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6年11月出生于今文登市小观镇裴家岛村，孩提时代经常跑到大海里戏耍，心想我们的生活永远能风平浪静该多好啊。不曾想11岁那年，日寇的铁蹄踏进胶东，我美好的梦想破灭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2岁我加入了“青少先”，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送情报，晚上要到村里打更房值班，半夜来信半夜就得出去送，有的信是“鸡毛信”，非常紧急。我很早就没了妈妈，奶奶很疼我，晚上回家，锅底下总有两个烧好了的地瓜在灰炭里焙烘着，我掏出来拍拍灰就吃了。由于我表现积极，很快干上了副队长。我还带领队员到区上训练，学习埋地雷。反“扫荡”时，我负责在山头上看守消息树，看到鬼子、伪军从西面来了，就把消息树朝东侧倒，村里的群众就向东转移。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赶到1944年秋，日本鬼子被赶走了，整个文登解放了。
不曾想，赶走了鬼子，内战的云烟又席卷而来。1945年8月，我背着父亲跑到铺集参加了八路军。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舍不得我走，就到处找我。最后，在文城现今大众完小这个地方找到了我。父亲看到我铺着稻秸枕着砖头，很不舍，回家去找了床毯子送来了。父亲临走前嘱咐我过年时回家结婚，我从小就定了门娃娃亲，我斩钉截铁地告诉父亲，不回家结婚，叫人家找吧，不要等我。
我参军时被分配在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独立3团特务营2连。威海、烟台解放后，为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根据中央军委“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胶东军区在思想上、心理上做好了“打到东北去”的准备，奉命抽调10个团兵力于1945年10月6日至15日，由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等率领登船启航，分批进入东北。我所在的团也奉命赶往龙口上了木帆船。我们都换了老百姓的衣服，只带了很少的武器放在船舱里。我们那只船拉了三十来个人，他们都晕船，趴在船上还一个劲地呕吐，我在海边长大，不晕船，就忙活着给船老大当帮手。
在海上，我们遇到了美国军舰，船老大示意我们全趴下别动，躲了过去。当时，我想起了秃尾巴李龙爷，心想有李龙爷保佑，我们一定会顺利过海，也一定会像李龙爷在东北战胜白蛟那样，也在东北赢得一个个胜利。
在东北，部队番号经常变，1945年10月我是东满人民自卫军第3纵队第4旅第13团1营3连战士，1945年12月下旬，我们团又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东满临时指挥部第3纵队第4旅第13团，1946年1月中下旬，我们团随所在纵队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第11旅第32团，1946年7月，改番号为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第11师第32团，1948年1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1师第32团，1946年1月到1947年7月，我先后在1营迫击炮连担任通讯员、副班长、班长、副排长。1947年8月，调到师政治教导队任学员。
东北环境非常恶劣，战壕很难挖，一次挖战壕我左胳膊伤了，七天七夜没合眼。冰天雪地没法挖战壕，有时把高梁秸垛起来倒上水一冻就成了。没地方睡就睡在街上，我那时缴获了敌人一件棉猴，穿着棉猴睡在街上，常常全身被大雪盖住。有一次，连长早上起来找不到，发现雪堆上有一个小气孔，扒开雪一看，我在里面。那时候身上的虱子遍遍的，行军时，虱子跑得满脸都是，抓不起，只得宿营时用火烤。那时经常插到敌后，一天都要跑120多里，腿全冻冰了，驻扎后打桶凉水，腿放里面拔，整个拔下一个大冰坨，要用热水腿就拔坏了，用这种办法我的腿手没冻坏。吃也没吃的，要把雪铲掉在雪地里找野菜吃。有时发现地主的冻猪肉，就改善伙食包饺子，还没吃，敌人来了，倒桶里挑着就走。有一次，连长受伤，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找到一户人家要点干粮。老大娘给完干粮，看到我连冻带饿的样子，说：“哎呀孩子，叫你妈知道了，可疼死了。”老家里确实惦记我，家里听一个老乡说，上一仗看见了我，就再没看见，家里以为我死了，爷爷都给我烧纸了，父亲托人捎信告诉我要是活着就捎张照片，我就照了张照片捎回家了。
尽管艰苦，但我得到了锻炼，1946年6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的部队也打了许多漂亮仗，首战南满路，解放鞍山、海城，歼敌一个师；参加四保临江，再歼敌184师；辽沈战役中，塔山阻击战阻击敌人六昼夜，保证全歼锦州之敌，解放全东北。
在鞍山、海城战役中，我任通讯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毫不犹豫地奉命调机枪班，准时完成任务。战后没休息就紧接着出发，走了两天一夜。行军途中，积极联系掉队的二排，并在天亮前与大部队汇合。在辽阳战斗中，我任炮兵班班长，部队向敌人进攻时，给予有力的援助，当步兵发起冲锋时，便跟随着冲锋，冲到城里后，发现敌人坚守在一座红楼里，火力密集，阻止了前进的道路，我便指挥炮兵准备射击，经过多次火力打击，最终摧毁了红楼，配合步兵全歼守敌，战斗结束后全班集体立功一次，并获得团授予的奖旗一面。
我们携带着塔山雄风入关，入关途中我们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122师第365团。部队进关后，首战平绥路，在康庄、怀来三天全歼傅作义两个军，再解放张家口。平津战役结束后，部队进驻北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在北平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我们没有留恋大城市，我们认识到南方的穷苦老百姓等着解放，于是决定南下。那时，我先后在钢炮连、迫击炮连任文化干事，我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了解思想情况及时向上反映。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积极，从未向困难低过头。南下行军途中，我曾临时在收容队工作。由于北方人初到江南水土不服，许多人得了痢疾，加上天热得要命，很多战士跳到水稻地里降温，一路上不少掉队的。我主要负责在部队后面收容病号，有时带病坚持行军，并积极照顾病号，鼓励他们前进，顺利完成行军任务。
部队到达湖南后，在金井地区休整一个月，1949年9月30日，向衡阳、宝庆中间地区攻击前进，在该地区包围一部敌人“围而不歼”，引敌主力北援，尔后直插祁阳及其东北地区，争取切断与堵击敌人向广西逃窜之路。在攻打一个山头时，我们听到了开国大典的消息，战士们群情激昂，一跃而起，攻下了山头。衡宝战役是41军南下作战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经10天激战，大小战斗20余次，歼灭白崇禧桂系主力第7军军部、171师（其中513团全部）、172师、71军88师、48军176师各一部，共歼敌4903人，为我军南下两广和西进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陆基本解放后，我曾指挥一个排在广东剿匪。那里山多林密，毒蛇很多，最头痛的是蚂蟥爬的满腿都是，蚂蟥头部有一吸盘吸血，钻到腿上要用力拍打掉。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打击了土匪，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得到老百姓送来的一面锦旗。
全国解放后，我先后担任过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军文化轮训队中队长等职务，1962年转业回文登，先后在检察院、公安局、人事局等部门工作。
我这辈子只是尽了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党组织却给了我很多荣誉，1948年12月进关时下连帮助工作，立二等功；1949年南下于长沙艰苦行军中立一等功；1951年10月于潮汕地区工作积极立一等功；1953年于第三十八速成中学因工作积极，受党校通令嘉奖一次；1955年获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勋章奖章；1957年助民修水库时，因工作积极受校党委书面通报表扬。
我现在生活很好，老辈子没遭的罪，我遭了，老辈子没享的福，我享了。老伴有时埋怨我太知足，说：“中国人彪，没有你这么彪的，在南方修水库，肋骨伤了，转业时好心的战友问你肋骨是不是没好，意思是评个残，回来有待遇，结果说你好了。好了么好了，多少年还齿齿着。”我小时定的那门娃娃亲，人家后来找地方了，我回老家找的老伴是高小毕业，年轻时她在村里搞宣传工作，跟着到部队也参加了工作，可到老还是临时工，好多人都笑我管人事工作却没顾得上管老伴的工作。我笑笑，心里说：咱北战南征活过来了，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老了不能为党分忧，但绝不能给党抹黑，要永葆党员本色。
（许建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