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为迎接新的战斗和工作，上级指示地处山东费城的抗大一分校：“哪里能发展，就到哪里去发展”。学校领导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全校师生进行了动员，要求大家整装待命，去东北办学。10月初，学校除留下部分干部编入第十二步校外，大部分干部和学员从费城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们二大队于11月初到达龙口。当晚，大队教导员赵光恩作了渡海去东北的动员。他说，日本虽然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但其在东北的军队还没全部放下武器，东北并不太平，不能放松警惕。还告诉我们渡海时若遇到敌舰，不要慌乱，要听指挥。接着要每个人清理了文件，发了便衣和够三四天吃的干粮。
晚上8点多钟，我们登上了风帆船。第二天夜里即起了大风，小船在大浪里上下颠簸，好多人都晕船了，有的将黄胆水都吐出来了，到了白天，风停了，浪小了，大家爬到舱外观看海面，只见从远处来了几条军舰，看不清是国民党的还是美国的。此时区队长毛余命令全体人员下舱，子弹上膛，不要乱动，要听从指挥。不一会儿，敌人军舰开过去了，闹了一场虚惊。
经过三天三夜海上航行，学员们到达辽宁庄河。在庄河，我们一分校奉命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团。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示，行军时，不准坐车，不准骑马，要徒步行军，发挥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学校在庄河进行了几天休整，校领导给大家讲解了东北形势和任务。指出日本投降，东北刚光复，社会秩序不安定。在日寇长期残酷统治和压迫下，东北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环境很艰苦。群众受日寇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八路军不了解有疑虑。为此，要多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休整结束后，我们行军路经大孤山。大孤山山半腰，有一座由丹麦传教士开办的教堂，在这座教堂内，有一所女子中学，我们在这所中学住了几天。日本投降后，尚有部分老师和同学没有回家。我们刚进学校时，老师和同学都躲在屋内，不出来，扒在窗上看我们。开始时，我们也不直接的接触他们，放下行李，把学校的校园和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二大队七、八中队是青年学生队，都受过初中以上的文化教育，从他们中间选抽于海波、石浩等五六个字写得好的同学，在学校的外墙壁上和大街的墙壁上写大字宣传口号，还利用学校的体育设备，开展篮球、排球和乒乓球比赛，在列队和饭前大唱革命歌曲。
这些活动，在这所学校和当地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女中的男老师开始和我们接触、交谈了，他们学校还与我们进行了球赛。我们也适时地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渐渐地，他们对我们有了好的看法，有些人开始学唱革命歌曲，认为共产党、八路军是有文化、讲文明、懂道理、守纪律的军队。
几天后，我们唱着嘹亮的歌声离开女子中学，女中的师生和传教士都出来欢送我们。离开大孤山，继续行军北上，经过安东（丹东）、新宾、抚顺到达目的地通化。从山东费城到东北通化，经过3个月左右的行军，行程几千里，终于胜利完成挺进东北的任务。
学校在通化进行了一段小整风，就与抗大总校合并，合并后，一部分人留校成立东北军政大学，一部分人到牡丹江成立航空学校，一部分人到安东成立坦克学校。其余大部分人到前方部队和地方政府工作。我和近百名干部和学员到安东办坦克学校。1946年初，由于形势和战局的变化，坦克学校没有成立，我们这批人员转入安东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我和栾绍光、周文在教育处任助教和干事。这时，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国飞机和军舰的帮助下，将大批的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抢占地盘，使东北的战局，特别是辽南、辽东的形势日趋紧张。前方亟须大批干部，军大的培训任务显得特别繁重，在很短时间里，军大就为前线部队培训了大批营、连、排级干部。
1946年秋，国民党要进攻安东，军区首长肖华在军大校园的大操场上，给军大作了暂时撤离安东的动员讲话。他说，为了更好的办学，培养干部支援前线，支援解放战争，学校要撤到旅大。我们大概是10月底11月初到达旅大。旅大当时被苏联军管。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有条约，苏军的态度是既不准国民党进驻旅大，也不准共产党进驻旅大。因此我们就不能公开进入旅大。我们坐的船到大连港后，苏军不让我们下船。在船上呆了一天一夜，经过多方面交涉和协调，才在夜间下了船。下船后，汽车将我们接到一所没有开学的学校教室里住下。几天后，我们将绿黄色军装换成黑色警服。才让我们在校园内活动。旅大党和公安总局的领导给我们讲了形势和任务及我党当时执行的政策。当时执行的政策是西瓜政策，里红外绿，我们党所有的工作和活动都不能公开，不能大张旗鼓的宣传，而是秘密地进行地下工作，为的是不给苏联政府造成外交上的困难。我党在旅大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
旅大的情况非常复杂，形式上是苏军管制，其实国共两党都在暗中通过各种渠道向旅大派进大量人员，都背着苏军在工作。当时有真八路，也有假八路（是国民党维持会的），都在明争暗斗，争旅大这块宝地。斗得最激烈的时候，国民党维持会锋芒毕露，将他们市党部维持会的牌子在大广场（现在中山广场）挂了出来，后经我党反对、交涉，苏军才强迫他们将牌子摘掉。
为适应形势需要，为加强旅大地区的工作，抗大一分校在安东时，按上级的指示，就派了一批干部和学员到旅大，这批同志都被分配到公安总局系统工作。当时公安队伍成分很复杂，有解放区来的骨干（少数的），当地新参加的人员（大量的），也有隐性埋名混进来的伪警察（少数）。公安总局、分局中上层干部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人，下层派出所正副所长，警察基本都是当地新参加的。我们的加入，对建设新公安，提高公安队伍的素质和纯洁公安队伍，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大来旅大后，与原旅大警察学校合并，成立旅大警官学校。对学校领导班子的配备，教员的配备，上级都是很重视的。学校的主要教员，大都是总局的首长和学校的主要领导。
校部下属中队（连队）一中队，队长孙刚，指导员李学仁，负责培训总局科员、分局副股长和分所正、副所长级干部。三中队队长文阳奎、沙文敏，指导员白吉鸿，负责培训派出所正、副所长级干部。五中队队长李广保，我是指导员。负责培训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支部委员等党务干部。女生队队长于华秀，指导员曹玲。还有锄奸保卫队等，另外还有其它几个队，大都是为前方培训初级干部和领导骨干。后来还为前方培养了一大批战士。
警校五中队是旅大党务干部培训班，总局领导尤其重视，总局副局长胡忠海（傅忠海）亲自授课。参加党训班学习的党务干部，大都是旅大解放后新入党的，他们党的基本知识，党的工作经验都不足。因此从党的基本知识开始安排课程。讲党纲、党章，怎样做一个好党员，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怎样做好党支部工作，支部委员、总支委员如何发挥作用，怎样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和如何发展新党员，党员后补期的作用，如何搞好党员入党宣誓，如何搞好三会一课工作，在党内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何保守党的秘密。1947年延安撤退时，班里又反复讲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使党员认识到撤退是为了很好地保存有生力量，为了更好地进攻。教员讲课时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员欢迎。乔理清、郑珊同志给讲过锄奸保卫工作。韩水、丁继先、李敬岩、王敬等老教员都给这个班讲过课。警校每期内容不同，学习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一般都是三至六个月，除讲理论课外，还搞忆苦思甜、“三查”、“三整”，这个阶段特别重要，对思想改造效果很好。经过几个月革命熔炉的熔炼和学习，学员进步很大。这些学员分配到哪里都是革命的骨干。在后方能建设后方，保卫后方，巩固后方；在前方能带兵打仗，不怕苦，不怕死。
警官学校采用抗大精神、抗大作风办学。学校始终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前方部队来校的初级干部，在这里系统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军事理论，学习战略战术。当地参加的警察，国统区、敌占区来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学习革命的理论，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使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警官学校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至今令人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