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在平原分局党校整风期间
1943年以后，情况逐渐好转。区党委调我、地委书记袁振同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金绍山同志（现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到区党委整风队整风。1944年春季开始，参加学习的百余人都是地委级干部，由区党委直接领导，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玺同志负专责。学习三四个月后，平原分局成立，并决定成立平原分局党校，共抽调2000多名干部（从区级干部到区党委）到学校学习。为了寻找安定的学习环境，决定到豫北山区林县临淇镇一带学习。校长由分局副书记苏振华兼，副校长由张玺兼，把原有的整风队混编起来。学习从1944年7月开始，先学习整风文件（未全部学习），又学习《评中国之命运》，最后写自传、作鉴定，1945年2月结束。与我一个小组学习的有陈忠信（现名李应昌）、孟庆华、孙寒光、刘起、魏精元、谭锡三、孙馨远等。
我在这次学习中，自高级班开始，就感到过去自己存有不开展思想斗争的缺点，故决心在这次学习中大胆暴露思想，开展争论，一定要根据整风精神，实事求是。但在争论起来的时候，往往离开了这个精神，因而领导上提出防止作概念游戏。但由于哲学思想基础很差，终不免有时陷于主观的空论，特别是没有通过检查工作，联系实际问题，具体的解决思想问题，认为有提高，感到不如到山东分局那次学习收获大，没有满足自己的要求。所写的自传和鉴定，因为人数太多，分局来不及作结论，决定一律交分局，回机关作结论。我们下山后不久，即赶上日寇投降，以后便不知道怎样了。
九、日寇投降前后大力发动群众斗争时期
这一时期，在发动群众斗争方面，我的思想上又几乎完全恢复了租地借粮斗争时期的矛盾状态。经过整风学习，回到鲁西地区，一下山便遇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很多同志对这个运动指出了不少的缺点，我也是看到缺点很多的一个。这时，区党委为了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印发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组织学习。我在学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后，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是对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领会毛主席的报告，也就是如何对待当前农民运动中的错误。我认为坚决维护农民的利益是对的，但为了农民的利益必须说服群众纠正错误。有些错误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少数干部积极分子的意见，放任不管是不对的。我住在鲁西行署，我的东邻，人所共知是个中农，但是群众把他扫地出门，行署主任也知道是个中农，不应该，但置之不理。我问到这件事情，不管对不对，负责同志便以“矫枉必须过正”的理论向我作解释，我认为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根据这一理论，便不去过问，任其发展，我是想不通的，当然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起码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在这时又听了平原分局副书记张霖之同志关于群众运动的总结报告。报告说成绩是伟大的，错误是严重的，并列举了运动中的成绩、缺点和错误。对这个报告我是同意的，我所担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的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我认为领导上仍是强调了成绩的方面，而对缺点、错误的纠正是无力的、忽视的，也是对群众不利的。
回到专署以后，也是同样的情况，与到延安学习回来的谢鑫鹤同志对群众运动有差不多的看法。日寇投降了便忙于打击敌伪，收复城市，把群众运动暂时放下了。这时区党委通知我参加地委会，为委员，过去都参加会议，但不是委员。
1946年春季，解放区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准备到重庆或南京去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代表，宣布免去专员职务，离开专署到行署准备去参加会议。后因形势的变化，去不成了，便把我们留在行署分配工作。6月间，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要使黄河花园口决口，阴谋水淹华北解放区。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区党委决定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决定我任主任。如果只是限于修河治水，我是很喜欢做的，但实际上是包含着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与外交工作，我感到很难胜任，虽然已经做了几天，总是对这项工作很畏缩，要求做教育工作。区党委答应了我的要求，决定我做建国学院副院长的工作（院长是民主人士杨汉章）。我很高兴，打谱长期做下去。学校在物质非常缺乏的条件下，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给老师、学生创造教学条件，甚至当炊食员做不熟饭时，我亲自给学生做饭。教职员学生的团结是比较好的，开始是驻在菏泽城里老第六中学的旧址，学生已有七八百人。后因局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已向解放区进攻，于是带领学生打游击。在打游击的情况下，一面领导学生学习，一面仍关心着群众运动，常常领导学生参加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参加县、区的会议，他们都很欢迎。
在整个地区的群众运动中，强迫命令的现象都是非常严重的，自己很想独立担负一个地区试试看，看能不能做得合乎自己的理想。在菏泽时，我曾要求行署划一个区给我做实验区，行署不同意。当建国学院驻寿张时（1946年10月），徐运北同志（当时是区党委宣传部长，现任卫生部副部长）曾召开会议，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冀鲁豫地区工作的检查总结，在总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说冀鲁豫是王霸之国，五里一王（指小区），十里一霸（指大区），逼得群众不得不拿起武器来批评我们，并以鱼台县群众暴动，杀死我们干部30多人的实例作说明，说明杀我们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只有几个地主富农。我们把责任都推在地主富农身上，这是错误的，于我们是没有好处的。并举了毛主席在延安对待“雷打毛泽东的谣言”为例作说明：在延安有一天下雨打雷，产生了雷打毛泽东的谣言，我们的同志都把责任推到国民党特务身上，毛泽东同志听说了，倒不是这个想法，毛泽东同志认为，特务造谣是没问题的，不造谣就不是特务了，问题是在于特务造谣为什么能起来？如果我们不脱离群众，特务造谣是造不起来的，能够造起来，一定是我们脱离群众了。经过毛主席的检查找出原因，是群众负担太重了，群众怨恨我们，于是亲自下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邓小平同志指示，要把这个故事普遍向干部讲，一定做到每个干部都了解，感觉到共产党的伟大和毛泽东的伟大，直到现在，还能够比较清楚地记着。但检查一下我的思想行动，还没有完全接受，还必须继续学习。
十、在爱国自卫战争时期
内战肯定是要打起来，区党委估计了整个地区的斗争形势，认为泰西专区处在铁路与黄河之间狭窄地带，靠近济南，一定是一个最艰苦的斗争局面。为了坚持这个地区的斗争，决定把泰西、聊城两个专区重新分开，并决定从河南把袁振同志调回来，让我们回到泰西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我接受了这一任务，便于1946年11月和袁振同志一同回到泰西。在1947年3月以前，国民党尚未到达泰西，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局面，于是抓紧时间进行土改，准备应对敌人的进攻。在土改政策上，大家都很同意山东省政府关于土改的布告（即以后总结为富农路线的土改政策），我是最同意的一个。认为这个布告很好，同时又因为接不到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的指示，便普遍地张贴山东省政府的布告，目的是怕没有明文规定，无所遵循，怕乱了。开始时打的面比较窄，问题不大。搞了一段，3月间，国民党匪军邱清泉部向我区进攻，我们没有主力部队，游击队也很少，开始时尚在抵抗，但是抵抗不住，连民兵加游击队均逐步后退，很自然地集中在一起，分散不开，退不回去。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存有很大危险。这时我带一个连到长清，准备坚持长清地区。忽然接袁振同志通知，地委已决定，除留下战斗部队及少数同志坚持工作外，绝大部分同志及民兵，均绕道渤海区，向冀鲁豫地区转移，我和袁振留下坚持工作。为了躲开敌人的风头，暂时转移到泰山后看一看，并与济南市委张北华同志取得联系。开始敌人活动很紧，敌人的风头过去，袁振同志先回去了解情况，我仍在泰山后听候指示。一天接到张北华同志的信，说是华野主力决定打泰安城，要我赶快到某处与主力部队联系。我在取得联系后，即回本区，准备粮食等供应。经过一昼夜的战斗，部队攻克泰安城，消灭蒋军七十二师。战斗结束后，作战部队均转到泰西地区。从此，泰西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新局面，遂把转移出去的人叫回来，继续进行工作。
6月间，地委召开县委会议，研究“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由长清介绍了典型经验，我当时觉得很好，便决定开展“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运动。同时地委书记袁振同志提出，为了打掉敌人进攻的基础，把不好的地主杀掉一些。分区司令员崔子明同志提出“薄薄地杀一层”。在地委委员中，我和李文甫同志不同意，但态度不够坚决，也就是对政策问题不够严肃。会后袁振同志又亲自布置工作，特别是对长清比较注意。结果是县委书记回去执行了，杀人虽然不多，但杀的方式很不好，不问情由，逮住就枪毙了，起的恐怖作用很大，使地主有的投靠敌人，有的逃避，迅速地扩大了国民党匪军的队伍，使他们更坚定的与我们为敌，使我们的工作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由于我们的武装力量很少，指挥上也有问题，不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国民党匪军和还乡团经常在追击我们。10月间，因指挥错误，我专署、地委、军分区等领导机关被包围，干部及勤杂人员被敌俘去200余人，电台及其他用品均被敌抢去。地委书记李文甫（这时袁振同志已调走）、副专员武圣域等负责同志，幸而逃出敌人的包围。我因体力不支，在一个山沟里与我的警卫员一同用玉米秸掩蔽起来，幸未被发觉。
从个人思想上检查这一段的错误，主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在政策的掌握上左右摇摆，在集中领导中，不能坚持原则，不认真，不严肃。
十一、1948年整党
1948年1月，全区干部除留少数坚持工作外，大部分干部集中到冀鲁豫区党委，以每一地委为单位，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整党。这次整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检查土地改革，检查思想作风，与地主、富农划清敌我界限。根据区党委负责同志的动员报告，采取所谓“先压后放”的精神。在动员报告中说明了这次整党的意义，列举了各种地富思想的事例，并宣布纪律：如果哪一领导组织整不起来，便撤换哪个组织；哪个人领导不起来，便撤换哪一个人；哪一个人有问题，不做反省，便实行停止活动，隔离反省。我是地委领导整党的成员之一，并分工负责专署、地委直属单位的整党，在此紧张情况下，任何人都是战战兢兢的，抱着宁“左”勿右的思想。对问题的揭发，一般说是尖锐的、深刻的，思想斗争是激烈的。最后的结果被处分的同志占百分之五十，表面上都不敢不表示接受，内心却存在着消极对抗情绪。我个人也检查了地富思想，由于没有包庇地富的事实，而自己还是两头赶上的分地户，因而没有受到处分。在个人思想上，虽然感觉严了一些，但认为所有受处分的人，多少都有错误，因而感到问题不大。整党以后，朱德同志到冀鲁豫检查了冀鲁豫的整党工作，认为处分太多、太重，提出复查及新的处分标准。结果又经过各级组织进行复查，绝大部分同志都取消或减轻了处分。我当时之所以感到问题不大，主要是没从党的团结、实际效果考虑问题。经过这次整党，一方面进一步的划清了敌我界限，同时也从整党错误中汲取了经验教训。
十二、解放战争胜利，两个专署合并与三反、五反斗争
整党后，地委书记李文甫、组织部长武静安、分区司令员刘学德均调动工作。另派秦和珍同志到泰西任地委书记，李东潮同志任分区司令员，我仍任原工作。4月间回泰西，情况逐渐好转。华野部队解放了潍县，又解放了兖州。兖州解放后，为了统一力量解放济南，经上级决定，将泰西专区划归山东，由鲁中南区党委、行署直接领导。1948年10月间，济南解放。在淮海战役及准备解放军渡江期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支前及生产救灾。在这阶段的工作中，在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下，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也存在着很多缺点。
1950年，随着区党委的撤销，泰西和泰山两专署合并。合并中与合并后，重视了团结问题，也注意了尊重领导，在关系上也是正常的。
在三反、五反中，检查了思想，认识到自己人城以来，滋长着铺张浪费、要大要好的思想，提高了警惕。在三反中自己负责着领导责任，开始是存在着看不见“老虎”的右倾思想，以后在上级督促下克服了右倾思想。看到上级通报这里有多少“老虎”，那里有多少“老虎”，自己思想上感到为什么人家那里有“老虎”，我们这里没“老虎”。在追求“老虎”数字的思想支配下，没做认真的调查研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致产生了许多问题，不仅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也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有的人自杀了，造成革命的损失。
十三、到卫生厅三年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没有全面的工作规划，心中无数，被动应付。
二、集体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同志之间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更缺乏团结友爱、推诚相见、设身处地、互相了解、互相帮助、治病救人的精神，思想行动都不够一致。
三、组织机构不健全，不能与实际工作相适应，因而增加了事务，忙乱。影响了集体领导与科学分工，干部专业化的思想不能树立，不能系统地积累经验，更不能变外行为内行。相反，有些同志原来有懂点技术的也丢掉了，由内行向外行的方面发展了，更谈不上培养专家了。工作的提高就必然受到限制。
四、在工作的领导上，没抓住主要环节，表现了严重的事务主义。
五、感到过去虽然长期做领导工作，但摊子小，情况比较的简单，工作同志又都是老一伙，从集体领导的原则检查，虽然问题也很多，但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工作，说做就做，没感到多大困难。到卫生厅以后，则事务多，摊子乱，情况不了解，业务不熟悉，力量组织不起来，整天忙于会议，忙于临时应付，干着急，打不开局面，感到不能胜任。
十四、现在我的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
家族关系方面：在我出生以前，父亲兄弟四人分家，父亲分到新迁村纸坊居住，伯叔及其较远的家族都在老村柿子园住，相离60里，因分家分得不均，而且不愿到新村居住。父亲为人比较老实，又因外祖的关系，分居到新村，房子、地都比伯叔的差，因而感情不好。除婚丧及节日、上坟外，一般的没有来往，到我十多岁时还都不认识。以后我到城里上学，父亲也给叔父开酒店。五叔家的两个兄弟也在一个学校上学，比较熟悉起来。但因父亲给叔父开酒店，赶大车，压断腿致成残废，回家没得到应有的报酬，我兄弟俩高小毕业后，也离开长清城，关系即断绝了。
他们的情况：大伯父捐了知县，没到任即死了，没落下多少财产。伯父家兄弟4人，两母所生，读书很少，又不想劳动，依靠在外边找职业谋饭碗。七七事变前，伯父家的老大、老二、老三都已死去，只剩下了老四。抗战初期老四曾跟我几天，不久即回家，曾任村长，贪污、压迫群众。我三弟任县长时，把他枪毙了。
二伯父，没儿，过了大伯父的儿子。以后二伯父过继的儿子生了两个男孩，家务不和。七七事变前，二伯父、二伯母及过继的儿子、儿媳妇都死去了，只剩下两个男孩。抗战开始，这两个男孩也曾跟我几天，因喜欢吃喝玩乐，也回家去了。因枪毙了他的四叔，便断绝了关系，我也不了解他们干什么了。解放后镇反时，查出这两个男孩中大的有反革命行为，判处徒刑，在劳改队劳改；二的因男女关系害了一条人命，判处死刑枪毙了。
五叔曾跟祖父在外，落的钱比较多，家业大，最多时有150亩地，开酒店。叔父很早就得病死了，生有儿子四人，老大、老二都在七七事变前病死，老三曾与我一同上学，分别后，考了中学，最后在北京朝阳大学上学。大革命时参加国民党，国民党北阀军到北京时，曾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
因领导人力车夫砸电车，被国民党通缉，逃跑了，多年不知下落。抗日战争爆发后，传说在江苏南通任国民党专员，他的弟侄也都跟了去。解放后不知下落，估计有可能已经死亡，也有可能在台湾。
在社会关系方面：因我在长清县立高等小学（后改第一小学）任小学教员及校长近9年，对全县的中小知识分子认识较多。凡与我熟悉的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也有少数的跑到国民党那边去，到李仙洲那里去的较多（因李是长清人）。李仙洲被俘后，可能有的到台湾，但不详细了解。其中有一个人，需要说明，即我在长清任校长时，有体育教员王捷三，是我在高小上学时的同学，高小毕业后曾在军阀孙传芳部下任连长，孙传芳失败后回家，在我未到长清县立高小时，他就在那里任体育教员。我任教员及校长时期，他均任体育教员，中间曾到南京受过一个半月的童子军训练。按当时国民党规定，童子军训练员，必须是国民党员，因他不是国民党员，县党部不批准，我认为他比国民党派的人教的好，不接受国民党党部指派人员。这个人的特点是：能干，但存有旧军人习气，对认为好的有些奉迎，对认为不好的深恶痛绝，不来往，有时打抱不平。抗日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他积极表示抗日，在上体育课时，对学生进行些抗日教育，合乎我的要求。拉游击队时，他希望我独树一帜，不与别人合伙。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分歧。我与袁振同志等合伙时，他对冯晓云同志很有意见。因冯晓云同志也是旧军人出身，旧军人习气更突出。他主张急于到城里打个汉奸显示一下，冯晓云同志很小心，不同意，失掉良机，他便决心南去了。1940年春，我任专员时，他又跑回来找我，愿一同工作，因当时专署总务科长杜鹤泉（共产党员）是他妹丈，叫他担任管理工作，相处很好，工作也很积极。以后发生了红会暴动，我又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他听说我不回来了，这时他请假回家不回来，跑到李仙洲那里去了。李仙洲来济南任伪绥靖副主任时，他随李在伪绥靖公署工作。李仙洲被俘后，他离开济南，并带着老婆孩子到台湾去了。
现在我的家庭情况，因抗日战争爆发时，我的家庭经济已完全破产，负债3000余元，全部变产不足以抵债，全家生活无着，老弱妇女依靠亲戚，其余凡是能跑的都出来吃抗战饭。父亲早死，母亲70多岁，自我参加抗日工作后，终日流亡各处，于1944年因病死去。
长兄比我大10岁，性情粗暴，好大喜功，做事不辞劳苦，有机会就想吃点喝点。当我初办学时，他也学习种树种菜（半路出身）。抗战开始，他一面随母亲依靠亲友经常移动，一面做点生意维持生活。长清县政府成立后，他在林场工作，环境紧张时，随家属转移，同情共产党。长兄现在长清县任苗圃主任，曾评为培养苗圃的模范。兄嫂，娘家是中农成分，思想较落后，在家庭和子女的影响下同情革命。子女共3人，长女早出嫁，婆家是地主，土改前因病死亡；长子名张刚，抗战后，随我一同参加游击队，后编入主力部队，任营长，于1949年郓城战斗中牺牲；次子张正心，共产党员，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三弟张澄秋，高小毕业，七七事变前曾与我一同办学，失败后，曾任公立小学教员兼乡长。七七事变后即参加抗战，现任浙江省嘉兴专区专员。子女三人：长女张惠心，共产党员，现在浙江省委党校工作，早已结婚，爱人董炳宇，现任浙江省委办公室主任；次子张健心，现在浙江医院工作，原系共产党员，曾因被捕失掉联系；幼女在杭州女校上学。
我的爱人王芳，农村妇女，娘家原是中农成分，父亲是个中医，早死，两个弟弟都病死，全家老弱八九人，20亩地，无劳动力，开始按地主成分，土改过后在复查中，评为小土地出租者。在抗战开始曾参加一段妇女工作，并加入共产党，后因环境恶化，行动不便，在后方生产自给，未担任工作。解放后，因年纪大，不识字，又照管着几个孩子，未分配工作，仍保留着党籍。子女四人：长女文心，于1938年参加工作，并加入共产党，因爱人做部队工作，也在部队工作，现已转业，在重庆市工业局工作。次女张明，于1938年参加工作，并加入共产党，中间曾被捕，回来后，恢复关系继续工作，现在湖北省妇联工作。子明磊，于1938年（当时8岁）时参加了十支队二团宣传队，后到抗日小学、中学上学，毕业后参军，现在军委总政治部青年部工作。幼女张若明，1950年在初中上学时，响应党的号召参军，现已转业到工厂做党团工作。
我兄弟三人的全家都在外，家中无人。家中房子，在抗日时期被伪政府没收，并敲诈了群众8000元，解放后已送给村里作为学校。经过减租减息，政府把七七事变前的欠债都取消了，还剩了5亩地，在土改时分给地，我未要。在上级拨款建设老根据地时，因我村是离铁路近的隐蔽根据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时候，维持了交通，决定在那里修学校。因没地方修，便把我的全部房子、土地送给公家了。
十五、我的结论
我出生于地主家庭，幼小时期受母亲、祖父、外祖父的影响较大。祖父出生于破落到极点的地主家庭，以穷苦的知识分子身份爬到统治地位，当然也就会印上统治阶级思想，但不根深蒂固。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反映着统治阶级的黑暗面，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他对大官压迫小官表示不满，同时又以亲身经历感到升官不易，故在剥削到家财以后，产生牢守田园的保守思想。外祖父以失意的知识分子自命清高，对旧社会、对统治阶级不满，有消极的隐逸思想。我家庭一方面感到做官不易，不想再走祖父的老路，想走也不一定走上去。当时我已有了祖父剥削得来的财产，生活不成问题。从长期打算，虽有百十亩地，人口越来越多，又需要发展。在旧思想的支配下我认为做商不好，做农做工也没有前途。在此矛盾状态下，又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幻想着所谓新兴的工业、商业、农业，幻想着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是遇到的现实是军阀专政，互相混战，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在失望的情况下，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存在怀疑。故决定依靠自己的财产，实现自己的幻想。结果是终于把财产弄光了，既不肯向旧社会投降，也找不到更理想的道路。特别是在帝国主义进攻的紧迫情况下，终于逼上梁山，走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自己的阶级出身和社会环境，决定了自己的思想是所谓超阶级思想，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思想，阶级观念非常模糊，当然看问题也不会尖锐。常常这也是，那也是，不会作阶级分析，辨不清是非，增加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自己的旧经验不能与革命相结合，更因为年龄大一些，在旧社会的时间长一些，各种思想感染的多一些，革命的锻炼少一些，接受新事务迟缓，进步也就必然受阻碍。今后，必须更多地学习马列主义与进行实际锻炼，才能克服自己的弱点。
另外，正是由于走过错误的、曲折的、复杂的道路，一旦找到正道，认识了过去的错误以后，愉快是难以言喻的。特别是从个人前途、从个人利益来想，在抗战前已到了穷途末路，幸而抗战救了我，革命救了我，共产党救了我，并救了我全家。虽然我还存有旧思想，在认识问题上与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还可能有矛盾，但在实际利益上，我和我全家都是享受着较优裕的生活，感到非常满足，与党与社会主义毫无矛盾，这是我学习马列主义的有利条件。同时我还认为，我一方面虽由于在旧社会受的各种思想感染多一些，复杂一些，造成接受马列主义的困难；另一方面，在接受了马列主义，纠正了错误思想以后，我经验也会更丰富，我的马列主义思想会更巩固，进步也会更快。我要争取这个前途。
附注：
（一）入党时的材料及在山东分局高级党校补行人党手续、学习鉴定材料，交组织保存的情况不了解，自己所存材料，都在战争中损失了。在平原分局党校整风时的鉴定材料及自传当时共写三份，两份交党平原分局组织部，一份自己保存。自己保存的也在战争中因埋藏烂了。土改、整党、三反等材料均保存。
（二）入党以前的情况，吴力践同志、崔健同志（现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锅炉局任局长）等同志了解的多一些；入党以后的情况，除以上同志外，袁振同志、吴静安同志了解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