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73年来，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可跟党走的信念越发坚定。
抗日寻党
1931年春，刚刚16岁的我，为了学点知识，找个工作，在家乡山东博兴县参加了师范讲习所学习。风云突变，“九一八”事变警醒了我，引领我走上抗日寻党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博兴，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心很齐，一致要求参加抗日。当时我并不知道，学校有个党支部，要求抗日就是党支部领导的。教育局没能答应我们的要求。于是，讲习所的50多个学生毅然罢课，到博兴附近的乡下宣传抗日。40多天后，学校提出谈判，指定我和郝其昌为谈判代表。要谈就跟县长谈。我们向县长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发枪抗日；二是发津贴；三是不准开除学生。县长基本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先派个军事教员军训，训好了再发枪；发三块大洋的津贴；学校不再开除学生。初尝谈判胜利成果，我们很是兴奋。
后来，我才知道，指定我当谈判代表，是党支部对我的考验。第二年春天，我就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因准备博兴暴动，党的队伍急需扩大，当年7月，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将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7月底，我参加了在汾王庄召开的省委军事会议。这次军事会议，确定并宣布了8月份的博兴暴动，成立候备县委。候备县委的使命是，一旦暴动失败，继续领导博兴工作。候备县委书记由师范讲习所所长王杰三担任，我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还有一个宣传部长。我们这些人不参加暴动，迅速各回各处，隐蔽下来。第二天，暴动的枪声就响了。
博兴暴动的军事负责人是马千里。为镇压暴动，韩复榘派了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驻扎在广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暴动失败了。
暴动失败后，我联络没有暴露的党员恢复组织，负责与省委联系。我有个做小买卖的叔叔，方圆几十里挺有名的。为了不暴露目标，我就以他的名字与省委通信。1933年，省委机关被破坏，敌人查到了我的那些信。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省长的韩复榘电报批复：就地正法！电报由县联庄会副会长赵延周收下，可巧他是党的外围组织赤色互济会成员。得知电报内容，马上让人通知我迅速离开。我赶紧撤离，到亲戚家躲了起来。我走后，敌人把我三叔抓起来，家里卖了地，又托了人，才把三叔赎出来。这时，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要找到党的决心一直鼓动着我。于是，我带上父亲送来的20块大洋到了大连，一边做小买卖一边找党。不久，候备县委宣传部长赵可宗也来到了这里。找不到组织，年轻气盛的我俩不甘寂寞，单枪匹马地发传单、贴标语，宣传抗日，结果被大连的便衣警察“黑帽子”注意上，要抓我们。为保护起见，当地老百姓说，你们还是走吧。两人一商量，这样蛮干不行，还得找到党。唯一的线索，就是到北京找同学。到了天津，两个人只有两块大洋了。那时，从天津到北京的一张火车票就得两块四的现大洋。走吧。天津到北京120公里，我们走了两天，脚上磨起了泡。正是暑假，找不到同学，我们只好住北京天桥。为解决吃饭问题，把仅有的两块大洋换成铜板。那时，一块大洋能换不少铜板。每天只能喝一碗50文铜板的杂面汤。
时逢张学良东北军105师在北京征兵，也说是抗日。与其这样等待，不如参加抗日队伍。于是，我二人加入了张学良的部队，住在北京马驹桥。一边出操训练，一边通过同学继续找党。不久，北京的同学来信说，105师里有党组织，你就找吧！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便留意起党组织的各种线索。那时的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又不能乱打听，只好等待时机。部队到了陕北洛川，我终于找到了党的组织——东北军中共工作委员会。“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开始在东工委工作了，主要是审查红军时期被俘的军人，审查一批往延安输送一批。我们还办了一张油印小报，取名《老百姓》，宣传反蒋抗日。我负责散发。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分散东北军，51军二次入鲁，东工委未能进入山东。于是，中央决定，一个军成立一个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我担任了东北军驻山东51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东北军，共产党一直是地下工作，我的公开职务是军需上士。党在51军的工作委员会，开始叫敌军工作，统战之后叫友军工作，即便是统战后，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公开。所在旅旅长说，“我知道，有的人白天是抗日抗日，晚上是共产共产。”
1941年，原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在老河口叛变。接党中央通知，东北军中凡与项接触过的共产党员一律撤出。离开东北军，我真正感到回到了家。回来后，我在共产党山东分局担任了社会部训练班组织科长，专门审查从东北军撤出来的干部。审查工作结束，我奉命担任了清河区社会部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当时，胶济线以北、津浦线以东为清河区，1944年以后，与冀鲁边合并为渤海区。
1943年，正值日寇春季大扫荡，我执行一项护送任务返回途中，在博兴王文附近被俘。看我不像当地老百姓，敌人把我从滨县押送到张店俘虏收容所关押了半年。由于原清河区公安局警卫队副队长的叛变，我被辨认出来。紧接着是劝降，我不为所动。为了邀功请赏，博兴县长周胜方把我从鬼子那里要出来，软硬兼施，企图让我供出博兴的党组织，没有得逞。结果，把我推到地窖里，一关就是几个月。这一天，伪军把我提出来，押着往北走。我想，可能要到刑场了。我丝毫没有惧怕。结果，越走越不像，分明来到了县城。不一会儿，我的一个战友李铁峰也被押来，我们一同被押到利津县。
到了利津才知道，这是“走马换将”，即交换俘虏。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一个飞行员在沿海飞行侦察时，被我军迫降，交到清河司令部。冈村宁茨以10个县城或先进武器交换，我方没答应，提出要人。于是，就有了我和李铁峰被解救的一幕。回来后，山东分局还发了嘉奖令，表彰我们坚贞不屈、誓死不降的大无畏精神。
归队后，正赶上成立渤海区，我担任了渤海区社会部长、公安局长。这段时间，我们坚守在东营垦利一带海边，与日本鬼子展开游击战。仗着一片长成大树且盘根错节的荆条林，坦克开不进，骑兵走不了，日本鬼子只好用机枪扫射。凭着天然屏障，我们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
为党分忧
凭着对党的追求和信念，我从风起云涌的战争年代，走进了国家和平建设年代。时代变了，党的执政地位日趋巩固，我仍凭着对党的忠诚，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身体力行地为党分忧解难。这一点，我在济南局工作期间的体会最深。
1949年春节后，时任华东组织部长的曾山与我谈话，调我担任华东铁路总局党委常委、社会部长兼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52年改为济南铁路管理局，我担任政治部主任，又于当年11月继陈大凡同志之后，担任了济南局第二任局长，兼党委书记。
在济南局工作十多年，我经历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年代的风风雨雨，参与了勤俭办企业、实行运输方案的历史过程，由于这两项工作成绩比较突出，还在全国介绍了经验。
这期间，两件亲身经历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想来，它不是我的个人行为，而是那个时期的干部所共有的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牢记党的宗旨，时时想着群众，不脱离群众，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953年，当局长不久，我到各分局站段走走看看，了解情况。来到青岛，那里有个大仓库。我进去一看，掉泪了。这竟是一处职工家属宿舍。这里面，一溜木架搭建的大盘炕，有的用席子，有的用蚊帐，隔成一块儿块儿的，一个方块就是一家，睡觉时，这家的胳膊能伸到那家。对这样的生活环境，刚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工人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可我想，关心职工生活是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的明显标志。当场表态，无论多么困难，一定要让住在仓库里的职工有自己的住房，一家一户过上安稳日子。随后，我在青岛地区做了一个报告，动情之处，我再一次掉了泪。正值三年恢复时期，国家经济困难，建房谈何容易，钱在哪里？从第一任局长开始，铁路局设有很少一点首长基金，主要用来对职工行车安全正点的奖励。谁都知道，安全是铁路的命脉，可掌握安全命脉的人却没有房子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下决心把这部分钱拿出来用于建房。最终让职工家庭搬出了大仓库。1954年，安徽省淮南县被洪水淹没，巢湖泛滥，别说铁路运输，我们的职工都被困在了那里。我带着人到巢县，请求地方救助。当时是从城墙上进去的。举眼一片汪洋，老百姓一个挨一个地趴在那里看着大水。长达214公里的铁路线被冲得一节一节的，咱们的职工也被逼到了棚车顶上。‘那情势真叫危险，让人很是紧张。我们坐着小船，一站一站地走着。到了巢南裕溪口，线路被冲了一个70米深的大坑，我找了个船工，带着警卫员前去查看。离着老远，小船就被深坑形成的旋流往里吸。船工害怕了，忙说：“不行，不行，可不能往那里去。”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不仅坐在船上查看、慰问，还得跟地方政府接洽，解决救人、吃饭、喝水问题。运水很困难，是用大水车、水桶通过小船运送的。那段时间，我和受灾的职工始终在一起。20多天后，大水退了。在蚌埠站，我与总工程师牛渚在慈禧太后时期的龙头木制工务车上住了两个多月，领导和指挥抢修铁路。尽管困难重重，也许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缘故，在抢修中并没感到有多大压力，那会儿的铁路职工也干劲十足，上下拧成一股绳，很快将严重损坏的铁路抢修好，恢复了运输生产。
回想我这一生，虽平平淡淡，但无怨无悔，直至生命终结，我将永远是党的忠诚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