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荣山，今年88岁，家住宋村镇草埠村。17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剩下了我、母亲和两个女姊妹，养活全家的担子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一天到晚忙活在田里山里。1947年春节刚过，村里号召青壮年积极参军，我到村里报了名，母亲知道后哭闹着死活不同意，但是我铁了心要参军，最后母亲流着泪送我到区中队。
参军后，我编在华东野战军特种兵一营三连。经过训练休整，我于1947年6月参加了解放开封的战役。打下开封，听说蒋介石亲临开封上空督战，并调集了三个军团的大军。当时领导告诉我们，我们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要保存有生力量，在运动中歼灭敌人。6月底的时候，根据上级命令，我军主动撤出了开封，转战陕西一带进行战斗。
之后，我随部队参加了潍县战役、鲁南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济南战役，我们部队的任务主要是守城，收拾物资。1948年11月我火线入党，介绍人是我的班长。淮海战役以后，听朱总司令的总结报告才知道，是分三个阶段打的，最后攻打的是碾庄。我军当时将碾庄团团围住，形成了12里地的包围圈，将国民党军全部包围在里面，国民党60万大军全部消灭在里面。我所在的部队负责在西北角打扫战场，打扫战场分三个部分，野战军负责收集战场上的炸弹、枪支、地雷等武器装备和障碍，免得伤害百姓，一部分负责收拾仓库、物资，最后是卫生院、医院负责收集伤员。当时12里地的战场我们分三个点打扫，我负责收集枪支，战场上的每支枪里都有子弹，不小心就会弄走火。我小心地把枪支收集归拢在一起，卸下子弹。
在打扫收拾战场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我至今会经常想起，忘不下。不知道那个小姑娘是不是还活着，如果没病没灾她肯定还活着。那是在一个村庄里，一个土房子被炸毁了，只剩下一角。我走到那里收拾枪支的时候，隐隐地听到“叽、叽”的叫声。走近一看，角落里一床破被子包裹着一个孩子，大概一岁左右，长了牙，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个女孩。孩子紧紧地咬着嘴唇，都出血了。我看到孩子的眼睛都饿得发蓝，蓬乱的头发有很多虱子。孩子惊恐地看着我，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一个人呆在这个地方，我看至少有三天的时间了，她饿得动都动不了。我俯下身子，拿出身上的水和饼干，可孩子紧紧地咬着嘴唇怎么也不开口，小拳头紧紧攥着。我说： “孩子，快点张开嘴，给你水喝”，好长时间，她的嘴终于动了一下，
我把水壶递上去，她慢慢地开始喝。我又把她的小拳头慢慢放开，把饼干放在她的手上。我把一片饼干放在嘴里化开，然后喂她吃。以后三天，每顿饭我都来给这个孩子喂食送水，小心照料着她。第四天的时候，班长发现了说：“小王，你干什么去？怎么一到吃饭的时候你就没人影了。”于是我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和我一起去看这个孩子，并一起照料她。后来野战医院的车来了，我和班长把孩子抱到了车上。我不放心这个孩子，一个劲地嘱托车上的战士好好照料孩子，记得那名战士说：“你就放心吧，我们医院里条件比这里好。”我一直惦记这个孩子，她应该还活着，可惜她那么小就没有了亲人，看不到父母。
另一件事情是，我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在一个壕沟里发现了一个还活着的国民党军官，应该是个团长，他的腿脚都受伤了，不能走动。他听到我说话后，就一个劲地招呼我： “老乡，老乡，你过来”，我走过去说： “谁和你是老乡？”国民党军官说： “我是莱阳人，刚才听到你说话了。我在这里很难受，你一枪打死我吧，我兜里还有两个银元都给你”，我告诉他，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是专门为人民服务的，哪像你们国民党的部队专图财害命，你就是有十个一百个银元我都不稀罕，而且我们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像你们。他一看我这样，立刻就改口了说： “老乡，那就救救我吧，我很冷，你把我背到一个暖和的地方吧。”我说这个可以，于是我把他背到一个轻机枪掩体里，给他盖了几件破衣裳。两天以后，我报告了上级，让来打扫战场的车把他拉走了。如果把他遗弃在战场，肯定是死了。这是我在打扫战场的时候，附带着做的两件事。
之后，我们开到长江北岸，休整训练准备渡江。当时最主要的渡江口是在南京，我们是在镇江。镇江要塞那里，敌人防守薄弱，我们乘小船，有百姓的支援，一会就过去了。渡江后，敌人如丧家之犬拼命南逃，我们在后面猛追，那时候真的很过瘾。镇江是个大码头，我们刚到镇江的时候，码头上国民党军官拼命往一条船上挤，准备逃窜，士兵也往船上跑，船小装不了那么多人，军官就把当兵的往海里掀，在岸上还没挤上船的国民党士兵一看，拿起枪就往船上扫射，一家人打了起来，我们轻易地就把他们收拾了，抓了数不清的俘虏。在追击过程中，我把5颗手榴弹绑在一起，挂在了敌人的坦克链上，把坦克炸毁。之后，我们在镇江镇守了半年多的时间。1951年年初，我由镇江到上海，然后奉命赴山东兖州领兵，参加抗美援朝。我在朝鲜负责把守一个机场。现在想想我能活下来真是幸运，1952年我们部队奉命开往上甘岭，全部轻装，战士只准带三斤的行李，我们只能带几双鞋。临开拔的前一晚，战士饭都吃的很少，一大锅米饭，剩下了一大半。到了第二天早上，命令变了，我们部队不去打上甘岭了，开到朝鲜西海岸仁川打美国的登陆坦克。如果当时开到上甘岭，就回不来了。后来我们去慰问38军，一个营只剩下了一个副班长，他一个人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在壕沟里他不断跑动，在这边打一会，又跑到那边打。我们在仁川，隐蔽在海滩边挖好的壕沟里。美国鬼子很狡猾，晚上先派无声舰艇进行侦察，我们没有发觉。当时美国的登陆坦克在海上待命，这个无声舰艇在往后撤的时候，我们的哨兵发现了，一个连队开了枪，就这样我们没打到美国的登陆坦克，让他们逃脱了。上甘岭战斗后，美国看到胜利无望，就提出了和我们谈判，以后就基本没有战事了。在朝鲜的一次战斗中，一块炮弹皮击中了我的后脑，留下了后遗症，头经常痛，不能用脑，现在也是，大脑经常是稀里糊涂的。
1953年12月，我从朝鲜回国，部队驻在蓬莱休整。我小时候没读过书，不识字，部队为了培养我，1956年5月安排我到无锡苏城中学读书。由于我大脑留下的后遗症，头经常疼，无法正常学习，我要求复员。1958年6月，我回到了家乡草埠村。
我在部队里当过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最后是连长。刚当兵的头三年睡觉都没有被盖，但是当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回到村里，还年轻的时候看电影，一看到战争场面，我就情不自禁地掉泪。那些电影拍的就和真的打仗一样，一场战争都会死很多的人，而且很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一想起这些我就难受。现在我年岁大了，看到打仗的电视，我马上就关掉，不想再看到战争，永远也不想再看到战争，不想再去想那些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