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离休干部王铭凤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八路军女战士，原我校党委书记、校长董鲁展同志夫人，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我们有幸去她家采访了她。
老人已有七十三岁高龄，几十年的风雨磨难使她身患多种疾病，生活已基本不能自理，但是她意志坚强，个性刚毅，与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斗争，经常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学校的建设，对党和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的客厅简朴而明亮，墙上明显处悬挂着她当年身着戎装、英姿飒爽的照片。当我们问起她是何时何地、为什么参加革命时，她爽朗的打开了话匣子，缓慢地说:
我于1923年9月出生在山东省长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在我三岁时便得了重病，无钱医治而死去，是母亲拉扯我们兄妹二人艰难度日，挖野菜，拾庄稼，要饭……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凌。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火烧到了我的家乡，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饱受了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生活。“我们是中国人，誓死不当奴”，我就是在这样的民族精神感召下参加了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村子里成立了民兵武装，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组织，给八路军送情报、做军鞋、挖战壕、掩护过往干部、割鬼子电线杆等；同时我们还把村民组织起来，宣传抗日道理，唤醒民众爱国之心。我们家是敌占区，距离济南长清县很近，仅五公里路程，环境非常艰苦，不仅有日本鬼子，还有汉奸走狗，他们残害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所谓的长治久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炮楼就修到我家村西头（我家住村东头），我们处于敌人的白色恐怖包围之中。在我们邻村有个叫徐泗的妇救会干部不幸被敌人逮捕，受尽了折磨，她宁死不屈，最后惨死在敌人的铡刀下，并把她的头挂在城墙上示众。后来我就跟随八路军上山打游击，直到抗战胜利。当时全村子只有我一个女的参加抗日，这在方圆几十里地是没有的，这是得有超人的勇气和胆量。也得感谢我母亲对我的理解与支持，是她以博大的胸襟让我走向抗日道路。抗战胜利后我参加了解放战争，直到跟随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后在浙江省嘉兴、德清县委、地委工作，后因北方缺乏干部，我们便北上到沈阳俄语专科学校，以后又来到大连，在辽宁师大落户，在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我们问起老人是如何看待婚姻家庭的，老人动情的说，我们那时参加革命只想打鬼子救中国，根本顾不上家，顾不上孩子，我跟董鲁展同志是在抗日的烽火中相识结合的。在那个的环境里找个“共匪”为伴侣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当时给我找婆家的人也不少，但我都不同意，一心想找个抗日的，这也算是志同道合吧……说到这里，老人脸上露出幸福、自豪的笑容。老人接着又说：全国解放前夕我随解放大军渡江南下时，所在的大队一百多个女同志中，除去有病的、怀孕的、裹脚的外，符合渡江条件的只有我们四人。我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把一双儿女（男孩三岁多，女孩一岁多）留给了我母亲，等到解放了安定后我回家时，两个孩子都不认识我，直往姥娘身后躲……讲到这里老人声音哽咽，停了片刻，接着又说，现在的年轻人多幸福，党和政府号召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可惜我没赶上好时候，这辈子生了五个孩子，如果没有这么多孩子的拖累，我还会有更多的精力为党多做些工作……
采访结束了，我们对老人油然产生了一种敬佩，对她坎坷的一生有了更深的了解，她是一位母亲，更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她把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我们要向她学习，发扬老一辈人的革命传统，把伟大祖国建设的更美好。
本报通讯员董云凌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发表于《辽宁师大校报》第185期
2005年9月妈妈荣获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奖章，83岁的她此时正生病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