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经临汾牺盟会特派员李从文介绍，到二战区随营四分校去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那时的学员大都是全国各地来的爱国青年，我们10多个人
住在一间宿舍里。我们身无分文，也没有行头，晚上就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以茅草代替被褥。夜间懂得是在无法忍受，就起来在房间里踏步取暖。所以，大家都争
着晚上站岗，比睡觉要暖和一些。第二天起床号一吹响，就跑不到小河边用石头凿开薄冰洗脸。虽然冻得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由于日寇逼近了乡宁县城，3月底学校停办。大部分学院被分配到决死4纵队工作，我被分配到决死4纵队10总队（即33团）政治部政治队（宣传队），从事
抗日宣传工作。一天我正在排戏，我家的老邻居樊先生来找我说，母亲病重，想见我们兄妹三人（我的两个哥哥也参加了抗日工作）最后一面。我难过得哭了，但想
到马上就要到部队农村去演出了，临时换角色来不及了，我要等演出结束后再回家。樊先生在休息期间看了我们的排练和演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范先生对我说，
你妈没有生病，就是想你想的不行了。你在这里很好，我回去会告诉你妈，让她放心。
就在这年的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14岁。
1938年，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战友合影于山西石楼县。左起：丁炬、景路、侯荻。
1940年4月转业到晋西区文联，参加筹备组工作。5月晋西区文联成立打回召开，担任大会司仪。那天参加大会的领导有行署主任续范亭、晋西北军区司令员、120师师长贺龙、120师政委关向应、晋西北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张稼夫等。
我还记得，续范亭老特幽默，他讲话时说，群众中流行一个顺口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不会不会就开会，开会开会就会了。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大
家听后哈哈大笑。当我宣布由贺老总讲话时，他应大家邀请唱了《游击队之歌》，他是这样唱的，“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同志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惹的全堂哄堂大笑。
贺老总讲完话后，就把我上衣口袋里的小笔记本抽走了。他说，你这里有什么秘密让我看看。开完会后，他还给我了。当时的领导都非常平易近人。
这年夏天，调到青年干部学校任女生队指导员。青干校招收的学生，其中有很多都来自敌占区的青年、流亡学生，还有地主家童养媳。为根据地培养了不少干部。由于战争环境，青干校学习不正规，大家经常去背粮、背煤。
1940年--1942年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日本鬼子对根据地进行了6次大扫荡，野蛮实施三光政策。兴县县城内的建筑和房子，被大火烧了几
天几夜，几乎烧光。我们青干校原来住的骡马大店，只剩下残垣断壁，无法住了。经批准住进了被日本鬼子扫荡一空的挪威基督教堂。每人每天只有7两黑豆，而且
是被鬼子烧焦了的，吃着都是发苦的味道，我们吃了近两年。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全校师生没有一个不长虱子不害疥疮的。用饥寒交迫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
不夸张。经贺老总批准，把部队最后的黑布和棉花发给了青干校，大家才穿上了棉衣。条件虽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团结一致，没有人叫苦，顽强地坚
持学习，坚持工作，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现在回想起来，能在那种条件下坚持下来不动摇，主要原因就是越是艰苦越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越是考验每个人
的决心和意志。青干校的师生经受住了考验，解放后，青干校幸存者中不少人在的单位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或骨干。
1941年11月，作为晋西北青年代表团成员到延安参加全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住了半年，最高兴的有三件事，一是吃到了肉，二是读了不少名著（托人借的鲁艺图书馆的书），三是参加舞会，同朱老总共同跳舞。
向侯荻阿姨介绍基金会寻访抗日老战士项目的情况。左起：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段晓飞、侯荻阿姨、基金会理事张和平。
1942年2月青干校停办，我被分配到神府区青救会任文教科长。1940年罗毅、胡克实和方正之准备举行集体婚礼，可是我不愿那么早结婚，还想没有拖累的工作几年。方正之一生气就下乡了，最后到1942年才结婚。
1943年10月，在抢救运动中被人诬陷我是特务，受到批判。那时只要承认是特务，就给馒头吃，有些人饿的不行了，就坦白交代，吃了馒头有交代不出参加
特务的细节。我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在批斗会上当面批评诬陷我的领导，说什么时候会说真话了，就会曾任你在诬陷我。与会的同志们很愤怒，争先恐后发言
批判我，吐了我一脸的唾沫。当时我还小，真的不知道特务组织怎么参加，做些什么事，编都编不出来。我就一直坚持不承认参加过特务组织。最后我被押送到晋西
北党校二部接受审查，还带着3个月大的大儿子。在党校填“特务坦白表”时，我只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于是就这样填了。在党校天天学习和被大会小会
批斗，还参加劳动。女同志纺线，男同志开荒种地。没有想到，一天在打饭时，遇见了孩子的父亲方正之，他也是被捆绑着送到党校接受审查。我们俩都不敢多说
话。
没过多久，全校开批斗大会公安部门拍了300个兵背着枪坐在大礼堂后面，被批斗就是裴世昌（1946年牺牲，革命烈士，曾任七月剧社社长）和方正之。批斗大会整整开了3天，7天7夜不让睡觉。
1944年秋天中央下文，对逼供信造成的假坦白进行了甄别。现在回想起来，我从14岁到19岁，经受了两次审查，充分说明党内左倾路线的危害。那时组织审
查和被审查的人都很年轻，没有斗争经验。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战斗实践，那些参加领导和参加批斗过我，以及被逼供信说假话诬陷过我的同志，我对他们
从气愤到理解，成为了朋友，甚至成为患难之交。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都是有极左路线所造成的。
1945年在党校审查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岚县第一完小任校长。当时办学条件很差，教学设施简陋，教材缺乏，所幸1-6年纪的教室还算完整。经过大家的努 力，学校还是11月开学了。1947年由于缺乏经费，学校停办。我离开学习回兴县的那天，完小的师生列队把我送出县城外，我和学生们都留下了眼泪。那场景 我至今历历在目。
2014年7月31日下午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