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3日我和哥哥郭兴三一起参加了由马保山为司令员的八路军胶东八支队。
1939年7月，接上级命令，我们八支队和由萧华将军领导的部队数千人联合在泰安至莱芜放城与日本鬼子和汉奸部队进行了一场恶战，打得十分惨烈。战斗冲锋中，一块弹片打到我的左眼上，顿时鲜血直流，战友见我负伤，赶快把我抱起来，放在一处安全的树林中。直至战斗结束，清点人数时，首长问是否有人见到郭介鲁？两名战士当即汇报：他左眼负伤流血，就在那边山头树林里。
这时的我，由于流血过多，已不省人事，生命垂危。幸亏队里很快派人把我从山上救下来，及时手术把左眼球摘除。支队领导派我哥哥照顾我治疗养伤。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伤势逐渐好转，但是，左眼永远失去了。
这年底，部队首长问我：“小郭，是留在部队，还是回家？”我当即回答：“首长，虽然我左眼没有了，右眼还行，我还能做事，哪怕是替首长喂马我也干！我要继续打日本鬼子。”见我如此坚决，首长决定把我留下。
就这样，我到司令部通信连当了一名电话兵。后在寿光电话排担任了排长。当时战斗频繁，通信器材不够用，司令部决定，把一部从敌人那边缴获的50门的电话总机拆成10门、5门总机，分发到连队供通信联系使用。第一次，是由一名技师负责拆装的。晚上，我提着马灯给技师照亮，并在旁边看技师怎样拆、怎样装。我年青，脑子不笨，又有高小文化，等技术学到手，我向首长请示：第二门由我来拆装，请技师在一边指导。结果，我成功了，内心非常激动，首长也很高兴。
50门总机分拆安装很快完成，还得把分拆的总机装在木头盒子里。谁打木盒呢？我自报奋勇：“入伍前，在老家学过木匠，这活我能干。”没几天，我就把木盒打好了。
1940年底，我从通信连调入团参谋处当通信参谋时间不长，部队领导又把我调到新泰区，担任副区长，属部队在地方上的一个编制，仍穿军装。后来，组织上把我调到鲁南军分区党校学习一年。毕业后，我留在鲁南担任工商管理局华丰总厂任总厂长，分管肥皂厂、毛巾厂、造纸厂、织布厂，抓部队后勤生产和部队供给。
1945年“8·15”日本鬼子投降后，党组织把我送到枣庄铁路训练班学习。培训学习后，我同一起参加培训的80多名学员重新回到部队，我被分配到掖县特务团管理股当股长。1948年，我随部队由益都到坊子，由部队转到铁路，迎接新中国铁路建设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