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班是越南最早参加革命活动的党员之一，受到越南反动势力迫害，1932年流亡到中国广东，从此参加了中国革命。1934年2月李班到中央苏区后，由陈潭秋和何叔衡两位同志恢复了他的党籍。1936年-1939年，李班先后任中共汕头市工委和韩江工委负责人、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长、中共梅县中心县委书记，期间着手恢复和重建了兴梅地区的党组织。
入 党后，我就一直在梅县搞地下工作，先到女子师范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后又到农村去开展地下工作，还曾去了梅县一个苏区，那是周恩来副主席在广东时创建的。后 遭遇国民党围剿，苏区未转移的的党员都隐蔽起来了。我到那里逐一审查，我们的党员都是硬骨头，好样的，没有一个叛党，我们把党组织又建立起来了，恢复了党 的工作。
这样到了1940年，组织派我去延安，途径桂林，时任中共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安排我留在办事处工作。我当时一心想去新四军，想上前线打仗。但李克农不同意，我只好服从命令留在办事处工作到10月份。我才又动身去延安，途径重庆，在红岩村工作到12月，周副主席派了三辆车，送我们一批人，其中有朱老总的女儿等革命后代去延安。就这样我终于到了延安。
在延安先进了女大学习，女大撤销后又去了延安大学学习，任支部书记。我不愿在后方总是学习，一心想去前线参加战斗。于是就写了要求上前线的报告，组织批准了我的要求，安排我去了晋西北。
1942年 我来到晋西北的雁北地区工作，在当时我算是知识分子，就被安排给时任地委书记的李登瀛当秘书。后来中共塞北工委书记高克林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到基层工作、 锻炼，这正合我意。于是我被派到左云县委任组织部长。左云县（原隶属山西省雁北专区，现隶属大同市）位于山西最北部，地处塞北高原，条件非常艰苦。雁北地 区虽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属于游击区，与敌占区犬牙相错，日本鬼子经常袭击根据地。我到左云县之后就遭遇了一次与日本鬼子的激烈战斗，战斗打得很惨 烈。
1942年4月， 不久我就调到兴县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组织科工作，那时分局驻北坡村，林枫同志是分局书记，张稼夫同志是宣传部长，秘书长是王达成。杜心源同志是行署民教处 长，我也住在北坡村，我的主要工作是搞甄别。当时晋绥整风肃反受到康生整风扩大化的影响，不少干部受到审查。我印象很深的一位四川籍干部叫康乃尔，在四川 加入党组织，从延安来到晋西北。由于叛徒出卖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康乃尔就因为是四川地下党员，被怀疑为叛徒、特务而受到审查。康乃尔同志的甄别工作 就是我做的。
对于这种扩大化的极左倾向，分局调查室主任段云同志发脾气说，哪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如果有这么多的反革命，根据地还能存在吗？一定要抓紧搞甄别。我也认为，四川地下党出了叛徒，难道在根据地工作的四川人都是叛徒吗？当时分局有两个笔杆子一个是段云同志，一个是叶石同志。
抗战胜利后，我调到偏关县委工作，偏关县隶属二地委，地委书记是杜心源同志。偏关很苦，老百姓很穷，农村很多家一都是家人只有一条裤子。
在医院看望余洁阿姨。左起：田小明、段晓飞、杜秀文、余洁阿姨。 
左起：田小明、段晓飞、余洁阿姨、杜秀文、余洁阿姨女儿王丹妮。
我是广东人，吃惯了大米。来到晋西北吃榆树皮、榆树叶，榆树皮磨成粉加上高粱面合起来吃，榆树叶很粗，很难往下咽。就这还吃不饱，能吃黑豆都算不错的了。小米非常少，小米和其他杂粮都留给伤病员吃了，还要支援延安。
看着我的吃相，同志们和我开玩笑说，广东佬出洋相了，咽不下去.....可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我是为了远大的理想心甘情愿吃苦的。
由此有人怀疑我的革命动机，要我交代，家里这么有钱，怎么到晋西北来吃苦。我说我并不是走投无路才来参加革命，是为了崇高的理想，我从不后悔。老乡问我：妮妮（对年轻姑娘的称呼），你是外地人吧？这里这么苦，是不是被征兵过来的？怎么没缠过脚？
晋西北老乡真是好啊，非常淳朴。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把粮食省出来支援部队，给伤病员。
感谢晋绥老百姓，他们真好，请带我向他们问好！
2015年10月13日下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干部病房
采访人：段晓飞 杜秀文 田小明
