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共同参加抗战(口述/朱永顺)

前下舟de 发表于2020-01-19 10:04:04

  朱志明烈士是我的哥哥,原名朱永福,年长我3 岁,他于1926 年离开家乡,跟随父亲去上海,在上海读完小学和初中。1935 年去南京读高中。1936 年转赴北平(今北京) 读高中。我先后就读于家乡寿光县前下舟庄初级小学和候镇高级小学,后就读于济南建国中学。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济南相继沦陷,我和朱志明回到家乡。朱志明在寿光县第十区高级小学(即寿光侯镇高等小学)担任教员, 进行抗日活动。1938 年朱志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 年初参加了八路军。1938 年, 我任村抗日自卫团团长。1939 年经朱志明等3 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工作。
半截河打鬼子
  朱志明凭借其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成功指挥了多次战斗,给日军沉重打击。
  1939 年2 月,寿光县组建了八路军独立营,5 月独立营扩建为三支队寿光独立团, 赵寄舟任团长,张文韬兼政委,李雪峰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一、三、五、七4 个连, 朱志明任五连副连长,时年21 岁。
  1938 年底,日本鬼子在寿光十区的侯镇、九区的道口等地建立了据点。此后, 鬼子经常带着翻译到据点周围村庄宣扬“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王道乐土”等等,向老百姓要粮要物,催要民夫修筑工事。敌人每次出动人数不等,多时十几人、二十几人,少时三五人。敌人的这一活动规律,为我军所掌握。我军决定选择适当时机给敌人一次打击。
  1939 年麦收以后的一天夜间,朱志明带领刚刚组建的五连一个排,进驻邻近道口据点的半截河村,隐蔽在群众家中,待机打击敌人。次日,七八个鬼子带着翻译, 打着膏药旗,大摇大摆地进入半截河村。村长把敌人领入村公所院内,烟茶点心酒肉招待。这个村公所坐落在一条小巷以内。当敌人正在村公所院内吃午饭时,朱志明部署一个班堵住巷口,部署另一个班在村头,监视并准备迎击道口据点的敌人,他亲自率领一个班爬上村公所四周房顶和墙头,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几十颗手榴弹在几秒种内被扔到院内,形成了一阵巨响。敌人毫无准备,惊叫着躲入房屋内,通过窗口和门口向院外射击。朱志明和全班的同志按照原定计划扔完手榴弹以后,立即跳下房屋和墙头,连同其他两个班的同志,急速撤离,向南边的广陵村、下口村一带转移。这时躲在屋内进行盲目射击的鬼子,不知我军兵力多少,也不知我军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迟迟不敢出屋出院,仍在屋内继续射击。直到约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才试探着趟出院子,窜回据点。
  很可惜,这次战斗没有达到杀伤更多敌人的目的。因为我军使用的手榴弹,是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土造的,性能极差,扔出以后很大部分没有爆炸,但经过这次袭击以后,道口据点的敌人再也不敢小股出动了。这次战斗虽小,但却是抗日战争以来在寿光九区八路军打击日本鬼子的第一仗,扩大了八路军在该地的影响。对新建的五连来说,是一次实战演习。
血战东王文村
  1940年1月1日,清河区军政委员会在寿光县郑家埝召开会议。会上,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传达了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决定:清河地委和三支队必须迅速改变根据地局限于小清河与胶济路之间的东西一条线的被动局面;要向小清河及黄河以北发展,以扩大和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遵照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示,作出了具体部署。2月,三支队司令部命令东西两路部队迅速渡河,向小清河北进军。东路由基干二营和第六军分区特务连等部组成。当时朱志明担任特务连指导员。
  3月1日夜晚,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率特务连3个排及司令部机关到达博兴县东王文村。特务连由朱志明任指导员,丁连荣任副连长。3月2日清晨,部队还没有开饭,侦察员跑来报告:博兴、广饶、史口、玉皇堂等据点的鬼子、汉奸数百名朝我们包围过来。司令部立即下令和群众一起转移。人马刚集合好,在房顶放哨的战士急速报告,村南方向6里地远的支脉沟已发现敌人骑兵。司令部立即作出战斗部署:特务连三排掩护机关和群众撤退,一排、二排坚守村庄,紧紧咬住敌人,待机关、群众安全转移后再撤离。但这时,三面的敌人已迂回到离村子不到2里的地方,膏药旗已清晰可见。在三排掩护下,司令部机关迅速向西北转移了出去,大批群众刚刚出村,就被敌人的骑兵圈了回来。刹那间,500 多个鬼子、汉奸把整个村庄包围了起来。一排、二排的70 多名指挥员,在指导员朱志明、副连长丁连荣指挥下迅速占领了村南、北、东三面有利地形。广大群众自发地行动起来,把家里的布袋、粪篓、土筐、衣柜、木箱等物装上泥土,帮助加修工事。70 多名指战员被广大群众的英勇举动深深感动, 进一步增强了士气。
  工事还没有完全修好,敌人就扑了上来。掷弹筒打得村内硝烟弥漫,机枪像刮风一样,扫得屋顶上的战士抬不起头来。敌人依仗猛烈火力,首先从东北面靠近了村边, 丁连荣副连长一挥匣枪,战士们一排排手榴弹掷向敌人。顿时,喊杀声、枪弹声混成一片,敌人在我军猛烈打击下狼狈退却。这时坚守在村北的一排,在排长赵子章的率领下,乘敌溃退,向敌人反冲了老远。不大工夫,三面敌人全被我军击退。
  敌军指挥官糟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气急败坏地亲自督战,把溃逃的鬼子、汉奸重新集结,连续8 次向我军进攻,但均未攻入村内。天到中午,战场上枪炮声平静了下来,战士们议论猜测,是否敌人要撤?正在这时,连部通信员小于传来连部命令: 各班要抓紧时间抢修好被敌人摧毁的工事,严密注视敌人的行动,准备迎击敌人更大的反扑。
  果然没出朱志明和丁连荣的所料。小于传达连部命令只绕村大半圈,刚到一排三班阵地,敌人新反扑就开始了。敌酋糟谷站在村北200 多米的坟地里指挥,开始时是三面围攻,后来把兵力集中到村北面,从北面实行重点突破。
  敌人的步枪、轻重机枪、掷弹筒,还有一门小钢炮一起开火,整个村庄被打得烟尘弥漫,子弹如雨,街头用高粱秸、木箱等构筑的掩体大部被摧毁了。防守在村东、北面的二排,在排长杨丙宣的指挥下,虽勇猛顽强地反击,但终因敌我兵力和武器悬殊过大,敌人从这里冲进了村庄。
  敌人冲进村庄后,用机枪封着几条主要大街,同时分路对我军进行冲击。全连70 余名指战员被分割成七八处,朱志明和丁连荣及连部也被敌人包围在一个院子里, 彼此上下之间失去联系,有的战斗在屋顶上、墙头上,有的战斗在街头巷口,各自为战, 坚守自己的小阵地。有的同志房顶的工事被摧毁了,就利用院墙屋墙作掩体,在墙上挖孔射击,或通过门窗向敌人射击。战斗十分激烈,有好多同志牺牲了,更多的同志负了伤。一排三班的5名战士,被包围在村西北的一套四合院里,这个院一面靠巷,一面靠街,只有两面与邻舍房屋相连。经过一阵激战,小赵为掩护房东大娘牺牲了。剩下的4名同志继续战斗。小王趴在屋顶最前沿,不慌不忙地忽而射击,忽而投弹,六七个敌人躺在他的屋前。敌人气急败坏,集中向小王射击,击中了他的右腿,鲜血直流,但小王咬着牙,抓起了几颗手榴弹掷向敌人,引来了敌人更强的火力,使小王抬不起头来。接着,他的左臂又负了伤。坚守在东屋顶的杨小义副排长,一看小王负了重伤,赶忙匍匐过来,命令小丁和刘东海班长把他抬了下来。当小王苏醒过来,一睁眼,看到小赵的尸体,两眼变得通红。他用力摆脱小丁和刘东海的搀扶,拿起小赵手里的汉阳造步枪,又挣扎着站立起来。通过窗口向敌人猛烈射击,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光荣地牺牲了。这时,子弹和手榴弹都打完了,剩下的3位勇士,把小王、小赵的尸体安放好以后,又进入屋内,分别隐藏在门后、墙角,持着铁锨、木棍,老房东拿着一把菜刀,准备与敌人作最后的搏斗……
  一排长赵子章与20多个战士,被敌人包围在一个院子里。激战一阵后,大家都说,老是这样孤军坚守下去,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倒不如趁现在敌人不能使用掷弹筒、不能使用机枪的时候,来个猛冲猛打,杀出院子,再把我们的兵力集结起来,充分发挥我们近战、巷战的优势,发挥敢于刺刀见红的传统,一鼓作气,把敌人击退。于是,赵子章一马当先,率领战士冲出院子,他们首先向包围连部的敌人猛扑了过去,杀出了一条血路。这时,朱志明和丁连荣一听街上赵排长和20多名战士的喊杀声,立即带领院内战士,端着上了刺锥的大枪杀出院子,与赵排长他们汇合一起,向敌群四处冲杀,解脱被分割包围的同志。从村西杀到村东,从前街杀到后街,战士们越集越多。这时,敌人被杀得东一撮西一撮,如同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拼命向村外逃窜。一些群众也跟着呐喊助威。接着,我军又迅速占领了村内几处高房,准备再次与敌人搏斗。这时,天色已近傍晚,敌人见大势已去,只得收拾残兵败将,拖着70多具尸体,狼狈撤退。
  经过一天激战,日伪军死伤百余人。然而,我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有21名同志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东王文战斗是我军开辟小清河以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仗,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斗典范,打出了军威,鼓舞了军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军的信心,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新区的影响,为创建和巩固小清河以北抗日根据地安放了一块基石。
成功反“扫荡”
  日本侵略军自1941 年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来对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先后进行过20 余次大“扫荡”。1942 年至1943 年,是清河区抗日斗争最艰难的岁月。在这最艰苦的两三年中,朱志明先后担任清河区青年营长、军区机炮营长、垦利县独立营长、军区特务营长,参与了数次反“扫荡”斗争。
  1941 年1 月1 日,八路军山纵三旅机关和主力一部,在广饶县北隋村与当地群众集会庆祝元旦。利津、博兴、蒲台等地1000 余日伪军前来袭击,被我军七团二营、三营和朱志明任营长的特务营击退。
  1942 年6 月9 日,日军纠集第六混成旅团及青岛、潍县、惠民、益都、广饶之兵力共5000 余人,骑兵300 人,汽车数十辆,向寿光清水泊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我军区直属团和清东独立团一部陷入重围。朱志明当时担任区直属团的营教导员。6 月9 日那天,我和青救会清东分会几个同志住在南台头村,清早发现敌人后,我们和老百姓一起向北面的清水泊转移。中午时分,在寇家坞以南我遇到了哥哥朱志明,他骑在马上,一面用望远镜不时瞭望,一面指挥部队突围。他简单地跟我说了句“从东面突围”。我们几个地方干部随同他的部队从东面突围。下午到达八区孙家庄、中疃、北疃一带,清东地委组织部长王博民和他的通讯员小杨在突围中牺牲。
  1943 年1 月,敌人又以7000 人的兵力合围广北。驻守该地的我军特务营在营长朱志明率领下,机动灵活猛攻来犯之敌,尔后跳出合围圈。
  1943 年11 月18 日至12 月8 日,日军对我军进行了21 天大“扫荡”。这是抗战几年中,敌人对清河区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手段最残酷的拉网合围大“扫荡”。在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策划下,共投入兵力26000 余人,配备汽车900 余辆,飞机10 余架,坦克10 余辆,军舰2 艘,汽艇12 艘,对我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击。为粉碎敌人的“扫荡”,我军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有的采用翻边战术, 插向敌后打击敌人;有的坚持内线作战,寻机打击敌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和游击小组配合作战,打得敌人昼夜不安。历时21天的反“扫荡”斗争中,我军作战230次,毙伤敌600余人,炸毁汽车3辆和火车1列,击落和击伤敌机3架,攻克与迫敌撤退据点10处。
  在这21天的反“扫荡”中,朱志明及其率领的特务营在杨国夫司令员、景晓村政委直接指挥下,插向敌后,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战斗,既消灭了众多的敌人,又完成了保卫军区领导机关的任务。
迫击炮改平射
  朱志明同志不仅仗打得好,在改进军事装备方面也有一套。
  1944年秋末冬初,朱志明研制发明了八二迫击炮平射,把曲射改为平射,能打100~200米远,在当时我军缺少平射火炮的条件下,这种迫击炮平射和突击爆破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了击准率,增强了武器性能。
  关于改迫击炮为平射,一炮多用,曾与朱志明同志一起参加青、惠、滨“拉网”战和无棣战斗的警备六旅政委肖锋同志在他的《战地日记几则》中有过专门记述。其中写道:九月十七日,按原定作战计划,我军在夺取天齐庙,海丰塔之后,各部统一向四关进逼。这时,无棣城守敌真成了瓮中之鳖了。……中午饭后,我和郑大林副旅长一道到南关去。在南门附近,见特务营的四门迫击炮正在轮流射击,火流射向城门和城墙,效力特别显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渤海军区的攻坚战斗,甚为激烈,特别是迫击炮能一炮多用,真了不起,好极了。我靠近一连三排看八班长张雄平同志指挥平射。……我在阵地上蹲了一个多小时,越看越高兴,对同志们说:“我们六旅也要广泛运用迫击炮平射,到时请你们来当教员。”赵衍庆副营长说:“现在山东部队都会用了,而且是头尾装药。还可以改进得更好一点。”这时,城里残伪的特等射手向我军阵地射击,有4个排炮手牺性。郑大林副旅长说:“肖政委,快走吧!总攻快开始了。”我还没看够,想亲自射几发。那位崔洛春不干,说首长快走吧,你放心,我们一定打好。倒是装弹手崔和协同志“好心”,让我打一发,我连打三发,打得还可以,算是初步毕了业。朱志明营长说:“刚接到首长命令晚七时总攻,部队正在轮流吃饭,总攻时再请你们来参观。”我同郑大林回去见到杨国夫司令后,急切地说:“我们警六旅迫击炮多吗?今天我才领教了迫击炮平射,好家伙!”杨司令笑了:“有的是。”
  我把这个经验写信告诉了晋察冀军区和四分区领导同志,建议用黄色炸药和迫击炮平射。
  朱志明创造的迫击炮平射,在攻克田柳庄战斗中大显神威。我军将田柳庄包围后, 先在村寨周围、敌人原有防御壕沟外沿约50 米处挖了一条战壕,作为进攻前沿阵地; 然后选择村寨的西北角为突破点,将数门迫击炮安放在离敌人的炮楼不到30 公尺的工事内,进行平射轰击,如果采用云梯战术伤亡会很大; 同时,连续用炸药爆破。经几天轰击,终将敌人炮楼轰垮; 部队冲入村寨内,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守敌。在迫击炮平射轰击敌人炮楼时,朱志明除指挥特务营完成了分配作战任务外,还多次亲自平射。
飞机机关枪由电发改为手发
  1944 年1 月,在潍县北部我军民缴获因故障迫降的日军第一飞行师团第一○八联队“972”型战斗机一架,俘飞行员山田井马,获重机枪两挺、电台两部,飞机被我军烧毁。
  这次获得的飞机上的两挺重机枪是电发的,在飞机上是电动的,一摁电钮就扫射, 当时咱部队没用过。机枪送到军区后,杨国夫司令员让人把军事专家朱志明叫去,问怎么办。朱志明拆开、卸开,经过3 天钻研很快把电发改为手发,他绘出图纸,到后勤配上架子和扳机,成为很好的步兵武器,受到军区领导的表扬,一直到解放战争还在用这武器。
  我军俘获的飞行员山田井马,是日军高级军官的儿子,我军用他换回被俘的行署公安局局长李震、临淄县县长李铁峰等。
  朱志明对军事技术改造还有很多。1943 年任营长时,部队枪支土造得很多,是“万国牌”的,性能很差,他便自己动手修正标尺缺口,亲自射击后,再交给战士使用。
无私奉献的革命家庭
  朱志明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在高中上学放寒假回家时,把从南京买来的毛线给父亲织了一件毛衣,给三姑和我各织了一副手套,给自己织了一条米黄色的围巾,这条围巾保存至今,我把这件烈士遗物当做珍品交给朱志明的孩子保存作为纪念。现在看看这条围巾精致程度,不亚于现在一些女同志所织的围巾。
  七七事变前,朱志明住在家乡。出于民族热情自发进行抗日活动。朱志明多才多艺,爱好音乐和唱歌,钢琴、口琴、胡琴、笛、萧等乐器他全都会。直到他参加八路担任青年营长、特务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时,他的马背上一直带着一个胡琴,部队休息的时候就演奏给大家听,熟悉他的同志们都知道。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他在侯镇高小教室里,一面按着风琴,一面和全班学生唱起流亡三部曲。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等段落的时候,全班学生都哭了。唱完以后,教室内响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我的家乡有放风筝的习俗,当时的风筝花样主要有飞燕、蝴蝶、美人等品种。尺寸大小为一两市尺左右。在1939年以前,这一带农民从未见过飞机。朱志明经过十余次试验,最后扎制了双翼螺旋桨飞机,机身和机翼各长五六尺,在村外放飞。下舟庄靠近侯镇,该镇是千户大镇,五日一集,每集不下千人。因此,每次赶集的人见到这个“飞机”都停下来观看,最多时上百人同时停下来观看。朱志明就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抗日宣传。
  从1938年初,朱志明和寿光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开始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抗日工作,并在这一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入党是严格保密的,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直到第二年,他先是不断向我讲解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后又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告诉我他已于年前参加了共产党。我当然愿意入党,朱志明便成了我的三个入党介绍人之一。不久,朱志明同志离开了家乡,参加了寿光独立营和独立团,成为党的一名基层干部。
  我们兄弟二人,一个在军队,一个在地方,共同战斗和工作在渤海平原上,抗战期间我们兄弟俩见面的次数很少。1938年起,我先后担任村抗日自卫团长、寿光十区青救会长、寿光县青救会长、清东地区青救会长、渤海区青救会长和渤海区青联主任等职务。青救会就是青年救国会,是群众团体,在抗战期间主要任务有:一是对青年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动员他们参加八路军;二是袭扰敌人,破坏敌人交通和通信设施;三是到据点周围喊话,当时没有扩音器,就用纸筒;四是救治伤员,把伤员抬到后方,照顾饮食起居等。那时根据地村村有青救会,大的村上千人,小的几百人。青年群众救国会,下面还领导儿童团。
  我们家有两个人干八路,日本鬼子、汉奸包围我们家,往家里扔手榴弹,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抓去了,当了一亩地(相当于现在三亩)才把父亲赎回来。
  作为一个革命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我分享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分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硕成果。我深深懂得, 没有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采访 撰稿:孙春丽 魏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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