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中共泰西地委在抗日根据地平（阴）阿（东阿）山区的上套、中套（村名）一带召开泰西地区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当时的长清县委书记崔健（即崔健义，现中央纪委委员、浙江省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率领我们县、区干部1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讲话提纲，鲁西区党委的负责人董君毅同志（即段君毅同志，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上，地委授予长清县“抗日模范县”的光荣称号，这是对长清军民的鼓励和鞭策。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抗战以来泰西地区党的工作，地委书记袁振同志（即袁彰武，现安徽省委副书记）代表地委作了工作报告，肯定了党的工作成绩，指明了今后的奋斗方向，与会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莫大的鼓舞。会后，县委召开扩大的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地委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精神，要求全县党员戒骄戒躁，努力奋斗，迎接更加艰巨的任务，争取新的胜利。长清的大峰山区（包括长清七区及肥城八区部分山区）与泰（安）肥（城）山区、平（阴）阿（东阿）山区合称为抗日时期泰西地区三大根据地。整个长清的抗日斗争是以大峰山区为根据地，这里的人民群众对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的泰西地委授予长清县“抗日模范县”的光荣称号，应首先归功于根据地人民。
长清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曾多次粉碎了国内外敌人残酷的军事“扫荡”和恶毒的阴谋颠覆，对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伟大贡献。
长清军民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卓越功绩已经载入史册，但是斗争的主要业绩和主要经验应该记录下来，传给后代。
一、抗战前的救亡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寇一味退让，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人民，致使1935年日寇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攻势，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州国”。1936年上半年，日寇在华北大量增兵，7月，“何梅协定”签立，华北五省名存实亡，国民党对大、中学校学生的爱国行动也视为洪水猛兽，共产党员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运动惨遭国民党的破坏，真是“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时，我党发表了不少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宣言、文告。如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长清的知识分子眼看大好河山即将沦于敌手，感到国破家亡，忧心如焚，他们直接、间接受到我党团结抗日正确主张和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迅速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他们利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爱国，还印发传单、书刊等等，当时长清中学及东关小学是宣传活动的中心。1933年秋，长清县中学邀请留苏学生庄玉英（二区庄家楼人）向师生讲演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对唤起青年们救亡图存起了一定的影响。第一小学校长张耀南同志是全县有威望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战后，为了救国，毅然毁家纾难，将家产变卖支援抗战，全家搬出敌占区。1939年6月，他被选为抗日县长，1939年底，被任命为泰西专区专员，成为泰西地区很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1932年7月间，他号召组织了一个“巡回图书馆”，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为赵子明（即靖茂泉，现在银川市委纪委工作）、石中白同志（即石志明，铁道兵部队干部，现已离休）、张有壬、王捷三、孟宪武、周海舟等同志。他们串连了20多名师生，经常集会研究时事，并做些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虽然这个组织存在不长，但对青年起了一定的鼓舞教育作用。
1937年初，由赵子明、朱翔九同志（1965年病故）研究发起，经张耀南同志（1974年病故）同意支持成立了另一个救亡组织“育才教育用品合作社”。这个社是由参加的同志集资入股的合作社，公开的名义是推销教育用品，实际上是长清知识界进行救亡活动的中心。七七事变后，活动更加活跃。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有：石中自、董鲁展、王子亭、荆履安、曹金章等同志。9月初，我县党的创始人魏金三同志（即魏福品，敌人“扫荡”时牺牲）及夏页文（即夏芳林，现贵阳市委书记）等同志就以此作为开展工作的地点。他们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救亡工作，长清城内尚有国民党驻军，这个合作社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11月间，济南失守，魏金三等同志转移到农村开展工作，合作社的善后工作由赵子明和王子亭同志处理。10月间，由张耀南、魏金三、崔健、夏页文、杜镜秋（北京空军干部）等同志发动成立长清抗敌后援会，在长清小学短期集会，由20多位同志参加。会上，张耀南同志讲了抗战形势及抗敌后援会的任务和意义，大家推选他为后援会的主任。该会下设三个股，组织股由魏金三同志负责，宣传股由杜镜秋同志负责，总务股由赵子明同志负责。后援会成立后，在中学演出宣传抗日的话剧，在街上张贴抗日救国的标语，并到乡下进行宣传活动。11月间，在第一小学酝酿成立抗日游击队，从此，长清的抗日斗争进入新阶段。
一、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抗战爆发以前，我县在济南读书和工作的青年如魏金三、韩剑秋、董云超（即陈梦还，现武汉军区离休干部）、夏页文等同志就在济南参加了党的组织。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利用假期回县，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的组织及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先期参加党组织的同志为崔健、孟庆华、张治安、石中白、韩培诚、杜镜秋、吴志笃（石、吴同志均为铁道兵离休干部）、张有壬（湖北军区干部）、董涛（即董玉泉，湖北军区离休干部）、周海舟（即周文学，山东省农委主任）、张耀南、吴力践（天津化工局长）、孟可铭等同志。1937年底，在山东省委领导下，由冯向前、万晓塘、袁振、魏金三等同志组成中共支委会。1938年3月，在泰西特委领导下，成立长清县委，书记为万晓塘同志。1938年末，由魏金三同志接任县委书记。1939年后魏金三同志专门抓部队工作，由崔健同志接任县委书记1940生春，崔健同志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县委书记由吴力践、尹笠夫同志接任（即尹序霖）。1942年县委书记侯峳章（兼七队长）、张立信（即徐效参）同志接任。1947年到1948年解放，县委书记为高逢五同志。为了适应被敌人分割的形势，1939年成立了河西及城北工委，作为县委的派出机关。河西工委由李祥同志任书记，辖八、九、十三个区。城北工委辖四、五两个区委。到1939年，全县10个区已有8个建立了区委，不少乡村建立了党的支部，有的几个行政村成立联合支部，小的乡镇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支部。济南附近的五区及津浦铁路线也发展了党的组织。1939年8月，党中央发布了巩固党的决定，整个县的党的建设以巩固为主，转入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抗战局面打开了，各方面都急需大批干部，因而县委于1939年五六月间建立了干部学校。各区委选送知识青年来受训，经过短期训练后送到基层或县、区机关工作，成为党政军民各条战线的骨干。各区委也于1939年下半年开始举办短期党训班，讲授党的基本知识、根据地建设及各项政策，对提高党员觉悟很有好处。长清党的组织经历了残酷的革命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不但坚持了本县的革命斗争直到全县解放，而且为上级党政军各系统输送了大批的干部。
三、建立革命武装是建立根据地的关键
卢沟桥的炮声，唤醒了长清的爱国知识青年，他们受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在党的领导下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到农村去，组织抗日游击队。魏金三、夏页文、崔健等同志一手抓发展党的组织，一手抓革命武装。张耀南同志为县立第一小学的校长，他的学生遍及全县，像崔健、张有壬、周海舟、石中白、杜镜秋、吴志笃、赵子明、董涛、董超等同志。他们互相串连，彼此激励，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汇集在长清西南山区（时称大峰山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搞武装需要枪支弹药，当时除了上级发给少量武器外，主要通过下面三个办法解决：一是利用各种关系从城市购买，如1938年就从济南买了日本出产的三八式轻机枪（也叫歪把机枪），成为当时打击敌人的重要武器。二是利用张耀南同志在长清的威望，动员地主及富有者将各式枪支交出来抗日。粗略统计，1937年到1938年共动员出长短枪百余支。三是通过战斗，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
1938年二三月，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四大队，不久，改为峰山独立营，营长为崔健同志。后聊城范筑先部十支队的机枪营与大峰山的独立营合并成为十支队二团，团长为刘致远同志，政治部主任为史钦深同志，团的大部于1938年底调往鲁西地区，留下的一部分又和大峰山的部队编成八路军六支队二团。
总之，长清的党组织自1937年冬到1939年建立抗日政权止，一面建立县、区武装，一面向主力部队输送兵员。那几年主力部队先后在长清扩编约四个团零一个营，共约6000名干部战士。那时根据地人民革命热情很高，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确实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大好形势。
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各个战场的胜利，也是长清县发展抗日武装的有利条件。1939年8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梁山和日寇激战一昼夜，击毙日军400余人，生俘日军20余人，缴获山炮3门。梁山战斗是我军以装备劣势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再加上该师在泰肥的陆房对日寇作战的胜利，使长清军民很受鼓舞。捷报传来，大家奔走相告，互相祝贺，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1939年秋冬，彭总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取得胜利，对增强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打开和扩展泰西地区游击战争的局面，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卖国投降的阴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建立抗日政权巩固根据地建设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政权建设极为重要，毛主席、党中央十分重视政权建设。政权建设，干部配备是关键。但是当时同志们不愿做政权工作，不愿“当官”，认为“当官”容易同“旧官僚”联系起来。记得当时县委要一位同志当区长，这位同志说：“我参加党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不是当官。”县委同志指出，我们的“官”是抗日救国的“官”，不建立政权，根据地筹集抗日粮款，动员参军参战、文化教育、生产、救灾、惩治汉奸等工作就不能顺利开展，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也是不可能的。经过教育，这位同志才欣然从命。为此，县委针对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了一次建设政权的宣传教育工作。1939年春，长清县委就酝酿民主选举产生抗日县政府。1939年6月末，在七区崮头镇召开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会议，选举张耀南同志为长清第一任县长。接着各区的抗日政府相继建立。为了加强黄河西八、九、十3个区的领导，1939年夏，成立了河西办事处，第一任办事处主任为刘江同志。抗日时期的县长为张耀南、韩培诚、张澄秋（1968年病故）等同志。第一届县政府各科人员为：教育科长田墨林（又名田畔），民政科长吴梦观（又名叶大风），财政科长孟琴轩，粮食科长陈耀庭，秘书：华明（又名农康）、陈捷生。
长清在抗日政权建立之前的各项工作公开的领导系统为县、区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动委会实际上代替了政府工作。1938年秋，长清各界代表在赵官镇召开成立县动委会大会，选举张耀南为主任委员。张耀南同志任县长以后，县动委会主任由张仁卿同志（在敌人“扫荡”时牺牲）担任。1939年春夏之间，各区动委会也相继成立，县和区都设工农青妇等抗日群众组织。民兵的前身——抗日自卫队和儿童团也对抗日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如传送情报、站岗放哨、防止坏人潜入根据地等。1939年底，日寇对大峰山区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敌人从济南、长清出动的情报，就是儿童团配合自卫队用鸡毛信传递到根据地的。我军政机关安全撤离，使敌人扑了空，可见人民战争威力之大。
五、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
长清军民八年抗战的战绩是辉煌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其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的同盟者壮大自己、孤立打击敌人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成功经验。毛主席早在抗日初期就提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毛主席这一经过几十年革命成功与失败、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所得出的科学论断是十分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使全党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用它指导革命，革命取得了胜利。抗战初期，新党员大量增加，大多凭一股爱国热情，对党的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的思想并没弄懂弄通，因而对敌伪缺乏分析，有时也出现捕多杀错的现象；对地主同情抗日、赞助抗日有时估计不足，打击面过宽；筹粮筹款方面也侵犯过中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当时我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国民党部队中坚持抗战的，我们主动联合，互相支持。如对聊城的范筑先部队（范部所属十支队，后来被我党完全掌握）就是这样。但对顽固的则坚决打击，如1940年国民党新四师副师长张洪儒带小部队来我长清根据地骚扰，被我军歼灭，张也被我活捉。
在我党统一战线思想感召下，首先起来扛起枪参加革命，进行武装抗日斗争的是知识分子，有觉悟的农民，再就是当时农村中的中小地主及上层人物，除了极少数的甘当汉奸外，绝大多数是同情抗日的，因而也是团结的对象。不少人为了抗日救国做了些好事，如1937年、1938年的筹借枪支弹药，首先是动员那些有爱国思想的开明地主。我们对他们晓以大义，说明利害，他们很快交出武器。像二区小屯的地主杜谦斋（他的儿子杜鹤泉，为我县政府科长，1946年夏被敌人残杀）就是较开明的地主，他将自己的长短枪三四支全部交出。长清是个穷县，拥有八九十亩到一二百亩土地的算是大地主，拥有武装的地主也较少，除敌占区少数地主外，所有枪支弹药都交出来了，这对组织游击队是个有力的帮助。其他如借粮、筹款、收集敌人情报、营救我被捕人员，中小地主及上层人员都尽了自己的力量，起了一定的作用。1939年春到1939年秋，八路军东进支队（即一一五师一部）筹备军款，主要是向富农以上的富有户借。长清县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地委的表扬。我们对知识分子也采取团结的政策，并放手让他们参加抗日工作，对根据地开展的文化教育工作、宣传鼓动工作、医疗卫生工作等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对敌军及各种伪组织的政策上，我们采取了争取多数有爱国心的人、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死心塌地当汉奸的策略。1938年后，我县手枪队杨丙钧同志趁赶集机会化装潜入万德车站，打死日寇宫本队长。1940年秋，我武工队在七区黑峪西山坡打死崮头据点汉奸高传谟、高家兰。1941年春，我七区队指导员吴兴华带队在马东打死了出来“扫荡”的坦山红枪会头子朱存祯，使全县的红会组织全部垮台。这些胜利，对争取瓦解敌伪阵营起了很好的作用。县委及区委还设立了敌工组织，负责敌军及敌占区工作。津浦沿线、济南附近都设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从黄河以西经张夏车站附近设一条秘密交通线，经常掩护工作人员往返于山东、苏北根据地。鲁西根据地及延安的工作人员，还通过关系从城市购买药品、印刷品等，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斗争。由于我们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在长清四区敌占区里，还比较顺利地推行了土地回赎和减租减息的政策，我们无论对敌人“扫荡”进行伏击，还是攻克敌据点，大都是依靠敌占区内部的情报工作的，因此，往往以极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胜利。
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是巩固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抗日战争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以及文化教育的总体战，在党内及人民群众内应经常进行总体战的宣传教育，防止和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长清县、区政权建立之后，就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首先，恢复整顿农村小学的教育。县政府设立教育科，区政府设教育助理员，由教育科编印教材，对旧的私塾加以改造，由政府统一领导。在环境较稳定的三、七区及肥城八区定期培训小学教师。此外，有些村子设立农民夜校及妇女识字班，村头墙报、宣传标语也很普遍。不少乡村办起了业余小剧团，每逢节日或者召开祝捷大会便自编自演农民喜闻乐见的小节目，或者跳起秧歌舞、耍龙灯。为了加强宣传工作，1939年8月，县委决定办起《长清时报》，先是由何书九同志负责，1940年3月何书九同志调地委后由我负责。4月，将《长清时报》改名为《光明报》，由县委宣传部部长周海舟同志直接领导。1940年6月红会事变后，报社由根据地转移到一、二区接合部继续出报。7月，形势更加恶化，报社便转移到黄河以西根据地。11月，我调任七区区委书记，报社停办。上述工作对提高人民的觉悟、增强战争信心起了积极作用。
七、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胜利来之不易，长清军民经过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许多优秀的领导干部为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现能忆起的有泰西地委组织部长王晋亭同志（1941年春在长清岚峪被敌人袭击牺牲），魏金三同志（1942年在鲁西反“扫荡”中牺牲），张实庵同志（1939年牺牲，时任县委组织部长），潘国琪同志（1939年在尹庄北山战斗中牺牲），侯筱章同志（即侯承寿，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1945年攻克博平时牺牲，时任主力团政委），杨丙钧同志（县政府手枪队长），尹焕亭同志（1947年牺牲，县大队指导员），朱铁华同志（七区宣传委员），王新光同志（即刘耀洲，四区敌工部长，1946年被济南敌人活埋），房玉同志（二区区委书记），李新宇同志（六区区委委员），张元昌同志（八区区长），杜鹤泉同志，等等。他们有的牺牲在英勇杀敌的战场上，有的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后慷慨就义。二区区委书记房玉同志就是被长清汉奸冯二皮捕去，在法庭上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痛骂冯二皮的卖国罪行，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英烈的豪气惊天地、泣鬼神。
英雄们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烈士们的崇高气节万古长存，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用献身“四化”的行动来纪念死难的先烈们吧!
（ 1983年6月于辽宁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