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幼少年时期的家庭情况、社会背景及对自己的思想影响
我于1901年2月5日出生在山东省长清县东南乡泰山后的一个偏僻小山村——纸坊庄的地主家庭中，从出生到15岁入县立高等小学上学时期的家庭情况：有父亲、母亲、兄弟3人、姊妹3人、嫂1人，共9人，完全过着靠土地剥削的地主生活。家里共有山田65亩（折市亩105亩），房10余间，稍有余资，不放债，雇佣工人4人（内放羊工、女工各1人）。父母操持家务，仅参加轻微的劳动。姊妹及嫂做针线，做饭，不参加农业劳动。兄弟三人皆上学，与亲朋合伙聘用塾师1人，只秋麦放学时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我从8岁至12岁在私塾上学（1909至1913年），读过了《四书》《五经》，背得很熟，但丝毫不解其意。12岁时（1913年），学校在原有私塾的基础上改立初级小学堂，抛弃《四书》，改读初级小学教科书，但在管理上仍与私塾一样，学生们经常受到教师的体罚。15岁初小毕业（1916年），与三弟一同到城里县立高等小学上学。
在这时期，无论是在家庭或在学校，主要是受孝悌忠信、仁义道德等的封建教育，同时也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家庭，自能记忆起，父母经常告诉，全家所赖以生活的财产，完全是祖父在外做官（曾做过山西省洪洞县知县）得来的；祖父幼时家庭如何贫苦，上学如何不容易，以后虽然中了秀才，拔了贡，但由于没人提拔，硬是拔葱高升是如何的不容易；以后依靠教学维持家庭生活，如何的不容易；以后做了官，如何提心吊胆，稍一不慎，便有掉头的危险，满州人和汉人不平等，小官见大官磕头如鸡啄碎米，如何的不容易；以后遇上义和神拳杀洋人，如何的担惊受怕；最后落得一部分银钱告老回家，在原住村（长清城东南附近大柿子园）购置田产百余亩；为了避乱，又在山里（纸坊村）买了房子一处，山地40余亩；祖父死后，父亲兄弟4人分家，父母以外祖的关系，分到纸坊居住，邻居称之为外来户或寄庄户，等等。根据今天的认识，当时父母主要是强调了祖父治家不容易的方面教育孩子，也就是进行保产和尽孝的教育。同时又因为是寄庄户，孤立无援，为了保持自己的安宁，对孩子们又进行睦邻教育，常说“千金治业、万金睦邻”。另外因为祖父在外面，一方面剥削来一部分财产，可以维持生活；一方面从个人经历感到做官不易，又加当时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各种事件，感到天下不太平，常常教育子女牢守田园，享受半耕半读的隐逸生活。因我出生的一年，正是庚子事变后的一年，给我起了个乳名叫“太平”，对如何继续祖父的道路升官发财，似乎不太热心了。所有以上这些，在我思想上受到较深的影响。另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修铁路和孙中山闹革命。当时广大群众存有比较普遍的仇视洋人的情绪，称外国来的货物为洋货，称新铸的银元和铜元为洋钱，称学校为洋学，学生为洋学生。总之，对一切新事物都加个“洋”字，认为都是外国人害中国人的东西。特别惧怕的是洋油（煤油）和洋钱（铜元），说是洋油和洋钱都可以叫人中毒，女人不生孩子。当我10岁左右时，津浦铁路在我住村正西10余里的地方修建，群众称之为修洋工、发洋财。因为工资较高，一个妇女砸石子，每天所得工资可以买到一斗粮食；没有衣裳穿的时候，干上两天洋工就可买身衣裳，一时群众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同时也在某些地方改变了对洋人的看法（当时主持修铁路的是德国人），认为洋人有本领。相比之下，认为发坏的都是中国人，最痛恨的是洋把头。在我幼稚的思想上，也种上了“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外国人能”的一种印象。紧接着又爆发了辛亥革命，有几个亲戚在外上洋学，有的参加了革命党，常到我家宣传如何实行民主，实行民主以后，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当选大总统，如何富国强兵，等等，给我家庭和我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
在我家庭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我父亲和母亲。我的父亲也读了些《四书》，幼时也曾参加过劳动，是一个比较保守落后的人，不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经常念念不忘的就是怕丢掉自己的财产。而我的母亲，因受外祖父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开通的人。外祖父是一个贫苦失意的秀才，据说读书很好，但由于没人提拔，爬不上去，有意从平原村走到山村，长期过着教书生涯；终以教书所得，在亲朋的帮助下，挑选了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购买了山田10余亩，亲自参加劳动，修建了几间茅房，定名为王府庄。他于教书余暇，亲自动手种谷种莱，植树栽花。外祖父因没有儿子，对母亲非常钟爱，拿着闺女当儿子用。母亲虽未读书，因长时期在外祖父教养下，并因外祖父经常过着教书生活，亲朋学生经常来往，也听了一些旧道德宣传和懂一些新的风尚，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我到私塾上学，以至在初小毕业后又入高小，出自母亲的主张较多，父亲是不太同意的。在辛亥革命后，我兄弟3人在几个上洋学的亲戚鼓动下，首先把辫子剪了，因此受到父亲的怒骂，而得到了母亲的同情。我和三弟都到初小毕业了，父亲的意见主要是怕花钱，怕入洋学学坏了，要我兄弟两个到泰安当铺做学徒。而母亲认为民国成立了，正是上学的好机会，主张孩子继续升学。终于依母亲和我的愿望，与三弟一同到城里高等小学上学。
在入高等小学以前，即在15岁以前，虽然也在父母的口中听到一些人穷了是如何困难，如何被人看不起，如何吃富人的气等，但都是为了勉励孩子好好保持财产，不要过穷了，而自己却未有尝到穷的苦滋味。所谓对人以德，也是从地主阶级或者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虽然也知道虐待雇工不好，只认为人的道德问题，认为地主也是和一般人一样有好的有坏的，作为一个阶级认识地主的罪恶是毫无感觉的。
二、青少年时期——即求学时期的家庭情况、学校情况、社会环境及对自己的思想影响
我15岁入高小上学，至18岁（1916至1919年）毕业，三年学习期间，在政治上受教员王润圃的影响较深。他经常向学生宣传“反对行尸走肉，要有伟大的志愿，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要富国强兵”等口号。在他鼓动下，有的学生抛弃上学去当兵了，自己虽然也有这个念头，但是年龄小，不够格。我在生活上一般的说是俭朴的，对那些闹阔气、吃穿浪费的学生，抱着厌恶的态度，不与来往；在学业和操行上属中上等，对那些认为不好的教职员，表示厌恶对抗；对当时的政府，也和广大群众一样不满意，认为名义上虽然是民国了，实际上换汤不换药。究竟怎样一回事，不知所以。自己的近亲近族，多半是地主或破产地主，少数是富农中农，没有贫雇农。父亲兄弟4人分居后，因伯、叔均在原村居住，相距较远，除有婚丧事外，很少来往。
这时的家庭情况，虽然基本上无大变化，但因人口逐渐增加，消费也随着增加，日益感到不足，有下降趋势。父亲回到老家（柿子园）帮助叔父开酒店，母亲和大哥在家操持家务，并从叔父的酒店贩酒去卖，以赚得少许利润，弥补家庭开支。
高小毕业后，我的家庭感到再继续升中学经济有困难，但若不继续升学，又感到无事可干。如．果坐食不劳动，生活不能维持，但我又不愿终生做农夫，特别是自己还抱着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志愿，坚决要求升学。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升学。升什么学校好呢？当时认为要想干一番事业，就要学科学，要学科学就必须学英文。听说教会学校科学、英文最好，并有到外国留学的方便，便决定人教会学校。但不愿参加耶稣教，不愿做礼拜，认为都是迷信。经过探听之后，据说入教会学校不一定加入耶稣教做礼拜，于是兄弟二人一同考入济南教会学校——济美中学。入校以后不加入耶稣教可以，但所有学生都必须做礼拜，读《圣经》，同时又了解到教会学校的教员，不如国立学校的教员好，学的东西也少，便大失所望。此时其他同学也有同样思想，因对抗学校被除了名。当然被除名是不可惜的，但除名后不退给学费和饭费，因而取得更多学生的同情。又正值五四运动罢课以后学生情绪高涨时期，闹成全校停课，并与美国鬼子校长打了架，撕破了衣裳，终于退给应有的费用回了家。
回家后，闲住了多半年，还是想法升学，但是投考中学已感到学费困难。便以为人师范学校，献身教育事业，也可以救国；官费，少花钱。1920年夏与三弟一同投考山东省第二师范（在曲阜），三弟落榜，我被录取。
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了解到该校前校长孔祥桐，因为不准学生参加五四运动，被学生禁闭起来，以后抽空逃跑；新派范明枢任校长（范明枢以后比较进步，参加抗战，最后加入共产党）。现在看来，当时的范明枢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民主自由主义者，提倡自由思想。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各种学说都很发展。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如何，是进步与落后的主要标志，也是当时争论的焦点。范校长提倡自由思想，各种学说都提倡。从中国的诸子百家，到外国的《佛经》《圣经》等无不提倡学生阅读。在当时教职员中，对苏联的十月革命，有的同情拥护，有的不闻不问，认为于己无关，有的表示反对。
当时我从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的思想出发，幻想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方面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感到关怀同情，一方面又惑于各种谬论，感到怀疑，如传闻过激，杀人过多，所有的地主资本家一律杀掉等，以解除怀疑的要求。也看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终不能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认为各种说法都很有道理，弄不清谁是谁非。至于苏联所实行的与书上所说的是否相符，也存有疑问，因而虽然有革命愿望，但是找不到哪是革命的正确道路。在此情况下，在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思想基础上，很自然的或者说是比较容易的与空想的乌托邦主义的思想相接近，终于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差半年没有毕业，毫不可惜，抛弃毕业证书，决心不依靠毕业证吃饭，以破釜沉舟精神毅然决然回到自己家乡，艰难地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兄弟，以自己的财产做资本，幻想通过教育和劳动生产，在一个小山区范围内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师范学校4年多的时间里，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也是中国大革命的前夜。特别是山东在军阀张怀芝、田种玉、张宗昌蹂躏下，苛捐杂税无限制的增加，一年缴纳几年的田赋，以致人穷财尽、民不聊生，绝大多数学生知识分子都处在愁苦焦急的状态。
在我思想上，对于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军阀官僚，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帝国主义，都是很明确的，但是怎样反法，就弄不清楚了。自己虽然也同情并亲自参加反日运动（主要是抵制日货），并以身作则，立誓不穿日货。放假回家以后，看到家中给小侄买的袜子，用石头砸烂；把嫂嫂和自己老婆用的洋肥皂扔掉；反对迷信，反对烧香，把祖父留下来光宗耀祖的官衔灯破坏。家里的人都说我是发了疯，而自己也逐渐感到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感到苦闷。根据今天的认识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接受马列主义，没有阶级观点，看到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不了解改造社会的道路。
这时自己的家庭情况：我和三弟都结了婚，有了孩子，人口较前增加将近一倍；每年交纳两三次田赋，几乎占去所得粮食的三分之一；再加婚姻嫁娶等费用，收入已不敷开支，开始以高利向其他地主借债。母亲与大哥操持家务数年，感到困难日益增多。特别是三弟与我一同报考师范，落榜回家，更感到没有出路。此种情况便成了我宣传理想的有利条件。再加自己的财产虽说是来的不易，但不是亲身劳动得来的。周围群众说我们弟兄是富家娃娃，不知天高地厚，这个评论是很有道理的。
三、从师范学校回家办学到卢沟桥事变前后十余年中间的各种变化
与参加反动党派的情况
从学校回家以后，按着自己的理想开始行动。虽然说服了父母兄弟，达到同意，但是究竟怎样办法，目的为何，认识是不一致的。父亲得病，瘫痪了不能动，不同意也无可奈何。母亲说：“反正这点家业早晚是你们的，现在就交给你们，你们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有你们吃的就得有我吃的。”大哥在家照顾了几年家务，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因为邻家姓靖的孩子打死我家的狗，我哥打了姓靖的孩子，并因伤致死，险些吃了人命官司，给了人家500元钱和5亩地，才算了事。大哥自觉是一个很大的耻辱，想借此洗雪个人的耻辱。三弟主要是感到无出路，我向哪里走他就向哪里走。在此情况下，由我家出钱出料，群众（主要是农民）帮工，由我管饭不要工钱，盖了10多间草房作教室，并约了志趣相同的同学荆继太（长清人）、李德荣（临淄人）、边理庭（莱芜人）三人一同进行。这些人也是由我家管吃穿及一切零用，不要薪金。连我兄弟二人共5人，幻想以我的土地作基础，共同劳动生产，共同生活，联合农民，发展群众教育，以教育为开路先锋，组织合作社，在山区发展农业、林业、果树业、牧业，养鸡、养蜂、养蚕，计划在多少年以后可以栽多少树，产多少山果，养多少蜂、多少蚕，等等，并幻想首先以本村作基础，逐渐扩大范围。
自1924年冬季开始建筑房屋，至1925年夏季正式开始。在进行中，又有亲戚家的孩子及被邀来共同工作的同学的孩子来上学，一同入伙吃饭，这样吃饭的人骤然增加了10多口，本来就已有债务的经济状况，骤然加上这么多人吃饭，幻想自食其力，实际上是一时难以做到的。当时一切费用都由借债来维持。一年多的时间，连原有债务，共达2000余元。实在不能支持了，邀来的同学都走了，剩下我兄弟两人支持，半日教学半日参加劳动。又经过两年时间，苗圃里也长了树苗，并组织了合作社，开始造林植树，但由于债务所累，每年支付利息即需500多元，旧债不能偿还又借新债，几乎把全部财产都抵押出去了；虽然在思想上还不认输，实际上已经破产，全家生活不能维持。计算家产，按当时地价全部出卖还帐，还能剩四五亩地，但因年景饥荒，一下子卖不出去，因此全家生活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雇工是雇不起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依靠亲自种菜、借债和变卖东西来维持生活，有时断炊。在此情况下，亲朋嘲笑，家庭埋怨。而我兄弟两个，还以阿Q精神说什么“人不堪其爱，回也不改其乐”以自慰。
1925年至1927年，正是大革命时期，但自己钻在山峪沟里很少与外界接触，虽然订着《大公报》和《东方杂志》等刊物，终不能了解国际国内的真实情况。只听说国共两党闹家务，谁是谁非不清楚，又听说革命军已经到达山东，又退回去了，感到失望可惜。今天看来，当然最基本的问题由于自己立场、观点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有正确的理论，也是难以辨认和接受的。因此，虽然受到一些困难，还是不承认错误，只认为自己没有本钱。
1928年4月底，叛变革命后的国民革命军张发奎、薛岳的队伍在我村经过。他们看到在我住的种园的屋子里放着一架子书籍，对我很注意，找我谈话。我看到他们的军官和士兵都带了不少的书籍，每人都会讲一套，对老百姓的态度很好，公买公卖，感到这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革命军了，表示竭诚拥护。他们赠给我一些书籍，有《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我连吃饭的时候也不愿把它们拿走，很快地看过一遍，认为通过三民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办法。看了他们贴的标语，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等，都完全合乎自己的要求，从当时个人所处的地位来说，也是切身之痛。看到他们打倒杀人放火的共产党，虽有些半信半疑，但是总认为通过三民主义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是比较好的，对国民党对三民主义有了高度的信仰，认为这一下子可找到明路了，若干年在思想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一回可解决了，感到无比兴奋和愉快，便抛弃了过去自己的想法。
这时本县的国民党也派人到处联络，其中一人是我的表弟王箴三，说是张昌宗派的县长已经跑了，但是县政府仍然被本县的土豪劣绅把持着。原来的公安局长边兰舫代理县长，必须发动群众把他们打倒。我自告奋勇，以取消山区的花果捐作号召，到处动员农民。因为花果捐是山区农民最痛恨的，所以很快便发动起来，带领着2000多农民进了城，成为全县最大的一支力量。在国民党主持之下，把代县长边兰舫枪毙了，把其他的土豪劣绅吓倒了。国民党公开了，成立了县党部，上了台。同时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我为主任委员，并登记为国民党预备党员。我以不顾一切的精神，到处向农民宣传动员，凡是农民所要求的，都以恩赐、包办的态度向农民许愿。但是回到城里以后，找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往县长身上推或是向上推（当时山东属冯玉祥的二集团军），找县长，县长不理，并有风声说山东省政府（在泰安，主席孙良诚）认为长清县有些过火了，要镇压一下；已经取消的花果税、牛头税都恢复。更令人失望的是国民党不但不能办好事，反而办起坏事来。群众舆论说：“打倒旧劣绅换新劣绅，换汤不换药，比旧劣绅作恶胆子更大，更不顾面皮。”县党部擅自作主，每两银、田赋增加1元；县党部委员的薪水增加到每月80元；群众团练的委员，每月薪水也增加到40多元，以后被省政府制止了。我这时感到向农民许的愿还不了，无法和群众见面，更没法说话，有时在大会谩骂发牢骚。比较知己的朋友向我劝告说，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发生危险，自己也认为是如此。但若不能给群众办事，白使薪水，良心上实在过意不去，更无脸面再见群众，便毅然不辞而别回家了。
今天回头分析一下，当时在思想上仍未解决问题，主要错误在于不懂如何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是从恩赐观点出发，想为群众包打天下；并要求反动统治阶级恩赐群众；对国民党仍未能从阶级本质上去认识，而认为是国民党人不好，因而认为虽然这些国民党不好，还希望那些国民党可能好，下边不好，上边还可能好，对国民党仍存有幻想。
回家以后，虽然过去的幻想没有完全破灭，但若继续进行，全家生活实在没法维持。家中财产经过典押、出卖之后，仅剩五亩地，仍有欠债。于是到县立第一小学当了教员，我三弟在本村当了公立小学教员。兄弟二人每月可拿到40元钱，可买到1000多斤粮食，全家10余人的生活可勉强维持。
在长清县立第一小学当了一年教员之后，因县里闹宗派，互相攻击，相持不下，校长朱松岩在别处另找了工作，另一伙人也派不了人来。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我被全体师生选举为代理校长，代理了一年。1930年夏，以国民党员、中学校长韩中衡为首的一派与国民党员、县教育局长李宝圭为首的一派，相互妥协，另派了范玉堂任校长。经过一年又以运动会评判不公为导火线，两个派别互斗起来，打官司到教育厅，中学校长、教育局长都撤了职，另派了校长、局长。第一小学校长原属教育局长一派，因教育局长撤职，新到局长以为我是中间派，为了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乃委我为校长，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到达山东，我参加抗日，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
1930年到1937年冬，共7年的时间里，开始有些消极，不问政治，对国民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本身担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不易长期维持下去，几种思想在脑海里斗争相当激烈。一种是向旧社会投降钻营门路，但是想来想去不仅心有不甘，而且前途更不光明；另一种想法是仍回到自己所住的山区找一片荒山或是到西北或东北去开垦；再一种想法是参加共产党。斗争的结果是前一种想法完全放弃了，为后两种想法作准备。于是一面在学校继续研究造林植树、养鸡、养鸭、养蜂、养蚕，与学生共同去干，从各方面物色良种，进行试验研究，拜访山东农学院园艺系教授吴耕文老师，曾与之接洽数次。直到事变的一年，养了100多只来亨鸡，10多只北京鸭，每年养几十箱蚕、几十箱蜂。虽在抗日战争中忍痛放弃了，而直到今天还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看到自己所处的国家社会日益险恶，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等政策，与自己的幻想矛盾，感到国家亡了什么也干不成。因此，比过去更进一步的想在政治上找出路，希望于国家有所贡献。在一再碰壁之后，萌生了加入共产党的动机。对苏联的情况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更加注意。为了寻找加入共产党的门径，注意聘请思想进步的教员。这时在本县似乎有进步活动的青年张少辉（泅水人，曲阜二师学生，在本县第十小学当教员）、张梦九（本县人，济南师范学生，在本校任教员）、张子鸣（本县人，济南师范学生）、边鹏翔（莱芜人，在本校任教员）、臧恕斋（曲阜师范学生，在本校任教员）、韩锡夫（曲阜师范学生，在本校任教员）等。他们都注意看革命理论书籍，也经常到一起谈论革命理论。我也有时和他们在一起，因多是同学、同乡关系，似乎对我有了解，对我并不回避。常听他们说斯大林怎样，托洛斯基怎样；有时又说斯大林专制独裁，为人毒辣等。他们也有所争论，使我产生怀疑，知道共产党有两派。究竟哪一派正确，莫名其妙。和他们交谈时，有时插一句说，斯大林是属于成功的方面。他们说不能以成败论人。对他们谁是谁非辨不清，认为他们都是共产党……
大概是1934年，有本县人庄玉英（济南女子师范学生），人人都知道她在上学的时候即参加了共产党，曾到苏联留学，多年没有音信，忽然回家了。我曾请她到学校讲演，并请她吃饭。她讲话时，讲的苏联很少，讲了些从苏联回来经过蒙古沙漠，如何住蒙古包等。她在家住了不久，一天晚上有国民党童子军指导员李笃忱（现文化局任科长）从国民党县党部给教员韩锡夫透出消息说，国民党党部决定第二天拂晓同时逮捕庄玉英、张少辉、边鹏翔等。韩锡夫转告于我，我火速派人通知他们，叫他们立即躲开。第二天，国民党部果然派人分头去捕，都扑空而回。从此可以证明他们是共产党了。
以后看了一篇《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写的苏联视察记，又在《大公报》上看到该报记者范长江写的关于红军长征的通讯及陕北之行等，更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解除了对苏联的怀疑。又听本校庶务李乐仁（曾在上官云相的部队任书记，到江西剿共被俘，受红军优待，发给路费回家）常谈苏区组织的如何好，红军如何英勇，纪律如何好，对老百姓如何好，如何优待俘虏，等等。认为这是李乐仁亲眼目睹，也消除了认为共产党好杀人的怀疑。
大概是1935年或1936年，在《大公报》看到沈钧儒、邹韬奋等的“供词”，说明他们所主张的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主张分阶级党派，不分种族信仰，一致团结抗战等，认为这一主张非常正确，成了自己的信条。从此以后，我又认为加入不加入共产党不甚要紧，同时也改变了对国民党的对立情绪。
日寇进一步占领冀东，并进入平津，强迫蒋介石下了睦邻令，感到亡国之痛迫在眉睫，下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估计到山东一定沦陷敌手。不仅要下决心而且是要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或是当汉奸，或是到大后方逃难，或是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三条道路摆在面前必须抉择，不容犹豫了。当然不当亡国奴是早已肯定了的，到大后方逃难吧没有钱，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选择了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道路。当时感到组织人不成问题，最难解决的是弹药供给问题。同时也想到只要组织起队伍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开头不好办。为了经费问题，曾与县教育科科长王辑五（本县人）商议，动用教育基金作为抗日经费（当时在银行共存教育基金70000余元）。不料这样的好事情，王辑五坚决不答应，向教育厅推诿。当然教育厅是不会同意的，于是以其他理由，联络了全县11个县立小学的9个校长，到教育厅控告王辑五（当时的9个校长中，现在济南的有两人，一是孟可铭，在教师进修学校；一是孟琴轩，在水利厅）。这时大概是1937年9月，济南情况已很紧张，有些机关已停止办公，几次到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找不到人。日寇飞机在济南上空示威，人心惶惶，打官司打不成，便决定各自回县。这时与同乡国竹筌（长清人，他父亲是辛亥革命时的国民党员，曾到国民党中央党校受过训）相遇，约我到他的住处去玩（现在忘记是什么地方）。到后，他劝我参加复兴社。当即和自己解决游击队供给的要求联系起来，我问他复兴社要干什么？他说目前的任务是抗日。又问他能否发枪发钱？他答复都可能办到，我就答应了。他即拿出登记表来要我填写，并说明上级批准后，举行入社仪式。我以半信半疑的心情填了表，又要贴相片，我当时没有相片，照也来不及，答应回县以后即交。因环境紧张和不十分相信，回县后并没有交照片。以后国竹筌又到长清县城我住的学校问过一次，我说还没有来得及照，他就走了。从此以后，没再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关系。1938年春，我们已经组织了游击队。这时国竹筌回了家，因他和游击队的的某些同志都熟悉，有时见面，但对过去的事情未再提起，在我的思想上认为他是吹牛。他曾要求一块工作，但不十分积极。到1939年时，他又参加了县委领导下的办报工作，与之共同工作的有何书九同志（1954年任泰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以后调东北工业部门工作）。当时县委负责同志有吴力践（原名吴辛泉，现在天津塘沽石碱公司任党委书记）、崔健（现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任第四局局长）等。国竹筌是怎样参加的工作，没有详细问过，当时我思想上认为不算什么。以后环境恶化时，国竹筌便逃跑投敌了，以后听说他曾在济南任伪新民会宣传处长，现在下落不明。当时投敌以后，只听县委的同志说，当时对他太麻痹太右了。
自1937年九十月间与济南教育科长王辑五打官司回县以后，情况日益紧张，亲眼看到宋哲元、刘多荃等部的队伍狼狈后退，估计日寇不久就要到来，便更积极地进行抗日活动。我以自己所在的学校作为联络处，联合各方面的人进行抗战。这时本县在济南上学的学生（过去也都是自己的学生）有张有壬（现在部队工作）、石中白（现在志愿军工作）、夏页文（现在贵州工作）、周海舟（现在聊城地委工作）、魏金三（1942年作战受重伤，在医院牺牲）等10余人回县作抗日活动。因为过去都是自己的学生，比较熟悉，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一部分生力军。同时又联络一些老同学、老同事，认为这些人虽然不够坚定积极，但有社会地位，有活动能力，应争取他们。因此，虽然明知两伙在思想作风上不够一致，但认为都有抗日思想，仍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从中调和，两面拉拢。这时，我对党派问题的认识仍是非常糊涂，当然也就非常矛盾，有时认为要团结抗战，不仅是不分党派，最好是不要党派。有时认为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需要有组织，最好是只要抗日组织，不要党派组织。认为无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其他主义，抗战不胜利，什么也不能实现。最好是不谈主义谈抗战。这些天真幼稚的想法，想来想去，认为自己当不了家，做不了主，不能实现。还是以联合党派，团结抗日为佳，但不了解抗日的阶级性。虽然知道共产党抗日坚决，作战勇敢，但不能从阶级本质上了解哪是抗战的基本力量。虽然认识到抗日坚决不坚决是政治觉悟问题，但是政治觉悟从哪来，认为是教育问题，没有从每个人的阶级本质去认识。
当时了解从外边来的学生多是民众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是否有共产党员不了解，仅知道民众解放先锋队是接近共产党的。当时民众解放先锋队虽不十分公开，但也不很秘密。另一部分在县的同乡、同仁、同学，有的是公开的国民党员（我认为都是国民党中的抗日派），有的无党无派，也有个别的是“民先”队员。我从抗日积极和不积极这方面认识，认为“民先”队员是比较可靠的，这在本校教员中，有“民先”队员董荣轩。董荣轩是长清二区薛庄人，在小学上学时，也是本校的学生，后升入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参加了“民先”，也曾在西安事变前后到张学良部队作过政治活动。1936年下半年从师范大学休学回家，到本校任高级班教员，在学生中展开抗日活动，教会学生不少的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等，对学生鼓舞很大。在济南上学的学生回县后力量就更加壮大，更加活跃起来。这时（1937年10月）我也经董荣轩（董荣轩于日寇到达山东前即与爱人走了，据说是到了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于1938年临汾失守后，又回到本县，参加我们的游击队。1939年到鲁西学习，1941年我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时，他在教导大队任教导员，1951年时曾任中南军区衡阳办事处政治委员，现在没有联系）介绍，参加了民众解放先锋队。自此以后，更感到组织人是不成问题了，只是枪弹、吃饭等问题无法解决。这时，又有本县县立中学校长张隆吉（平原人，公开的国民党员，是本县老国民党员孟民言派，也称为改组派；这时，他是国民党的CC派），介绍我加入“行学社”。我问他什么是“行学社”？他向我解释说：“行学社”也称CC，仍是国民党，仍实行三民主义，为了吸收新生力量，所以又有“行学社”的组织，目前的任务是抗日。我又问他能否发枪发钱？他说只要组织起来，就有办法。我又告诉他，我已参加了民众解放先锋队。他说民众解放先锋队不是党派，并说国民党、共产党现在已经合作，共产党也要实行三民主义（大意如此，原词句不记得）。我仍以半信半疑的态度答应了他的要求，并约定第二天晚上在县中学举行入党仪式。第二天（具体日期不记得，约在1937年10月间）即在县中学校长办公室举行人党仪式，读总理遗嘱，并宣读他准备好的誓词，主要内容是忠实于党，忠实于三民主义。一同举行仪式的共3人，另外两个都是县中师范班学生，一是房厚庵（长清七区黄庄人，在抗战期间任抗日小学教员，听说也参加了共产党，现在情况不了解），一是张世平（长清七区大崔庄人，在抗日战争初期又参加了共产党，1946年任朝城县长，现在何处不了解）。举行人党仪式后，当即研究组织游击队的工作。张隆吉说已派某某到各区去活动。我即把我的活动情况作了说明，并互相勉励积极工作。相隔不久，日寇就进占德州，情况更加紧张。张隆吉与所有没走的中学教职员（有的已走），带一部分学生及学校一切存款，向大后方去了，走时并未通知我。据说到了河南，把带走的学生都赶回来，把学生的保证金等都带走了。回来的学生非常不满，乱骂。从此以后便与之断绝联系。又经一次事实考验，更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言行不一致，因而更进一步依靠共产党，继续与所有取得联络的同志进行抗日活动和宣传、募捐、慰劳工作。开始时，募捐的款随收随寄，由《大公报》转前线。以后魏金三同志提出留作自己的活动经费，不要再向外寄，我个人觉得不好对捐款人讲，认为不合适。但不久日寇即从齐河东过黄河了。马上集合成立游击队吧，一来是枪弹没有，吃饭问题也不好解决；二来是日寇到后究竟是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便各自暂行回家，看情况集合。日寇到达后，如人无人之境，非常麻痹，除济南及附近县城、铁路沿线留少许日、伪军外，其余绝大部分地区均平静无事。但我家距铁路仅10里，日寇有时到我村进行宣传工作，感到不能在家住。这时魏金三同志主动通知到他的住村——长清七区南坦山集合，并派石中白同志到我家找我。我遂携带已借到的几支大枪及部分捐款，与石中白同志在夜间过铁路到魏金三同志的住村集合了。这时已经在魏金三家中等着的，有素不相识的袁彰武同志（掖县人，二师学生，现任鞍山钢铁公司经理），万晓塘同志（齐河人，现任天津市副市长），冯向前同志（惠民县人，现任水产局局长），冯晓云同志（惠民县人，现在不知在何处）等。听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更感到有了依靠，从此开始了游击队的生活，也算是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