞地说：“我出了北站转了两个弯，到了武进路，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哪儿有解放军的住处；在四川北路也到处问，边走边问，顺新闸路摸到这里来了。”刚到上海，他怎能知道这么多路名！我心里有了底，认定此人不是好东西。我和通讯员耳语了几句，转身对“黄大爷”说：“我叫人再弄点饺子来。”他还未反应过来，说：“差不多了。”这时，警卫班的两个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走进来，两把刺刀对着“黄大爷”，站在旁边听我指挥。这家伙吓得面如土色，连声说道：“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我哈哈大笑地对“黄大爷”说：“你的戏该收场啦！”
经过一番审讯，这位“黄大爷”交代：他是由太湖东山特务组织派遣来沪刺探情报的。后来，上海警备区办的《上海警卫报》上以“警惕！反革命冒充我军属”为题，报道了这件事情。师首长就这件事还多次表扬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