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参加游击队后入党以前的活动情况、思想认识与党的关系
在魏金三同志的住村集合了将近20人，即夜间行军到长清七区马湾庙，时间大概是1938年旧历正月十五j队伍渐渐扩大到六七十人，同时也有了几十条枪，大家一致感到需要有个名义，并建立应有的组织。经过民主讨论，定名为山东抗日军，并组织军事委员会，推我为委员长，冯晓云任指挥员。不论什么人，都是一样待遇，吃饭当然是完全一样，就是站岗放哨也是一样。我特别注意在各方面起模范作用，幻想着红军生活就是这样，大家也都是团结一致的。日子长了，绝大多数的年轻小伙子都要求向敌人出击，想着大显身手，我也是积极分子之一，可是有的同志不同意。失掉了出击敌人的良好机会，我虽心怀不满，但为了维持局面，采取调和的态度。这时袁彰武同志（现名袁振）到聊城去了一趟，回来就说我们单独搞不行，提出到肥城城里参加张北华（现在中央计划委员会工资福利局工作）领导的西区人民自卫团。党的同志怕我不同意，专和我商议。他提出参加西区人民自卫团，我完全同意，抗日不是少数人能办到的事情，而且长清、肥城两县相连，统一起来也是很有利的，但是为了扩大队伍，在参加以后，还是回到长清来活动为宜。大家都很同意这个意见，当即派冯向前等同志到肥城接洽，接洽妥后，即率领队伍到指定地点——肥城城南南尚里去驻（大概是1938年3月间）。到后改编为四大队，选举冯晓云同志为大队长，我为参谋长。因此引起老一伙同志的不满，认为参谋长只是挂名，是不得不以此来应付我，实际上是不相信我，都表示不干，要回去。在党和先锋队的大多数同志看来，这些人回去是不可惜的。因为他们政治面目复杂，不能干。我却认为这样会影响扩大，再三挽留他们，好歹留下几个。这时在我的思想上认为这些老同志说的是事实，但为了抗战，不应闹名誉地位，只要真正抗日，就是当兵也情愿，毫不在意。不久，团司令部又指定到城北樱桃峪去驻，驻了一个月的时间。自到肥城以后，吃饭完全由司令部供应，每天发馍馍菜金，生活还好，但是由于人地两生，队伍不能扩大。我这时几次提出意见，要回长清扩大队伍，但是团部坚决不同意，我也很有意见了，认为是不信我，向团部的负责人之一李冠元同志（现在志愿军工作）提出：“你们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派人跟我去，动员了人、枪，可以全部交给你们。”好歹勉强答应了。虽然动员到一部分枪，但由于不在长清，人家又知道我不当家，动员是有困难的。有些老熟人认为我上了当，劝我离开另搞。跑回去的老同事也有另搞的。我这时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方面希望回到长清扩大队伍，一方面又从个人顾虑出发，怕同志们说我想当领袖。同时也考虑到可能是由于自己参加过反动党派，被怀疑，不信任。经过思想斗争以后，下决心跟着走，凭良心办事，认为虽然意见不一致，他们（指共产党）的吃苦、耐劳、肯干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大概是1938年4月间，日寇向肥城进攻了。我们接到通知仍到南尚里集合。我的意见，回长清去，凡是和我接近的同志，都是要回长清去。只有党的同志同意到尚里去（现在估计是党的指示），我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回到尚里。我认为应当坚持团结，不能分裂。到尚里以后，料想不到，竟然有些和我接近的同志，要私自逃跑，某某某等党员同志误认为我鼓动的，给我加上“瓦解队伍”的罪名，开会斗争。又正赶上党的负责人之一远静沧同志对敌作战牺牲，某某某说我当着这个时候，你竟然鼓动队伍逃跑，真是没有良心。我以十分冤屈和悲愤的心情，毫不隐瞒地陈述了我的一切，请求大家审查，如果有任何歹心歹意，情愿被枪毙。正在斗争中，王晋亭同志（后任泰西地委书记，已牺牲）叫我到另一个地方，安慰我，劝我继续团结抗战。我当即向王晋亭同志表示，团结抗战是我坚定不移的志愿，只要能够了解我并允许我团结抗战这一点，我是求之不得的，一场斗争就此结束了。
这时由延安派来汪毅同志（河南人，1939年在濮县被反动派枪杀）带来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建设根据地的政策，检查了过去的工作。认为过去一段把队伍都集中在肥城城，不开展群众工作是错误的，并批判了当时打的五星红旗是不合乎统战政策的，决定把游击队分到泰肥山区及长肥之间的大峰山区活动。决定之后，即由王晋亭、袁振等党的负责同志带领四大队、十一大队及十七大队到大峰山区活动，张北华等同志带领团部及第一、第三大队到泰肥山区活动（实际上就是这几个大队，其他都是名义）。我随四大队到了大峰山区，这一行动完全符合了我的意见，同时也是绝大多数同志的要求，我心中窃喜，以为还是我的意见对了。到大峰山后，大多数同志迫切要求向敌人出击，壮大自己的队伍。在大家的要求下，决定分头活动。我和汪毅同志率领一部分队伍到长肥公路向敌人出击，晚间宿营在一个山峪里，正在开娱乐晚会的时候，发现有强烈的电光从北面山上照来，连闪数下，在思想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都认为是敌人袭击到眼前来了，绝大多数的同志逃散了，我也在遵守着有事不准乱跑的命令，就地卧下。天色很黑，谁也看不到谁，停了一会，丝毫没有动静，断定不是敌人来到跟前。回忆起过去有人向我讲过，日本鬼子的探照灯，可以从青岛照到潍县，它的光亮是什么样子，便估计可能是敌人的探照灯，就拍掌集合。因为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至今还记得共集合了17人，连指挥员汪毅也不见了。所剩17人，经过分析情况之后，便就地睡了。第二天便分头出发，有的去探灯光的来路，有的去找跑散了的同志，有的回大峰山驻地向留守同志去报告。经探明，灯光是从济南照来的，不仅我们这里被照散，在大峰山驻地留守的队伍，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当天下午，接到袁振等同志的通知，四大队要到长清县黄河西的南方寺头村集合，接到通知后，即到通知地点集合。除个别同志未取上联系，汪毅同志去大峰山外，四大队的同志绝大部分都集合到南方寺头了。这时有的负有责任的同志坚决要离开大峰山到南宫去参加八路军，说大峰山的群众要拿红枪打我们，不给我们饭吃，大峰山这个地方再不能回去了。虽有部分的人不愿去，也被控制起来。我认为到南宫去不如在大峰山起作用大，而且大峰山不能住绝不是事实，群众反对，是因为我们有错误，便再三说明，还是不去南宫而回大峰山好。但是坚持要去的同志坚决不同意。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表示我个人不去，要到大峰山与汪毅同志等重新干起。我回到大峰山后，坚持要去的同志也跟着回到大峰山来了，问汪毅同志是否要到南宫去？不去就要汪毅同志把枪缴了。汪毅同志坚决不交，相持不下，我从中劝说，最后交没交，现在不记得了，坚持要去的同志气愤愤地回到方寺头去了。我与汪毅同志商议，汪毅同志是从聊城派来的，负着一定的领导责任，应当到聊城向上级报告请示一下。汪毅同志星夜赶到聊城去，经向上级报告后，上级指示（当时鲁西党的领导人是张霖之同志，现任中央地方工业部长），一定要坚持大峰山，绝对不许去南宫，并决定将大峰山的队伍改为独立营，委汪毅为营长，并派来红军干部曹洪胜、谷鸿年（从陕北来的）等。汪毅同志带着命令回来时，恰巧与一部分去南官的同志碰在路上，拿出上级的指示看。同时由四大队派到南宫受训的崔健等同志回来也碰在一块，说明今天的任务，不是主力集合，而是把主力分出去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即便是到了南宫，也一定是要回来的。经过争论之后，又都回到大峰山来了。
再次回到大峰山以后（大概是1938年7月间），根据上级指示，将当时所有的武装编为独立营，汪毅任营长，原有的四大队改为第一连，曹洪胜任连长；把第十七大队找回来，改为第二连，张怀珍任连长。同时给了我一个营部副官名义，于是在大峰山插起了山东省第六区第十支队独立营的旗子。
自从我组织游击队起，就引起长清部分人的注意，特别是和我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同事、老师、学生以及有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他们说我过去曾捐资兴学，抗日后又毁家纾难，认为我是真心为国为民的。很多人都希望我独树一帜。在我和袁振、魏金三、万晓塘等同志合伙以后，差不多都知道是属于共产党了，有的感到高兴，有的感到失望。失望者之所以失望，完全是由于共产党的人还很少，多半是从本位、落后观点出发，感到不如独树一帜，能够自当自主，有权有势。特别是到了肥城以后，有的认为果不出所料，认为我是上当了，为我可惜；另一部分比较进步的分子，从抗战的利益出发，认为共产党不会用人，对我安排不当，不能发挥我的有利作用，影响抗日力量的扩大，也为之可惜。我这时对不能发挥我的有利条件，有相同的感觉，但同时感到没有依靠是不行的，对某些党的同志虽有不满，但认识到这是个别人的认识问题，不是共产党的问题，就是对个别同志的意见虽不同意，但对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仍是钦佩的，只是工作上的见解不同，绝不是由于个人的利益，个人的私见。另外，我也想到虽然不信任是很明显的，但由于自己过去曾参加过复兴社、CC，而且现在仍然有着不同的见解，引起同志们对自己的怀疑，是必然的。一方面不肯为了取得同志们的谅解便百般逢迎，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团结各党派抗战的主张，一方面认为只要不做亏心事，终究是能够了解的，只要做得对，不了解，也没什么。
自改为独立营后，袁振等同志负着党的领导责任，很明显地表现了党的组织领导与第一连是一伙。第二连，人数较少，成分较复杂，在关系上若即若离。汪毅营长拉了一部分游击队，成立了第三连，连长李子英及其战士，多系流氓分子，纪律不好，不听指挥。第一连，人数较多，知识分子学生多，党员多，成分好，连长是老红军干部，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但由于曹连长存有军阀、官僚作风，简单粗暴，骄傲自大，不积极作战，大家对他由希望到失望，因而不能迅速发展。第二连缺乏政治领导，内部很不团结，更缺乏群众基础，不但不能发展，反而维持不住现状。第三连因为不守纪律，私自查货，连长李子英被枪毙，随即瓦解了。汪营长深感没有依靠，再三与我商议扩大队伍问题。但是，当时扩大队伍多半依靠人的关系，有些人到大峰山与我接洽，但看到我不负主要责任与不直接负责任，介绍到别的连去，多以人事关系不同意，看看就走了。在此情况下为了扩大队伍，汪毅同志要我任第四连连长，直接负责组织一个连，并派共产党杜镜秋（我的学生，现任华北军区炮兵司令）任连指导员。这时虽然有些人对我失望，失掉时机，但仍有一定的关系，便各方联络，逐渐发展，经过二三月的时间，好歹发展百十个人，并搜集到一挺机枪，完成了一个连的任务。
这时（1938年8月间），十支队的主力——机枪营（营长刘致远于1945年春任山西军区司令员时病逝）奉令到大峰山一带配合活动。经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决定，将大峰山的队伍编为十支队第二团，将我所带领的一个连，合编为第三营，调我到团部任副团长。张霖之同志估计到，这个连都是以个人的关系拉起来的，怕我不同意，更怕战士不同意，就亲自动员我，并要我向战士动员，我表示完全同意，并保证完成动员任务。经过艰苦动员，完成了整编任务之后，我便离开连队到团部工作。我到团部以后，与团长刘致远、政治部主任史钦琛（都是党员）相处很好，精神很愉快。刘致远同志提出叫我想法活动，去干县长，当时我存有错误的思想，认为抗战不是为了做官，愿做群众工作，不愿干县长。为了发动群众抗战，决定筹备成立长清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县委派党员石中白同志协助我进行工作，另外并有共产党吴力践、孟可铭等，经过选举成立了长清县动员委员会，选我任主任。11月间，日寇进攻聊城，十支队奉令前往驰援，团长通知我回团部一同前往，进至茌平县广平镇。当时聊城已失守，游击队总司令范筑先牺牲，二团又奉令回馆陶。十支队司令部刘致远同志认为我回长清继续工作比较有利，与我商议一同到馆陶还是回长清？我完全同意刘致远同志的意见，决定回长清继续做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从个人的工作情况来说，算是转入一个阶段，与党的某些同志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关系更加密切起来。从组织游击队以来，约一年的时间，开始与党的某些同志关系是比较好的，但因为个人有着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主要是老同乡、老同学、老同事、老师、学生等，我认为是可以利用的关系），同时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因而中间较长的一段，与党的关系不够协调，不够正常，思想斗争是比较激烈的，精神是比较苦闷的。今天看来虽然基本上是属于正确方面的，但没有足以说服人的理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强调了自己的动机和愿望，采取了等待事实证明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没有更多的从实际出发，主动、积极向党说明自己的认识、情况。以后虽然逐渐好起来，但在工作上已受到一些损失。如何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得更好，是很不够的。
五、从入党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期间的工作、思想情况
自十支队二团回长清后，我开始主持长清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动员委员会的党组织是在长清县委领导之下的分区委，即直接在分区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时大峰山的队伍与张北华同志领导的队伍改编为山东纵队八路军六支队，常常在其他县活动。长清县委为了坚持本县工作，决定建立六支队独立营。我这时也感到没有武装不好工作，达不到打鬼子的目的，还是一心搞武装。于是我又到了八路军平原纵队司令部（驻茌平，名义很大，队伍很少），向袁仲贤司令员（现任印度大使）要了三支破枪，作为资本发展武装。由于各位同志的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方面都获得一些成绩。
1939年1月，以陈光罗荣环为首的八路军东进支队，到达肥城六支队驻地。鲁西区党委也随东进支队一同活动，提出扩大武装，扩大党组织，扩大统一战线，建立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这时分区委吴辛泉（现名吴力践）、孟可铭二同志主动征求我入党（据说是根据上级指示），我表示同意，当即填写入党志愿书及履历表，经过区委会决定候补期半年。入党后即决定我任分区委宣传委员。填表时，在“加入过什么党派”栏内，填写了参加“民先”及复兴社、行学社。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时的分区委不但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反而说我对党已经有了很大的贡献，早该入党了。这时我的心情感到自满、骄傲和激动，回忆了过去一年来的情况，悲喜交集。所悲是与党的关系不够正常，所喜的是由于自己坚持了团结抗战的主张，并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主张的正确。因而终于能够得到党的信任，参加了党。在激动情绪下，我决定把1939年1月30日这一天，作为自己的入党纪念日，永记不忘。过去一年来，在参加共产党这一问题上，如同与党的关系一样，在自己的思想上是在经常地斗争着。开始是以“民先”队员活动，并有入党的要求，但由于自己存有错误的想法，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将来的事，目前主要的事情是打鬼子，因而要求并不迫切。以后由于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发生分歧，并发现党对自己有怀疑，而自己不肯放弃自己的看法，在此情况下认为入党是不可能的，同时又怕说我是投机。另外虽然在自己所了解的各个党派中，找不到比共产党更理想的党，但是感到共产党也不像理想的那样好，特别看到个别老红军干部的腐化生活，更怀疑将来共产党成功以后，是否也会和国民党一样腐化、堕落下去？以上这些糊涂思想，在入党时并未得到解决，仅是认为人党以后，工作有了依靠，会更加顺利，认为自己为革命奋斗是有决心的，至于共产党能否腐化、堕落的问题，仍存有“走着瞧”的思想。今天看来最根本的问题，仍然在于没有阶级观点，没有革命理论基础，不了解革命的道路怎样走法。
入党后不久，由一一五师师部送给我一个峰山武装工作团团长的委任状，签署者罗荣桓。据说是，一方面为了在这个名义下便于开展工作，同时要我大力发展武装。于是在已有的基础上，成立了武装工作团，除工作人员外，共有战士20余人，破烂枪十七八支。从此以后，我更加注意了发展武装。地方动员工作，由动员委员会的其他同志去做，我主要负责领导武装。这时已在长清八区、肥城九区的几十个村的范围内，普遍组织了不脱产的抗日自卫队，进行普遍训练，群众情绪非常高涨。一天的拂晓，黄河东长清石岗据点的日寇渡过黄河（黄河改道，水很小），来我们驻村崔桥袭击我们。群众发觉后，主动给我们送信，我们感到如果不抵抗，逃走了，和我们宣传口号不相符合，不好再继续工作，乃下决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幸有有利的地势与广大自卫队伍的配合，击毙了敌人的小队长，其余敌人狼狈逃窜，敌弃尸一具，我无伤亡，更加振奋了广大群众，树立了信心，打破了认为不能打鬼子的思想。群众认为我们这个小队伍，是真正打鬼子的。而敌人扬言回来报复，群众要求我们从那里共同抵抗，保护他们。我们估计如果在那里抵抗，一定要吃大亏，乃说服群众，主动向敌人袭击。等了几天，敌人没有出来，适有齐河县二区的群众送来情报，说齐河城的鬼子定于某日某时到齐河二区焦家庙伪据点来，要求我们去打。我们便决定去了，但是鬼子没有来。我们便乘其不备，突然袭击，把伪据点消灭了，缴获马一匹，枪20余支。我们回到原来的驻地崔桥，不料就在这一天，石岗据点的鬼子来崔桥把我们驻在崔家祠堂及其他部分的房子烧光了。在我们回来时，群众含着泪水看到我们带着胜利品回来，虽然自己受到损失，但对我们还是表示拥护。自此以后，队伍又很快地发展到百余人，并有着很高的声望，广大群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这个工作团身上，当然我个人更是十分高兴。直到现在我感到这是最得意的一页。在1939年四五月间，县委派崔健同志与我商议，成立长清抗日民主政权，上级决定我任县长，我这时仍存有不愿做官的思想，但因是上级的决定，也就表示同意了。过去一年多以来，国民党曾派了7个县长，都由于没有群众支持，有的看看没有财发，便自动走了，有的被群众赶走了。当时我们已有了足够的建立人民政权的条件，但由于我们对政权的作用没有正确认识（不仅我个人是如此，其他同志也是如此，听说为了这一工作抓得不紧，县委受到批评），未及早的建立，今天看来是有些损失。在上级督促之下，决定建立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39年6月，在长清七区崮头，镇县立高级小学召开大会，选我为县长，成立了人民县政府。群众说这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感到很新鲜，也很兴奋。正是由于在鲁西大平原上出现了第一个人民政府，敌人对之非常恼恨。召开代表会议选举的第二天拂晓，寇兵即包围了开会的学校，所幸我们已经转移，当敌人扑空向四面搜寻时，又给了敌人一个打击。这时队伍更加扩大，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改编为独立营，我兼营长。经过几次作战，我胆子也大起来，同时受群众的鼓舞，产生了英雄思想，自己虽不会指导战斗，但每次作战都亲自参加，并跑在前头。以后县委告诉我说，上级有指示，不要我这样做，以免遭到不应有的损失。上级派刘子仁同志任副营长，负责军事指挥。
县政府成立后，直接在县委的领导下工作，有上级党委（泰西特委，后改地委），没上级政权，县委、县政府的集体领导都很不健全。重大问题向上级党委请示，一般问题多自己作主，但是究竟哪个该自己作主，界线很不明确。这时不仅是县委的同志对自己非常尊重，就是上级的同志也很尊重的。在执行政策上，在县政府未成立以前，组织抗日自卫队时，由于和群众在一起，经常听到群众的呼声，根据群众的要求，执行了按地亩累进出钱，按劳力付给自卫队报酬的办法。当时听说冀南抗日根据地有这个办法（后改为合理负担），县政府成立后，推行了这个办法，后来又根据上级指示实行合理负担。现在看来，虽然在经济上对群众利益有所照顾，但是在政治上依靠群众的观念是很不明确的。根据自己的思想要求，比较的说，对上级提出的统战政策、团结知识分子、团结士绅名流的政策、锄奸方面的宽大政策，都是容易接爱的，就当时来说也是正确的。但对劳动群众，特别是贫雇农的关心是很不够的。从个人作风来说，由于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过去曾经听说的红军、八路军如何爱护老百姓、如何守纪律等印象，对群众的态度一般是好的，对群众的利益也是爱护的，个人的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因而取得了群众的拥护。但是如何使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未曾想到，当时所想最多的是如何团结各阶层，孤立敌人。正是由于在党的领导下执行了团结各阶层的政策，虽然由于依靠基本群众的观念不明确，在发动群众的深度和广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县政府成立后，很短的时间内，已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不但根据地的群众都已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我们的工作也已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将铁路沿线敌人所组织的爱护村、自卫队、新民会等都在实际上变成我们的抗日组织，城里的伪组织也大部被我们所掌握，使伪军、伪组织不能发展，使日寇行动非常困难。在此情况下，日寇异想天开，对我们进行诱降，诱降不成，便组织大军进攻，结果是日寇失败了，而我们的民气、士气日益高涨。
1939年11月底，上级党委（鲁西地区党委）决定召开8个县的县长、区长会议，成立泰西专署，选举我为专员。
这时我对长清的胜利局面有些恋恋不舍，但由于上级的决定不能不接受。进入专署的干部，也都是根据党委的意见，从干部多的县抽调，主要是长清，其次是泰西（原泰安县铁路以西部分），再次是肥城。开始时对这一情况估计不足，由于长清来的干部熟悉，接触多一些，因此泰西、肥城来的同志说我有宗派。开始自己不承认，强调与比较熟识的同志接触多一些是自然现象，不能算是宗派，但是又想到这是一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便觉悟到自己的想法不对，认识到既然有反映，就一定有它的原因。为了团结，为了把工作搞好，为什么不能有意识的与比较生疏的同志多接触一些，来消除这种意见。如果早一点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问题了。从此以后，同志们的意见也就很快消除了。
专署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与国民党的专员相对抗。在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到处张贴“张耀南是群众的救星”等标语，有的地方编成歌歌唱我。我在此情况下，也感到自己不错，但在另一方面也感到一些新问题：
第一，感到在长清时，情况熟悉，而且多少有些经验，再加上生活能够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团结同志，团结群众，有什么事情多和大家商量就可以办好了，因而没有感到什么困难。到专署后，既不了解全面情况，也不是直接的具体的处理问题，多是文字工作，多是决定原则问题、政策问题，虽有上级与同级党委的领导，仍无上级政府的领导，方针政策问题虽然可以提到党委和党团讨论，但仅是做些原则的规定。至于如何在专署加以具体化，写成成文的东西，感到文化水平、政治水平都不能胜任，同志们说我经验很丰富，不能提到理论原则上作分析。
第二，经常在参加地委会议、党团会议中，感到自己理论水平低，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对其他同志的意见，有时感到不合适，但往往听不出所以然来，不能坚持斗争，等到事实证明错了的时候，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对了，常常是事后的圣人。
第三，正是由于理论水平低，在党内斗争当中，也表现得非常怯弱，对某些同志的斗争，如对汶上县委书记张光、长清县委书记吴力践等，给自己的刺激很大，怀疑党内斗争莫非就是应当这样？以后看到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才知道原来不是如此。
第四，在党政军民关系上，在长清时没感到什么问题，到专署后，感到很不协调，权限、职责不清，任务不明。强调垂直，垂直不起来；强调统一，统一不了。总之，感到理论水平低。
有的同志批评我狭隘主义，批评我右倾，我也提不出反驳的意见来。但在内心里也不是完全服气，认为你们是不是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是不是“左”了？到底怎样才算正确的？经常在思想上斗争着。开始对老同志有崇拜，但从许多问题的实际体会中，也逐渐怀疑起来。特别是由于发动租地借粮斗争引起红会暴动，使自己痛心，思想斗争也最激烈。开始地委作决定时，自己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在方法方式上应很好地研究，特别是不同意动不动就戴“帽子”。究竟怎样好，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斗起来了，斗得很乱。而且不仅限于租地借粮，而是扩大到各方面，如儿媳斗公公，嫂子斗小姑，斗吃烟的、喝酒的，到处在斗，以及严重的乱捕、乱杀、乱打、乱罚现象，等等。我认为斗争是对的，但在内心里非常担心、焦虑这个斗法，不知究竟斗出什么样的结果来。1940年6月间，红会暴动首先在长清发生了，紧接着肥城、东平也发生了，群众运动受到很大的打击。特别是长清由于紧靠济南，我们的主力队伍不便前往，更不能停留，县的队伍解决不了。我亲自带领队伍前往一次，忍痛杀伤了些红会会员（多半是农民），但没有解决问题。红会经常配合日寇到处“扫荡”，并要挟群众参加，面积逐渐扩大，所有一切抗日组织停止了。骨干分子大部分退出来，只留少数干部进行隐蔽活动，轰轰烈烈的根据地基本上垮了台，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伤心的一页。后经区党委检查，做了“左”倾关门主义的结论。从此更感理论低，在事前虽感到不对，但提不出充分理由，不能在集体领导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自己的思想觉着对又不对，究竟哪个对，哪个不对，自己也没有明确清楚认识，经常在矛盾状态中。
六、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补行人党手续
1940年12月，我接到鲁西区党委通知，决定我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并在泰西地委集合。同行者有吴静安、谭林华、孙廷甫、孙良村、张毅、马景汉、阎言川等10位同志，绕道鲁西南渡微山湖，于1941年2月到达山东分局党校驻地青驼寺。在非常渴望学习理论的心情下，听说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当然是十分兴奋的，同时深深地感到党是有意识地培养自己，重视自己，丝毫也没有料到在人校时发生的问题。
在人校时，由分局组织部于一川科长负责进行审查。在审查时，除审查了携带的介绍信外，并审查了我的历史情况。我当即把过去的历史情况作了口头报告，审查时对我加入复兴社、行学社的问题比较注意。经过审查，其他同志都入校了，叫我和马景汉、阎言川三人到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去住，但未说明是为什么。我们估计可能是因为有问题，等待了解。我曾问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陈明同志说，已向鲁西区委去了电报。住了几天，又听陈明同志说区委书记赵镈同志到分局去，给我作了证明。因赵镈同志原是鲁西区党委组织部长，对我有所了解。最后对我审查的结论是：认为别的没问题，只是我入党时未履行加入过异党再加入本党的手续，原决定候补期半年改为一年半，从原入党之日算起。原为介绍人吴辛泉、孟可铭两人，又补了一同去学习的吴静安（当时是泰西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现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人事处长）、孙廷甫（当时是鲁西区党委运东地委组织部长，现在何处不明）两同志为介绍人。家庭成分，原为富农，改为破产地主。补行人党仪式后，随即入党校学习。我们到达党校时，学校即已开学，到后又因被审查耽误一段时间，共计晚人校近两个月。
人校后，我一面跟班上课，一面补课。党校校长朱瑞，副校长肖华，大队长邢仁甫（后成叛徒，已正法），支部书记董炎，我组组长苏继光。当时同班学习现在济南工作的有董炎、王翰卿（民政厅长）、孙铁民（医学院副院长）。所学课程有政治经济学（李政同志讲）、党的政策（李竹如同志讲）、哲学（朱瑞同志讲）、联共党史（罗荣桓同志讲）、党的建设（陈明同志讲）。
1941年7月底结业，参加一一五师八一阅兵典礼后回原地。在这次学习中，一方面感到过去基础太差，因而接受能力亦很差；一方面正是由于过去基础很差，感到学习的东西很多，收获很大。过去很糊涂的问题，如阶级路线问题、革命发展规律问题、战略与策略问题、斗争与团结问题等，通过学习，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更进一步的树立了革命的信心，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解决了一些思想矛盾，打破了过去对党的一些怀疑——如在革命胜利以后，能否走向腐化堕落等，比较正确地认识了党，认识了自己。
七、在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在我们刚离开党校不久，日寇即向鲁南进攻，听说有的在党校上课或学习的同志不幸牺牲。而我们的工作地区——泰西专区也随着紧张起来，专署、地委领导机关逐步由过去常驻的老根据地向外转移，到年终转移到黄河以西。当时还认为敌人“扫荡”过去即可再回来，没料想到，敌人在进行连续反复的“扫荡”、“清剿”中，并由外向内（向我们的根据地）逐步增设据点，在我们试验村政建设的40个村的试验区中，几乎村村都安了敌伪的碉堡，我们的工作完全由公开转入秘密。我们转变了对敌斗争方式，有计划掌握了革命的两面政权，加强了敌伪工作，允许群众及村的革命组织向敌人进行群众性的假自首。这样虽然我们的组织尚可保存，但情况是极端艰苦、困难的。专署、地委转移到黄河以西，各县的领导机关，除长清稍有恢复外，其他都不能公开存在了。敌人在完全控制了河东以后，又用同样的办法，向黄河以西进攻，河西的情况也随着紧张起来，活动地区狭小起来。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办法，到敌占区活动，延缓了敌人的进攻。同时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情况，根据上级指示，执行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将泰西专署与运西专署（现聊城专署）合并，我仍任专员，原运西专署专员谢鑫鹤同志任副专员（现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我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十分注意团结问题，回忆这一阶段对各方面的关系都是团结的，在执行政策的认识上也是一致的，生活是艰苦的，斗争意志是坚定的，精神也是愉快的。今天看来，主要的错误是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估计不足，存有麻痹思想，未及早、主动提出新策略，使工作少受损失。同时在极艰苦的情况下，对党内外工作同志关心照顾不够，应当退出的，没退出来，对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的支持帮助不够，也使得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否则工作情况会更好些。这虽然是整个党委的问题，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是同样有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