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发生红会事变，是长清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过去已经快半个世纪了，许多老同志却记忆犹新。长清县委党史办同志委托我把这一事件作为专题整理出来，由于个人水平低，资料又少，实难从命。好在1940年秋，县委书记尹笠夫同志派我回红会中心区——七区任区委书记，行前笠夫同志和我谈话，大意说：河东红会区，特别是七区的工作，无人负责，急需整顿恢复那里的工作，特别是要大力宣传党对红会的政策，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孤立、打击极少数的反动分子。我是七区人，熟悉情况，可以利用各种关系，开展工作较方便。我虽有些畏难情绪，但为了党的工作，仍接受了县委的分配，直到1941年夏离开七区，所以对红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几个月来翻阅了党史办编印的党史资料有关部分，和几位长清的老同志交换了意见，“五一”前整理一份初稿寄几位了解情况的老同志，最近陆续接到老同志寄来的修改意见，结合我的回忆，写成这个材料，作为党史办研究这段历史的参考。
分三个部分说明：
一、红会事变的时代背景；
二、红会事变发生的经过及我们粉碎红会的伟大胜利；
三、红会事变的经验教训。
一、红会事变的时代背景
红会又名红枪会，原系我国北方农村的一种封建迷信组织，有的叫“黄会”，流传很久、很广。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连年混战，匪盗横行，散兵游勇滋扰社会，弄得民不聊生。于是农民组织起来，维持治安，有的叫红枪会，有的叫“联庄会”。各村之间守望相助，一旦有事互相支援，地富封建势力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便控制掌握红会为其效劳。红会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设坛祭神，宣扬心诚则灵，能使刀枪不入。农民群众文化落后，少数人一号召，便纷纷响应，踊跃参加。
抗战爆发后，我县党的组织在农村发动游击战争，也组织过红会，有时以红会为基础成立自卫队，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以防汉奸混入根据地。战时则支援前线，抬担架、运送给养、护理伤病员，于是红会便成为一支抗日的力量。有的红会被顽固势力掌握便和我们对立，我们派党员打入，争取红会抗日。1939年6月，县委派齐林山同志打人河西红枪会，并被选为13个红会的总团长，把红会引到抗日轨道上来，在对敌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938年二三月间，三区大彦的红枪会将经过该村的日军汽车截住，杀死十几名日军，受到聊城范筑先总部的嘉奖（范是和我党合作抗日的国民党将领）。虽然，这一举动日后遭到敌人报复，但证明红会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大多数人是纯朴的、爱国的，问题是要正确引导。
长清是泰西地区抗日救国比较先进的一个县。我县最早的共产党员魏金三、韩丹桂（后调延安，1984年病故）、夏页文等同志于七七事变后便在长清发展党员，组织抗日游击队，尤其依靠我县最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张耀南同志团结了全县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快形成一种坚强的革命力量。1938年1月建立长清临时支部，不久正式成立长清县委，大量发展党员。到1940年红会事变时，长清13个区建立了区委，大多数乡或村建立了党支部。1939年6月，长清县抗日政府成立，区、乡政府及县、区抗日群众团体相继成立。县、区武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地方武装不断升级到主力部队。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人民生活有一定的改善，群众抗日热情很高，党的威信也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根据地遭受敌人封锁，我们巩固根据地必须开展敌占区工作，对敌占区人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甚至在济南、长清城附近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情报工作，不但及时得到敌人内部的情报，而且能从济南、长清等城市买到军用物资。如1938年秋就通过关系从济南敌人的仓库里买出一挺当时日本先进的“三八”式轮机枪，成为我县武装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我县手枪队长杨丙钧，1938年秋只身潜入万德车站打死日寇宫本小队长，给敌人以很大的威慑。
总之，我县根据地到1940年6月红会事变前，已建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1939年秋，泰西地委在平阿山区召开的全地区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授予长清“抗日模范县”的光荣称号。我们的工作越出色，就越遭日寇和汉奸的注意和仇恨。再就是长清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北靠济南，西有黄河，东有津浦铁路，长肥公路、长平公路横贯其中，虽然敌人多次进行“扫荡”，但我们根据地屹立不动。敌人为了巩固大城市及铁路沿线的统治，所以加紧施展其“以华制华”的伎俩，阴谋培植汉奸势力进行破坏。而我根据地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又缺乏政策、策略观念，所以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现象，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这样便脱离了群众。北坦山南赵村反动的红会头子朱存祯，便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趁敌人大举“扫荡”的时机，煽动群众，组织暴乱，在一段时间内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使党内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二、红会暴动的经过及我们粉碎红会的伟大胜利
红会头子朱存祯原系地主分子，表现落后顽固，对我党及抗日政府的政策及法令持抵制反对态度。1940年6月中旬，趁敌人大举“扫荡”根据地的时机，抓住我工作中的失误，大肆造谣惑众，胡说共产党八路军要来拆神山庙，并将拆毁大桥村的大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暴乱。朱存祯为了愚弄群众，挑拨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扬言说：“不反张（指专员张耀南），不反韩(指县长韩培诚)，只反妇女儿童团。”这是朱存祯玩弄的反动花招。接着朱存祯便以坦山的红会总团部为基点，天天强迫红会分数路向七区、三区、肥城八区及二区一带骚扰、“扫荡”，抢劫抗日公粮及军用物资，追捕我工作人员，强迫各区、乡成立红会，否则便来吃、喝、抢劫。另外还配合敌人“扫荡”，设据点，修建公路，推行其“大东亚共荣”运动，企图永远占领我根据地。这样，红会很快蔓延全县并波及肥城、平阴附近几个县。朱存祯还串通河西红会头子赵传缙（死硬汉奸）、肥城黄会头子张相蓝等民族败类，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据说敌人为了进一步培植、豢养朱存祯，便封他为长（清）肥（城）平（阴）三县红团总司令。他搜罗了一批地痞流氓分子，他的参谋长杜九鼎是个很反动的家伙。
事变后，县委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我党、政、军、民机关除留少数精干人员坚持斗争外，暂时全部转入河西安全地区，并发出紧急通知：(1)凡地方党员干部目标过于突出、可能遭到敌人追捕的，立即转移到河西；(2)立即派可靠党员或群众打入红会，没有组织红会的乡村迅速组织起来；(3)掌握敌人动态，做好情报工作，宣传我党对红会的政策，做好红会的分化瓦解工作；(4)做好被害干部及群众的安抚工作。但是形势紧张，交通阻塞，县委的通知不能及时传达到各区。尤其七区为红会事变的发源地，是敌人重点进攻地带，上下已失去联系。但是我们优秀党员干部主动独立作战，和敌人作顽强的斗争。如七区的区委委员刘耀洲同志（后牺牲）、张鹏同志便秘密召开五、六乡的党员会议，迅速成立乡红会。这时敌人已在尹庄附近的四台寺安设据点，我们可以通过红会开展工作，如送情报、掩护我工作人员等。又如崮头及归德等敌人据点和各乡镇伪政权，我们都派进可靠的人员卧底。大约7月中旬，各区、乡的红会大部组织起来，间接或直接为我们服务，这样全县的形势趋于稳定。秋冬之间，县委书记尹笠夫同志、县长韩培诚同志及县委宣传部长周海舟同志带工作组回河东，进一步做红会的争取瓦解工作，各区委的干部都正常开展工作，区政权及区武装也逐渐整顿恢复起来。1940年11月及1941年1月，我部队两次攻打红会团部，朱存祯逃走，但他野心不死，仍收招残部，继续和我们对抗。但我们根据地的工作很有基础，党是有战斗力的。在我们坚决纠正了“左”倾错误，群众认清了朱存祯的反动本质之后，还是信赖我们的。虽然朱存祯在遭受打击之后，还要垂死挣扎，但是我们必胜，他必败的下场早已注定了。1941年3月，朱存祯配合长清伪军近千人向我马东一带“扫荡”，我县大队一部及七区区队奋起阻击，朱受伤后潜入一群众家里，被我七区区队击毙。至此，红会彻底崩溃，我县各项工作全面恢复。
红会事变自开始到消灭近一年的时间，我党领导全县群众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全面胜利，主要是我们紧紧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除恶务尽，把红会中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敌人的列为我们打击的主要对象。这些人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们坚决镇压之。我们打死八区的张鹤泉（伪区长、总团长）、三区的王云阶、河西的赵传缙（红会头子）、七区的高传谟、高家蓝、房兆明等，大快人心，群众拍手称快。在此形势下，我们争取可以争取的红会头子，如对七区四乡的红会头子朱希良，他开始表现比较坏，通过朱铁华同志（朱希良的同族，已牺牲）联系，我同区长吴佑亭同志秘密和他谈判。我们晓以大义，指明前途，争取他中立，结果他愿意改邪归正，掩护我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我们对类似朱希良这样开始做了一些错事，但情节不严重，后来表示改正，并有实际行动的，一律宽大处理，既往不咎。政策的宽严结合对瓦解争取红会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明确，解决红会问题，是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一般的红会群众多数是受蒙蔽的，他们也是受害者，主要通过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瓦解他们，使其脱离红会。我们部队俘虏赵传缙所统治乡村干部30余人、朱存祯的200多名红会会员，对之进行政策教育，揭发赵、朱等人的反动本质。我们晓以大义后全部释放。他们纷纷感谢我们的宽大，表示回去宣传我们的政策，并保证不干坏事，对瓦解红会起了重要作用。红会开始阶段，气焰十分嚣张，眼看我们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党员、干部及群众痛心疾首，纷纷要求部队进剿，希望一举歼灭。但是只简单要求军事打击而忽视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急于求成，反而得不偿失，如几次军事打击没有解决问题，便是证明。已故泰西专员张耀南同志看见被打死的尽是无辜的受骗群众，伤心得几乎落下泪来。我们总结了这一教训，在党内外进行纠正单纯的军事观点的教育，大家统一了认识，深入红会区的各个角落做艰苦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军事打击的配合下，红会问题便很快解决了。
三、红会事变的经验教训
红会事变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没有认真总结，因而党内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红会事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日寇的本性就是灭亡中国，势必要搞垮我们的根据地，敌人的进攻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总体战。从敌人侵略我国几十年的情况看，从不单靠军事的进攻，而是军事进攻达到一定目的时，便施展其政治阴谋，有时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总之是要达到灭亡中国这一总的罪恶目的。我县情况也是如此，敌人对大峰山这块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军事“扫荡”之后，并没有搞垮我们根据地，便培植朱存祯这个忠实于敌人的汉奸走狗。朱存祯为了效忠他的主子，便抓住我党犯“左”倾错误严重脱离群众的时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暴乱，这是红会事变的根本原因。敌人利用会道门煽动群众不是一时一地，就冀鲁豫边区说，就有阳谷、曹县、濮阳、清丰、滑县、茌平、博平、肥城等地多次发生会道门暴动。可见会道门虽系群众组织，大多数群众是受骗上当的，但会道门的本质毕竟是落后的迷信组织，一遇到适当的土壤和气候，其反动性便恶性膨胀，成为阻碍革命的反动组织。
红会事变客观原因是很明显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首先，我们违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按照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抗日战争要团结除了汉奸、卖国贼外所有赞成和拥护抗日救国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一切群众。同时指出，为了壮大抗日力量，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当时在农村的中农是很大的阶层，也是重要的抗日力量，他们的政治态度大多数是赞成抗日的。中农经济上能自食其力，但不少人又受农村封建势力的压迫或剥削，是能接受我党的政策的，因而团结中农共同抗日是一件大事。而我们的经济政策却侵犯了中农利益，主要表现在1940年春在农村的借粮运动上。那时农村由于战争的破坏，经常发生春荒，向富有者（应该主要是地主、富农）借些粮食周济灾民或困难户，以便团结抗日，本是好事。但第一必须明确政策界限，对象应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确有余粮，经过协商借出一些粮食也是可以的，有些村地主、富农不多，甚至没有地主、富农，中农便成了借粮的对象。
第二，所谓借粮，不是征粮，就不能带有强制性。而执行的结果，多是分配任务，强迫借粮，这就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有些地方不分开明与顽固，比较开明的赞助抗日的也遭到批斗，引起中农的恐慌。
第三，混淆了两类矛盾，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解决，不少地方往往违犯了这个原则。1940年三四月间，县政府一个科员，犯有男女关系的错误，竟在七区陈家沟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斗争及关押起来，后来这个人跑到国民党李仙洲那里去了。又如七区书堂峪一个青年妇女，据说作风不好，竟游街示众，一直游到段家店，群众很反感。在锄奸反霸方面，也有乱捕乱杀的现象。1939年秋，在县政府驻地尹庄抓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有人说他是孙家土敌人据点派出来的探子，在没经调查研究，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处死了。
第四，工作作风上强迫命令，形式主义，不从实际出发，急于求成。本来反封建反迷信是个属于移风易俗的长期工作，只能在提高全民文化素养的基础上循循善诱地进行，不能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去反封建，而不少村的儿童团却挨家搜查群众家里的迷信物具，如供奉的神像、神龛等一律砸毁或烧掉。戒烟、放脚也采取强迫命令的做法，引起群众极大的反感。群众如对我们一些错误的做法稍有不满，便扣上落后、顽固的帽子，动辄开会斗争，有时天天锣鼓喧天斗争游街，弄得群众惶惶不安。
这些错误和我们的工作成绩相比是第二位的，我县的成绩是与泰西特委、泰西地委正确领导分不开的。起初，红会的力量猖獗一时，不可一世。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其摧毁，工作能全面恢复，证明长清党是坚强的，是有战斗力的，人民的觉悟是比较高的。据粗略的估计：红会嚣张的高峰时期，全县真的顽固的也只有20多个村子，大部分村子的红会工作被我们控制、掌握，就是反对我们的村子，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依然派个别工作人员秘密开展工作。1941年初，朱存祯的红会尚未打垮以前，三区就来了一个“砸坛运动”，一夜之间把红会设的坛全部砸掉了，而朱存祯也无可奈何。这些都证明我们根据地是巩固的，而红会是不得人心的。
中央领导同志发现我们的错误立即批评纠正。1940年，徐向前元帅路经泰西，发现我们工作中严重的“左”倾错误，例如泰肥山区一个青年妇女要参加工作，其婆婆不同意，于是就发动群众斗争这个婆婆。徐帅在干部会上严肃批评这种错误，大意说：“建设根据地是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样搞法还要不要泰西这块根据地。”肖华将军也针对工作中的错误指出：“人命关天，不能乱捕乱杀，旧社会杀人还要层层上报，重大案件要报皇帝批准才能杀人。”徐帅要区党委到泰西检查工作中的错误，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很重视徐帅的意见，立即赴泰西地委检查，他在干部会上批评泰西地委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现在看来，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对后来纠正我们的错误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我们主观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看到我们党员干部的本质是好的，他们满腔热情跟着党打鬼子救中国，但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抗日高潮的形势下参加革命的，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因而思想上主观片面，以感情代替政策的现象时常发生。县委先在方峪搞借粮试点，借出粮食后贫雇农革命积极性很高，县委便开会推广这个经验，各区都不甘落后，便不看条件，不讲政策，结果侵犯了中农利益。
其次，政治上的幼稚，马列主义水平低，中央及上级党委的重要方针、政策不能及时传达学习，因而分不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更没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可借鉴。拿我个人来说，入党后一年就当区委书记，是不能胜任工作的，头脑中“左”的东西也不少，如在办《长清时报》及《光明报》时，也报道过借粮斗争等“左”的东西。
再次，党内生活不正常，不敢提不同的意见。不少同志已察觉出工作中“左”的错误，但是干部中有一种怕右的风气，提了意见怕被批评为右倾，表现出少说为佳的自由主义态度。1940年春，泰西地委在肥城召开王台会议，主要是反右倾，放手发动群众，这个精神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但会上找个右倾典型就有些过“左”了。会上批判了长清县委书记吴力践同志为一贯右倾改良主义者，并批判了汶上工委书记张先同志。会后他们两人都被免职。各县在贯彻会议精神时，也都照此办理。长清县委批判了八区区委书记范辉同志的右倾，这两件事在干部中引起很大震动。…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开始在于部思想中产生，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如借粮运动便向着更“左”的方向发展了。
最后，由于根据地工作一帆风顺，部分党员在胜利面前，产生了骄傲情绪。正如毛主席所批评我党历史上几次胜利局面后产生的骄傲问题是一样的，听不进群众的意见，有的重要意见也不在乎。如红会暴动前两天，县委的社会部就驻在朱存祯的村子里，地方党员曾报告说红会可能要闹事，但我们却不以为然，丧失了警惕，既不调查研究，也不追查，结果红会暴动了，只得仓促走出，红会还捉去我们两名工作人员。
总之，长清红会事变在八年抗战中只是一个插曲，是以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事变给工作带来了损失，但也教育了干部，锻炼了干部，使我们从错误中清醒过来，纠正了错误，团结了群众，战胜了红会，使全县的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及“治安强化运动”。我们度过了1941年到1943年抗战最艰苦时期，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是长清党和人民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